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重述五四”為歷史線索，探討“當代文學”的合法性論證這一重大問題，從而為40年代文學轉折的發(fā)生軌跡，以及中國當代文學的歷史起源做出解釋。全文主要通過分析不同時期，尤其是“延安”對“五四”的闡釋，揭示文學轉折中的意識形態(tài)背景對文學發(fā)展，，文學史敘述的重要影響。全文分為六個部分，具體框架如下： 引言：合法性與“當代文學”的“傳統(tǒng)”�！爱敶膶W”(被認為是“新的人民的文藝”)的合法性論證是一個不得不面對的現(xiàn)實問題。建構出偉大“傳統(tǒng)”的“當代文學”是其合法性論證的關鍵。 第二部分：對“重述五四”的概念和意義的解釋。“重述五四”主要是指20世紀30年代末到40年代，也就是延安文學時期到新中國，毛澤東及其主流批評家對“五四”所做的不同于此前五四一代人關于“五四”的敘述和評價。“延安”對“五四”的重述使“當代文學”的“傳統(tǒng)”得以“發(fā)明”，這使得即將到來的新的人民的文藝(即“當代文學”)獲得了合法性地位。 第三部分：“重述五四”的第一方面，即對五四“歷史事實”的重述。在左翼以及“延安”關于“五四”的歷史敘述中，有著這樣一個特點：對廣義的“五四”，即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忽視，而突出狹義的“五四”，即五四愛國運動。對無產(chǎn)階級興起，尤其是“六三運動”的突顯，以及五四運動后工人運動發(fā)展，共產(chǎn)黨成立的“選擇記憶”，是激進現(xiàn)代性訴求“歷史化”的關鍵。 第四部分：“重述五四”的第二方面，即對五四“歷史意義”的重述。通過“表述”這個最富于生產(chǎn)性的問題，揭示不同的意識形態(tài)背景對五四“歷史意義”的締造。在五四時期一代人的論述中，五四的性質和領導權根本不是一個問題，不言而喻是屬于資產(chǎn)階級的，甚至在20年代革命文學，30年代左翼文學的歷史敘述中，盡管五四新文化運動被指認為是腐朽、沒落的文學形態(tài)，但其性質和領導權的歸屬并沒有改變，只是到了40年代的“延安文學”，“五四”才成為“無產(chǎn)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第五部分：“重述五四”的第三方面，即對五四“歷史價值”的重述。在五四一代人的歷史敘述中，五四被認為是“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和“啟蒙運動”的高揚，其歷史價值顯得意義非凡，而在“延安”毛澤東等人的歷史敘述中，其“歷史價值”被重新敘述：自由主義作為資產(chǎn)階級意識形態(tài)被予以排斥，五四“民主、科學”的敘述方式被“反帝、反封建”取代；個人主義被認為是“萬惡之源”而受到批判，清除；啟蒙的主體發(fā)生了“倒錯”：啟蒙者被啟蒙。 結語：“影響的焦慮”與“歷史的吊詭”。“五四”這一“偉大的傳統(tǒng)”對“當代文學”構成了一種“影響的焦慮”，基于對這種“焦慮”的克服，“延安”不得不對“五四”進行有意識的“誤讀”、“貶低”，從而樹立自己的偉大形象。隨著新民主主義文學史觀權威性的樹立，“當代文學”的“五四”傳統(tǒng)，在各文學史著述中得到體現(xiàn)，并流傳至今。然而，不同時期對其的質疑之聲，又構成了“歷史的吊詭”。
【學位授予單位】：華中師范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07
【分類號】：I206.6;I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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