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導論

1.1研究對象和選題意義

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延續(xù)至今的國家文明。中華文明和中華民族,自其形成起,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處于領先之列,而且在其他三大古文明衰落之后,長期處于世界最為領先的位置。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種文明當然是極有研究價值的。但是,一種文明、一個象中國這樣的大國,是一個極為龐大的體系而中國的歷史,又是一個綿延不絕,極為漫長的過程。因此,作為一個研究者,只能進一步地限定自己的研究對象。

400余年的歷史仍然是相當漫長的,更重要的是,使中國由先進轉而落后的原因是極為復雜的。其中一個為人們所注目的原因是對外關系,所謂“閉關鎖國”就是人們用來抨擊明清統(tǒng)治者的常用詞。對外關系仍然是一個過于寬泛的課題,由于作者是國際貿易專業(yè)的學生,因此,我進一步將研究的范圍限定在這一時期的國際貿易方面。國際貿易分為陸路貿易和海上貿易。顯然,明清時期的海上貿易較陸上貿易更為重要,對于中國的歷史變革來說,就更是如此。于是就有了本文第二個限定性的關鍵詞海上貿易。

顯然,對任何一個研究者來說,400余年的國際貿易仍然是過于龐大的研究課題,在一篇論文中研究國際貿易的方方面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嚴肅的。在研究過程中,本文作者發(fā)現(xiàn),盡管涉及這一時期海上商品貿易的文獻浩如煙海,但很少詳細而系統(tǒng)地直接、完全針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因此,我將研究范圍鎖定在了這一時期各種進出口商品貿易上。于是便有了本文第三個限定性的關鍵詞商品貿易。于是,也就有了本文的標題明清時期海上商品貿易研究（1368-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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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問題的歷史背景

對外貿易或國際貿易,是伴隨國家而產(chǎn)生的�？梢哉f,有了國家,才有了國際間的貿易有了國家,也就有了國際貿易。中國當然也是如此。在歷史上,歐洲是長期持續(xù)的封建、分裂局面,到前近代時期才形成中央政府面對全體國民的民族國家。而中國在這一點上卻是“早熟,,的早在戰(zhàn)國時期,便通過“編戶齊民”實現(xiàn)了“民為國有”,并在秦代形成了大一統(tǒng)的集權國家。此后各朝歷經(jīng)興衰,分久而合,合久而分,但總的說,統(tǒng)一的時間長于分裂時期。因此,在時期劃分上,中國的歷史是以相繼興衰的各朝代為框架的�？梢哉f,以統(tǒng)一的國家而論,中國的國際貿易自秦代始。但秦朝短命,持久的漢代則成了中國國際貿易真正形成的時期。

中國是臨海的大陸國家,通往外國的道路自然有陸路、海路之分。漢代形成的世界貿易史上著名的國際貿易商路一`絲綢之路”,就可分為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是西方人首先提出的,當然是指中國一直向西直至歐洲的商路。但從中國的角度說,商路當然不只是西方一個方向。中國的北方為寒帶大陸,因此,中國的海上貿易商路分為東、南、西三個方向或三大航路,明清人分別稱之為東洋、南洋、西洋。東洋包括日本、琉球、朝鮮,其中朝鮮有陸路相連,雖然也有海上貿易,但更多地是通過陸路往來。南洋指今日東南亞地區(qū),大致上以臺灣以西,馬六甲以東為界。馬六甲以西則為西洋。自大航海時代來臨,歐洲人占據(jù)美洲、澳洲而后,中國與美洲的之間的航路也納入“西洋,,之屬尤如我們今天將美國歸入“西方世界,,一樣,盡管美洲在中國之東。沿著這些商路向外流出的不僅是絲綢,還有瓷器、茶葉等,而在同樣的航路上,反方向流入中國的則是白銀、香料等各種商品。因此也有學者將這些航路稱之為瓷器之路、茶葉之路、香料之路、皮貨之路等等。

