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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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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于《文史精華》

中國大陸基本解放后，毛澤東即開始謀劃解決臺灣問題。在準備武力解放臺灣的同時，也在準備著和平的一手。在朝鮮戰(zhàn)爭之后，由于美軍第七艦隊入侵臺灣海峽，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時間被向后推延。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黨的領導集體，把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向轉(zhuǎn)移到了和平談判上來，并為此付出了長久的努力，取得了積極的效果。

建國前后，毛澤東籌劃以武力解放臺灣

中國共產(chǎn)黨關于解放臺灣問題的決心和計劃，首先是建立在武力解放基礎上的。即使在提出和平解放臺灣之后，始終沒有放棄武力解放的方案。根據(jù)毛澤東、周恩來的設想，解放臺灣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迅速組建海軍、空軍，掌握制海權、制空權；第二步，盡快解放東南沿海各島，掃清外圍，建立攻臺前沿陣地；第三步，發(fā)起對臺全面作戰(zhàn)。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澤東在西柏坡接見了秘密來訪的蘇共中央代表米高揚。毛澤東說：“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須要采取另一種比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臺灣是中國的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xiàn)在估計國民黨的殘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里還有一個美國問題，臺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這樣，臺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復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這是毛澤東第一次談到臺灣問題，他預見到了可能出現(xiàn)的復雜局面。

3月，中共中央召開會議討論即將成立的華東局管轄范圍。毛澤東特別提出還要加上臺灣。應黨中央的要求，華東局提出了解放臺灣后的臺灣省政權的組成人員：舒同為中共臺灣省委書記，劉格平為省委副書記。當時，臺灣解放后的省委、省政府各部廳、地委、縣委的領導班子都已經(jīng)組建，并集中進行了有關臺灣知識、政策的培訓。后來進攻臺灣沒有實現(xiàn)，這些人員轉(zhuǎn)去開辦華東人民革命大學。

3月15日，新華社發(fā)表了題為《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的時評。這是中國共產(chǎn)黨首次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7月初，毛澤東與朱德討論了進攻臺灣的問題。他們認為：只要蘇聯(lián)援助我們幾十架飛機，掌握了制空權，解放軍就可以發(fā)起進攻臺灣的戰(zhàn)役。7月3日，毛澤東和朱德致電華東軍區(qū)的陳毅、粟裕、張愛萍：“新中國就要成立了，希望你們抓緊做好解放臺灣的準備工作，加強海軍力量，做到中央一聲令下，隨時殲滅敵人。”1949年10月金門之戰(zhàn)的失敗，并沒有動搖黨中央和毛澤東解放臺灣的決心。黨中央研究后決定：1950年人民解放軍的任務，是解放海南島、臺灣和西藏，肅清境內(nèi)一切國民黨殘余力量。隨著1950年5月海南島的解放，人們普遍認為解放臺灣已為期不遠了。

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戰(zhàn)軍前委發(fā)出了《保證攻臺作戰(zhàn)勝利的幾點意見》，并成立了以粟裕為總指揮的前線指揮部，以3個兵團、12個軍，共50萬人的兵力，投入對臺作戰(zhàn)準備。在1950年6月上旬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重申“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的決心。華東軍區(qū)副司令員粟裕在會上也匯報了解放臺灣的具體實施步驟和各項攻臺作戰(zhàn)的準備情況。毛澤東當即決定，解放臺灣的戰(zhàn)役由粟裕具體負責實施。美國的遠東情報處發(fā)出哀嘆：“臺灣將于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擊，由于政府軍隊渙散，民心浮動，中共將于發(fā)動攻擊后數(shù)周之內(nèi)順利奪占臺灣。”

