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遷至陪都重慶的國民政府,之前就提出了“抗戰(zhàn)建國”的大政方針,一為面對當時之抗戰(zhàn)軍興,二為著眼于戰(zhàn)后之國家建設,而包括音樂在內(nèi)的文化諸領域,理所當然地是這一方針的重要組成部分。 音樂文化作為抗戰(zhàn)建國方針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國民政府雖沒有明確指出“樂教”為其音樂文化建設的指導思想,但在各位掌權的統(tǒng)治階層言論,及推行的音樂文化政策中表明,國民政府的倫理道德規(guī)范體系,是采取傳統(tǒng)“樂教”思想來教化民眾的。于是遷都重慶后重組或新籌建了專門的音樂教育機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機構分別為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音教委)、國立禮樂館和(重慶青木關)國立音樂院,以上三個機構均隸屬國民政府教育部。 音教委扮演國民政府教育部智囊團角色,其主要功能是為推行“樂教”出謀劃策,并在一段時期內(nèi)也肩負了執(zhí)行部分政策的功能；國立禮樂館是國家級研究機構,主要研究“樂教”中的制禮作樂；國立音樂院為其培養(yǎng)“樂教”所需的各種專門人才的基地。這三個音樂教育機構均是國民政府“樂教”思想體系的重要支撐點。此三者的研究,將會對了解陪都重慶各種零散音樂現(xiàn)象間的關聯(lián),以及“生發(fā)”原因,起到提綱挈領作用。 本文應用歷史文獻學、系統(tǒng)論、統(tǒng)計分析等研究方法,意圖從之前尚未得到全面開發(fā)運用的民國音樂擋案史料入手,對抗戰(zhàn)時期陪都重慶三個具有代表性的音樂教育機構之組織、制度、工作流程、運作模式,和各種相關法律、法令、規(guī)章及其執(zhí)行情況等,從音樂教育制度建設層面上作詳考細察,并聯(lián)系到具有深厚歷史淵源的”樂教”思想以作評說,考察抽象的國民政府“樂教”思想,是如何通過具體機構實現(xiàn)的。企望能對中國近琪代音樂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以往未被關注的史料和開拓新的學術視角。
【學位授予單位】：上海音樂學院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0
【分類號】：J609.2

【引證文獻】

相關期刊論文 前3條

1 姚云彬;馮雷;;20世紀上半葉中國音樂學制之研究[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2年05期

2 李莉;田可文;;抗戰(zhàn)時期吳伯超在重慶[J];黃鐘(中國.武漢音樂學院學報);2014年01期

3 康瑞軍;敖菲;;中國音樂教育史的研究現(xiàn)狀、范疇與方法——從近30年來(1980—2010)研究成果的文獻綜述談起[J];音樂探索;2012年02期

相關碩士學位論文 前2條

1 任思;抗戰(zhàn)時期以重慶為中心的二胡音樂作品研究[D];中央音樂學院;2013年

2 唐吟;試論黃自作曲技法以“民族化新音樂”為目標的探索特征[D];上海音樂學院;2013年

本文編號：27390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