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guān)鍵詞：古丁研究，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偽滿洲國文學的研究中，古丁是最大的難點之一，這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筆者問津這樣一個難度很大的話題，主要是出于下述所想：首先，截至上個世紀的90年代為止，所有關(guān)于古丁的評價，都是在“淪陷區(qū)文學研究”的框架下進行的，無論是對古丁持何種評價觀點的人，如今均無不面臨跳出這一學術(shù)框架、進入新時空的問題。否則，古丁研究便會永遠在一條既定的軌道上徘徊。換言之，中國的偽滿文學與作家作品研究，已經(jīng)到了必須突破舊有的思維模式的時候了。
　　因為歷史、包括文學史在內(nèi)，在本質(zhì)上無不是生存者的意識形態(tài)。其次，古丁從北京回到故鄉(xiāng)長春，無論從任何意義上說，均意味著與左翼文學的抉別。終極選擇也好，無路可走也罷，通過個人奮斗后來成為偽滿洲國的最大作家，是古丁留給歷史的案卷。因此，就個人原因而言，關(guān)于古丁的最終留在東北，至少與蕭軍、蕭紅等逃亡關(guān)內(nèi)的作家的情況不盡相同。無論如何，這其中有兩個原因是不能忽略的。一是與文學暨中國現(xiàn)代文壇的關(guān)系問題；二是少年時代古丁曾在日本人開辦的學堂讀書，所以日文很好，對日本的人與文化的了解和接受要超過一般中國文化人的現(xiàn)實，決定了他可以在東北生存下來。類似這樣重要的問題，至今也無人談及。
　　古丁研究的空白，還應(yīng)包括新生代的研究者雖努力將古丁包裝成偽滿的文化人而不是作家，，卻忽略了這種包裝的前提是對古丁作為作家的本位式考察。說得再簡潔一點，古丁到底是雜文家、小說家、詩人、劇作家抑或是翻譯家，這樣的視野迄今尚未問津。上述所言問題，沒有一個是三言兩語可以窮盡的。本文試圖從《一知半解集》談起，說明古丁到底是怎樣一位作家，他的文學成就的評價到底應(yīng)該從哪里說起。其余的話題，容待另文中逐一解決。
　　古丁是1933年回到東北的。那以前他曾于1932年入北京大學中文系學習，后因參加左翼文學運動在北京待不下去了，由是才有返鄉(xiāng)之舉，這一年他只有19周歲。關(guān)于文學的科班熏陶，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他的人生之路。
　　1937年3月，雜文《閑話文壇》發(fā)表在《明明》創(chuàng)刊號上。那時的古丁在東北文壇上不過是一個默默無聞的文學青年，這篇雜文的發(fā)表，不但令人耳目一新，而且很快聲名遠播，引來了文壇與讀者的注目。那以后，古丁在雜文領(lǐng)域里一發(fā)而不可收，接連發(fā)表了《評〈紅樓夢別本〉》、《大作家隨話》等17篇，并于1938年7月由月刊滿洲社結(jié)集出版。
　　
　　言以蔽之，古丁是靠寫雜文起家的。在《閑話文壇》發(fā)表之前，古丁也曾有過寫小說的實踐，但并沒有引起文壇的關(guān)注。魯迅在談到自己是怎樣做起小說來的時候，曾明確講過依靠的是心中的百來篇外國小說。古丁是否有這樣的積累，如今已不得而知。他留下的是先寫小說、后寫雜文，并靠著寫雜文闖入文壇、一鳴驚人的歷史。