但到了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形勢發(fā)生了重大變化。到7月中旬，朝鮮戰(zhàn)局嚴重惡化，美軍從仁川登陸，朝鮮人民軍腹背受敵，遭受嚴重傷亡，形勢急轉(zhuǎn)直下。9月29日，毛澤東在給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的信中指出：“以后請注意，只說是打臺灣和西藏，不說任何時間。”10月2日，“聯(lián)合國”軍越過三八線，并很快將戰(zhàn)火燒至鴨綠江邊。嚴峻的形勢，迫使毛澤東不得不把解放臺灣的時間向后推延。然而此后解放臺灣問題久拖不決，卻是毛澤東始料未及的。原中聯(lián)部副部長王力曾回憶說：“毛澤東同我講過，這是我黨七大后所犯的第一個大的歷史錯誤。當時，蔣介石在臺灣立足未穩(wěn)，美國人也從臺灣撤走了第七艦隊，本來是解放臺灣的最好時機，但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有大軍，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備大城市和掃清殘敵，所以沒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來解放臺灣，而是以劣勢兵力在金門打了敗仗。這樣蔣介石在臺灣的棋下活了。在大陸，蔣介石輸了，我們贏了；在臺灣，我們輸了，蔣介石贏了。這是一個大的歷史錯誤，是不能挽回的錯誤。但是我們同蔣介石還有兩個共同點，第一中國要獨立，第二中國要統(tǒng)一。這個統(tǒng)一就不能不是長期的了。”

責編：王敏

　　 1953年7月，朝鮮停戰(zhàn)協(xié)定簽署。毛澤東認為是該解決臺灣問題的時候了。10月，毛澤東在中央軍委會議上說：“朝鮮停戰(zhàn)了，我們身上的擔子一下輕了很多……這兩年，我們那位在臺灣的蔣先生趁我們抗美援朝無暇他顧之際，仗著有‘山姆大叔’撐腰，很是興風作浪，在那里做反攻大陸的美夢哩！我們現(xiàn)在已經(jīng)可以騰出手來了，我看該集中力量去解決臺灣的問題了。”毛澤東要求大家“從現(xiàn)在起，就應該就此著手準備，要長治久安，不解放臺灣不行”。1954年7月23日，毛澤東電告在日內(nèi)瓦的周恩來，指出：“為擊破美蔣的軍事和政治聯(lián)合，必須向全國、全世界提出‘解放臺灣’的口號。我們在朝鮮停戰(zhàn)后沒有及時提出‘解放臺灣’的任務是不妥的，現(xiàn)在若還不進行此項工作，我們將犯嚴重的政治錯誤。”8月22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中國共產(chǎn)黨和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聯(lián)合發(fā)表《解放臺灣聯(lián)合宣言》指出：“臺灣是中國的領土，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臺灣。”祖國大陸掀起了“一定要解放臺灣”的宣傳高潮，表明了中國人民的決心。

　　 中央軍委制定了“從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島進攻”的作戰(zhàn)方案。1954年8月，中央軍委批示華東軍區(qū)，向參戰(zhàn)部隊下達了準備同國民黨軍作戰(zhàn)的命令，并批準成立了以張愛萍為司令員兼政委的浙東前線指揮部。1955年初，華東部隊開始解放東南沿海島嶼的計劃。到2月25日，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各島。爾后，遵照中央軍委指示，華東部隊揮師入閩，與福建部隊會合，準備攻打金門、臺灣。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不斷擴大對臺問題的干涉，1954年11月2日簽訂美臺《共同防御條約》，美參、眾兩院通過了《美國國會授權總統(tǒng)在臺灣海峽使用武裝部隊的緊急決議》。據(jù)統(tǒng)計，美國第七艦隊在我東南沿海集結(jié)了5艘航空母艦、3艘巡洋艦、40艘驅(qū)逐艦組成的龐大艦隊，妄圖干涉我解放臺灣。美國的干涉，加劇了解放臺灣的難度。

