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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集傳(朱熹)

　　〖詩集傳(朱熹)〗八卷。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撰。朱熹之生平事跡，詳見《周易本義》。朱熹說解《詩經(jīng)》，凡二易其稿，始成是編。初稿全宗《小序》而闡釋詩義，呂祖謙撰《呂氏家墊讀詩記》中凡稱“朱子曰”者，都是朱熹初稿內(nèi)容。定稿乃宗鄭樵之說，與初稿觀點迥異，對前儒深信不疑的《詩序》，包括《大序》、《小序》作了全面的批判。書前冠自序，稱書成于淳熙四年（１１７７），其中對州、序》并不指斥，大蓋作于“方輯詩傳”、初稿未定之時。正文雜采毛傳、鄭箋之說，間或引用齊、魯、韓三家詩說，而斷以己意為取舍，意在重新探討《詩經(jīng)》本義。說解方法兼顧訓詁與剖析義理，而尤以剖析義理為主，對理解詩義，多所發(fā)明。跳出了兩漢以來“美”、“刺”論《詩經(jīng)》的窠臼，正確指出，凡《詩經(jīng)》中所謂《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而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實則各言其情者也。在此基礎(chǔ)上，乃對許多詩歌作出了比較正確，比較切合詩義的解釋。其說強調(diào)以詩言理，即主性情，講義理。認為《詩經(jīng)》的思想意義在于“人事浹于下，天道備于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fā)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chuàng)人之逸志，其用歸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朱熹所謂的“惡者”，是指《詩經(jīng)》中那些表現(xiàn)男女愛情之詩，這些，被其稱為“淫奔之詩”，其表現(xiàn)出了濃厚的封建道學觀點。書中主旨雖然在于批駁《書序》，但又有用《小序》說解者，如于《邶風·柏舟》，即言“夫人不得于夫，故以柏舟自比”，其觀點說法與《小序》全同。后朱熹又注《孟子》，又說《柏舟》乃是仁人不遇之作，其觀點前后矛盾如此，故《四庫全書總目》解釋為：此乃舊稿刪改未盡者，茲存其說。此書是宋儒研究《詩經(jīng)》的最大成果，其書一出，學者便尉然宗之，實開《詩經(jīng)》研究的新途徑，宋以后即成為學《詩》者必讀之書，對后世的影響甚大；自此，終于使《詩經(jīng)》研究突破了漢學的藩籬，形成了以宋學為主導的局面，正如清人皮錫瑞《經(jīng)學歷史》所言：“漢學至鄭君而集大成，于是鄭學行數(shù)百年；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于是宋學行數(shù)百年�！弊允嵌�，說《詩》者遂分為攻《序》、宗《序》兩家，互相爭勝駁難，決難調(diào)合。不可否認的是，朱熹的說解亦遠非盡善，不乏悖于《詩》之本義處，并且，全面批判《詩序》，亦失之偏頗，致使舛誤時出，原因就在于《詩·小序》本不誤，而其自己卻誤之；特別是在書中強調(diào)以義理說詩，這樣就把與其封建道學思想不合的二十四篇愛情詩，主觀臆斷，懼指斥為“男女淫佚”之詩。于是，此書既出，《詩經(jīng)》便由漢儒的“政治歷史書”變成了宋儒的“理學教科書”，從這一點上看，宋學的缺陷并不次于漢學，兩者的區(qū)別，僅在于說解《詩經(jīng)》的出發(fā)點不同，目的卻都相同，并且只有一個，就是維護封建的綱常禮教。此書《宋史·藝文志》著錄為二十卷，今本八卷，大蓋為明代坊刻所并。因輾轉(zhuǎn)刊刻，書中錯誤，諸如脫文、衍宇等等甚多；而且朱熹初用吳□《詩補音》，其裔孫朱鑒又輕率增損，致使舛誤更多，，史榮遂作《風雅遺音》為之詳辨。傳本極多，宋刻明印本藏北京圖書館，有《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今本有１９５８年中華書局根據(jù)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宋刻本，并經(jīng)校正排印出版，１９８０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出版排印本，中華版與上海古籍版最便覽讀，另外１９８９年岳麓書社出版《古典名著普及文庫》從書，內(nèi)收《詩集傳》，與《楚辭章句》合刊，其底本為《四部叢刊》本，并參校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等多本而成，是通行本中最為簡明完備者，尤利于初學者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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