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會文化轉型、西方文學理論的涌進、女性意識整體萌發(fā)以及中國女性文學既有的傳統(tǒng)之下,1990年以來中國女性敘事文學中的敘述聲音顯然意味深長。“聲音”指的是故事講述的具體行為。正是通過這個“聲音”,故事才得以呈現(xiàn),沒有了它,也就沒有了故事。講什么、如何講與敘述聲音息息相關。敘述聲音由敘述者發(fā)出,這就決定了敘述聲音必然要受到敘述者各種特征因素的制約,如性格特征、性別因素、社會環(huán)境等；敘述聲音與隱含作者,二者的一致或分離,對敘事話語權威的建立產生重要影響；隱含讀者制約著敘述聲音,也極大程度上決定著接受的意義；并且敘述聲音與文本的敘述風格和意識形態(tài)也有著密切的關聯(lián)。 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敘事學在法國興起,經歷了從經典敘事學到后經典敘事學的轉變,敘事學已從強調文本分析的內在研究兼顧到文本與外部世界的聯(lián)系,文本從其內在文學性的桃花源走向了更為廣闊復雜的現(xiàn)實世界。從這個意義上說,敘述聲音的問題已不單單是敘事策略(抑或敘事技巧)的問題,同時也超越了純粹的形式層面,而與諸多語境相關聯(lián),它負載了在敘事策略之外的文化意義。1990年以來的中國文壇,一批女性作家以一種“女性”寫作的姿態(tài)表達了女性對自我重新構建的努力。對她們而言,“聲音”就有了超越敘事文本之外的更為重要的涵義。她們以不同于前期自己或前輩作家的敘述方式、敘述話語,言說著屬于女性獨有的感受與認知。在她們那里,女性不僅是“人”,更是“大寫的女人”；“我”不僅要“生存”,更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這不僅把一度迷失在政治、歷史與男權文化中的女性聲音重新拾起,更是以這種“聲音”向世界重新彰顯了自我。從敘事策略來看,這些女性作家在文本中選擇了一個具有女性傾向的敘述聲音來講述有關女性的故事(包括經歷,體驗,感知,意識,思想),并且通過視角與聚焦的變化,通過復調式的敘事,通過對特定的敘事對象的選擇,表達了女性對自我重建的渴望與嘗試。因此,這個敘述聲音抑或敘述主體,之于女性或女性作家而言,不僅僅是文本的敘述策略,更是一種女性自我書寫的確證。1990年以來中國女性敘事文學中的敘述聲音,可做如下四種分類： 第一“權威”的我,主要表現(xiàn)為第三人稱全知敘事。敘事聲音如上帝般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牢牢控制著故事的講述進程并與隱含作者的思想信念相一致,從而使文本接受者也會從敘述者的立場出發(fā),傾向于接受由他所傳達的思想規(guī)范,由此產生共鳴,不僅如此,它還可以通過議論、品評干預敘事,彰顯其敘述權威。并且由于“我”的不在場、無性別,方便女性作家在與讀者取得共鳴后通過敘述干預侵蝕男性的話語權威并悄然地構建自己的話語權威。因此,在1990年以來女性的文學作品中,這種敘述聲音廣泛存在。從讀者接受的方面來看,讀者覺得這類聲音可信,更容易接受故事；從女性敘事學的角度來看,它使女性作家具有和男性作家一樣的權威性,取得了和男性一樣的話語權和言說的權力；從修辭敘事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女性作家的一種修辭手段,在貌似和男性作家一樣的話語權威下對作品中的男性進行批評、結構、驅逐。 第二,“自語”的我,從敘事技巧而言,是指敘述聲音的發(fā)出者是故事中的某一個人物——“我”,從“我”的角度出發(fā)來言說故事。它雖不像“權威的我”那樣全知全覺,但是“我”在故事中,一身二任,或講述親歷,或轉敘見聞,其話語的可信性、親切性自然超過全知視角敘事�！拔摇币赃@種“真實性”建立自己的敘述權威。當然,由于“我”是故事中的人物,無法采取無性別的中性掩飾手段,“我”的性別必須是確定的。