　　雜文這種文學樣式，隸屬散文，古已有之。在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歷史上，由于魯迅、魯迅雜文的出現(xiàn)，成為文壇上流行和熱衷的一種文體。這種短小精悍的文藝評論，針砭時弊，靈活多樣，是深為文人所熱衷的匕首與投槍。從古丁的雜文問世的時代與風格而言，毫無疑問古丁是受到了魯迅雜文的影響的。這至少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說明：第一，古丁曾先后寫有《大作家隨話》和《談一私淑》等雜文問世，內(nèi)中毫不回避對魯迅作為大作家的敬仰之情。第二，魯迅和古丁的生存環(huán)境并不相同，或者說差別很大。這或可理解為古丁的雜文在品味上無法與魯迅相提并論的一個重要成因。從北京回到長春以后，古丁面臨的是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度過的是以酒消愁的頹廢的人生，在足足三年的時間里，遠離文學創(chuàng)作。在默默中醒來以后，直抒胸臆的雜文盡管成為他的最愛，但是古丁雜文所發(fā)出的聲響和色彩只能是有限的，對偽滿文壇現(xiàn)實的批評同樣會受到年齡、處境和學養(yǎng)的制約。作為一個亡國奴作家，古丁是不可能成為魯迅那樣的不屈的斗士的。
　　古丁在《明明》創(chuàng)刊號上刊登的《閑話文壇》，使當時低迷的東北文學界為之一震，自此也奠定了他在東北文壇的地位，很有一點亂世出英雄的味道。重返東北的古丁，急于尋求自己的社會定位，或者說深信靠賣文為生是自己這樣的文學青年的宿命。解讀古丁的雜文，離開對當時的社會背景與文學環(huán)境的考察，顯然是脫離了這位作家的寫作實際的。
　　在偽滿14年的創(chuàng)作歷程中，古丁先后操持過小說、詩歌、電影腳本、編輯雜志、出版刊物，一直處于活躍的狀態(tài)。今天看來，文學成就殆無超過《一知半解集》者，包括他的獲得“盛京文藝賞”的短篇小說集《奮飛》和“大東亞文學賞次賞”的長篇小說《新生》。
　　
　　古丁的雜文筆鋒尖銳、風格鮮明，文章內(nèi)容以抨擊偽滿文壇現(xiàn)狀的居多�！兑恢虢饧分�，涉及最多的話題是《盛京時報》副刊《神皋雜俎》欄目與主編穆儒丐�？梢哉J為，古丁把《盛京時報》作為批判對象的主要原因，不僅在于《盛京時報》的廣泛影響力與其對通俗文學的導向作用，同時也在于藉此透示自己初登文壇的品味與格調(diào)。應(yīng)該說，這也是古丁智慧的一個特點，在刻意引起外界注目的時候，古丁是深信自己有這樣的品味與實力的，而雜文則成為古丁奔向目標的一頁扁舟。
　　《盛京時報》由日本人中島真雄于1906年在沈陽創(chuàng)刊，是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東北實行文化侵略的主要工具。一直以來，《盛京時報》都是東北通俗文學的陣地，1918年起在東北報界中首創(chuàng)文藝副刊《神皋雜俎》，每天出版，以整版篇幅刊載文藝作品，包括小說、傳記、游記、書評、戲評、文苑、品花等欄目，當時的主編是作家兼評論家、翻譯家的穆儒丐�！渡窀揠s俎》欄目中通俗小說占據(jù)的位置最為醒目，穆儒丐的作品幾乎全部在《神皋雜俎》上發(fā)表，這也便使得穆儒丐與他的欄目《神皋雜俎》名噪一時。
　　1936年《盛京時報》創(chuàng)刊30周年，特舉辦以“如何振興滿洲國之文藝使其有獨立色彩”為名的紀念征文活動。在11月9日至11月19日的《神皋雜俎》欄目中，連續(xù)刊載了5篇獲獎作品，就“滿洲”文壇的“獨立的色彩”高談闊論，實際都是在粉飾戰(zhàn)爭，充當日偽喉舌，為分裂中國制造輿論。
　　古丁敏銳地捕捉到“獨立的色彩”的文學破綻，并進行了嚴厲的駁斥和批判。在《明明》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的《閑話文壇》中，古丁談道：“‘獨立的色彩’ ,是滿洲文壇上的新語匯，雖然并沒聽到甚么明確的解釋，望文生義，似乎是‘滿洲的文學是必須是滿洲底的’的意思。這個意思，不消說，是頗中肯的。但是，我希望不要由于這新語匯生出偏執(zhí)的見解，不要以為把滿洲的大門緊緊地關(guān)起來，就能產(chǎn)生涂有‘獨立的色彩’的文學的。”
