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維路徑創(chuàng)新，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王玉平：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維路徑創(chuàng)新

時間：2012-12-14              字體：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同步開啟的。歷經(jīng)李大釗等人對唯物史觀的初步領悟，瞿秋白、李達、艾思奇等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界說，只有到毛澤東哲學才實現(xiàn)了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維路徑創(chuàng)新體現(xiàn)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一般和個別的分析，真正掌握其立場、觀點和方法；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精神轉化為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溝通理論通向現(xiàn)實的道路；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轉化為中國人的話語系統(tǒng)，形成以“實事求是”為其理論核心的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一、從歷史發(fā)展進程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同步開啟 

　　眾所周知，在20世紀初，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學說傳入中國，而主要思想則是唯物史觀的有關內容。所以，中國人一接觸到馬克思主義首先知曉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而且是源于馬克思的文本、或別人介紹的馬克思的哲學學說。 

　　因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xiàn)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史觀所以首先為先進的中國人所選擇，是基于解決近代中國“救亡圖存”歷史主題的需要。在涌入中國的眾多西方學說中，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史觀突出的實踐性特征，使它能夠成為中國人拯救民族危亡的理論武器，它不僅是當時中國人所尋找的社會主義學說的理論基礎，而且指明了中國社會的道路和方向，最符合中國人的理論需求。因為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雖然產(chǎn)生于資本主義時代，卻又是批判和否定資本主義、指向歷史發(fā)展未來的現(xiàn)代哲學，并在東方俄國取得了勝利，從而成為中國人所認可的能夠融合中西哲學的媒介。李大釗指出：“由今言之，東洋文明既衰頹于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質之下”，只有“第三種文明”，“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泵珴蓶|也曾指出過，中國共產(chǎn)黨人是以俄為師、是為解決中國社會的發(fā)展道路而選擇馬克思主義的。正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史觀突出的實踐性特征深深吸引了中國的先進分子。所以李大釗率先舉起了馬克思哲學唯物史觀的大旗。陳獨秀也是被唯物史觀的實踐功能所吸引而選擇之，他把馬克思的學說及其精神歸結為“實際研究的精神”和“馬克思實際活動的精神”。毛澤東更進一步認為：“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jù)�！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之初，先進的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選擇，首先是其唯物史觀。盡管還不是自覺意義上的哲學選擇，但鑒于當時由中國社會的實踐需求所決定的理論指向——尋找社會主義理論、馬克思實踐哲學固有的理論本性與中國社會現(xiàn)實需要之間的相契合，鑒于當時所接觸到的資料條件——比如李大釗僅看到了日譯本的《共產(chǎn)黨宣言》、《哲學的貧困》和《<政治經(jīng)濟學批判>序言》以及日本馬克思主義研究者對馬克思思想的介紹，還有中國知識分子已有的傳統(tǒng)文化的積淀以及理論準備不足的制約等等因素的作用，在客觀上也促成了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最初的理論選擇，將著眼點放在其唯物史觀上。 

　　一般而言，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日起，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過程，也就開始了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程。但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在毛澤東哲學中才得以實現(xiàn)的。 

　　二、從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歷史演進脈絡來看，思維方式的變革是毛澤東哲學創(chuàng)新的決定性因素 

　　黑格爾認為：“哲學乃是一種特殊的思維方式”，其特殊性就在于，哲學思維是“反思”，而非直接性的認識。若這樣來理解哲學，那么，“對于思想方式的更進一步認識，乃是正確地把握哲學事實的第一條件”。黑格爾確實道出了哲學發(fā)展之關鍵。確如黑格爾所說，哲學作為一種“反思”的學問，如何反思，以什么樣的方式進行反思，便決定了哲學理論的性質及其發(fā)展道路。 

　　哲學思維方式的實質，就在于它是對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也就是對人與世界的相互關系的反思�！胺此肌迸c人的存在方式的關系，實際上是人的一種理性活動和人的生存活動之間的關系，也就是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如何理解和處理理論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即哲學思維以何者為立足點便決定了不同思維方式的分野：若從理論出發(fā)，以理論、原則、理性為立足點來說明人的存在，即為理論哲學的思維方式；若從實踐出發(fā)，即以人生存的生活世界、以人的現(xiàn)實的活動為立足點來說明理論的根據(jù)、性質等等，則為實踐哲學的思維方式。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是在揚棄了以往哲學的基礎上形成的實踐哲學的思維方式。馬克思認為：“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彼詫嵺`對理論的根源性、決定性作用為前提，科學地解決了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實現(xiàn)了哲學思維方式上的根本性變革，從而實現(xiàn)了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以往哲學的超越。 

