【摘要】： 梁啟超的法律思想是中國近百年法律思想和法學理論體系建設的思想源頭之一。梁啟超既是中國舊史學的終結(jié)者,又是新史學的開拓者。他以新史學的范式,來書寫其所理解的法律專門史。如果說沈家本在中國古代法學的基礎上將中國法學領上了近代法學的軌道,那么梁啟超運用其西方近代法學的深厚功底,將其向前大大地向前推進了一步。就某種意義而言,梁啟超在法學理論上的創(chuàng)見更大,更值得肯定。 他撰寫的《中國法理學發(fā)達史論》、《論中國成文法編制之沿革得失》是其法史學研究的代表作品。他把先秦儒家、墨家、法家、道家的爭鳴解釋為“放任主義”(道家)、“人治主義”(儒,墨)與“法治主義”、“國家主義”(法家)的斗爭。他認為中國古代有主張“自然法”與反對“自然法”的斗爭。他對于中國歷代成文法進行了系統(tǒng)梳理,列出中國歷代成文法有“法律之種類不備”、“法律之固定性太過”、“法典之體裁不完備”、“法典之文體不適宜”等四大缺點,從而指出了今后立法中應當注意的問題,至今仍有借鑒意義。 他是近代中國廣泛引介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第一人。他引介西方法律學說的范圍之廣,影響之深,都遠遠超過了沈家本,更超過了嚴復。經(jīng)他所介紹的西方近代思想家有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邊沁、伯倫知理、波倫哈克等人。他對國體政體學說、三權分立學說、政法論及法治主義學說、功利主義法學、國家與民族理論等等,進行了全面深入的介紹,并加入了個人的認識。 他是一個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法學家,他強調(diào)法律制度移植過程中的國情原則,把引進的西方法律學說與本土相結(jié)合,有其成功之處亦有其失敗之處。因此把梁啟超作為近代思想家的典型個案來理解那個特定時代思想先驅(qū)者們的奮斗經(jīng)歷和成功與失敗的經(jīng)驗教訓,對于當代法學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但不可否認,其著述啟蒙力量有余,學理論說不足;其法理研讀,因無實際法科研修的歷練,難免想當然。其史料考證不如沈家本嚴謹,其外語水平不如楊鴻烈、吳經(jīng)熊杰出,因而在評價中國傳統(tǒng)成文法與先賢法律思想和引介西方近代法律思想時,難免帶有自己的主觀臆斷與想象。但他站在所處的那個時代的高度,將近代法史學向前推進了一大步,開創(chuàng)了新史學范式下的法律專門史的學術傳統(tǒng),其杰出貢獻不容抹殺。民國時期后世學者在法史學研究上,沿著梁啟超開辟的新史學寫作范式,吸收并在多方面發(fā)展了他的法史學研究成果,在資料掌握、研究視野與多學科方法運用上,在對中外法律制度與法律思想耕耘的深度和廣度上又大大超越了梁啟超本人,影響及于今日。
【學位授予單位】：蘇州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08
【分類號】：D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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