　　古丁認為，文學是沒有界限的，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會在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讀者中產(chǎn)生共鳴，提倡“獨立的色彩”,會制約偽滿文學的發(fā)展。張曾義是5位所謂獲獎?wù)咧斜容^有代表性的一位。認為既然提倡“獨立色彩”就必須抵制一切外來文學，將當時流行的普羅文學（左翼文學）說成是毒瘤，要徹底的排除在“滿洲”大門之外：
　　“自從布爾希維克邪說。蠱惑了世人以后。于是一般好奇的青年。自諊居在時代的前端。往往以左翼作家相標榜。好像不喊一聲‘普羅’便不時髦似的。其實他們吃著大餐。坐著汽車。玩著舞女。住著洋樓。過著象牙之榻的生活。偏要作什么貧民窟的速寫。洋車夫的悲哀。煤坑里的呼聲。那不但是隔靴搔癢。簡直是風馬牛不相及。”
　　這一時期的古丁，并未完全擺脫曾經(jīng)的左翼文學青年的影子。在《支〈閑話文壇〉》中，古丁的批評更加尖銳：“‘獨立色彩’這新語匯，已經(jīng)有了‘明確的解釋’了，但一點也沒出我的臆測，要不外：‘滿洲的文學必須是滿洲底的’之意，我已經(jīng)說過這是頗中肯的；不過卻非新調(diào)，只是‘地方色彩’的別名，這是不用‘你來叫的'.說來也慚愧，我們雖無甚么文學觀，卻確是想要強調(diào)這’地方色彩‘即’高粱大豆‘的，雖然我們都不會種’高粱大豆‘.”
　　《評〈紅樓夢別本〉》是《一知半解集》中最直接批評通俗文學的一篇文章。陶明濬創(chuàng)作過90余部通俗小說，《紅樓夢別本》是他的代表作。古丁認為這部作品是“通俗文學的另一歪扭的姿態(tài)”,削減了原作的藝術(shù)效果；是抄襲的“勞作”,“笨拙的改竄，劣惡的敷衍，取巧的翻譯。”由于《紅夢樓別本》曾獲得第一屆“盛京文藝賞”,古丁把批判的矛頭轉(zhuǎn)而指向文藝賞與文化機關(guān)：“文藝賞的設(shè)置，倘若是想要推動文學的前進，則我們絕對地支持。倘若是單單地想叫文學退嬰，則我們實不敢猜想設(shè)置者的本心。固然，我們需要有這樣熱心于指導獎勵文學的文化機關(guān)�？墒�，第一次的文藝賞，卻確令人失望，令人覺得滿洲除掉’翻版‘便沒有文學。”面對混亂的文學局面，古丁認為只有不容情地批評，才有希望使文學獲得新生。因此，在文章中，古丁還羅列出文學遺產(chǎn)問題、文學與道德、文學的形式與內(nèi)容、歷史小說的寫作、《紅樓夢》的批判等問題。
　　1939年，王秋螢進入《盛京時報》工作，成為文藝版塊的主編。以1939年為界，舊文學被驅(qū)逐，新文學完全掌握了市民。古丁的作品《奮飛》入選第四屆“盛京文藝賞”.《盛京時報》及《神皋雜俎》欄目頻繁地刊登與新文學相關(guān)的內(nèi)容，新文學逐漸成為“滿洲”文藝界的主流，以古丁為代表的作家群體為東北新文學的發(fā)展所付出的努力是不容忽視的。三偽滿洲國成立以后，日偽當局利用各種法律、文件形式限制文化出版，通過文化機關(guān)統(tǒng)轄文化相關(guān)的一切事宜，文字的發(fā)表要遵從“國家”的意志。初登文壇的古丁，憑著他對文學的沖動與激情，在他的雜文中表現(xiàn)出對文壇現(xiàn)實的不滿。他在《一知半解隨抄》中直言：“我們的文學，自從官也招標商也收買的風氣起來，這’吉利話‘