　　從哲學思維方式的角度來考察，馬克思主義哲學自傳入中國至毛澤東哲學形成這一過程的理論發(fā)展狀況，則可發(fā)現(xiàn)，由于不同的哲學思維方式對其傳播、理解、體悟及創(chuàng)造，其理論的存在形態(tài)發(fā)生了兩次理論范式的變化，構成了三個互有區(qū)別的階段。 

　　1.理論選擇——對唯物史觀的初步領悟 

　　中國近代社會的中心問題是“中國向何處去”，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如何才能獲得自由解放，擺脫帝國主義的奴役。圍繞著這一問題，在思想文化領域內展開了錯綜復雜的“古今中西”之爭，其內容就是如何有分析地學習西方的先進文化，批判地繼承自己的民族傳統(tǒng)，以便會通中西，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為了解決“古今中西”之爭，正確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的歷史難題，有效地進行社會改造，這就要求人們具有更加廣闊的歷史視野和更為深邃的哲學思維。 

　　基于中國社會現(xiàn)實生活的需要和中國近代哲學的思維傾向，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對具有突出實踐性特征的馬克思唯物史觀的認同和接受，并初識馬克思主義哲學之實踐哲學的真精神便具有歷史的必然性。但是由于他們不完全是從學理上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將理解和接受的著重點放在其革命的批判的理論本質和“改變世界”的實踐功能上，所以又難以避免諸多理論上的局限性。這便使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接受和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特征表現(xiàn)為：以李大釗為代表的中國第一代馬克思主義者，最初都是在一種“社會主義學說”的意義上理解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因為它最初就是作為一種社會主義學說而引進和接受的。既然馬克思的哲學唯物史觀最初并未作為哲學來被認識，其哲學思維的特質便被遮蔽了，對此，人們就難以從“人的存在方式的反思”的意義上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唯物史觀，而只是將它當成一種極具實用價值的改造社會的方法。所以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第一種存在形態(tài)，只是根據(jù)現(xiàn)實的需要選擇了馬克思唯物史觀中諸如“經(jīng)濟的決定作用”、“階級斗爭”等理論觀點，才在某種程度上觸摸到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精神。 

　　2．理論闡釋——“理論哲學”的體系界說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來自蘇俄的、具有典型蘇俄特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中國人學習和認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要藍本。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在中國的發(fā)展過程中，由唯物史觀形態(tài)到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相結合形態(tài)的轉變，體現(xiàn)了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由初步領悟的唯物史觀向具有理論哲學特征的蘇俄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轉變，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存在形態(tài)的第一次理論范式的轉型。這一理論范式的轉型主要是通過一批學者型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完成的，他們固然深受中國哲學實用理性傳統(tǒng)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主要體現(xiàn)在對蘇俄十月革命成功經(jīng)驗的認同上，由對其實踐的認同而對其理論無條件地接受。所以這一時期中國人傳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主要為蘇聯(lián)的斯大林哲學模式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俄國十月革命以后，瞿秋白首次將辯證唯物主義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介紹到中國，并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詮釋為“求宇宙根底”的學問，用物質的統(tǒng)一性說明世界的統(tǒng)一性，以此為前提來解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整個理論體系。這就從實際上已經(jīng)走向了理論哲學模式，轉向一種實體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雖然瞿秋白特別強調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即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但卻沒有從實踐對理論的根源性、決定性作用的角度，即不是用實踐哲學的思維方式來說明理論和實踐的關系。所以，在瞿秋白解說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系中，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就僅僅是一種外在的關聯(lián)，即理論只是改造實踐的“思想武器”。 

　　李達在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作為一個理論體系闡釋時，將“實踐”作為整個理論體系的核心范疇，并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稱為“實踐的唯物論”。強調要以實踐的觀點為基礎來解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各個組成部分及其相互關系，闡發(f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體論、辯證法、認識論，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以實踐為基礎的自然觀與歷史觀的統(tǒng)一。但他介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體系又是起始于自在世界的物質統(tǒng)一性，然后將關于整個世界的唯物辯證法則推廣和運用到社會歷史領域形成歷史觀。所以，其理論體系構建的基點仍然在理論自身而非實踐，終歸還是一種知識論型的本體論�！　� 艾思奇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神秘玄妙的殿堂引向實際生活，使深奧的哲理通俗化而迅速深入人民大眾。但因其解釋“藍本”的理論哲學性質，在使人民大眾迅速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基本觀點的同時，也使理論哲學的思維方式不斷擴大并留下了深遠的影響。 

