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風流與王羲之文學創(chuàng)作
第一章 東晉風流
第一節(jié) 東晉風流的定義及形成
一、東晉風流的定義
東晉是從公元 317 年晉元帝司馬睿稱帝建立東晉王朝起,歷經(jīng) 11 帝,到公元 420 年晉恭帝司馬德文被廢東晉王朝滅亡為止,其間共有 104 年的歷史!皷|晉風流”一詞,顧名思義,主要是指東晉時期的名士風流。那么,何謂“名士”?何謂“風流”呢? “名士”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說法。東晉名士主要從東晉士人階層中演化而來的,帶有東晉的門閥政治色彩而又想擺脫政治倫理的束縛,追求自我解放、恣情山水自然的世家貴族士子。首先,得弄明白什么是“風流”!帮L流”一詞始于何時,尚難考證,但將“風”作為人的“作風”、或“風度”解的,則在先秦早己出現(xiàn)。如《孟子·萬章下》云:“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蹦軐ⅰ帮L流”組合成詞的,要到漢代《漢書·趙充國、辛慶忌傳贊》云:“其風聲氣俗,自占而然,今之歌謠,風流猶存耳!钡谶@里的解釋仍然將“風”和“流”分開來說明的,理解為某事或者某人的流風余韻或者是影響。“風流”一詞,直到魏晉時期,才成為品鑒人物和玄與道同的人格美的重要概念。魏晉玄學的人格美以體現(xiàn)本體論的“無”之“神”、“道”、“神明”、“精神”、“神俊”等,主要表現(xiàn)魏晉名士人格精神追求或行為舉止的超逸、瀟灑、雅致與高邁。這在《世說新語》和《晉書》中多有記錄。如,《世說新語·方正第五》第六十四條載:“孝武問王爽:‘卿何如卿兄?’王答曰:‘風流秀出,臣不如恭,忠孝亦何可以假人!’”《世說新語·賞譽第八》第一百五十條載:“范豫章謂王荊州:‘卿風流儁望,真后來之秀。’”又如《晉書·衛(wèi)玠傳》記有王導撰寫的《祭衛(wèi)玠文》曰:“衛(wèi)洗馬明當改葬。此君風流名士,海內(nèi)所瞻!薄稌x書·樂廣傳》卷四十三載:“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衍)、樂(廣)稱首焉。”《晉書·殷浩傳》卷七十七載:“王夷甫先朝風流士也,然吾薄其立名非真,而始終莫取。”這些“風流”,指的是魏晉玄學名士超邁的精神風度與雅致、瀟灑、脫俗的人格精神。那么,魏晉士人具備什么條件才算得上“風流”呢?
1944 年,馮友蘭先生在《哲學評論》第九卷第三期發(fā)表《論風流》一文指出真名士風流必具備的四個條件:第一,要有玄心;第二,要有洞見;第三,要有妙賞;第四,要有深情。
由此可見,魏晉風度來源于魏晉玄學,“東晉風流”又來源于魏晉風度,要挖掘東晉風流的內(nèi)涵,必先界定“魏晉風度”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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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 東晉風流的特征
如上所言,東晉風流來源于魏晉風度,固然秉承得有魏晉風度的內(nèi)涵,但是魏晉風度會隨著魏晉玄學的發(fā)展變化而隨之變化的。在魏晉不同的具體時期內(nèi),名士的風流傾向不同。那么,東晉風流有何特征呢?
