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敘述范式，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內容提要: “民國機制”的發(fā)明是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的延續(xù)，重估“延安道路”的文學史敘述則是革命范式的當代實踐。二者之間雖然在問題意識、價值立場等方面彼此對立，但皆試圖以中華民族主義為軸心，建立一種本土化的現代性敘事，進而表征出各自的“特殊模式”的現代中國想象。啟蒙范式與革命范式、“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的“沖突性共存”表明，當代中國已經沒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tài)能夠完成排他性的權威建構，只能選擇在與其他意識形態(tài)的對立沖突、協商對話中彼此共存，而正是這種眾聲喧嘩的歷史狀況，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敞開了新的學術空間。

　　 關鍵詞：民國機制，延安道路，范式，特殊道路，漫長的中國二十世紀

　　 新世紀以來，有關“民國文學史”的討論成為一個學術熱點。從最初構想“民國文學”、“民國文學史”到提出“民國史視角”，[1]這個議題逐漸由名實辯證層面深入到史觀建構層面。學者李怡繼而提出“民國機制”的概念，從重構研究范式的角度，給予“民國文學史”以結構性的理論支撐�！懊駠鴻C制”這一概念的出現，在將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推向極致的同時，亦讓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范式問題[2]再次浮出歷史地表：與中國文學的“古典機制”相對的“民國機制”，面臨著來自“延安道路”的挑戰(zhàn)。從自1990年代開始，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即備受質疑，其中尤以來自“新左派”學者的批判最為令人矚目，顯示了“延安道路”的遺產在今天依然具有持久的批判性力量。而以蔡翔、賀桂梅等學者的著作出版為標志，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3]想象亦初步完成了其文學史重寫，從而與日漸成型的“民國機制”構成了彼此對話的局面。作為具有強烈現實針對性的理論創(chuàng)造，無論是啟蒙范式的“民國機制”發(fā)明，還是革命范式的“延安道路”想象，皆從不同立場分別面對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真問題”，二者之間的糾結、對立與對話，也正是這些問題、危機不得解決的具象化。據此言之，梳理“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各自的源流，闡釋啟蒙范式與革命范式之間的對立同一關系，不僅事關中國現代文學學科本體的歷史合法性的建構，而且也涉及到對現代中國之社會結構、思想狀況和文化脈動的批判性理解。

　　 一、發(fā)明“民國機制”與“重寫文學史”

　　 “民國機制”這個概念可謂相時而生，擁有完成自身理論生產的三重文化背景。其一是中國現代文學學科內部知識生產的需要，“民國文學史”作為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備受追捧。其二是在相關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領域，有關“民國史”、“民國思想史”、“民國知識分子”的研究成果卓著，羅志田、許紀霖等人的著述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三，隨著商品經濟和消費文化的興起，新興城市中產階級希冀從歷史追溯中獲得新的文化身份認同，從而形成了一個“張愛玲熱”、“上海摩登熱”到“民國熱”這樣一個民國懷舊的大眾文化潮流�！懊駠鴻C制”因此不僅僅是現代文學學科自身的學術生產，而是在與相關知識領域以及大眾文化潮流的相互激蕩中所生成的、具有強烈意識形態(tài)關聯性的概念范疇。民國懷舊構成了個體——無論是市民大眾還是文化精英——與現實社會體制之間的一種想象性的抵抗關系，“民國機制”則將這種想象性的抵抗關系給予了理論性的抽象。

　　 中國文學的“民國機制”的抵抗性想象，首先體現在對于之前所有現代文學史概念范疇的“檢討”上。在分別質疑了“中國新文學史”之“新”的歷史不確定性，“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之“現代性”價值標準的非本土性之后，中國文學的“民國機制”透過還原“國家歷史情態(tài)”[4]的邏輯被建立起來，其強調的是中國現代文學在民國時期得以發(fā)生、發(fā)展的機制性力量：“民國機制就是從清王朝覆滅開始，在新的社會體制下，逐步形成的，推動社會文化與文學發(fā)展的諸種社會力量的綜合，這里有社會政治的結構性因素，有民國經濟方式的保證與限制，也有民國社會的文化環(huán)境的圍合，甚至還包括與民國社會所形成的獨特的精神導向，它們共同作用，彼此配合，決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特征，包括它的優(yōu)長，也牽連著它的局限和問題�！盵5]“民國機制”泛指現代文學生產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外部因素，其在與強調去政治化的“純文學”史觀劃清界限的同時，亦注重現代文學的自律機制與“國家歷史情態(tài)”之間的對話。

　　 其次，“民國機制”試圖發(fā)明一個存在于民國時期的“文化公共空間”，以與現代中國歷史進程中形成的一體化的社會機制形成對比。李怡認為這個開放、包容、多元的“民國機制”具有三重保障功能：“作為知識分子的一種生存空間的基本保障，作為現代知識文化傳播渠道的基本保障以及作為精神創(chuàng)造、精神對話的基本文化氛圍�！盵6]其之所以得以成型，既因由傳統專制體制的瓦解，又源于民主共和的新道統的形成，同時還有五四啟蒙運動的沖擊，從而使現代中國文學擁有自由發(fā)展的基礎�！懊駠鴻C制”這一概念特別強調其對于國民黨專制獨裁的有效制約功能，并使民國時期的歷屆統治集團都未形成一體性的權威，從而使主張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文化力量和政治團體得以發(fā)出自己的聲音和主張。“民國機制”甚至還涵養(yǎng)出一種被稱為“民國范兒”的知識分子氣質，傳統文化、現代精神與道德力量被混雜在這個“民國知識分子樣本”之上，使之成為具有反抗集權、思想獨立、追求民主、向往自由的典范。