　　3．理論創(chuàng)新——毛澤東實踐哲學的創(chuàng)造和發(fā)展 

　　毛澤東作為革命家兼哲學家，首先是一個革命家，這就決定了他的哲學探求必然是以實踐為前提的，他所從事的中國革命的實踐也必然內在地促使他探求一種實踐哲學。所以，毛澤東對中國哲學中實用理性傳統(tǒng)的繼承，就不是僅僅體現(xiàn)在對蘇俄十月革命成功經(jīng)驗的認同上，更體現(xiàn)在他是用領導中國革命的親身體驗去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這樣，對中國革命實踐的切身體驗，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滋養(yǎng)，再加上對馬克思主義哲學著作的獨到領悟，三者融合在一起，最終造就了毛澤東的實踐哲學思想。毛澤東繼承和發(fā)展了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思維方式，并借助于此，提升了傳統(tǒng)的中國古代實踐哲學，他并不是直接拿中國古代的實踐哲學與馬克思的實踐哲學相對接，而是進行了理論上的創(chuàng)造性轉換。一方面，繼承了中國古代實踐哲學的不尚空談、立足于人們現(xiàn)實生活實踐的思想精華；另一方面，凸顯了人的主體意識，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改造客觀對象中的巨大作用，并創(chuàng)造性地實踐之。并且，在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下，毛澤東將馬克思的實踐哲學與中國革命實踐、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相結合，在揚棄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同時，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轉化為能為中國人接受和認同的話語系統(tǒng)，從而實現(xiàn)了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 

　　毛澤東以實踐哲學的思維方式，緊緊把握住中國革命的極端特殊性，將中國社會現(xiàn)實的具體性和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普遍性結合起來探尋解決中國問題的獨特方法和道路，所以能為中國革命找到正確的方向和道路。因為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性質，以及由此而帶來的經(jīng)濟、政治、文化發(fā)展的極端不平衡和極端復雜的狀況，使中國革命帶有極大的特殊性，雖然它被認為是屬于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卻既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chǎn)階級革命，也不同于俄國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以中國革命就沒有可以直接借鑒的理論模式和實踐模式，必須基于自己的歷史條件和國情基礎進行探索，也正因為如此，在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等等一系列問題上引發(fā)了反復的路線斗爭，經(jīng)過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付出了沉重的代價。毛澤東在總結了經(jīng)驗教訓后終于戰(zhàn)勝了形形色色的錯誤路線，并超越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城市武裝起義模式，找到了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應該說，尖銳的現(xiàn)實斗爭和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為毛澤東實踐哲學的思考和構建奠定了實踐平臺，使毛澤東能夠創(chuàng)造性地將馬克思的哲學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與中國的傳統(tǒng)哲學相結合，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中國化的實踐哲學。毛澤東哲學的問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又一次理論范式的轉型，即由理論哲學轉向實踐哲學，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經(jīng)歷的一次質的飛躍，是理論的升華和創(chuàng)新。 

　　當然，毋庸諱言，作為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的毛澤東哲學，其思想資料的直接理論來源是來自蘇聯(lián)的具有理論哲學特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從直接意義上說，這一理論模式構成了毛澤東哲學得以產(chǎn)生的思想地平線。它不僅影響了毛澤東哲學，而且影響了整個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特征和理論傾向。 

　　三、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思維路徑分析 

　　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基本途徑和方法，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相結合來實現(xiàn)的。這里的關鍵是“如何結合”。毛澤東依據(jù)其實踐哲學的思維方式，從理論和實踐上成功解決了這一問題。 