　　50年代中期，毛澤東開始探索用和平方式解放臺灣的可能性和途徑

　　 1950年初，毛澤東在準備以軍事手段解決臺灣問題的同時，也在籌劃著和平談判的一手。誰擔任去和蔣介石集團接觸的任務呢？經(jīng)過深思熟慮，毛澤東把目光盯在了張治中身上。張治中是國民黨大員，陸軍二級上將，曾任湖南、新疆兩省主席，擔任過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與蔣介石交往密切。同時，張治中和中國共產(chǎn)黨的關系也很密切，曾代表國民黨與中國共產(chǎn)黨進行過多次談判。

　　 1950年3月11日，毛澤東給尚在華南的張治中發(fā)出了《關于爭取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給張治中的電報》，希望他“刻意經(jīng)營，借收成效”。3月20日，毛澤東再次致電張治中，讓他來北京商談這一工作。張治中由華南赴京時，毛澤東曾親自致電中共中央華南分局第一書記葉劍英，指示其為張治中北上布置沿途護衛(wèi)任務，可見毛澤東對張治中此行的重視。但是由于朝鮮戰(zhàn)爭的爆發(fā)，黨中央和毛澤東不得不暫時終止了與臺灣當局的和平談判。另外，限于當時的國內(nèi)外形勢，毛澤東沒有也不可能將和平方式作為解決臺灣問題的主要方式，真正將和平方式作為重點考慮并提上議事日程，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后。

責編：王敏

　　 1956年2月4日，《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為和平的解放臺灣而奮斗》。4月，毛澤東進一步提出了“和為貴”、“愛國不分先后，以誠相見、來去自由”等政策主張。7月29日，經(jīng)毛澤東審閱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平解放臺灣工作的指示》明確提出：“目前對和平解放臺灣的工作，應采取多方影響，積極并且耐心爭取的方針。工作重點應放在爭取臺灣實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這就是通過各種線索，采取多樣方法，爭取以蔣氏父子、陳誠為首的臺灣高級軍政官員，以便臺灣將來整個歸還祖國。”

　　 1956年夏，一位神秘人物的到來，引起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的濃厚興趣。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我國現(xiàn)代著名作家、學者、記者和杰出的愛國文化人士。他早年曾在贛州幫助蔣經(jīng)國辦過《正氣日報》，與魯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與海峽兩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多次受邀回大陸采訪，毛澤東曾數(shù)次接見他，周恩來總理、陳毅副總理也多次接見他。

　　 根據(jù)毛澤東的意見，周恩來、陳毅及張治中等先與曹聚仁會談。1956年7月中旬，周恩來先后3次接見曹聚仁。周恩來指出：“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合作有過兩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戰(zhàn)爭的勝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戰(zhàn)的勝利，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們對臺灣，絕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tǒng)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以周恩來談話為題寫成文章，發(fā)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報》上，正式向海外傳遞了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內(nèi)外引起了強烈震動。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澤東推遲了與印尼總統(tǒng)蘇加諾會見的時間，專門接見了曹聚仁，并作了長談。毛澤東與曹聚仁談到了臺灣問題，具體闡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針新政策，希望曹聚仁把話傳到臺灣去。曹聚仁回港后積極給蔣經(jīng)國寫信的事實，也印證了毛澤東和他談話的意圖。但是臺灣方面對曹聚仁的來信，沒有任何積極答復。

　　 1956年春，在周恩來的具體安排下，章士釗帶著中共中央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許孝炎立即從香港飛往臺北，親手將信交給蔣介石，并將他與章士釗的會談情況向蔣作了詳盡報告。蔣介石展開中共中央的信件反復看了幾遍，沉默無語，沒有作任何表示。1957年初，經(jīng)過一年的考慮，蔣介石突然召許孝炎回臺北，讓他推薦人選。許孝炎考慮再三，提出三個人：曾任“立法院長”的童冠賢、曾任“立法院秘書長”的陳克山和“立法委員”宋宜山。蔣介石反復權衡后，選中了宋宜山。宋宜山的哥哥為原國民黨被俘將領宋希濂，時在大陸功德監(jiān)獄服刑。派他回大陸，可以借探親的名義掩人耳目。1957年4月，宋宜山從香港入境，經(jīng)廣州乘火車抵北京。周恩來親自會見了宋宜山，闡明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政策：一是國共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二是臺灣作為中國政府統(tǒng)轄下的自治區(qū)，實行高度自治；三是臺灣政務仍由蔣介石領導，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預；四是美軍撤離臺灣，不允許外國干涉中國內(nèi)政。