　　 “民國國家歷史情態(tài)中的現代文學”和“知識精英主導的民國公共空間”是“民國機制”論述的兩個核心內容。前者通過對西方中心主義的“沖擊/反應模式”的啟蒙現代性敘事的解構，試圖建立一個本土化的現代文學史敘述形式；而后者則通過鉤沉、建構一個相對開放、多元的民國公共空間，重申了憲政、民主、自由、人權等價值的普遍性意義。從這個兩個層面來說，中國文學的“民國機制”在建構邏輯上，實際就是一種“反（西方）現代性的（本土）現代性”論述。在啟蒙現代性的價值立場上，其與新時期以來的“重寫文學史”思潮基本一致，只是更為激進化和精英化。激進化表現在“民國機制”的倡導者對于兩個“革命”的推崇上：一個是共和體制之建立的“辛亥革命”，一個是啟蒙文化霸權之確立的“五四”革命。這明顯區(qū)別于1990年代以來的“告別革命、回歸晚清”學術傾向。精英化則表現在對于民國精英的夸張，認為“民國機制根植于近代以來成長起來的現代知識分子群體，根植于這一群體對共和國文化環(huán)境與國家體制的種種開創(chuàng)和建設，根植于孫中山等民主革命先賢的現代理想。”[7]當然，這種更為激進的啟蒙范式的現代文學論述是建立在“民國”這個本土化的“國家歷史情態(tài)”中，而不是“現代”這個西方中心的“世界歷史結構”中。

　　 雖然“民國機制”被描述為一個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新范式，但其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新時期以來的啟蒙范式的現代文學史敘事的新變體，而其主要特點就在于將啟蒙現代性的主要價值主張進行實體化建構，使之落實于“民國機制”這樣一個具有特定時空限定性的概念范疇中�！懊駠鴻C制”作為一個文學史新概念，在其倡導者的論述中變得幾乎無所不包，舉凡民國時代的經濟、政治、文化、教育等機制，皆在其論述范圍之內，這讓它看起來非常類似于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的概念。意即“民國機制”作為一個集政經文化體系為一體的機能性系統，既是統治性意識形態(tài)實現的場所，這個統治性意識形態(tài)就是“三民主義”，同時也是其他政治集團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共產主義左翼組織等進行文化斗爭的場所，民國知識精英在這個進行意識形態(tài)競爭的機制中，被賦予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這個多元一體、開放包容的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不過是研究者對于“民國機制”的再生產，其承載了當代自由主義知識者關于一個建立在憲政民主理念之上的“公共空間”的諸多想象，而非是處于亂世中的民國時代的真實反映。在這個立足于當下中國的“民國機制”中進行的現代文學史生產，自然也只能是一種當下觀念的編織，而不完全是歷史事實的再現。

　　 從顛覆革命范式的霸權到發(fā)明“民國機制”，新時期以來的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流轉一圈，似乎又回到了起點。“民國機制”的發(fā)明并沒有形成新的研究范式，而只是啟蒙范式的自我退化：其現代性價值認同從一個“世界視野”退行到“本土視野”，而歷史意識則從“連續(xù)性”退行到“斷裂性”、從“現代中國”退行到“民國機制”，乃至有意忽略“左翼文學”和“延安道路”的歷史性在場。如果“民國機制”真的是一個具有更大理論涵蓋性的新范式，那么它必須面對并解決一個問題是，為何“民國機制”為其內生的“延安道路”所取代？甚至“民國機制”在當下中國的出現本身，就直接面臨著來自“新左派”學者之重估“延安道路”的理論挑戰(zhàn)。

　　 二、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

　　 從重構“五四”新文學的資產階級性質到建構“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新時期中國“重寫文學史”思潮起始于挑戰(zhàn)革命范式的“近代/現代/當代文學史”論述的霸權，并在不斷地理論探討和書寫實踐中確立了在最近三十年的主導性地位。不過，由于國家主流意識形態(tài)依然堅持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雖然獲得了文化符號層面的權威，卻并未動搖建立在“革命范式”基礎之上的現代文學學科體制。這意味著“革命范式”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雖然沒落，卻依然在強烈制約著啟蒙范式的現代文學史論述，并形成了諸多象征性的禁忌，使后者不得不永遠處于一種“挑戰(zhàn)者”的地位上，“民國機制”的發(fā)明即是一個最新的癥候。

　　 即便學科體制依然是“延安道路”的遺產，但是建立在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基礎上的經典“革命范式”的現代文學史論述本身，經由1980年代啟蒙思潮的沖擊已然式微，幾乎完全失去了在當代思想建設和話語生產層面的影響力。可是自1990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狀況的急劇變化，一個批判“重寫文學史”思潮、重估中國左翼文學、社會主義文學的潮流迅速興起，并最終形成了新的革命范式的文學史論述。這是一個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它不是經典“革命范式”的簡單延續(xù)，而是在新的歷史境遇、理論話語刺激下的產物。其完成話語構建的基礎性因素有如下幾個：其一，1990年代以來的社會貧富差距拉大、階級狀況的惡化，是社會主義話語復興的社會背景；其二，中共實際上從來沒有放棄“延安道路”的意識形態(tài)核心性；其三，革命社會主義遺產一直在中國底層大眾文化中占據重要地位；其四，西方馬克思主義、后殖民主義等帶來的理論和方法論影響；——等等。應當注意的是，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不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衍生物，其與“民國機制”一樣，也是作為一種“抵抗性”的話語，出現在學術研究領域的。