這種既可建立話語權,又可昭示性別的敘述聲音與努力構建話語權威的1990年以來中國女性作家們不期而遇。從敘事策略上看,這種“自語的我”是女性拒絕男性目光、重寫自我真實體驗的手段和途徑,是女性爭奪話語權的表征。在父權與男性文化的合圍下,女性以自身為藍本,由女性自己書寫自我的成長經歷,由性別劣勢轉化為性別優(yōu)勢,并以此為突破口力圖實現(xiàn)突圍。 第三,”復調”的我——敘述聲音的混合呈現(xiàn)。這種敘述聲音在1990年以來女性作家的敘事文本中主要呈現(xiàn)為兩種形式。一種為我與她的“協(xié)奏”,這是“權威”的我與“自語”的我相互交叉的一種敘述聲音,它既體現(xiàn)了第一人稱敘事聲音的特點,又有第三人稱的敘事聲音的優(yōu)勢。隨著敘述聲音的轉換,敘事內容靈活變換,相互結合,“我”和“她”相互聲援,由內而外,由外而內,既俯視又正視。另外一種為“經驗自我”與“敘述自我”的交響。在這個時期的女性作家的文本中,回憶是一種姿態(tài)又是一種敘述策略。進行回憶的“我”是敘述自我,回憶中呈現(xiàn)出來的“我”是經驗自我,這兩個自我由于年齡、閱歷、心理的不同,流露出兩者不同的敘述聲音。 第四,“失語的我”是指敘事文本中作為女性敘述者的“我”在試圖發(fā)出屬于女性自己的聲音時無語言說的窘迫。這在敘事情節(jié)上表現(xiàn)為女性敘述者在言說時沒有屬于女性自己的話語可用,要么沉默無語,要么復讀——使用男性化的語言。為了對抗這種失語,“飛翔”與“身體”成為了“我”言說的方式。但不可否認的是,當女性自身意識到失語,無法言說,只能以身體來表達自身的存在,以“身體語言”來發(fā)出自己的聲音時,那么這種聲音本身無疑是微弱,無力的,因為,一不小心,女性和她的身體就淪為被看,被窺視的對象。 在努力構建自己的話語權威,發(fā)出自我聲音的同時,1990年以來中國女性敘事文本中的敘述聲音也存在著一些缺憾。敘述聲音的乖張。對女權主義與女性文學的片面理解與誤讀使她們的作品中充斥著對男性的憤懣、不滿和排斥,并將女性自我發(fā)揮到極致。而在還沒來得及深入思考“身體”與女性內在建構的距離時,女性的“身體”在商業(yè)運作下已成了牟利的工具。而敘事技巧的探索和實驗少也是這個時期女性敘事文本的一大缺憾。首先,通過第一人稱的敘述聲音和“元敘述”相結合的敘事技巧,敘事變成了作家的自我虛構。其次,對女性成長這一主題的聚焦,形成了女性文本趨同化的敘事形式。這種趨同從單體作家來看,主要表現(xiàn)在對某個敘事意象的執(zhí)著或對某個敘事人物的偏愛；從作家群體來看,女性作家都對某種具有象征意味或隱喻色彩的意象流露出偏愛,如“門”、“房間”、“水”、“花”、“鏡子”、“身體”等,構成了女性作家群體在敘事形式上的趨同。再次,敘述聲音單一。1990年以來的女性作家采取準自傳體形式,以第一人稱貌似真實地講述個人經歷經驗,第一人稱敘述聲音獨大,成為1990年以來女性作家普遍熱衷的選擇。在第一人稱敘述聲音占主導的局面下,第三人稱敘述聲音退居二線。雖出現(xiàn)了混合型敘述聲音的探索與嘗試,但也是在第一人稱敘述聲音統(tǒng)攝下的變奏。 1990年以來的中國女性寫作是以性別覺醒為支撐點,突破了一直以來以男性話語和宏大敘事為主流敘述聲音的歷史現(xiàn)實,彰顯了女性聲音才存在。但女性文學的持續(xù)發(fā)展要求其必須跨越狹隘的性別藩籬,也必須在自己的聲音之外聽到別人的聲音,必須在一己的小屋外看到世界廣闊。
【學位授予單位】：云南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3
【分類號】：I206.7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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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627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