自漢代始,中國的海上貿易是不斷發(fā)展的。唐代時,海上貿易的規(guī)模已經(jīng)不小。宋元時期,海上貿易之路進一步拓展,海上貿易更加興盛。一些人認為,宋元時期是中國古代海上貿易的高峰,明清兩代則在鄭和下西洋的余輝之后,便因閉關鎖國而退步。事實上,與明清時代相比,宋元及其之前,無論是絲綢之路、瓷器之路、茶葉之路、香料之路都是既短且窄,商品流量更是遠不如明清,以至于商船并無更多空間承載大宗商品,只能是以奢侈品為主。真正意義上的大宗商品海上貿易,是在明代中期,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后才發(fā)展起來。甚至絲、瓷等古老而著名的海上貿易商品,在此之前也還屬于奢侈品,只是到了明清時期才成為大宗貿易商品,茶葉更是到了清代才成為大宗出口商品。由以奢侈品為主向以大宗商品為主是明清時期海上貿易的一個重大變化,伴隨這一變化的自然有貿易量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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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絲綢出口貿易

2.1明代以前的絲綢生產(chǎn)與貿易

絲綢不僅是中國古代重要的衣著原料之一,也是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最主要商品之一。乃至中國與外國的貿易商路被冠之以“絲綢之路”,中國也由此在世界上獲得了“絲綢之國”的稱呼。漢代時,隨著絲綢業(yè)對外輸出的發(fā)展,著名的“絲綢之路”便己形成。古羅馬的貴族都把中國絲綢看作珍品,以能穿著這種珍品為榮。據(jù)西方歷史記載古羅馬的愷撒大帝（前100-前44）就曾經(jīng)穿過一件中國絲袍在劇場觀戲,引起全場的欽羨,被看作是絕代的豪華。唐宋元時期絲綢的對外貿易得到了巨大的發(fā)展,“絲綢之路”的通道進一步增加和拓寬。明清兩代,絲綢的生產(chǎn)更得到了進一步的發(fā)展,并且更加商品化,海外貿易也更為擴大。

不僅絲綢出口,在明代以前,養(yǎng)蠶和絲綢紡織的技術就已有外傳。例如,據(jù)玄類法師的《大唐西域記》記載瞿薩旦那國國王很希望自己國內能栽桑養(yǎng)蠶,曾向“東國”去要桑種和蠶種,遭到嚴詞拒絕�！皷|國”國王為了防止蠶種偷運出境,還命令關卡對出境的人嚴密檢查�！洞筇莆饔蛴洝飞蠜]有明確說“東國”是哪里,可能指瞿薩旦那國的東鄰小國,或者就是當時的北魏。為達到目的,瞿薩旦那國國王要求和“東國”通婚。獲得應允后,派去迎娶的使臣便秘密地告訴公主,請她設法帶些桑種和蠶種來。最后,公主把桑種和蠶種藏在帽子里。出境的時候,沒有仔細檢查公主,中國絲綢制作的核心技術,由此被悄悄地盜出了邊城�！洞筇莆饔蛴洝分羞�說現(xiàn)在麻射那座蠶神廟里的幾株古桑樹,相傳就是東國王女帶去的種子栽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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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絲綢出口東亞地區(qū)

明代,中國向包括日本、、琉球以及朝鮮在內的東亞地區(qū)出口的商品中,絲綢為最主要的商品。明人鄭若曾一年在談及中國向日本出口的商品時說,“絲,所以為織絹經(jīng)之用也。蓋彼國自有成式花樣,胡會宴享必自織而后用之,中國絹經(jīng)但充里衣而已。若番舶不通,則無絲可織,,。萬歷二十年年刊刻的李言恭、郝杰所著《日本考》中曾寫道“樓國所好之中國貨物,如絲、絲綿、紅線、水銀、針、鐵鍋、藥材等其價值均以銀計算,,。徐光啟在《海防迂說》中談到日本時也說“彼中百貨取資于我,最多者無若絲,次則瓷,。明末著名的思想家顧炎武寫道“蓋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東洋……是兩夷者,皆好中國絞緞雜增,其土不蠶,惟籍中國之絲到彼,能織精好緞匹,服之以為華好,是以中國湖州絲百斤,值銀百兩者,至彼得價二倍,,。涉及明未清初中日貿易的其他文獻也證明,當時中國輸出的最為大宗的出口商品是生絲,其次為絞、絹、綢、緞、紗等紡織品。

