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架設了信仰對話和思想交流的跨國橋梁，夯實了海外華人社會各界建立友誼和增進理解的民意基礎，順應了中國—東盟睦鄰互信伙伴關系由經濟向文化拓展、由官方向民間深入的演進趨勢，在彌補雙方公共外交“宗親信仰缺失”方面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

　　[摘要]在全球化與區(qū)域化深度交織的時代，海外僑民及宗教信徒正成為一國公共外交體系中頗具特色的跨國社會資本，日益崛起的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為我們研究海外華人社會、地區(qū)新興宗教、中國—東盟公共外交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相對于本土宗教，基督教在東南亞華人族群中的傳播尤為迅速，已成為影響力與日俱增的跨民族宗教和跨文化宗教代表�；浇躺鐖F不僅促進了華人內部的信仰傳播和族群認同，而且推進了與海外基督教的跨國互動及社會凝聚，它在當前中國—東盟公共外交多維網絡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其未來參與公共外交仍將受到地區(qū)信仰格局、政治社會環(huán)境、西方宗教勢力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約。

　　[關鍵詞]東南亞;基督教;公共外交;海外華人社團

　　經濟全球化導致了主權國家權力的層級化和利益的分散化，而社會信息化則擴展了傳統(tǒng)外交議程的廣度和跨國主體互動的頻度。作為一種全新的對外交往方式，公共外交正與文化外交和民間外交相互促進，共同構成當今各國外交體系的有益補充。相較于一般功能性主體針對現(xiàn)實問題而開展的公共外交活動，血緣宗親以及宗教信徒之間的交流互動往往歷史更為悠久、參與更為廣泛、影響更為深入、效用更為持久，正日益成為一國全面推進公共外交戰(zhàn)略進程中頗具特色的跨國社會資本。

　　一　公共外交視閾下的海外宗親信眾：內涵與特性

　　自20世紀中葉起，西方國家學界和政界開始逐漸重視公共外交，冷戰(zhàn)終結和“9·11”事件等則進一步凸顯了公共外交的戰(zhàn)略地位。1965年，美國塔夫茨大學費萊徹法律與外交學院院長埃蒙德·格利恩(Edmund Gullion)將其定義為：“一項超越傳統(tǒng)外交的國際關系范疇，主要研究公眾態(tài)度對于國家外交政策制定與執(zhí)行的影響，具體包括一國政府在他國境內培植輿論、該國利益集團與另一國利益集團在政府體制以外的相互影響、外交官和記者等之間的溝通聯(lián)系及跨文化交流�！盵1]在日本學者金子將史和北野充看來，公共外交“有助于達成本國的對外利益與目的，提高本國的地位和影響力，提升國際形象，加深對本國的理解。”[2]我國學者趙可金認為：“公共外交是由一個國家為了提高本國知名度、美譽度和認同度，由中央政府或者通過授權地方政府和其他社會部門，委托本國或者外國社會通過傳播、公關、媒體等手段與國外公眾進行雙向交流，開展針對另一個國家民眾的外交活動，以澄清信息、傳播知識、塑造價值進而更好地服務于國家利益的實現(xiàn)�！盵3]由此可見，國內外學術界均承認一國政府主管部門及其附屬機構在公共外交戰(zhàn)略制定與實施過程中的主導地位，以及外交官、企業(yè)家、記者、學者等公眾角色與社會組織的參與角色，均認可雙方圍繞文化、教育、藝術、旅游等議程進行跨國互動時所采用的信息交換、對話交流、情感溝通、認知協(xié)調等多元手段，均贊同公共外交對于實現(xiàn)彰顯價值觀念、贏得外部理解、優(yōu)化國家形象等核心目標的關鍵作用[4]。這為我們具體考察海外宗親信眾在公共外交場域中的本質屬性與功能定位提供了思路借鑒。