　　就跟著洋溢四野，文壇也吉利，天下也吉利，宇宙也吉利。”以“吉利文學”、“相好文學”和“季節(jié)文學”為主要形式的“官準文學”,在官辦或商營的新聞和雜志肆意泛濫，文學題材的褊狹造成文壇的萎靡。古丁攻擊性的言論同樣也指向創(chuàng)作“吉利文學”的“吉利文士”,他嘲諷作家是漂亮而高傲的“鸚鵡”,因為金錢發(fā)出和鸚鵡一樣的聲調(diào)，所寫所言皆是政府句句傳授。他認為“滿洲國”似乎不能產(chǎn)生“魯迅似的大作家”,因為“他（魯迅）不見容于北京政府，也不見容于廣東政府，也不見容于南京政府。他仿佛沒有年齡，他仿佛沒有自我，他仿佛唯其是大戰(zhàn)士才成了大作家。”可以認為，恪守著“文學就是生命的燃燒”的古丁，在面對一個殖民地作家的惡劣環(huán)境時，他可以做和可能做的是兩件事：第一件是為文學而生存，靠文學來生存。所以他關(guān)心偽滿文學的發(fā)展，力所能及地為這一文學的命運付出。第二件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是一個不敢言者，因為敢言實際上意味著對生存的挑戰(zhàn)。這樣，他的出路只能選擇不濫言，以保持一個作家的品味和氣節(jié)。在日本統(tǒng)治下的偽滿洲國，作為一個殖民地作家的處境是非常艱難的。逃亡或許是可能的選擇，抗爭則被賦予了嚴格的規(guī)定性，過了一點是要掉腦袋的。古丁既然選擇了東北，對亡國奴作家的苦衷是深得要領(lǐng)的。他在一個扭曲的文學環(huán)境里，混跡成為偽滿最大的作家，三次作為偽滿洲國文學的代表參加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直到1941年個人經(jīng)營圖書出版事業(yè)之前，一直在偽滿洲國國務(wù)院統(tǒng)計處工作，說明他的生存原則就個人的意義而言是成功的，這種成功又顯然是用屈就換取的。在這個意義上，古丁雜文的抗爭意識毫無疑問是有限的。這是時代的局限，也是古丁的局限。
　　《旅途隨記》紀錄的是古丁的一段北滿之旅，由雨夜、窗下、今宵、偽盲、快點、浴后6個部分組成�！洞跋隆放c《快點》反復提及了轟動一時的“鄉(xiāng)土文藝”論爭。這場論爭由梁山丁發(fā)表于《明明》一卷五期的《鄉(xiāng)土文藝與〈山丁花〉》開始，持續(xù)時間不長，但卻活躍了當時的文藝界。山丁認為“滿洲”文壇需要的是真實，而“鄉(xiāng)土文藝”的本質(zhì)和功能也正在于對真實的投入。古丁則主張文學不應(yīng)局限在“鄉(xiāng)土文藝”的天地里，“沒有方向的方向”才是振興文壇的良策。當古丁在哈爾濱的餐館菜單中，看到土頭土腦的人物圖像上印著日語外來語的名稱時，古丁甚至調(diào)侃道：“’鄉(xiāng)土文藝‘的標本，原來陳列在羅列珍味的MeNu上。”
　　實際上，梁山丁的意見也好，古丁的主張也罷，都是關(guān)于偽滿文學發(fā)展的前沿思考。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文學的摯愛與赤誠。他們各自的稚嫩也便在于把文學理解為一種獨立的存在，而沒有看成是政治的附屬品。日本人把“滿洲”文學視為“境外的昭和文學”,這樣的文學最終勢必會捆綁在“文學報國”的戰(zhàn)車之上，以服務(wù)于日本對中國東北的殖民統(tǒng)治。年輕時的古丁和梁山丁，爭論的當時顯然都缺乏對殖民地文學的本質(zhì)理解。在這個意義上，《一知半解集》時期的古丁，在政治上還處在尚未完成成熟的階段。孟原評價古丁的雜文“太苛里有真理，太冷里有創(chuàng)見”.這樣的批評真正地點出了在夾縫里生存的古丁的才華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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