有關日本與明朝朝貢堪合貿易的一些文獻記載了日本遣明使帶來的貢品和明朝皇帝給日本的回賜物。在明廷對日本遣明使回賜物品中,絲綢占有重要地位。例如,明永樂三年年給遣明使的回賜物品有經(jīng)絲五匹,紗五匹,絹四十匹。永樂七年的回賜物中有錦十匹,經(jīng)絲五十匹,素二十八匹,羅三十匹,紗二十匹,骨朵云紅三匹,素八匹,彩絹三百匹等。宣德八年年給日本國王的回賜中有妝花絨錦四匹,經(jīng)絲二十匹,羅二十匹,紗二十匹,彩絹二十匹,另給王妃的賜物種類一樣而量減半①。此后,歷次日本遣明使來朝,回賜物中也均有大量的絲綢類物品。而日本遣明使團在中國采購的商品數(shù)量更大,其中,絲綢也同樣占有很大的比例。

清初時,中國絲貨向日本的出口量仍然保持了相當大的數(shù)量,而且在輸入日本的全部商品中所占比例仍然很高。到乾隆二十四年年,清廷因國內生絲供應不足,而且,向英國出口的絲及絲織品數(shù)量增加,價格昂貴,擔心影響絲織生產(chǎn),曾下令嚴禁生絲及絲織品出口,只是為了辦銅需要,特準前往日本采辦銅斤之船搭帶一定限量的絲和綢緞。后來發(fā)現(xiàn)絲價并未平減,又于乾隆二十九年年弛禁,準許二三蠶粗糙之絲出口。但此后,由于日本因幕府財政困難,發(fā)布“禁奢令”,限制中國絲及絲織品的進口數(shù)量,而且在政府的鼓勵下,日本國內絲業(yè)生產(chǎn)逐漸發(fā)展起來,對中國絲及絲織品的需求逐漸下降,乃至絲及絲織品出口甚至低于清廷準許出口的定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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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瓷器出口貿易……20

3.1明代以前的瓷器生產(chǎn)與貿易……20

3.2瓷器出口東亞與東南亞地區(qū).........22

4茶葉出口貿易……32

4.1早期的茶葉生產(chǎn)與外傳……32

5其他商品出口貿易……45

13白銀流入量考察

如前所述,明清時期流入中國的白銀有二大來源,一是日本,二是美洲。日本白銀的大規(guī)模開采和大量流入略早于美洲白銀,也早于美洲白銀而結束。日本白銀的流入有二大渠道一是中日間的直接貿易。中日直接貿易主要由中國商人和商船承擔,有所謂`。東洋往市”之說。二是轉口貿易。轉口貿易以葡萄牙和荷蘭商人商船為主,此外也有由日本人將白銀運至東南亞地區(qū)與葡萄牙、荷蘭和中國商人進行的第三國貿易。美洲白銀的流入也有二大渠道一是美洲一馬尼拉一中國,二是美洲一歐洲美國一中國。前者由西班牙人壟斷,后者先是以葡萄牙人為主,后來則主要是荷蘭人、英國、美國人,其中英國人持續(xù)時間最長,貿易數(shù)量也最大,其他歐洲國家也在不程度上參與了這一過程。

13.1估算中采用的方法

準確地計算明清時期流入中國的白銀數(shù)量是一個很困難的任務,做為現(xiàn)代人,我們只能對其進行大致的估算。

13.1.1估算中的局限

1、缺乏完整系統(tǒng)的原始記錄。有些所需要的指標根本沒有原始記載,有的只是大而化之,常常滲入強烈的主觀意測,甚至經(jīng)過故意夸大或掩飾的描述。有的雖有記錄但記錄不全或扭曲。官方的記錄中顯然不包含走私部分,而在現(xiàn)代也無法完全杜絕的走私問題在古代顯然更為嚴重。即使是經(jīng)過了官方之手,也存在偷漏稅問題,以及虛報、瞞報和漏記的問題。而且,曾經(jīng)存在過的統(tǒng)計資料也可能遺失或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之中。