　　公共外交的公共屬性源自于內在的社會價值和深厚的文明屬性，其應以尋求確立文化的公共權威作為行動指南[5]，并使得參與者的交流互動由“獨白”(monologue)層次向“對話”(dialogue)與“合作”(collaboration)層次邁進[6]。“新公共外交”(New Public Diplomacy)時代的海外宗親信眾恰恰因其主體多樣性、分布基層性、交流雙向性、“心靈政治”性而成為實現(xiàn)該目標的理想群體，也備受美國、歐洲、以色列、印度等國家和地區(qū)的政府、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的關注[7]。正如莫伊斯·納伊姆(Moises Naim)所言，“移民散居者在推動跨國聯(lián)系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他們往往充當居住國與祖籍國社會之間溝通的橋梁，同時促進價值觀的傳遞與融合�！盵8]徐以驊的研究也發(fā)現(xiàn)：“宗教交流作為民族與民族、國家與國家、地區(qū)與地區(qū)之間在思想、價值觀和情感層面的互動，其影響往往要比基于現(xiàn)實利益的政治結盟和經貿交流等更為深刻持久，而宗教的公共性、社區(qū)性、草根性和長期性與公共外交的基本屬性十分契合。”[9]就此而言，公共外交視閾下的宗親信眾跨國互動本質上融合了“僑務公共外交”和“宗教公共外交”的雙重意蘊，更為關鍵的是，為了實現(xiàn)整合控制、心理調適、信息傳遞、文化交往等各類使命功能，海外僑民和宗教信徒往往作為特定的社會群體而存在，同時囊括兩類群體的社團組織而更具復合性。有鑒于此，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何亞非曾明確呼吁“僑務公共外交可利用中國豐富的宗教資源，針對海外僑胞宗教信仰各異、信眾頗多的僑情，開展與信仰有關的工作�！盵10]在一般意義上，海外僑民宗教社團是指僑民在其居住地基于宗教教義建立的、擁有顯著社會動員和跨國參與能力的、具備一定自治功能的非營利性合法團體，其既是當?shù)匦磐讲嫉佬膛c傳播福音的重要實體，又是海外僑民凝心聚力和增信釋疑的關鍵載體。以本文重點關注的華人基督教社團為例，衛(wèi)星通訊與新媒體等正超越報刊、電臺和電視等傳統(tǒng)媒介，以及地緣關系、親緣關系、族群關系等傳統(tǒng)渠道，日益成為東南亞基督教傳播和華人身份認同構建的全新平臺，這些公共空間當中形成了大量利益集團、非政府組織、文化與專業(yè)團體[11]。

　　二　中國—東盟華人宗教公共外交：必要與可能

　　伴隨亞太地區(qū)在全球戰(zhàn)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凸顯，處于“信仰中國”[12]第二“板塊”當中的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迅速崛起，為我們深入研究海外華人社會中的新興宗教、世界宗教語境下的華人華僑、中國—東盟華人宗教公共外交等問題提供了一個典型案例。具體來看，其充分具備以下多元復合潛力：

　　(一)東南亞華人的地緣—親緣潛力

　　東南亞是海外華人群體最早及最大的聚居區(qū)域[13]，東南亞華人成為溝通華人社會與所在國政府、華人與所在國各族群，以及華人社會之間“內體系”的中介體，也成為聯(lián)系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以及東南亞各國之間“外系統(tǒng)”的橋梁[14]，更是我國發(fā)揮國際魅力攻勢的關鍵渠道[15]。我國高度重視華人紐帶在中國與東南亞社會全方位互動中的作用：2011年底《國家僑務工作發(fā)展綱要(2011—2015年)》中首次正式提出“僑務公共外交”，習近平總書記曾明確強調：“要與華僑華人同圓、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在美國“重返亞太”、南海爭端卷土重來、“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的情勢下，我國應當從全球視野來審視海外華人在統(tǒng)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當中的重要作用，并將東南亞華人作為構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zhàn)略當中的特殊資源，進一步夯實中國—東盟關系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社會民意基礎。

　　(二)東南亞宗教的地緣—神緣潛力

　　東南亞是我國亙古相依的近鄰，開放的地緣特征、交錯的歷史進程和重要的戰(zhàn)略地位共同促成了東南亞文化系統(tǒng)的多元異質性。這一被喻為“世界宗教博物館”的地區(qū)除了匯集全球最多的佛教和伊斯蘭教信徒，還擁有亞洲唯一的天主教國家，古老宗教、傳統(tǒng)宗教、新興宗教、民間信仰共存共榮所體現(xiàn)的跨文化多樣性尤為突出�！拌b于東南亞宗教的特點和華僑華人眾多的情況，特別要重視發(fā)揮宗教在中國與東南亞各國交流中的獨特作用，這對于促進和加強我國與東南亞各國的友好睦鄰關系，應對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具有重要意義。”[16]然而，和伊斯蘭教、佛教、道教等傳統(tǒng)宗教在中國與東南亞關系中的突出作用相比，基督教信仰遺產在中國—東盟公共外交中的戰(zhàn)略潛力仍有待深入挖掘。因此，我國應努力構建包括宗教公共外交在內的外交體系，積極發(fā)揮社會團體的比較優(yōu)勢，實現(xiàn)經貿投資、文化交流、社會治理、周邊安全的協(xié)調互動。

　　(三)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的地緣—親緣—神緣潛力

　　16世紀前后，羅馬天主教和新教伴隨西方殖民勢力擴張而侵入東南亞[17]，基督教東傳運動和當?shù)厣鐣睦硇枨蠊餐炀土嗽撔叛鲈谌A人族群中的迅速傳播[18]，并成為跨區(qū)域、跨民族和跨文化的特色宗教代表。此后數(shù)百年漫長時期中，教會組織中國移民開發(fā)東南亞，建立華僑基督教社區(qū)，對于東南亞華人社會歷史傳統(tǒng)的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與東南亞之間的教會往來也從未間斷過[19]。如表1所示，當今的華人基督教社團與日俱增、分布廣泛、漸趨活躍，信徒呈現(xiàn)出年齡層次低、經濟地位高、教育背景佳、參政意識強、國際視野廣等一系列典型特征[20]。憑借布道宣教、團結互助、慈善施予、文教興辦等實踐，華人基督教社團不斷彰顯著族群特性與信仰使命�！笆聦嵣�，各種西方宗教的海外華人信眾，往往能較西方民眾更加真實地把握中國國內的宗教狀況。同時，相較于中國自身而言，他們更加懂得亦更有能力將中國國內的真實情況告訴西方社會。這種雙向的優(yōu)勢，使海外華人中的基督教信眾完全有可能充當在宗教領域中外互相理解的傳譯者�！盵21]就此而言，引導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參與中國—東盟公共外交實踐，還有助于增進東盟社會對我國政府和民眾的好感與認同，進而爭取西方國家對我國內政外交的理解支持。