責編：王敏

　　 9月，劉少奇在“八大”上作政治報告時指出：“我們愿意用和平談判方式，使臺灣重新回到祖國懷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談判喪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談判失敗以后。”10月，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明確表示：“臺灣可以派人來大陸看看，公開不好來可以秘密來。”臺灣回歸祖國以后，“一切可以照舊”，“可以實行三民主義，可以同大陸通商”。他表示：“談好了，可以訂個協(xié)議公布。”毛澤東還指出：“臺灣只要與美斷絕關系，可派代表回來參加人民代表大會和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周恩來就蔣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體的說明。

　　 1957年4月16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會見蘇聯(lián)最高蘇維埃主席伏羅希洛夫時說：“國共過去已經(jīng)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翌日，《人民日報》首次向外公布了共產(chǎn)黨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內(nèi)外引起很大的震動。

　　 毛澤東、周恩來多次就和平解放臺灣的具體方針政策進行闡述，其要點有：一是省親會友、來去自由。中國政府充分理解在臺灣的國民黨軍政人員及早與家人團聚的心情的愿望，他們可以同在大陸的親友通信，可以回到大陸省親會友，各級人民政府保證來去自由并提供各種方便和協(xié)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獎；三是國共合作、愛國一家，臺灣問題是內(nèi)政問題，中國共產(chǎn)黨準備與國民黨進行第三次國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壞。

　　毛澤東巧妙利用炮擊金門，和蔣介石在“一個中國”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中央和毛澤東解放臺灣的步驟上，先要解放金門、馬祖，然后再解放臺灣。1958年，黨中央和毛澤東根據(jù)戰(zhàn)事的發(fā)展和美蔣關系的變化，作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重要決策。

　　 這一年，蔣介石派兵轟炸我沿海地帶，并向美國請求武力幫助，兩岸局勢頓時緊張起來。面對日益緊張的臺海局勢，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領土的完整，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炮擊金門。7月12日，毛澤東下達了準備炮擊金門的命令。8月17日，毛澤東到北戴河親自指揮炮擊金門戰(zhàn)事。8月20日，毛澤東下達炮擊金門的決定：立即集中力量炮擊金門，把它封鎖起來。在毛澤東的親自指揮下，8月23日至9月3日，解放軍用炮火封鎖了金門，拿下金門指日可待。正在此時，毛澤東突然下達命令：前線各部隊從9月4日起停止炮擊金門3天。這一決定令國內(nèi)外大為費解。時任福州軍區(qū)司令員的葉飛在回憶錄中說：“毛主席決定不拿下金門，現(xiàn)在看來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留下一個對話的渠道。”

　　 金門炮戰(zhàn)爆發(fā)伊始，美國態(tài)度強硬，，聲稱要介入“臺海危機”，但其實際行動只是為國民黨向金門運送補給的船隊“護航”。為避免卷入中國內(nèi)戰(zhàn)，美艦護航僅到金門3海里以外，空軍并不介入。然而，解放軍猛烈的炮火使其補給船隊屢遭重創(chuàng)，美國“護航”行動連遭失敗。美國先是呼吁�；�，然后逼迫蔣介石從金、馬撤軍。美國此舉，一是擺脫自己進退維谷的被動局面，二是斬斷蔣介石與大陸聯(lián)系的紐帶，以便實行“兩個中國”、“一中一臺”的圖謀。但蔣介石予以堅決抵制，斷然拒絕了美國提出的“撤退金、馬”的建議，美蔣矛盾激化。此時，毛澤東清楚地意識到美國逼蔣放棄金、馬的意圖，重新考慮了立即解決金、馬問題的利弊。為反對美國分離臺灣、制造“兩個中國”，將金、馬留在臺灣當局手中，更符合國共兩黨“一個中國”的共同利益。于是，黨中央和毛澤東作出了暫不收復金、馬的新決策。