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首先建立在對于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的意識形態(tài)批判上。“重寫文學史”被認為是一個以“文學性”和“現代性”為意識形態(tài)表征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實踐，而“二十世紀文學史”則是要把“一個資產階級現代性敘事硬套在中國現代的歷史發(fā)展上，用資產階級現代性來馴服中國現代歷史，這種文學史的故事具有明顯的意識形態(tài)的預設和虛構性�！盵8]“重寫文學史”在確立張愛玲、錢鐘書等作者及其作品的經典地位的同時，以“文學性”匱乏的名義策略性地忽略了左翼文學、新中國前三十年文學的文學史地位，并同樣形成了新的歷史書寫的空白。更重要的是，“重寫文學史”作為一種抵抗性的文化創(chuàng)造和思想實踐，在歷史的轉換中退換為一種維護既有權力結構的新意識形態(tài)，是發(fā)展主義意識形態(tài)在文學史領域內的反映。與“重寫文學史”的“中國/世界”視野一樣，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也具有一個“中國/世界”視野，不同之處是在于后者將社會主義的全球衰落、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的延續(xù)和現代化意識形態(tài)的全球擴散，作為新時期中國“重寫文學史”運動的“外部因素”加以批判，(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而將市場資本主義的崛起，現代化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的確立以及學院學科體制的科層化等作為“重寫文學史”確立起文化霸權的內部因素予以揭示。[9]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批判話語，其針對的對象就是“現代化”意識形態(tài)及其文化表征之一的“重寫文學史”思潮。

　　 僅僅批判“重寫文學史”顯然是不夠的，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必須形成自己的文學史表述，才能真正構成一種具有現實針對性和未來意義的理論創(chuàng)造。但是，如何形成與革命時代的經典“延安道路”敘事不同的論述，而又不落入其意識形態(tài)陷阱，既賦予新“延安道路”想象以現實批判性，又堅持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歷史正當性，顯然是一項充滿了挑戰(zhàn)的任務。在根本的社會主義價值立場及歷史態(tài)度上，新“延安道路”想象不可能與經典的“延安道路”有任何不同，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其實就是對于作為一種普遍性思想資源的社會主義的維護，即如蔡翔的夫子自道:“如果我們?yōu)樽约捍_立了這樣一種‘歷史態(tài)度’，即對中國革命的正當性的強調——這一正當性正式建立在‘弱者的反抗’的基礎之上，它要求把勞動，也把勞動者從異化的狀態(tài)中解放出來。我想，我沒有任何理由把這一現代的‘造反行為’解釋成為一種非正當性的政治訴求�！盵10] 在相關論述中，“延安道路”被視為一次尋找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之外的“替代性方案”的歷史實踐，各種資本主義現代性概念如民族國家、精英代議制、科層化體系、資本分配原則等均受到挑戰(zhàn)，“延安道路”中創(chuàng)造出來的階級國家、人民民主、群眾運動、分配正義等概念得到新的闡釋。

　　 與“重寫文學史”不同，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顯然擁有不同的問題意識、歷史判斷和理論來源。在對現實中國的社會性質的判定上，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一方面認定新時期以來的改革開放讓中國完全融入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并成為其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則堅持社會主義價值觀在后革命中國依然擁有不可忽視的政治、文化力量，它不是來自官方的冠冕堂皇的意識形態(tài)口號，而是有著抵抗市場資本主義之破壞性后果的思想遺產。經典“革命范式”的文學史敘述是考察中國文學如何完成從近代到現代、再到當代的現代轉型的，社會主義的當代文學是中國文學無可辯駁的歷史終點。而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則試圖從社會主義文學、文化實踐中抽取出革命性的思想，其是對革命中國之社會主義文化、文學的批判性繼承。蔡翔便極具策略性地將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總結為一個場域性的、生產性的動態(tài)歷史過程，認為其內部充滿了復雜的對立、沖突、緊張，并因此而形成具有自我否定性動能的“繼續(xù)革命”性，“延安道路”不再是一個極端排他性的歷史決定論教條，而是一個充滿歷史可能性、空間想象力和現實超越性的結構性裝置。

　　 試圖從一種“失落”的意識形態(tài)中總結出思想性的內容，顯然是一項巨大的挑戰(zhàn)，其幾乎注定要遭到來自各個方面的質疑。不過，市場資本主義的興起、階級狀況的惡化、革命遺產的揮之不去、西方新左翼理論的輸入，以及對于全球化過程中的西方霸權擴張的警惕等等因素的存在，讓在后革命時代重啟“延安道路”的想象擁有其自然的合歷史性，革命范式的現代文學史敘述藉由新的理論資源卷土重來，并與主導性的的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形成對立與對話關系。

　　 三、范式“沖突”的“中國模式”

　　 “民國機制”是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在新世紀的最新發(fā)明，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則是“革命范式”的當下轉換。二者都是立足當下中國追溯現代文學史，其各自“真理性”的歷史生產并不是自說自話，而是以彼此的堅持、沖突、對話凸顯出了這個時代的問題、矛盾與危機。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范式沖突隱含著這樣一個問題意識，研究者面對當代中國的現代性狀況和思想危機而進行文學史重寫的時候，他們將用一種什么樣的辦法處理過去并映照出現實的危機。大致上，啟蒙范式的“民國機制”顯示的是一種偏向于憲政民主的資本主義現代性的努力，而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想象則堅持著公平正義的社會主義現代性的理想。

　　 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歷史中一直貫穿著范式沖突的問題，啟蒙范式和革命范式分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占據主導地位，并總是面臨著來自對手的明里暗里的挑戰(zhàn)。新時期中國三十年是啟蒙范式確立起支配性地位的時期，并完成了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到“民國文學”的范式擴散，其價值主張和歷史態(tài)度隨著范式的擴散而越來越明確，最終造成了所謂“民國機制”的意識形態(tài)表達浮出水面。與此同時，邊緣化的革命范式亦通過理論調整而重新出場，將被啟蒙范式忽視的歷史現象和現實問題引入到歷史敘事中，并與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發(fā)生正面碰撞。重估“延安道路”的論述對于這種基本立場上的對立有著充分的自覺：“所謂‘現代中國’（即民國機制）則主要指晚清以后，中國在被動地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的時候，對西方現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或者直白地說，就是一種資產階級現代性——當然，這也是兩種比喻性的說法——而‘革命中國’（即 延安道路）毫無疑問的是指在中國共產黨人的領導之下，所展開的整個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的理論思考、社會革命和文化實踐�！盵11]

