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為一種歷史悠久的人類傳播實踐,“講故事”在人們口耳相傳、來回往復的談話中展開,其對世界的關照和解釋,包含著講述者與傾聽者之間的共享、溝通、互動以及對周邊資源的動員,承載著特有的媒介邏輯和媒介語法�？梢哉f,在文字還未出現(xiàn)時,人們就已經(jīng)通過“講故事”的實踐編織起人類社會的意義之網(wǎng)。然而,當人類傳播被文字和印刷技術中介之后,“故事”的重要性逐漸被“信息”所取代,“講故事”至多被視為一種寫作技巧,其影響雖不曾消失,但已歸于沉潛。當前,在建基于互聯(lián)網(wǎng)的、高度媒介化的社會中,“講故事”的實踐被再度喚醒、強力激活,以一種富有穿透力的媒介邏輯進入了不同的社會領域。于是,我們發(fā)現(xiàn):一方面,無論是專業(yè)媒體、機構(gòu)媒體還是個人自媒體都將“講故事”視為創(chuàng)新傳播理念、增強傳播能力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從國家政治領域,到專業(yè)群體、行業(yè)精英,亦或是普通個體都開始了自身的“講故事”實踐�；诖�,本研究從媒介邏輯與社會各個領域的互動出發(fā),試圖以“美好生活”——這一關涉新時代黨的奮斗目標、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遷、以及每個中國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政治話語和社會議題為抓手,使用個案研究、文本分析、深度訪談等方法,探究在媒介化環(huán)境中,各個領域的“講故事”實踐如何開展,又如何共同形塑了關于“美好生活”的中國表達。首先,本文論證了作為一種媒介邏輯的“講故事”,從“顯見”到“沉潛”到被再度“激活”的流動過程。同時,在媒介化理論的社會建構(gòu)路徑之上,本文指出:應將關注的焦點從“作為文本的故事”轉(zhuǎn)向“作為實踐的講故事”之上;并強調(diào)“講故事”實踐包含著多元主體的行動與創(chuàng)新,而非媒介邏輯對其他社會建制的單向影響。其次,本文著眼于國家政治領域提出的“講好中國故事”的戰(zhàn)略規(guī)劃,認為這一政治傳播理念的生成倚賴于政治領域和媒介領域的互動與互塑。在媒介化背景下,以習近平總書記為代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以“講故事”的方式闡釋新時代“美好生活”的內(nèi)涵:在國際傳播中,“中國故事”成為打破中外溝通壁壘,呈現(xiàn)“美好中國”的高效“轉(zhuǎn)譯機”;在國內(nèi)輿論引導上,講好“人民故事”則成為創(chuàng)新輿論引導方式、占領信息傳播制高點的強力“助推器”。同時,通過對習近平總書記重要系列講話和相關報道的分析,本文認為以“習近平講故事”為代表的媒介化實踐,敘事輕靈、回歸口語、重視情感、長于互動,實現(xiàn)了宏大與微末、理性與情感、主體與客體的互融。在“習近平講故事”的話語實踐和創(chuàng)新之中,政治領域?qū)崿F(xiàn)了其“美好生活觀”的社會抵達,并為其他行動主體參與“美好生活”的話語言說提供了框架。進而,在國家政治理念的引領下,伴隨著媒介化與其他社會進程的深度互動,各個領域的行動者開始了自身的故事講述,引發(fā)了圍繞“講故事”實踐的多維共振。首先,作為“講故事”實踐的“排頭兵”,主流媒體搭建起新時代主流輿論引導的媒體矩陣。同時,各個行業(yè)領域火熱地開展起“講好本行業(yè)故事”的動員,其中行業(yè)精英們通過“講故事”,將其通往“美好生活”的成功學分享給行業(yè)共同體及社會公眾。此外,以“新移民”為代表的普通社會個體也越來越多地經(jīng)由媒介講述自己的故事。在這一過程中,“新移民”們獲得的存在感、歸屬感和安全感,成為其在大都市追求“美好生活”時的心理支撐和精神寄托。媒介化的進程中,政治領域提出了“講好中國故事”的創(chuàng)新理念,國家領導人率先將“講故事”的實踐運用于新時代“美好生活觀”的闡釋之中,并引發(fā)社會共振,一種關于“美好生活”的政治理念和意識形態(tài)逐漸嵌入日常生活實踐的常規(guī)和瑣碎之中。于是,“美好生活”搭載著“講故事”的列車,逐漸成為了一個能夠融通中外、勾連上下的新范疇:在多元主體的“講故事”實踐中,政治領域、主流媒體、行業(yè)機構(gòu)和普通個體共同形塑出“美好生活”的中國表達。而由此引發(fā)的,關于“故事”與“信息”、“媒介”與“人”以及媒介研究的“實踐”路徑的思考,為我們在媒介化背景下重思人類溝通和社會整合提供了可能。因而,筆者亦希望以“講故事”為切口,為人類鋪建“巴別塔之路”的進程貢獻一塊小小的磚瓦。
【學位授予單位】：安徽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9
【分類號】：G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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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799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