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動媒體工具對游客旅游交往行為的影響 ——前導因素與作用機制
發(fā)布時間:2021-09-01 02:55
以智能手機為代表的移動媒體工具為旅游業(yè)帶來了變革性的影響,促進了游客交往行為模式的改變。一方面,移動信息技術已經(jīng)介入到游客旅游活動過程當中,移動技術的介入重塑了游客交往行為的形式和范圍,構建的虛擬社區(qū)平臺拓展了游客交往的時間維度與空間維度,使得游客在旅游過程中能夠隨時隨地實現(xiàn)日常世界與旅游世界的信息切換;另一方面,智能手機的使用也會使得游客“疏忽性失明”,也可以說智能手機的使用會造成游客的“缺席”,即當游客的關注點過度集中在移動設備上時,會造成對旅游過程的忽視。智能手機的使用已經(jīng)成為移動信息技術發(fā)展背景下的必然趨勢,從移動媒體工具介入的性質(zhì),如時間性介入、功能性介入等角度系統(tǒng)揭示移動媒體工具對游客交往行為的影響機制,深入探究移動技術對旅游業(yè)帶來的影響,并對旅游目的地發(fā)展模式進行深入探討具有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由此,研究基于社會交往理論、差序格局理論、注意力恢復等理論探究了移動媒體工具介入對游客交往行為影響的前導因素與后果機制。研究綜合采用了訪談法、扎根研究方法等定性研究方法與問卷調(diào)查法、數(shù)量統(tǒng)計方法等定量研究方法,重點從理論構建(探究了移動媒體工具介入過程及前因、后果機制的理論模型)...
【文章來源】:華僑大學福建省
【文章頁數(shù)】:210 頁
【學位級別】:博士
【部分圖文】:
智能手機介入旅游活動的過程圖
由此,研究構建了移動媒體工具介入對游客多層次交往關系的影響模型。其中移動媒體工具的時間性介入直接影響游客的交往數(shù)量與交往情感感知;移動媒體工具的功能性介入包括了對智能手機的信息使用、娛樂使用和社交使用,智能手機的功能性使用在游客自我關系感知“恢復感”之間存在以陌生關系交往與熟人關系交往數(shù)量和情感的多重中介變量。具體的模型圖如6.1所示。6.3 數(shù)據(jù)分析與假設檢驗
以信息功能介入的模型中,整體模型的適配指標均達到了良好的適配標準,具體來看x2/df=2.407(<3);絕對適配指數(shù)RMR=0.054(<0.8),RMSEA=0.049(<0.8);GFI=0.915(>0.8),AGFI=0.894(>0.8),PGFI=0.738,NFI=0.934,RFI=0.924,IFI=0.960?梢,假設模型是合適的。研究結果如圖6.2a所示。具體來看,信息功能介入的直接效應檢驗結果如表6.9。信息功能使用對“熟人”關系親密度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β=0.080,P=0.075),假設2未獲得數(shù)據(jù)上的支持;信息功能使用對“陌生”關系信任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173,P=0.001),信息功能使用對“自我”恢復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174,P=0.001),假設3與假設4均未獲得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上的支持;“熟人”關系親密度對自我恢復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79,P=0.001),“陌生”關系信任感對自我恢復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78,P=0.001),假設5和假設6獲得統(tǒng)計學上的支持;信息功能使用對陌生關系交往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178,P=0.003),信息功能的使用對熟人關系交往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03,P=0.001),假設H7a,H7b未獲得數(shù)據(jù)上的支持;陌生關系交往正向影響“陌生”關系信任感(β=0.401,P=0.001),熟人關系交往對“熟人”關系親密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27,P=0.001),假設H8a,H8b獲得數(shù)據(jù)上的支持。研究還繼續(xù)對游客交往關系與游客的恢復感之間的關心進行了驗證,結果顯示:陌生關系交往對自我恢復感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45,P=0.001),熟人關系交往對自我恢復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132,P=0.001)。
本文編號:3376143
【文章來源】:華僑大學福建省
【文章頁數(shù)】:210 頁
【學位級別】:博士
【部分圖文】:
智能手機介入旅游活動的過程圖
由此,研究構建了移動媒體工具介入對游客多層次交往關系的影響模型。其中移動媒體工具的時間性介入直接影響游客的交往數(shù)量與交往情感感知;移動媒體工具的功能性介入包括了對智能手機的信息使用、娛樂使用和社交使用,智能手機的功能性使用在游客自我關系感知“恢復感”之間存在以陌生關系交往與熟人關系交往數(shù)量和情感的多重中介變量。具體的模型圖如6.1所示。6.3 數(shù)據(jù)分析與假設檢驗
以信息功能介入的模型中,整體模型的適配指標均達到了良好的適配標準,具體來看x2/df=2.407(<3);絕對適配指數(shù)RMR=0.054(<0.8),RMSEA=0.049(<0.8);GFI=0.915(>0.8),AGFI=0.894(>0.8),PGFI=0.738,NFI=0.934,RFI=0.924,IFI=0.960?梢,假設模型是合適的。研究結果如圖6.2a所示。具體來看,信息功能介入的直接效應檢驗結果如表6.9。信息功能使用對“熟人”關系親密度具有顯著的負向影響(β=0.080,P=0.075),假設2未獲得數(shù)據(jù)上的支持;信息功能使用對“陌生”關系信任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173,P=0.001),信息功能使用對“自我”恢復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174,P=0.001),假設3與假設4均未獲得統(tǒng)計數(shù)據(jù)上的支持;“熟人”關系親密度對自我恢復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79,P=0.001),“陌生”關系信任感對自我恢復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78,P=0.001),假設5和假設6獲得統(tǒng)計學上的支持;信息功能使用對陌生關系交往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178,P=0.003),信息功能的使用對熟人關系交往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03,P=0.001),假設H7a,H7b未獲得數(shù)據(jù)上的支持;陌生關系交往正向影響“陌生”關系信任感(β=0.401,P=0.001),熟人關系交往對“熟人”關系親密度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27,P=0.001),假設H8a,H8b獲得數(shù)據(jù)上的支持。研究還繼續(xù)對游客交往關系與游客的恢復感之間的關心進行了驗證,結果顯示:陌生關系交往對自我恢復感知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245,P=0.001),熟人關系交往對自我恢復感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0.132,P=0.001)。
本文編號:337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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