　　 “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的沖突是中國追求現代性道路的不同選擇之間的沖突，二者在當代中國同時作為一種“抵抗性”的歷史表述出現，乃是因為對當下中國之政治狀況和社會危機的不同判斷造成的結果。發(fā)明“民國機制”意在指出“延安道路”延續(xù)至今的專制主義是當代中國不能完成憲政民主的根源，，今日中國之自由匱乏的狀況依然是革命的遺產；而“延安道路”想象則認為當代中國的現代性危機乃是片面追隨市場資本主義的后果，因此必須重估中國社會主義的理論創(chuàng)新和歷史實踐在當代的意義。對立的問題意識、價值判斷，造成了完全對立的敘事，可以從“民國機制”和“延安道路”的相關論述中分別找出一些關鍵詞來進行比對。論述“民國機制”的關鍵詞主要有現代、啟蒙、憲政、民主、共和、自由、自由知識分子、民國范兒等，而重估“延安道路”的關鍵詞有革命、尊嚴、正義、平等、勞動、情理、社會主義新人、勞動模范等。前者的論述關注理性、民主與自由，而后者則強調平等、正義與尊嚴，二者之間似乎具有不可調和的沖突，并互相將現實危機的來源歸結為對方，但卻是又各自針對了現實的問題所在，并帶來了不同的歷史闡釋和解決方案。

　　 范式沖突的不能解決象征著現實危機的延續(xù)，而對立范式的“沖突性共存”，也意味著它們作為一個整體性結構的對立兩極，具有內在的現實關聯性及歷史同一性，這個沖突本身的不能解決一方面是百年中國現代性轉型的歷史遺產，另一方面也是這個現代轉型不得完成的文化指標物之一。一般觀點認為，“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顯示的是涇渭分明的路線之爭，并實際上形成了中華民國時期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之間的歷史斷裂。但事實上，民國史與共和國史共同構成了中國作為現代國家的生成史。民國時期所締造的憲政共和、人民主權、以黨治國、政治協商等“民國機制”皆為“延安道路”締造的共和國所改造性的繼承，并形成了四個主要的政治體制——共和國體、黨的領導、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政治協商會議。[12]更為核心的是，在建構意識形態(tài)主導的一體化社會結構的建國路線上，“民國機制”和“延安道路”幾乎完全一致，只不過民國時期由于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三民主義為意識形態(tài)核心的黨國一體化結構沒有完成其社會整合，從而給知識分子保留下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化“公共空間”。

　　 發(fā)明“民國機制”與重估“延安道路”的對立同一性，還體現在二者不分軒輊的民族主義立場。“民國機制”論述毫不諱言其“中國中心主義”傾向，激烈地表達著從西方中心的“沖擊/反應”的研究模型中掙脫出來的意愿，認為西方話語經由中國作者主體的提煉和“國家歷史情態(tài)”的淘洗，已經完全中國化。至“民國機制”論述的出現，“重寫文學史”完成了一個從“走向世界”到“返回中國”，從堅持“普世價值”到強調“中國特色”的這樣一個封閉性的路線圖，其把“重寫文學史”思潮之世界視野中的民族主義訴求推向極致。重估“延安道路”的中國中心主義則建立在反帝、反殖民的論述中。在左翼知識者的論述中，革命中國曾經一度掙脫了這個殖民資本主義的世界，并企圖重新建立一種新的世界體系，而后革命中國則顯然已經喪失了這種主體意志。無論是發(fā)明“民國機制”還是重估“延安道路”，實際上都成為實現民族主義的手段，邏輯上類似晚清中國之“中體西用”模式，“西用”是西方器物和理論，而“中體”則從“儒教禮制”一路演變?yōu)楸舜藳_突的“民國機制”和“延安道路”。

　　 民族主義與反（西方）現代性相連接構成一種自我背反的民族主義（本土）現代性論述——即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敘事�！懊駠鴻C制”表面上針對對象是“延安道路”，而其“潛在的對話對象是‘現代性’這一話語模式”[13]，并試圖在中國的“國家歷史情境”發(fā)現中國主體性的現代機制�！懊駠鴻C制”其實就是中國主體性的現代性機制，“機制”這個詞匯具有囊括一切現代性經驗的結構性力量，并在“民國”這個前綴下實現了其“另類現代性”的具體所指。重估“延安道路”的論述一方面肯定中國革命的現代性性質，另一方面又認為其具有拒絕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反現代性”的特征。反現代性的現代性使“延安道路”具有濃郁的本土色彩，并曾經通過這種地方性革命經驗的普世化論述，使革命中國一度加入到對于世界未來的定義的爭奪中。發(fā)明“民國機制”與重估“延安道路”都在發(fā)明一種中國特色的“另類的現代性”路徑，其作為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方案”，不僅僅是一種地方性經驗的總結，而且也意味著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結構中創(chuàng)造一種差異性的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性，這種建構差異性的努力同樣顯示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范式創(chuàng)造中。

　　 左與右、啟蒙與革命、“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現代中國”與“革命中國”的對立，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范式沖突的主要內容。不過，橫向對立的兩極卻圍繞著同一個縱向軸心——中華民族主義——此起彼伏，并皆致力于構建一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論述，民族國家成為對立范式的同一性目的：即便是中國現代文學中的那些超越性的現代/社會主義議題，也總是需要的經過民族形式的轉化才得以呈現[14]。民族國家不僅壓倒了啟蒙，而且最終也壓倒了革命，致使無論是發(fā)明“民國機制”還是重估“延安道路”，都必須首先自我標示為一種“中國模式”的機制或革命。

　　 四、“特殊模式”與漫長的中國二十世紀

　　 中國的現代化既是一種世界化，也是一種國家化。在由精英主導的自上而下的現代轉型的過程中，不同階層、身份的個人擺脫傳統等級制的束縛，似乎皆平等地從屬于想象的國家之下，從而完成從“臣民”到“國民”的現代主體塑造。在這個過程中，追隨現代性與抵抗現代性的情結極其矛盾的結合在一起，不但暴露在現代中國的政經文化的實踐中，也充分體現在關于這個現代性進程的歷史書寫中。無論強調普世價值的啟蒙現代性，還是追求國際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最終都會呈現出一種“回歸中國”的傾向，并不約而同地強調某種機制或道路的中國特色。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民國機制”或“延安道路”，其實都是“特殊模式”的不同意識形態(tài)鏡像。

