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20-04-06 00:58

【摘要】：1757年清政府下令只開放粵海關,留廣州一處對外通商。自此,大批西方商人涌入廣州,外國人大都聚居于此。隨著貿易不斷擴大,外國人的逐漸增多,中外之間的往來與溝通也越加頻繁。同時,糾紛也隨之發(fā)生,其中不乏刑事案件。根據犯罪主體和犯罪對象的不同,涉外刑事案件主要可以分為外國人對外國人的犯罪、中國人對外國人的犯罪以及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犯罪。而據現有史料記載,清政府在處理不同類型案件中與外國人發(fā)生了很多沖突,尤其是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犯罪及外國人之間的犯罪案件。沖突的發(fā)生是綜合原因導致的,而中西間巨大的法律文化差異則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所以本文旨在通過研究清朝前期涉外刑事案件,分析比較中西法律文化沖突。通過對鴉片戰(zhàn)爭前涉外刑事案件的梳理,中西法律文化間的碰撞主要表現在權大于法與法大于權、集體本位與個人本位、重實體輕程序與程序、實體并重三個方面。權大于法與法大于權是中西在權力和法律關系上的差異,傳統中國在人治的模式下,權力凌駕于法律之上。統治者一人獨裁,掌握立法權,法律只是維護其專制統治的工具。清朝前期,在皇帝的人治之下,確立了處理外國人殺害中國人案件應適用的原則。依據該原則,外國人依法應享有的上訴權和秋審權利被剝奪,同時定罪量刑時應適用而不適用過失和正當防衛(wèi)的免責條件。此外,外國人對外國人的犯罪案件依清律屬地管轄的原則,應由清政府處理。但其從未行駛管轄權,皇帝甚至以諭令形式明確不干涉原則。而西方則主張法大于權,“王在法下”,應依法定罪量刑,法律至上。集體本位與個人本位是中西在法的本位上的沖突。中國的集體本位與西方的個人本位有著完全不同的淵源與內涵,集體本位的法律文化孕育了連帶責任,其被適用于清朝前期涉外刑案的處理中。其次集體本位在本質上也是義務本位,在華外國人的權利相對于義務微乎其微,尤其是自由權利受到了嚴格限制。而西方的個人本位則主張個人責任及個人權利,這就引發(fā)了兩者間的碰撞。重實體輕程序與實體、程序并重是中西在訴訟法律上的沖突,之所以有這樣的差異在一定程度上緣于中外間不同的價值取向,即無訟與正義。傳統中國對無訟的追求在價值層面上促使輕程序傳統的形成,訴訟法律的發(fā)展受到很大限制。而西方所追求的是正義,認為只有法律才是實現正義的唯一途徑,將程序與實體置于同等地位,因而訴訟法律發(fā)展完備。所以西方人主張案件必須經過正當法律程序的審判,當事人應享有法律賦予的訴訟權利。而在涉外刑事案件的處理中,很多案件并沒有經過公正的訴訟程序即定罪處罰,同時被告人辯護權缺失。此外,因訴訟法律缺乏約束力,司法官員貪污腐敗盛行,尤其在外國人對中國人的犯罪案件中,外國人屢遭勒索,這都與西方的程序正義相悖。
【學位授予單位】：安徽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8
【分類號】：D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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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615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