責編：王敏

　　 8月27日，對毛澤東意圖不知情的解放軍總政治部以前線指揮部的名義連續(xù)廣播一篇廣播稿，提到“對金門的登陸進攻已經(jīng)迫在眉睫”，引起了海外媒體的高度關注。9月1日，毛澤東從外電中得知這一情況，對總政治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他責成中央軍委起草了《對臺灣和沿海蔣占島嶼軍事斗爭的指示》，9月3日經(jīng)他審閱修改后下發(fā)，其中提出：“臺灣和沿海蔣占島嶼問題的全部、徹底解決，不是短時間的事，而是一種持久的斗爭，我們必須有長期的打算。”這說明毛澤東對臺灣問題長久性的充分估計。

　　 10月3日、4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臺灣海峽局勢，指出：“讓金、馬留在蔣介石手里如何?這樣做的好處是金、馬離大陸很近，我們可以通過這里同國民黨保持接觸，什么時候需要就什么時候打炮，什么時候需要緊張一點就把絞索拉緊一點，什么時候需要緩和一下就把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為對付美國人的一個手段。”毛澤東最后說：“方針已定，還是打而不登，斷而不死，讓蔣軍留在金、馬。”這就是著名的“絞索”政策。

　　 10月6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fā)表了《告臺灣同胞書》，指出：“臺、澎、金、馬是中國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沒有兩個中國。”“美帝國主義是我們的共同敵人。”“我們都是中國人，三十六計，和為上計。”“我們之間是有戰(zhàn)火的，應當停止并予以熄滅。這就需要談判。”“建議舉行和平談判，和平解決。”毛澤東宣布“從10月6日起，暫以七天為期，停止炮擊……但以沒有美國人護航為條件。”

　　 10月13日，毛澤東在周恩來等人的陪同下接見了曹聚仁。毛澤東說：“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臺、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臺、澎、金、馬要整個回來。”毛澤東接著指出：“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只有走這一條路，不走只有被動。要告訴臺灣，我們在華沙不談臺灣問題，只談要美國人走。蔣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毛澤東還描述了統(tǒng)一后的臺灣狀況：“他（按：蔣介石）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曹聚仁問：“臺灣有人問生活方式怎樣？”毛澤東說：“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周恩來補充說：“美國企圖以金門、馬祖換臺灣、澎湖，我們根本不同他談。臺灣抗美就是立功。希望臺灣的小三角（指蔣介石、陳誠、蔣經(jīng)國）團結(jié)起來，最好是一個當總統(tǒng)，一個當行政院長，一個將來當副院長。”毛澤東在這里明確了臺灣“高度自治”的權限，即允許保留軍隊,原有的政治、經(jīng)濟體制和權力架構(gòu)。

　　 10月13日，福建前線電臺廣播了毛澤東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命令》，宣布“從本日起，再停兩星期，借以觀察敵方動態(tài)，并使金門軍民同胞得到充分補給”，同時指出“這是民族大義”，“是為了對付美國人的”。10月25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fā)表了《再告臺灣同胞書》，揭露美國插手臺灣的目的，提醒臺灣當局當心美國人的毒計；規(guī)勸臺灣當局，不可屈服美國人的壓力。毛澤東同時宣布“逢雙日不打金門的飛機場、料羅灣的碼頭、海灘和船只……以利你們長期固守”。這樣，對金門“打單不打雙”的局面，一直延續(xù)到1979年1月1日。