“反現代性的現代性”的“特殊模式”論集中表達的是中國現代史中的難以逾越的二重性矛盾：私與公、天下與世界、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啟蒙與革命、精英與大眾、個人與國家、普世性與特殊性、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等等，這些貫穿中國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的對立關系，每每在時代轉向而需要作出歷史抉擇的關鍵時刻凸現出來，并特別地彰顯為意識形態(tài)領域內的左右之爭。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范式沖突中，可以明顯的觀察到那種為中國道路塑型的渴望，雖然雙方在表面上對于所謂“特殊模式”的主張是如此迥異。溝口雄三認為，中國的現代是在前現代中國的基體上展開的，(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與建立在個人自由、私有產權等市民權力基礎上的西方現代性完全不同，從三民主義的“民國機制”到毛澤東思想的“延安道路”，是一條彼此銜接的大同式的現代化路徑，其不是通過“個”而是通過“共”，把民生、民權、民族連接為一體，構成了一個同心圓結構，它在起點處便是一種獨特的、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化道路。[15]這就導致了“民國機制”是與西方不同的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延安道路”亦是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不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后革命時代的“中國模式”當也是與新自由主義經濟不同的中國特色的市場社會主義。

　　 實際上，中國追求現代性的“特殊模式”既不是右翼的“民國機制”，也不是左翼的“延安道路”，當然更不是混雜莫名的當代“中國模式”，而是貫穿于現代中國百年歷史的內在結構性力量，其或者就是金觀濤和劉青峰提出的“中國社會超穩(wěn)定結構”。兩位學者認為，從秦漢一直到今天，中國社會深層組織方式一直沒有改變，這就是社會整合建立在人們對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認同之上，即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組織一體化。[16]中國的現代轉型是通過意識形態(tài)調整來應對外來沖擊，而不是通過改變社會組織方式來完成主體性的現代變革。雖然歷經決然不同的晚清的“憲政改革”、民國“共和革命”和共和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但是不同“中國模式”的“發(fā)生機制”則沒有變化，即“一體化結構組織方式要求政治統治權威由意識形態(tài)提供”[17]。根據這個意識形態(tài)主導下的一體化結構模式，再去考察“民國機制”和“延安道路”就會發(fā)現，它們都具有以意識形態(tài)認同來形成一體化社會的功能與企圖。只不過更符合“均”、“公”、“天下”等傳統思想的“延安道路”，顯然在大眾動員、社會組織方面占據優(yōu)勢，從而最終戰(zhàn)勝“民國機制”，完成了一體化的中國社會組織的再生產。

　　 這個在西方沖擊下的中國社會的現代轉化遵循著一個三環(huán)節(jié)邏輯：原有一體化解體——意識形態(tài)更替——新一體化結構建立。[18]考察一百多年來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發(fā)展過程，就會發(fā)現這個“一體化”的現代化轉型邏輯發(fā)生了三個循環(huán)。首先是從“晚清”到“五四”的循環(huán)。傳統社會在開放條件下解體，從而讓晚清文學呈現出復雜的多元化局面，“五四”時期完成了啟蒙現代性思想獨尊地位，現代新文學確立其文化霸權。[19]“民國機制”就是這個霸權得以體現的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其次是從“五四”到1949年的“第一次文代會”的循環(huán)。民國文學雖然形成了新文學的霸權，但是著新文學的僅僅是一種局部性的“城市文學”或“精英文學”，并沒有與廣大的鄉(xiāng)土中國產生聯系。也就是說，“民國機制”沒有徹底完成“一體化”的文化霸權的建構，導致“民國文學”處于一個相對多元的狀況中。甚至“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之前的延安文學也是混雜不一，直至“整風運動”確立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延安道路”的方向，并將文藝的大眾化、鄉(xiāng)土化和革命化作為核心理念，這就讓現代文藝與鄉(xiāng)土中國產生關聯，使之成為進行社會動員的重要工具。在“延安道路”的指引下，中共建立起新的一體化社會，亦完成了“當代文學”的“一體化”，[20]建立了“革命文學”的至尊地位，這個一體化的文學結構至今影響著文學生產及其歷史敘述。至于第三個循環(huán)，則是從“文革”結束到今天仍未完成的歷史過程，“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領域的“沖突”，既是新的“一體化”整合過程未能完成的標志，也是“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組織一體化”的“特殊模式”難以為繼的癥候。

　　 “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組織一體化”的“特殊模式”設計具有強烈的排他性。主流意識形態(tài)在建設其一體化的社會組織的過程中，一方面在內部會形成對于其他邊緣意識形態(tài)的壓抑，最終構成一種絕對的意識形態(tài)霸權；另一方面，對外則表現出一種反西方、反現代性的激進民族主義傾向，并特別強調一種本土現代性道路的絕對正當性�！疤厥饽Ｊ健钡默F代性論述并非中國獨有。19世紀德國的“特殊道路”論——一條既避免了自由主義的英法發(fā)展方式，又擺脫了俄國式的專制主義的“另類現代性途徑”、[21]日本昭和時代的“近代的超克”論——一種在抵抗西方近代的過程中生成的“東洋的近代”[22]，其實都是有關“特殊模式”的現代性道路的不同論述，并與“中國道路”形成比照。“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組織一體化”的“特殊模式”的不斷延續(xù)，使現代中國雖然不斷地完成各種現代性意識形態(tài)的轉換，但卻從來沒有實現社會組織機制的現代轉換，從而使中國的現代性道路充滿了難以克服的扭曲、異化和壓抑，甚至完全背離了其初衷——人的自由和解放，成為一個至今未能完成的方案。