一、門閥士族成為東晉風流的主體
各門閥士族成為東晉名士風流的主體,帶有濃厚的貴族主義色彩。東晉在中國歷史上有別于其他時代的最大特征,就是形成了典型的門閥政治。在西晉覆滅之際,因王曠獻計晉室南遷,以王導、王敦為代表的瑯琊王氏扶持瑯琊王司馬睿稱帝,建立東晉王朝,形成此后三代司馬政權與瑯琊王氏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其后,主導政權的門閥依次為:以庾亮、庾冰為代表的穎川庾氏,以桓溫為代表的譙國桓氏,以謝安為代表的陳郡謝氏,以王述、王坦之為代表的太原王氏等四族。還有一些如高平郗氏等名門望族,在政治上也有重要影響,只是無法比肩前面五族那樣形成“王與馬,共天下”的政局。但在門閥政治下,仍然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并按官品等級的高低,庇蔭家族親屬成員,被蔭的人,不但可以免除勞役,還可以占有一定數(shù)額的土地、佃農(nóng)和家奴等。因而,在博取功名的仕途上有宗族庇護,在經(jīng)濟生活的物質需求上又無后顧之憂,于是他們就轉向了精神需求的更高層面,這也是維系門閥家族利益的需要。學術文化修養(yǎng)缺乏或不高的家族,在朝廷上和社會上的影響力就小,一般不為世所重,地位斷難持久鞏固。再則,九品中正制的取士之法,促使各大宗族不得不加強其門閥成員的文化修養(yǎng)。而東晉風流是以學術文化為思想基礎的,包括哲學、文學、書法、繪畫、音樂、雕塑等文化領域,甚至還包括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領域,不是低俗的花哨輕浮。因此,在東晉的名士風流中,雖然不乏僧侶和隱士的風流韻事,但在人數(shù)比重上,還是以名門望族的士人為主體。
二、禮玄雙修、佛道相融的名士風流
東晉的名士風流是隨著魏晉名士風流的演化而來。而名士們的玄學清談和任誕放達成為魏晉風流的主要特征。但西晉王朝滅亡的慘痛悲劇,不得不讓南渡的名士們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在東晉前期,如名將陶侃就批評說:“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yǎng)望自謂宏達邪?!”(《晉書》卷六十六《陶侃傳》)這是比較委婉的批判方式了,還有另一位名將應詹更直接,說:“元康以來,賤經(jīng)尚道,以玄虛宏放為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也!保ā稌x書》卷七十《應詹傳》)到了東晉中期,直接有人厲聲評擊何晏、王弼等玄學領袖。如范寧就聲討道:“王、何蔑棄典文,不遵禮度,游辭浮說,波蕩后生,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縉紳之徒,翻然改轍,洙泗之風,緬焉將墜!遂令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壞樂崩,中原傾覆。古之所謂言偽而辯、行僻而堅者,其斯人之徒歟!……王、何叨海內(nèi)之浮譽,資膏粱之傲誕,畫螭魅以為巧,扇無檢以為俗,鄭聲之亂樂,利口之覆邦,信矣哉!”(《晉書》卷七十五《范寧傳》)并且還痛斥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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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王羲之文學創(chuàng)作
第一節(jié) 王羲之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的形成
文學創(chuàng)作的前提是以創(chuàng)作主體的思想為基礎的。不同作家,由于處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人生經(jīng)歷,不同的生活環(huán)境,不同的社會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創(chuàng)作思想;同一作家,處在不同的人生階段、不同的生活環(huán)境,不同的社會地位,其創(chuàng)作思想也會有所改變。因此,“知人論世”是解讀和剖析文學作品的重要前提。所以,王羲之的生平經(jīng)歷、家世家風、社會交往和東晉時期的思想風尚,就構成了其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東晉時期的思想相對復雜,誠如劉師培先生在《中國中古文學史》所云:“東晉人士,承西晉清談之緒,并精名理,善論難,以劉惔、王蒙、許詢?yōu)樽。