2、各種資料的統(tǒng)計口徑不同,計量單位不一。有些原始資料是官方的記錄或官員的報告,也有的是當時民間觀察者個人的記載,不同記載的口徑常常各不相同。所采用的計量單位也是五花八門。有的采用中國的“兩,,,有的用貫或錠和元寶的個數(shù)來計量,有的是外國的銀元數(shù)或其他貨幣單位。即使字面上相同的計量單位,實際上仍有不一致之處,例如,中國古代的“兩”就有“關平兩”、“庫平兩”、“槽平兩”以及民間各地的各種“兩”之分。不同時期、不同地點的錠和元寶的大小也并非完全相同。金屬塊和鑄幣也都存在成色、重量不一的問題。銀元的成色也同樣有所不同。各種外幣還存在匯率變動問題。有些學者在研究中,將計量單位進行了統(tǒng)一折算包括折算成盎司、公斤或噸等現(xiàn)代計量單位,但這種折算的過程是相當復雜麻煩且極易出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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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盡管由于資料不充分,難以進行定量性的結構分析,但在定性或大致排序的意義上,在本文對明清時期中國海上商品貿易的描述中,仍可看出各種商品在全部出進口商品中的相對重要性。從所研究的整個時期看,在出口商品中,茶、絲、瓷最為重要,其次則為布、糖、藥、書、錢等。進口商品中除白銀之外,最著名、價值量和影響最大的是鴉片,其次為香料包括中藥材、棉花,再次則是銅、錫、鉛、水銀等金屬,尤其是銅。此外,日本刀、硫磺和火器等兵器,大米、海產(chǎn)品、珍稀木材、奇禽異獸和各種珍寶,以及日本折扇、皮貨以及西洋鐘表和玻璃制品也在一定時期和一定貿易對象國的貿易中,也占有較為重要的地位。

從商品加工程度看,明清時期的全部出口品中,主要是農(nóng)產(chǎn)品及其加工品,但經(jīng)過加工的制成品和半制成品占絕大比例,未經(jīng)任何加工的初級產(chǎn)品只占很小比例。當然,當時的制成品和半成品中是手工加工的。與出口商品相比,鴉片戰(zhàn)爭前進口商品的總體加工程度低于出口商品。這反映出,在西方產(chǎn)業(yè)革命完成之前,中國的手工業(yè)發(fā)展水平在世界上居于領先地位。明清時期海上商品貿易中商品結構的一個重要變化是,由以奢侈品貿易為主變成了以大宗民生商品為主,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大宗商品海上貿易。而且一些原本屬于奢侈品的商品也變成了大眾消費品。甚至絲、瓷等古老而著名的海上貿易商品,在明代之前也還屬于奢侈品,只是到了明清時期才成為大宗貿易商品,盡管各種文獻和考古發(fā)現(xiàn)證明,明代以前絲、瓷的海上貿易量己然不少,但與明代中期后,中西方間同種商品的貿易量相比,也是不足道的,茶葉則更是到了清代才成為大宗出口商品。

從貿易對象上看,在明清期,中國的海上貿易仍主要限于與周邊國家和地區(qū)的傳統(tǒng)貿易。盡管有文獻表明,東漢時期,己有大秦羅馬帝國商人由海路到達廣州,并且也曾有中國商人到過羅馬,元代時更有著名的馬可波羅等由陸路來中國,從海路回歐洲。但在明代以前,甚至在明代前期,中國與歐洲的貿易主要是通過阿拉伯人進行的。而在明代中期,隨著世界大航海時代到來,西方人進入東方,參與了與中國的直接貿易。自西方人加入與中國海上貿易之后,其在中國海上貿易中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所占比例越來越大,而且,西方人還參與了原本亞洲各國之間的一些貿易,甚至壟斷了其中的一部分。特別是自英國人加入與中國的直接貿易后,很快就在中國的所有貿易對象國中,占據(jù)了絕對優(yōu)勢地位。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