　　 正是“特殊模式”的無意識結構陰魂不散，讓中國追求現代性的20世紀變得漫長又跌宕，形成了一個“漫長的中國20世紀”[23]的歷史狀況，無論是“民國機制”還是“延安道路”，其實都是這個“漫長的中國20世紀”的可替代性意識形態(tài)，而不能真正完成整個社會組織方式的現代轉換，當然也不能形成一個真正的開放社會。歷史終結的渴望糾結于歷史綿延的焦慮，滋生了建構各種宏大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沖動，而“20世紀中國文學”、“中國新文學整體觀”、“現代中國文學史”等橫跨20世紀的現代文學史敘事的不斷出現，正是“漫長的中國20世紀”至今不能終結的文化寓言。

　　 五、從“中國道路”拯救現代文學史

　　 由于一直內在于這個“意識形態(tài)與社會組織一體化”的“特殊模式”之中進行文學史敘事，讓彼此差異的現代文學史研究范式總是以一種自認“客觀化”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去指責另一種研究范式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1980年代的啟蒙范式的“重寫文學史”思潮指責革命范式的現代文學史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化的文學史敘事；而后革命時代的新左翼批評家則同樣認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話語建立在資本主義現代性意識形態(tài)之上。沒有一種不是通過反對另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自我確立的意識形態(tài)，而今天的我們，也不再相信真的有一種“非意識形態(tài)”的“純文學史”的存在。啟蒙范式與革命范式、“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之間的“沖突性的共存”表明，如今已經沒有任何一種意識形態(tài)強大到能夠完成排他性的文化霸權建構，而只能選擇在與其他意識形態(tài)的對話中彼此共存，而正是這種混雜的歷史狀況，為“重寫文學史”敞開了新的可能性，使我們有可能在“中國道路”的論述中拯救現代文學及其歷史。

　　 首先，需要把那種“機制”或者“道路”先于現代文學的“顛倒結構”給顛倒過來。在這種“顛倒結構”中，那些不言自明的“現代文學特征”，都被認為在特定時期的主導意識形態(tài)機那里起來的文學裝置而已。[24]基于此，“民國機制”先于并生產出民國文學，而“延安道路”則決定了當代文學的發(fā)生與發(fā)展，中國現代文學是一種特殊模式的現代性建制的產物。如果簡單考察魯迅的文學緣起抑或所謂“趙樹理方向”的確立，這個現代機制決定文學生產的邏輯似乎并無問題。但是，按照周蕾的精神分析，各種現代機制的刺激，譬如焦點透視、工具理性等，反而召喚起了魯迅的“原始的激情”，使之由現代科學返回文以載道的文學。[25]同樣，《小二黑結婚》也非什么“延安道路”的產物，反而是“延安道路”以《小二黑結婚》為材料，發(fā)明出一個“趙樹理方向”�，F代文學建制的完成，也是一個生產壓抑的過程，以“五四”為標志的現代文學的“民國機制”的完成，瓦解了晚清文學的多元現代性實驗；而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標志的當代文學的“延安道路”的確立，則完成了對于之前的延安文學的復雜狀況的規(guī)訓。一統性的意識形態(tài)“機制”或者“道路”的形成，不是將某種現代文學發(fā)明出來，而是將某種現代文學的“特定意義”再發(fā)明出來。至于如何實現文學與意識形態(tài)的這種“顛倒的顛倒”，或者可以這樣來描述：所謂文學機制是對于文學的意識形態(tài)消減，而文學在破卻意識形態(tài)文學的基礎上，成就了自己的最高意識形態(tài)特征——個生于現實之中，卻以批判、超越現實為目的的想象世界。

　　 其次，現代“中國”作為一個想象的共同體，[26]不是一個本質主義的絕對實體，而是抽象的“中國人”與其文化、歷史和地緣空間——“中國”的想象性耦合，中國現代文學史敘事在認同于一個抽象的“現代中國”的同時，也需要從那種無差別的現代“中國/人”認同中發(fā)現差異性�，F代文學的發(fā)生、傳播，對于民族國家認同的建構極為關鍵，但是文學表述的含混性、發(fā)散性，恰恰也為挑戰(zhàn)民族國家的闡釋預留下空間。然而，即便在極其對立的現代文學史敘事中，“中國”都是作為一個先驗的概念加以運用，而對“中國道路”的不斷強調，與其說是理論上的需要，不如說是政治正確的需要，民族主義是一個壓倒其他一切的政治認同。實際上，有關民族國家的表述在現代文學中其實是如此相互矛盾。例如郁達夫的《沉淪》就將男性身體欲望的不能滿足，與現代國家想象聯系了一起，男性身體的自覺也是家國主體的自覺，其家國認同充滿性權力的妄想。而蕭紅的《生死場》則指責了民族主義話語的男權中心主義，以及其對女性及其身體的無情盜用，認為女性主體建立在抵抗國家暴力、認同卑賤自我的過程中。[27]不同性別立場中的“中國/人”顯示出幾乎截然對立的認同，因此我們必須意識到，在諸如階級、性別、地域、民族等差異性認同組成的混雜的社會網絡中，民族國家或者能夠組成具有相對穩(wěn)定的身份認同場域，但是也具有其不能克服的流動性、矛盾性及排他性，“中國”不能成為涵蓋一切的先在性概念。中國現代文學既參與了現代中國認同的建構，也滋生了質疑這個想象的共同體的潛流。