其與西晉不同者,放誕之風至斯盡革。又西晉所云義理,不越老、莊,至于東晉,則支遁、法深、道安、慧遠之流,并精佛理。故殷浩、郄超諸人,并承其風,旁迄孫綽、謝尚、阮裕、韓伯、孫盛、張憑、王胡之,亦均以佛理為主,息以儒玄;嗣則殷仲文、桓玄、羊孚,亦精玄論。大抵析理之美,超越西晉,而才藻新奇,言有深致,即孫安國所謂‘南人學問,精通簡要也!币徽Z道破了東晉時期儒、道、佛、玄思想交融的特征。王羲之處于這樣的時代,會對其文學創(chuàng)作思想的形成產(chǎn)生深遠影響。
一、生平經(jīng)歷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號雪園,別號澹齋。出生于瑯琊國臨沂縣都鄉(xiāng)南仁里(今山東臨沂蘭山區(qū)北孝友村),原籍瑯琊臨沂,后遷居會稽山陰(今浙江紹興)。出身于仕宦世家,王氏家族本是西晉時山東瑯琊臨沂的大族,在西晉王室覆滅后,瑯琊王司馬睿在山東王氏的擁戴下過江稱帝,建立東晉政權。祖正,尚書郎;父曠,淮南太守;從伯父王敦為將軍、王導為司徒,皆權勢。他為王曠次子。5 歲時,在族長王導率領下,隨族南遷江左,落戶建鄴烏衣巷。21歲時,與夫人郗璇結婚(生有七子一女。即,長子玄之、次子凝之、三子渙之、四子肅之、五子徽之、六子操之、七子獻子,生有一女孟姜)。22 歲時,起家秘書郎。25 歲時,任會稽王友。27 歲時,任臨川太守。32 歲時,任庾亮幕府參軍。35 歲時,任征西長史。38 歲時,任寧遠將軍,同年,改任江州刺史。41 歲至 45 歲期間辭官在家,雖然朝廷多次召他上朝為官,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絕。期間忙于兒娶女嫁,懷尚子平之心。46 歲,出任護軍將軍。49 歲,出任右軍將軍、會稽內(nèi)史。初入越中,便有終焉會稽之志。自此起,生活在會稽國山陰縣期間長達 8 年之久。其中 5 年從政,3 年悠游山水。59 歲,卒于會稽金庭(今浙江紹興)。從政期間,勤于政務,體恤部屬百姓,被后世稱為“清官循吏”。辭官歸隱之后,遍巡自家莊園和周游東土。
由上述可見,王羲之經(jīng)歷了由門閥士人到入仕為官,又由仕途退隱山林的人生之路,這些豐富的人生閱歷,構成了他多元的人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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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jié) 王羲之文學創(chuàng)作的體例分類
王羲之文學創(chuàng)作的體例可以分為三大類:詩、賦和文。王羲之所寫的詩歌能流傳至今的,只有幾首蘭亭詩,因此,,可將蘭亭詩分為一個類別。王羲之所寫的賦,能流傳至今的,也只有幾篇有關書法藝術理論的賦文,因此,可把這幾篇賦稱為書論賦。而王羲之流傳至今的、最多的文,就是他的雜帖,因此,可把這類文章稱為雜帖文。
一、高古而清奇的蘭亭詩
(一)蘭亭雅集概況
蘭亭的地名,酈道元在《水經(jīng)注》中有載:“浙江東與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號曰蘭亭,亦曰蘭上里。太守王羲之、謝安兄弟數(shù)往造焉。”(《水經(jīng)注》卷四《浙江水經(jīng)》)位居浙江紹興西南約 14 公里處的蘭渚山下,是王羲之的寄居處。由于“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并筑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保ā稌x書》卷八十《王羲之傳》)這為蘭亭集會提供了“地利”,來參與這次集會的人多是文人名士,喜歡“悟言一室之內(nèi)”,或俯仰酬唱、飲酒賦詩,體現(xiàn)了“人和”。因這次文人集會正值殷浩第二次北伐之時,即永和九年三月,而殷浩第二次北伐失敗是在永和九年十一月。因此,殷浩與桓溫兩大政治集團的內(nèi)部斗爭還是勢均力敵、相互牽制,呈膠著狀態(tài)。對此,田余慶先生說:“史臣論晉穆帝一朝政局,語氣之間不無微詞,但畢竟認為這十余年間疆場時聞北伐,江漢久息風濤,是東晉南渡以來少有的安定時期。這個時期人物風流,清言雋永,是江左上層社會中的一個特色!边@就給身在后方的文人,提供了蘭亭雅集的“天時”。當然,這種天時也包括蘭亭暮春修禊當日“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在有利時機、優(yōu)美環(huán)境和風流文士的綜合因素下,成就了彪炳后世的蘭亭雅集,其成就不僅是產(chǎn)生了書法史上的“天下第一行書”,而且還留下了文學史上不朽的佳作——蘭亭詩。