責編：王敏

　　 毛澤東親自撰寫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fā)表的3個文告，揭露了美國的侵略行徑和陰謀，劃清了中美兩國之間與國共兩黨之間的界限，在臺、澎、金、馬軍民中引起強烈的反響，加深了美蔣之間的矛盾。通過有條件暫停炮擊和無條件隔日炮擊的行動，抵制了美國脅迫臺灣當局從金、馬撤兵，隔離臺灣，制造“兩個中國”的圖謀。持續(xù)兩個多月的緊張局勢，也開始松弛下來。

　　 金門炮戰(zhàn)中蔣介石反對把金門、馬祖與臺灣島割裂開來，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毛澤東達到了“共鳴”，并受到了毛澤東的贊許。1959年2月初，毛澤東在一次對省市委書記的講話中談到了國共兩黨秘密接觸的情況。他說：“臺灣是蔣介石當‘總統(tǒng)’好？還是胡適好？還是陳誠好？還是蔣介石好。但是國際活動場合，有他我們就不去，至于當‘總統(tǒng)’，還是他好。”“讓他（按：蔣介石）去搞特務，搞三民主義，歷史上凡是不應當否定的，都要作恰當?shù)墓烙嫞荒芊穸ㄒ磺�，否定一切的結(jié)果，都毀了自己。”2月27日，毛澤東在會見外賓時說：“現(xiàn)在我們又講跟蔣介石合作，他（按：蔣介石）說不干，我們說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敢，我們說有一天美國要整他，總會有一天美國要承認我們的，丟掉他。蔣介石懂得這一點。我們搞第三次合作，他通過秘密的間接的方法跟我們聯(lián)系，公開不敢，怕美國，而我們不怕。”毛澤東還說，我們同臺灣，誰也離不開誰，就像《長恨歌》中所說的：“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蔣介石把枝連著美國，而美國卻連根都要挖掉。9月15日，毛澤東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說：“蔣介石不做‘總統(tǒng)’，這個我們也不贊成的。……是蔣介石做‘總統(tǒng)’好，還是別人做‘總統(tǒng)’比較好？在目前看，還是蔣介石比較好。”

　　 為了實現(xiàn)提出的“舉行和平談判”，毛澤東在炮擊金門的同時采取了另一個行動，請與國共兩黨高層均有私交的章士釗擔負起兩岸溝通的責任。在金門炮戰(zhàn)硝煙未散盡時，毛澤東囑托章士釗給蔣介石寫信，把中共“聯(lián)蔣抵美”的方針告訴他。章士釗欣然答應。國學功底極好的章士釗在信中說：“溪口花草無恙，奉化廬墓依然”；“臺灣金馬，唇齒相依，遙望南天，希諸珍重。”毛澤東對這幾句尤為欣賞，并親自將“南天”改為“南云”。

　　 1958、1960年，章士釗兩次赴港，向臺灣當局轉(zhuǎn)達信息。臨行之前，毛澤東、周恩來與他進行了談話，提出了兩岸暫不舉行正式談判，但可先做有限接觸，如互訪、通郵、通航、通商的建議。章士釗到港后，引起了海外媒體的種種猜測，稱章士釗是中共的“和談專使”，擬通過私人關系向臺灣高層轉(zhuǎn)達中共和談條件。但是臺灣當局對章士釗此行沒有作出任何積極反映。另外，受蔣介石派遣來大陸的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蔣介石并沒讓他回臺灣當面匯報，而是讓他先寫一份書面報告。由于宋宜山的報告對共產(chǎn)黨和大陸的成就贊揚過多，蔣介石看后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責編：王敏

　　 從“和平解放”到“和平統(tǒng)一”

　　 進入60年代以后，中國共產(chǎn)黨和中央政府根據(jù)形勢的變化，對解決臺灣問題提出了許多新的原則和政策，開始由“和平解放”轉(zhuǎn)變?yōu)?ldquo;和平統(tǒng)一”。