　　1．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進行一般和個別的分析，真正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精神，即其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抗日戰(zhàn)爭時期，毛澤東針對黨內出現(xiàn)的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學風，號召全黨同志要“學會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軍事和文化，對每一問題要根據(jù)詳細的材料加以具體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論性的結論來”。毛澤東的這一號召，不僅為反對教條主義指明了方向，而且對如何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指明了方向。因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固然是產(chǎn)生于“歷史已成為世界歷史”的時代，而使其理論從根本特性上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意義，但就其理論的具體論述、具體結構及具體表現(xiàn)形式來說，卻是德意志民族的，并帶有19世紀中后期的時代特征。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普遍性原理，同具有明顯時空特點的具體論述、具體結論融為一體，前者存在于后者之中。再加之馬克思的哲學思想在相當程度上都是在服務于現(xiàn)實斗爭的論戰(zhàn)中、或者是在闡明具體問題的過程中闡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的這種“現(xiàn)實性”，同時也是一種“局限性”，尤其是一些具體的觀點、結論、方法就只是特定境況中的真理，若不顧時空特點，生搬硬套到具體情況不同的中國，就會導致教條主義。所以我們在將馬克思主義哲學運用于指導中國實際時，必須一方面緊緊把握其實踐哲學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還要以當時當?shù)氐膶嵺`為尺度，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進行歷史的分析、進行共性與個性的分析，從具有具體時空特征的具體論述、具體結構中分離和抽取出具有普遍意義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要求我們必須科學、準確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和方法。 

　　2．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立場、觀點、方法轉化為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在具體操作層面上溝通理論通向現(xiàn)實的道路 

　　理論的形成需要經(jīng)過一個從感性具體到達理性具體的過程，正如黑格爾所言：“哲學是最敵視抽象的，它引導我們恢復到具體�！碑斎�，黑格爾是僅僅停留在思維的具體中，而哲學理論的發(fā)展則需要從理性具體再回到“感性具體”——即現(xiàn)實的實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fā)展，之發(fā)展也必須是在與中國具體實際的結合中才能實現(xiàn)。我們都承認“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最集中體現(xiàn)了馬克思實踐哲學的根本精神，對這一根本精神，從方法論的角度來理解，就是不為任何現(xiàn)狀作辯護，即對現(xiàn)狀永遠持批判分析的態(tài)度，才有改變世界的內在動力。而對于一個帶領群眾進行革命斗爭的政黨來說，則是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理論通過具體的路線、方針和政策轉化為打碎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實踐過程，從中發(fā)揮出理論的巨大實踐功能，在實踐理論的同時發(fā)展理論。 

　　毛澤東哲學的宗旨是源于實踐又回歸于實踐，以其突出的方法論特色，解決了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船”和“橋”的問題。但毛澤東并沒有停留于說明作為方法的“船”和“橋”是什么，而是更進一步地說明了怎樣使用這些“船”和“橋”的問題，即通過制定政策和執(zhí)行政策來解決如何展開“實踐－理論－實踐”、“特殊－一般－特殊”及“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過程。 

　　毛澤東指出：“政策是革命政黨一切實際行動的出發(fā)點，并且表現(xiàn)于行動的過程和歸宿。一個革命政黨的任何行動都是實行政策。不是實行正確的政策，就是實行錯誤的政策；不是自覺地，就是盲目地實行某種政策。”“人們的實踐，特別是革命政黨和革命群眾的實踐，沒有不同這種或那種政策相聯(lián)系的。”要形成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必須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一切從實際出發(fā)，即向實際作調查，毛澤東認為，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而不了解情況，則政策勢必錯誤。在民主革命時期，因脫離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制定出錯誤政策而導致革命失敗有兩次最為突出：一次是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政策，全然不顧誓將共產(chǎn)黨置于死地的蔣介石的本性和行為，寄希望于汪精衛(wèi)和其他國民黨將領，幻想以退讓求團結，只講聯(lián)合，不講斗爭，結果導致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另一次是王明的“左”傾教條主義政策，照搬蘇聯(lián)的經(jīng)驗，在軍事上、肅反工作中、統(tǒng)戰(zhàn)和白區(qū)工作上實行一整套“左”的政策，使黨的事業(yè)受到嚴重損失，幾乎斷送了紅軍，斷送了黨。所以，系統(tǒng)而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jù)具體情況，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jù)‘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qū)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緣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倍鴱膶嶋H出發(fā)、向社會作調查，就是要求黨制定的政策必須符合中國國情，符合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比如，1941年11月，毛澤東在《陜甘寧邊區(qū)參議會的演說》中強調，中國共產(chǎn)黨提出的各項政策，必須顧及到中國社會“兩頭小中間大”的國情狀況，要特別顧及農民、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以及其他中間階級的利益，制定使各界人民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都有飯吃的政策。在土地關系上，一方面實行減租減息，使農民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過活。在勞資關系上，一方面扶助工人使工人有工做，有飯吃；另一方面又實行發(fā)展實業(yè)的政策使資本家也有利可圖。所有這些，都是為了團結全國人民，合力抗日。這樣的政策是符合現(xiàn)時中國國情的政策，也是符合最廣大人民的利益、能夠調動最廣大群眾抗日積極性的政策。正是因為制定和執(zhí)行了符合國情、符合實際、并能為群眾所認可和接受的正確的政策，所以我們才能夠使敵人陷于滅頂之災的人民戰(zhàn)爭的汪洋大海之中。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回憶中國革命斗爭的歷程時說：“我們打了二十八年，曾經(jīng)吃過大敗仗，三十萬軍隊剩下了二萬多，后來轉變了，這主要是個政策問題，與其說我們打的是軍事戰(zhàn)，還不如說我們打的是政治戰(zhàn)。因而，政策問題是很必要的�！彼运麖娬{：“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敝袊旅裰髦髁x革命歷程中的經(jīng)驗和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面充分說明，是否實行正確的政策和策略，直接關系著中國革命的道路和前途。中國共產(chǎn)黨所以能不斷地克服艱難險阻而走向成長壯大，關鍵是依靠正確的政策決策，“只有黨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軌，中國革命才有勝利的可能�！闭_的政策策略架起了中國共產(chǎn)黨人改造中國社會的理論和實踐之間的橋梁。 