蘭亭詩是東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 353 年)三月三日王羲之、孫綽、謝安等41人宴集于會稽山陰蘭亭時其中有 26人所作詩的統(tǒng)稱。作詩共 41 首,其中四言 14 首、五言 27 首,另外王羲之和孫綽為此詩集作“序”各一篇。王羲之作的序為《蘭亭集序》,而孫綽寫的是《三月三日蘭亭詩序》。蘭亭詩是現(xiàn)存的在藝術水平上較高的一種玄言詩之一。題材包括寫景抒懷,游仙悟道,借景言理等方面的內(nèi)容。語言高古奇奧、自然簡約、恬淡清新。詩人常于情、景、理中追求超邁清逸的玄遠之境,抒發(fā)生命遷逝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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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東晉風流與王羲之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 58
第一節(jié) 魏晉名士的尚“簡”的審美觀念 ............. 58
第二節(jié) 王羲之率意為文的尚“簡”文風 ............. 63
第三節(jié) “修齊治平”與心憂社稷的情懷 ............. 68
第四節(jié) 道家之風與王羲之隱逸主題 ................. 71
第三章 東晉風流與王羲之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系
第一節(jié) 魏晉名士的尚“簡”的審美觀念
在魏晉時期的人物品藻中,帶有“簡”字的詞,出現(xiàn)的次數(shù)較多。筆者從《世說新語》和《晉書》中檢索出了不少有關“簡”字的用例,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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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東晉風流是魏晉玄學思潮興起和發(fā)展至東晉時期的結果,是伴隨著魏晉風流的演化而來,是東晉名士在思想和行動上表現(xiàn)出來的一種自我超脫的生活態(tài)度。這種觀念和生活方式對這個時期的文藝思想產(chǎn)生重大影響。王羲之是東晉名士的典型代表,被歷代書家尊稱為“書圣”,同時也是這個時期著名的文學家。其具雙重的人格特質和儒玄兼修,又道佛綜融的文化思想對其文藝思想影響重大,其文學作品以雜帖文為主,語言簡潔古奧,玄言幽遠。還兼有篇幅稍長的賦文,與書法論著關聯(lián),且與其蘭亭詩一樣,作品數(shù)量較少,但文學價值很高。同時,他的名士風流也造成了其文學創(chuàng)作簡短,且文學性相對不高的原因。研究東晉風流,有利于個體在思想追求上,要“任自然而有節(jié)”,不能像西晉名士那樣任誕縱欲、糜爛虛浮、腐化奢靡,而要懂得節(jié)制,知進退、明得失,在追求個體精神的超脫、逍遙和自由的同時,還要心系社稷,將自己的命運與祖國的命運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研究王羲之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僅利于把握那個時代的文學創(chuàng)作特征,且也有利于當代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借鑒。如其蘭亭詩的創(chuàng)作利于對玄言詩、山水田園詩的解讀和理解;其駢體賦的創(chuàng)作,不僅利于書法藝術的創(chuàng)作指導,且利于魏晉六朝駢體賦的研究;其雜帖文的創(chuàng)作風格研究,不僅可以解讀其尺牘的文學文體性、書寫者的思想心境,還可以賾探出當時的一些歷史內(nèi)容。這就是筆者研究的實用價值。
參考文獻(略)
本文編號:37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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