　　 蔣介石1960年2月第三次當選“總統(tǒng)”后，中國共產(chǎn)黨方面捎話表示贊成。1965年7月，當李宗仁回國后，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以及政府的周到安排，在島內(nèi)外、海內(nèi)外引起強烈震動。7月26日上午，毛澤東在中南海親切接見了李宗仁。在談話中，李宗仁對臺灣問題久拖不決感到憂慮。毛澤東說：“李德鄰先生，不要急，臺灣總有一天會回到祖國來的，這是不可逆轉(zhuǎn)的歷史潮流。”周恩來適時地將我們對李宗仁的政策及安排等情況，通過有關渠道告知蔣介石，希望他早日決定，完成祖國統(tǒng)一大業(yè)。

　　 1960年5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研究和確定了關于臺灣問題和對臺工作的總方針。毛澤東等中央常委一致認為：臺灣寧可放在蔣氏父子手里，也不能落到美國人手中；對蔣介石我們可以等待，現(xiàn)在叫蔣介石過來有困難，但問題總要有個想法，逐步地制造些條件，一旦時機成熟就好辦了。1961年6月，毛澤東再次表示：如果臺灣歸還中國，“我們?nèi)菰S臺灣保持原來的社會制度，等臺灣人民自己來解決這個問題。”

　　 周恩來根據(jù)毛澤東的談話以及中央的對臺政策，結(jié)合自己的實踐體會，科學地概括出“一綱四目”思想。1963年1月4日，周恩來指示張治中在給陳誠的信中提出：“只要臺灣歸回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總裁（按：蔣介石）與兄（按：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其意思是臺灣必須統(tǒng)一于中國。這是總的方針和原則（“一綱”），任何情況下都動搖不得。

　　 “四目”是：一是臺灣統(tǒng)一于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tǒng)一于中央外，臺灣之軍政大權、人事安排悉委于蔣介石；二是臺灣所有軍政及經(jīng)濟建設一切費用不足之數(shù)，悉由中央政府撥給（按：當時臺灣每年赤字約8億美元）；三是臺灣的社會改革可以從緩，俟條件成熟并尊重蔣介石的意見，協(xié)商決定后進行；四是雙方不互派特務，不做破壞對方團結(jié)之事。

　　 “一綱四目”的科學概括，受到毛澤東及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認可。此后，當談到和平解放臺灣的條件時，均未超出上述思想。毛澤東、周恩來多次表示，只要蔣介石當局能夠守住臺灣，不使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大陸就不會改變目前的對臺政策和兩岸關系；甚至講到臺灣問題我們這一代解決不了，可以留給下一代去做。

　　 中共中央的對臺統(tǒng)戰(zhàn)政策取得了積極的成效。陳誠生前曾通過有關渠道告訴周恩來，要周相信他的人格，他不會違背民族大義即不會讓臺灣分裂出去，做民族的罪人。1965年3月陳誠病逝后，在發(fā)表的遺囑中既沒有講“反共”，也沒有講“反攻”。他向蔣介石進言：對中共不能反潮流；不能為外國動用臺灣的兵力；不能信任美國；不能受日本愚弄等。臺灣的國民黨右派想在陳誠的遺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類的內(nèi)容，陳誠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蔣介石，蔣介石同意不修改。這說明，蔣介石當時的態(tài)度也是耐人尋味的。

　　 陳誠遺囑發(fā)表后，周恩來曾在政協(xié)民主人士會議上說，從陳誠的遺囑看，這是我們對臺通氣工作、傳話、傳信的結(jié)果，說明我們的工作有效果，有影響。

　　歷史的遺憾

　　 20世紀70年代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臺灣當局代表中國坐進了聯(lián)合國的席位，中美上海“聯(lián)合公報”的發(fā)表，中日關系的改善，這些重大事件使臺灣的處境急轉(zhuǎn)直下，形勢對中共十分有利。因此，毛澤東和周恩來又把和平解決臺灣的問題提到了議事日程上。