　　3．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轉化為中國人的話語系統(tǒng) 

　　“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在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結合中，必須對中國傳統(tǒng)哲學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換，實現(xiàn)兩種實踐哲學的溝通與對接。因為，雖然馬克思為全世界無產(chǎn)階級留下了豐厚的哲學思想遺產(chǎn)，但這些著作“都是用歐洲的文字發(fā)表的，在他們的著作上說到中國的事情并不多”。正如黑格爾所說的：“一個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語言來習知那最優(yōu)秀的東西，那么這東西就不會真正成為它的財富，它還將是野蠻的�！彼裕诟駹枴傲η蠼探o哲學說德語”，意在力求使那些并非產(chǎn)生于德國的哲學德國化，成為德國的思想財富。同樣的道理，要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成為中國人的財富，也得“教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這就需要通過對中國哲學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精神、原則進行改造，同時又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納入到中國人的思維模式之中，將馬克思主義哲學用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民族形式及大眾化的語言闡述出來，就像列寧在關于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時所說的：“你們當前的任務，就是要繼續(xù)關心怎樣在每一個國家內用人民懂得的語言進行共產(chǎn)主義宣傳�！币驗槿魏我粋�國家，“單靠一支先鋒隊還不能實現(xiàn)向共產(chǎn)主義的過渡。必須激發(fā)勞動群眾從事獨立活動和把自己組織起來的革命積極性（不管他們的水平如何）；把指導較先進國家的共產(chǎn)黨人的真正的共產(chǎn)主義學說譯成各民族的文字；實現(xiàn)那些必須立刻實現(xiàn)的實際任務，同其他國家的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起來共同斗爭�！边@就是說，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掌握群眾才能實現(xiàn)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化，起到改造世界的作用，因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jīng)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而要掌握群眾，就必須將馬克思主義哲學轉化為群眾聽得懂、學得會的語言去宣傳和教育群眾，才能真正使理論的力量變?yōu)槲镔|的力量。毛澤東哲學所以能成功地實現(xiàn)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在文化上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科學地改造了中國傳統(tǒng)的實踐哲學，并努力“讓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中國話”，從而才在實踐創(chuàng)新的基礎上實現(xiàn)了理論創(chuàng)新，將馬克思的實踐哲學發(fā)展為以“實事求是”為其理論核心的中國化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決定了不能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必須確立實踐哲學的思維方式。要理解并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超越理論哲學，將我們的視野和思路納入到實踐哲學的軌道上來。因為，中華民族要實現(xiàn)真正騰飛，必須大力提高民族的思想能力、思想水平。這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就是，思維方式的植入和滲透，把來自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盡可能地轉化為我們自己的思想能力，即努力將其實踐哲學的思維方式轉化成為我們自己的思維方式，去思考現(xiàn)實和歷史，去進行實踐創(chuàng)造和理論創(chuàng)造，才能夠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創(chuàng)新和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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