　　 另外，“意識形態(tài)主導的社會組織一體化結構”當中其實永遠存在著不諧的噪聲，并對這個至今仍在延續(xù)的“超穩(wěn)定結構”構成潛在挑戰(zhàn)。就民國文學來說，經由五四新文化運動，現代新文學確立了其主導性的歷史地位，但是新文學只對社會精英階層具有影響力，廣大市民階層和農村社會仍然是通俗文學和傳統文藝的領地，并不斷動搖著新文學的霸權，從而讓新文學不得不思考如何大眾化的問題。魯迅提倡版畫、連環(huán)畫，看上去是為社會啟蒙需要，實際上是在大眾文藝、傳統文化挑戰(zhàn)下的策略性選擇。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雖然建立了一體化的文學體制，但是曾經是“延安道路”樣板的趙樹理，卻在這個新體制中逐漸邊緣化，并且構成自己獨特的“新穎性”。竹內好認為無論是民國的“現代文學”，還是共和國的“人民文學”，都各自形成了僵化的文學觀念，文學逐漸失去了自我否定、自由創(chuàng)新的能力。但趙樹理因為他所處環(huán)境中不存在作者、讀者分離的狀況，從而可以有意識地“以回到中世紀文學為媒介”，“成功地超越了現代文學”，當然也不同于新中國的“人民文學”，從而形成了一種“以復古為革命”的新文學觀。[28]而今天無論是“民國機制”的發(fā)明，還是“延安道路”的重估，其實都是通過對于某種特定的政治立場的重申，挑戰(zhàn)當代中國之去政治化的發(fā)展主義意識形態(tài)，雖然二者在所謂“中國道路”的想象上亦迎合著這個主流話語。實際上，與那些主流“機制”、“道路”中的文學相比，反機制、反潮流的文學才是推動中國現代文學更新、嬗變，并構成了自己主體性的文學歷史的關鍵因素。

至此，我們或者可以想象某種超克“啟蒙范式”與“革命范式”、“民國機制”與“延安道路”的對立，想象一個“復線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可能[29]。這種“復線文學史”棄絕任何必然性、決定論的形式，既拒絕任何一種歷史目的論的“機制”或者“道路”的束縛，但同時又不能否認各種“機制”或者“道路”作為特定時代的宏大歷史演員的在場性，它們排他性的社會組織、歷史建構本身，其實也是一種不能忽略的歷史要素，因為中國現代文學就是在對于這些“機制”、“道路”的追隨、臣服或者反抗中，在讓自己變得異乎尋常的現代化、中國化的同時，也逐漸喪失了自己作為一個“自治的領域”的諸多其他可能性。所謂“復線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因此將包含兩個主要脈絡，其一是展示中國現代文學是如何在通向各種特色模式的中國道路中不斷異化的，它被（無意識）強制性地與各種超人的實體——國家、民族、階級、黨派，甚至就是作為客觀必然性實體的歷史本身聯系起來，在對超越性的、最廣大的、通常是也敘述為全體中國人民的烏托邦王國的想象中，(點擊此處閱讀下一頁)

變成了主導性意識形態(tài)的修辭。其二，即便是深陷于特定“機制”或者“道路”的意識形態(tài)泥淖，但是中國現代文學依然擁有著文學作為一個“自治的領域”的獨立性，從而使之能夠在主導性的“機制”和“道路”之外，捍衛(wèi)著也許轉瞬即逝的自由的閃光。這里更值得強調的是“啟蒙范式”里的“反啟蒙”文學、“革命范式”里的“反革命”文學，即那些“民國機制”抑或“延安道路”之內外的文學“他者”。因為，與那些特定時期的歷史主體相比，與之如影隨形的他者的幽靈，才是真正能夠帶來能動性、多樣性和對話性的歷史要素。

　　 余論

　　 在著作《魯迅》中，竹內好認為“文學者魯迅是生成啟蒙者魯迅的終極之場”，[30]文學者魯迅被賦予了涵蓋啟蒙者魯迅、革命者論、民族著魯迅的力量。這當然不是因為與現代、啟蒙、革命相比，文學更為充實、客觀，而恰恰是因為文學的機能性、流動性、虛構性，從而讓文學之外的其他社會機制在為文學賦形的同時，又為文學敘事的自由主觀性所沖決，從而使之呈現出意義彌散的情態(tài)，使我們可以意識到為“機制”抑或“道路”所壓抑的現代文學實踐。現代文學不是“中國道路”的產物，而是其中的能動性的不確定因素，并暴露出所有“中國道路”的不確定性的內在。中國現代文學史所要做的并不是對于某種“中國道路”進行文學向度上的證明，而是要在“漫長的中國二十世紀”中重構對于現實具有批判性意義的文學實踐及其歷史。

　　 刊于《文學評論》，201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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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從“民國文學”、“民國史視角”到“民國機制”的概念生產的歷史脈絡的梳理，參見周維東：《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的“民國視野”述評》，《文藝爭鳴》，2012年5期。

　　 [2] 范式概念是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提出、并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進行了系統闡述，被廣泛的應用于自然科學史和人文社會科學史的研究中。范式最初是指“某些實際科學實踐的公認范例——它們包括定律、理論、應用和儀器在一起——為特定的連貫的科學研究的傳統提供模型。”其有兩個基本特征，一是擁有廣泛的時空影響力和大批堅定追隨者；二是具有內在的問題拓展性和理論生產性。范式擴散帶來科學發(fā)展，范式沖突是科學競爭的極致，范式替換導致科學革命，而范式替換得以發(fā)生的關鍵，是新范式更夠涵蓋舊范式的所有問題和解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內的范式轉移、范式沖突與范式替換等范疇與自然科學大體類似，只是人文社科研究中的范式沖突或者危機，往往聯系于社會整體的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沖突或者危機。就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而言，目前大致有兩種主要的研究范式：啟蒙范式和革命范式。啟蒙范式也可稱為“現代化范式”，是新時期以來的“重寫文學史”思潮的核心范式，其可涵蓋從“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到“民國機制”的概念變遷。革命范式是新中國前三十年現代文學史研究的壟斷性范式，其雖然在新時期收到了啟蒙范式的沖擊，但是隨著中國社會狀況、特別是階級狀況的變化，其在1990年代之后又卷土重來，并以新的批判性姿態(tài)構成了對于啟蒙范式的挑戰(zhàn)。今天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領域是啟蒙范式和革命范式“沖突性共存”的過渡階段，尚未真正確立主體性范式與邊緣性范式彼此地位懸殊的穩(wěn)定性結構，其正是中國社會之過渡性時期的危機狀況的顯示。參見【美】托馬斯·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金吾倫、胡新和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美】阿里夫·德里克：《歐洲中心霸權和民族主義之間的中國歷史》，《近代史研究》，2007年2期；【美】黃宗智：《中國問題研究的范式問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另外關于中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范式問題的討論可參見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3月，274-330頁；李怡：《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敘述范式》，《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2期。