　　 1973年春，毛澤東把和臺灣當局溝通、恢復和談的特殊任務交給了92歲高齡的章士釗。1973年5月25日，章士釗飛抵香港啟德機楊。抵港的翌日，章士釗就開始約見舊友�？上觳患倌辏粋�半月后，7月1日，章士釗在港病逝。章士釗病逝后，香港各界舉行了公祭，許孝炎、宋宜山、童冠賢等國民黨故舊及港澳同胞1000多人參加了公祭儀式，深切悼念這位為國共和談奔走的老人。許孝炎等人表示要盡快將章士釗帶來的中共和談條件轉(zhuǎn)告給臺灣方面。

　　 蔣介石得知章士釗在港去世的消息后，表面上無動于衷，但內(nèi)心深處還是有觸動的。一些國民黨元老也受到感染。從美國回臺灣不久的陳立夫即在香港《中華月刊》發(fā)表了一篇呼吁祖國統(tǒng)一的文章。他主張國共兩黨重開談判，以實現(xiàn)祖國統(tǒng)一。他充滿信心地說：“中國人無論在大陸或臺灣以及海外各地，勢必額手稱頌，化干戈為玉帛。”

　　 盡管蔣介石對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行動沒有及時作出回應，但是他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1974年元旦，越南軍艦入侵我國西沙群島。蔣介石表示：“如果中共不出兵，我即出兵。”當即指示臺灣“外交”部門“發(fā)表中國領土不容侵犯”的聲明。中越海戰(zhàn)爆發(fā)后，駐守西沙的中國海軍要求增兵。鄧小平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同意增派海軍，并特別強調(diào)：海軍經(jīng)過臺灣海峽“直接走”!以前為避免國共不必要的摩擦，解放軍海軍軍艦在東海和南海間的往來調(diào)動都繞道臺灣東南的公海，穿越巴士底海峽。這次根據(jù)毛澤東的指示，4艘導彈護衛(wèi)艦在傍晚閃亮地出現(xiàn)在東引島一側(cè)，向臺灣軍艦發(fā)出信號，準備通過。臺灣軍方立即向蔣介石請示是否讓中共軍艦通過。蔣介石聽了這個報告，揮手應允：“西沙戰(zhàn)事緊哪!”當晚，臺灣海軍打開探照燈，我方的導彈護衛(wèi)艦順利通過。在“一個中國”問題上，毛澤東與蔣介石達成了默契。

　　 由于中共多次發(fā)出和談建議和邀請，也出于對臺灣前途的考慮，蔣介石經(jīng)過一年多的思考，又動了與中共重開談判的念頭。1975年春節(jié)期間，蔣介石將與中共重開談判的使命交給了抗戰(zhàn)前曾主持過國共兩黨秘密談判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陳立夫接受任務后，即以“總統(tǒng)府資政”的名義，通過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發(fā)出邀請毛澤東到臺灣訪問的信息。毛澤東對全面主持黨政軍工作的鄧小平說：兩岸要盡快實現(xiàn)“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臺灣訪問。然而，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沒有能夠看到國共重開和談和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現(xiàn)。蔣介石于1975年4月5日去世。第二年的9月9日，毛澤東也與世長辭。歷史留下了遺憾。

　　 由于主客觀各方面的原因，毛澤東未能在生前和平解決臺灣問題。毛澤東逝世后，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很快便把臺灣問題提到黨中央的議事日程。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在提到臺灣問題時，首次沒有使用“解放”一詞，而代之的是更為貼切的“回歸”。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解決臺灣問題的重大決策，為1978年以后黨的“和平統(tǒng)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胡錦濤總書記在作十七大報告時說，我們鄭重呼吁，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xié)商正式結(jié)束兩岸敵對狀態(tài)，達成和平協(xié)議，構(gòu)建兩岸和平發(fā)展框架，開創(chuàng)兩岸關系和平發(fā)展新局面。經(jīng)過兩岸人民的努力，祖國和平統(tǒng)一大業(yè)一定會得以實現(xiàn)。

責編：王敏

  本文關鍵詞：武力解放臺灣，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