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求偶紀—對“李木腦殼”的關系與演化之研究　出處：《中央民族大學》2011年博士論文　論文類型：學位論文

  更多相關文章： 川北大木偶 結構人類學 “通達之物” 關系論

【摘要】：本文以四川省北部的大木偶戲(以下簡稱“川北大木偶”或“李木腦殼”)為研究對象,以神話與歷史、生計方式、政治歷史過程、木偶在民間信仰體系中的地位為研究線索,利用人類學理論對以上四個維度中的,神話與歷史的關系、生計方式的選擇、政治歷史過程的變遷以及中國漢人神靈信仰模式結構與行為的“二元論”與“關系論”展開思考和研究,在“縱式”與“橫式”的研究框架中來闡釋各種關系對于木偶戲、木偶藝人的生活與內心世界演化之過程與影響。 本文是以在人類學和社會理論中有關社會文化變遷的理路中做理論思考的,特以涂爾干一脈的理論線索為主。在如此龐雜的理論范式中,本文不僅僅是對這些范式的梳理和反思,更多的借鑒和吸收,思考如何把這些理論進行綜合與應用。 在神話與歷史的維度中,本文借助人類學與神話學之理論對當地人的神話思維與歷史文獻中對木偶的記載分析認為,木偶的神圣性、宗教性、親緣性的來源存在于兩個方面,即存在于它們的關系之中,木偶作為中國古代社會喪葬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神圣性的社會文化意義詮釋；在戲班子關于木偶的神話傳說中,這些性質被偷換或替代使其更加符合地方性特征,從而在儀式場景和過程中,較為被地方人們所接受,成為游走演出模式的一個文化基礎。 在生計方式上,“李木腦殼”以木偶演出等多種傳統(tǒng)技藝為其生存本領,是以李家為中心輔以外姓人(主要是同鄉(xiāng))所構成的民間藝術戲班之社會結構特征。李家四代人主要以父子、師徒關系傳承和發(fā)展川北大木偶藝術,而外姓人中則存在著川北民間木偶藝人和少許川劇藝人。他們構成了一對社會結構中的“內外關系”,本文則以此社會結構內部的“和”與“分”,“斗爭”與“團結”展開線索分析,認為：第一,川北木偶藝術主要是以中國傳統(tǒng)宗族主義之思想觀念和行動方式為基礎的；第二,即使是在傳統(tǒng)社會的家族內部也存在著斗爭與不合,這些不和因素,成為本文審視民間藝人與家族內部人際關系與人性內心世界的一條重要線索；第三,客觀的演出現實需要李家班吸收外姓族人加入到木偶演出,但其社會組織方式和傳藝規(guī)則依舊是按照宗族主義的觀念形式,在當下,這種觀念雖有所松動,但李家人在戲班子的地位依舊如故,他們是藝術表演水準的一桿秤。所以,雖中國傳統(tǒng)社會文化遭到了破壞,但宗族主義依舊具有延續(xù)性,從而構成了一種“類家族主義”的社會組織模式。 從政治與藝術之間的關系來看木偶藝人的生活、木偶的制作工藝和木偶戲的演劇內容,出現了一個在傳統(tǒng)與現代之間搖擺的現實,本文稱之為“交替模式”。生活、工藝和演劇的搖擺和交替不僅和國家政治生活有關(特別是上世紀60-70年代),而且也與木偶戲班對地方文人與知識分子的吸納有關。在上世紀50年代,由于木偶戲本身的“結構性“束縛,他們延續(xù)了”帝王將相“的傳統(tǒng)演劇內容,而在“戲曲轉彎”之前,他們已經開始了執(zhí)行部分地“戲改”內容,但當木偶被“紅衛(wèi)兵”燒毀、絕大多數人被下放到農村勞動之后,他們又借助傳統(tǒng)的地方知識用“神木”來制作木偶,80年代初又復演傳統(tǒng)戲。因此,在生活、制作和演出的維度中,出現了一個反復的交替過程,所以我們把視角從“類家族主義”的內外關系延伸到一個更大的內外聯(lián)系來看木偶戲班的各種演化過程,在各種關系之間做一個變通性的、關聯(lián)性的和辯證性的解釋。 傳統(tǒng)木偶發(fā)展于川北地區(qū)(還涵蓋：陜南和甘南)出現在不同的傳統(tǒng)節(jié)慶與儀式場景中,包括：驅鬼治病、求雨驅蟲、許愿還愿、建橋修路、喪葬禮儀等等,木偶作為地方信仰的神祗被人們喜愛和膜拜。為什么木偶能在不同的場景中勝任不同的角色?我們通過對中國漢人神靈信仰模式的研究發(fā)現,外國學者把它分為：官僚模式、個人模式和異端模式,而在木偶所操演的各種儀式中均發(fā)現了這三種模式之現象,所以,木偶與神靈信仰模式分享的是同一個文化價值體系,作為一個動態(tài)、游走的神靈,它彌補了外國學者對這三種神靈模式的結構性或固態(tài)化的分析,從而充分展示了漢人社會神靈信仰模式的結構與行為之兩面,使其成為一個有血有肉的、活態(tài)文化系統(tǒng)。 從以上四個維度展開的“關系論”、“二元論”本文最后總結為：第一,木偶作為一個“通達之物”,其上通下達的特性貫穿了以上各個維度以及對立、轉化的一面向,因此,在進行整體性的研究時,我們的分析必須要克服對象行為與觀念之間的區(qū)分、矛盾,來思考所有的經驗。它之所以能兼有豐富的多面性經驗,形成一個以木偶為中心的研究客體,正是因為其涵蓋力廣與內在價值的多樣性所決定的,而無疑這一多樣性和關系性又是人所賦予它的,所以文化與人性之多樣性存在于“二元論”和“關系論”之中,又存在于我們每個人的內部,社會文化之所以會發(fā)生演化與人的內部多樣性和內外的總體關系密切相關,地方即世界、個人即社會。社會處于演化狀態(tài)之中,究其原委乃之不充分扮演著中間轉化的事項。第二,本文對于社會文化變遷的看法無疑和縱橫式研究結構以及它們的關系有關,所以正如列維-斯特勞斯所言,我們要研究關系的關系,“通達之物”之概念不僅是存在人類學理論意義上的,同時也是本文的方法論基礎。類似結構主義對于事物的變化和關系的看法,我們在中國傳統(tǒng)思想中亦不難尋覓,通過對地方社會的田野考察發(fā)現有關風水、陰陽五行、地形學、藝術法律、事物的分類、等地方性知識給我的行文與理論闡發(fā)深受啟發(fā),因此,“關系論”可以上升到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宇宙論當中,從而為在人類學理論中挖掘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之價值盡一點綿薄之力。
[Abstract]:......
【學位授予單位】：中央民族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1
【分類號】：J827

【參考文獻】

相關期刊論文 前5條

1 劉尊志;;徐州西漢墓葬陪葬陶俑的置放方式及相關問題[J];考古與文物;2007年02期

2 莊孔韶;李飛;;人類學對現代組織及其文化的研究[J];民族研究;2008年03期

3 王建民;;藝術人類學理論范式的轉換[J];民族藝術;2007年01期

4 鄒波;;川北燈戲的鄉(xiāng)村世界[J];四川戲劇;2009年01期

5 彭恒禮;;彌渡花燈與四川燈戲[J];四川戲劇;2009年03期

，

本文編號：1395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