　　 [3] 馬克·塞爾登認為：在1937-1945年間，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抗日、社會經濟和政治改革中，成功地將民族主義、土地革命和統一戰(zhàn)線的結合在了一切，從而開創(chuàng)了一條通過解決中國農村問題，進而農村包圍城市的獨特的“延安道路”，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前三十年的革命建設過程中貫穿始終，并深刻地影響到了第三世界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把影驳缆贰边@一概念誕生于1960年代，其時正是革命范式主導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階段，馬克·塞爾登的《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一書，是革命范式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延安道路”關于中國革命的獨創(chuàng)性——即“中國特色”的描述，深刻地影響了中國本土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蔡翔有關“革命中國”之“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本土性”、“地方性”、“獨創(chuàng)性”等特征的描述，或者可以看到來自“延安道路”的影響，其“革命中國”之理論生產，其實就是“延安道路”在新中國前三十年的延續(xù)，其最新著作《革命/敘事：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即是后革命時代的“延安道路”重構，應該是目前最具代表性的革命范式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著作之一。本文以“延安道路”來替代“革命中國”或者“共和國機制”等概念，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的考慮：一是強調“延安道路”與“民國機制”的共時性，“民國機制”在其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過程中，其實一直面臨著來自“延安道路”的挑戰(zhàn)并被取而代之；二是作為概念“機制”和“道路”都具有強烈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其能夠更清晰的顯示出各自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三是考慮到當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左右之爭都具有某種“還原論”的特征，也就是說都試圖回到各自主張的歷史“原點”上進行論述的傾向，這兩個概念恰恰都具有一種起源性話語的特征。參見【美】馬克·塞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崇義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蔡翔：《革命/敘事：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

　　 [4] 所謂“國家歷史情態(tài)”指國家的政治形態(tài)、社會法律形態(tài)、經濟方式、教育制、宗教形態(tài)和日常生活習俗以及文學的生產、傳播過程等，它們分別組成了與特定國家政治相適應的“社會結構”與“人生結構”。參見李怡：《中國現代文史的敘述范式》，《中國社會科學》，2012年2期。

　　 [5] 李怡：《民國機制：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闡釋框架》，《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6期。

　　 [6] 李怡：《民國機制：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闡釋框架》，《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6期。

　　 [7] 李怡：《民國機制：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闡釋框架》，《廣東社會科學》，2010年6期。

　　 [8] 曠新年：《“重寫文學史”的終結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轉型》，《南方文壇》，2003年1期。

　　 [9] 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274-330頁；

　　 [10] 蔡翔：《革命/敘事：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頁。

　　 [11] 蔡翔：《革命/敘事：中國社會主義文學-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頁。

　　 [12] 程廣云：《民國三大政治遺產：人民主權?以黨治國?政治協商》，《戰(zhàn)略與管理》2012年第1期

　　 [13] 姚丹：《以“民國經驗”激活“民國機制”——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新的可能性》，《文藝爭鳴》，2012年11期。

　　 [14] 賀桂梅：《革命與鄉(xiāng)愁——《紅旗譜》與民族形式建構》《文藝爭鳴》，2011年4期

　　 [15] 溝口雄三：《作為方法的中國》，孫軍悅譯，三聯書店，2011年，第18頁。

　　 [16]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wěn)定結構》，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3頁。

　　 [17]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wěn)定結構》，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421頁。

　　 [18]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再論中國社會超穩(wěn)定結構》，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0頁。

　　 [19] 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宋偉杰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17頁。

　　 [20]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51頁。

　　 [21] 伊萬·塞勒尼：《諸種第三條道路》，《開放時代》，2011年第9期，第72-79頁。

　　 [22] 竹內好：《近代的超克》趙京華譯，《近代的超克》，孫歌編，三聯書店，354-355頁，2005年。

　　 [23] 韓�。骸丁爸貙懳膶W史”的終結與新啟蒙史觀的復歸》， 《理論學刊》，2012年12期。

　　 [24] 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趙京華譯，三聯書店，第219頁。

　　 [25] 周蕾：《視覺性、現代性與原始的激情》，張艷紅譯，《視覺文化讀本》，羅崗、顧錚主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273-278頁。

　　 [26]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于散布》，吳叡人，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1年，第4-8頁。

　　 [27]馬春花：《認同與/于卑賤：蕭紅小說的性別、鄉(xiāng)土與國族》，《湘潭大學學報》，2012年第4期。

　　 [28]竹內好：《新穎的趙樹理文學》，曉潔譯，收入中國趙樹理研究會編《趙樹理研究文集（下）——外國學者論趙樹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年版。

　　 [29]參見杜贊奇的“復線的歷史”概念，在他所謂的“復線的歷史”中，過去并非僅僅沿著一條直線向前延伸，而是擴散于時間與空間之中，歷史敘述與歷史話語在表述過去的過程中，根據現在的需要來收集攝取業(yè)已擴散的歷史，從歷史中尋找有利于自己的東西，也正因為如此，新的歷史敘述與歷史話語一旦形成，又會對現實形成制約，從而揭示出現實與歷史的互動關系。由于這種“復線的歷史”注意研究歷史話語形成的具體過程，這就便于我們在所攝取的話語系統之外去發(fā)現歷史性。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民族主義話語與中國現代史研究》，王憲明等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8-81頁。

　　 [30] 竹內好：《魯迅》，李冬木譯，《近代的超克》，孫歌編，三聯書店，2005年，第1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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