　　三　華人基督教社團參與中國—東盟公共外交：模式及實踐

　　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在促進信仰傳播、族群認同和社會融入的同時，還頻繁與中國本土基督教和世界基督教進行跨國互動。就性質而言，海外活動是華人基督教社團傳統(tǒng)社會功能的跨境延伸，側重于強化東南亞華人信徒與中國本土等區(qū)域血緣宗親的聯(lián)系整合，此類社團主要通過以下四種模式嵌入中國—東盟公共外交的多元關系網絡：

　　(一)中國—東盟成員國雙邊官方模式

　　由于我國在東盟成立之前便與其多數(shù)成員國正式建立了外交關系，并自20世紀50年代陸續(xù)與各國簽訂了文化合作協(xié)定，因此依托雙邊關系穩(wěn)定機制無疑成為華人基督教社團參與公共外交的首選。該模式具有“政府搭臺、民間唱戲”的顯著特征，政府主管部門在政策支持、制度設計、資源投入等方面提供保障，民間團體和社會力量則積極參與相關活動。例如：2009年12月，在迎來中新兩國建交十周年之際，以“攜手共建美好世界——和平·合作·友誼·進步”為主題的“中國—新加坡宗教文化展”在新達城隆重舉行�；顒佑尚录悠率笞诮虉F體、新加坡宗教聯(lián)誼會、中國五大宗教協(xié)會共同推進，涵蓋了“靜態(tài)”(如宗教書畫、圖片、經典、圣器等展覽)和“動態(tài)”(如宗教歌舞、茶藝、印刻、剪紙等表演和系列研討會)兩類形式。應新加坡華人基督教社團的盛情邀請，中國天主教和基督教代表團參訪了基督教三一神學院和天主教若瑟養(yǎng)老院，中國基督教代表團與新加坡聯(lián)合圣經公會進行了座談活動，中國基督教少數(shù)民族表演團還參加了新加坡基督教聯(lián)合會舉行的主日禮拜等圣誕活動[22]。由此可見，以雙邊關系紀念日和宗教節(jié)慶日等為契機，宗教跨國互動得以在文化外交和民間外交議程當中不斷凸顯，新加坡政要、各國駐新使節(jié)、雙方宗教團體及普通民眾等數(shù)萬人參與了相關跨文化活動，這在中新兩國乃至中國與東南亞宗教交流史上尚屬首次。

　　(二)中國—東盟多邊官方模式

　　與雙邊官方模式類似，中國與作為區(qū)域實體的東盟在進行公共外交時也呈現(xiàn)出“官推民進”色彩，盡管該模式的啟動時間相對較晚，但卻因內容豐富和形式多元而倍受各方重視。其中，信仰遺產無疑是支撐海外華人記憶的精神支柱和保留自身族群特性的關鍵紐帶，這為華人基督教社團參與中國—東盟公共外交注入了新的活力�！叭绻麃碜圆煌瑖业慕M織發(fā)展成為常態(tài)的、長期的多邊交流網絡，它無形中也提供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借助的民間溝通的平臺�！盵23]例如，2014年4月-12月，為慶祝中國正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十周年，由中國與東盟各國領導人共同確定的“中國—東盟文化交流年”在中國與東盟地區(qū)陸續(xù)展開，宗教與新聞、影視、出版、體育、旅游、青年等共同構成了上百項活動議程，這是我國與區(qū)域組織共同舉辦的首個文化交流年活動。東盟華人基督教社團和中國基督教組織積極跨境互動，參與了“中國—東盟文化論壇”、“南洋文化節(jié)”、“歡樂春節(jié)”等一系列交流活動。無論是布道、朝覲、祈禱、彌撒等儀式所承載的靈性溝通環(huán)節(jié)，還是大型聚會、游行、慶典、研討等社會文化活動，均能夠將道德教化與世俗娛樂有機融為一體。

　　除此之外，一些超多邊機制也成為宗教社團參與公共外交的跨區(qū)域平臺。例如，自2005年起，亞歐首腦會議開始召開由成員國政府、宗教、學術等人士參加的“不同信仰間對話會議”(后升級為“不同文化與宗教間高級別對話會議”)。在2007年我國主辦第三屆會議時，中國與東盟國家基督教團體積極進行信仰接觸，還共同參觀了南京愛德圣經印刷廠等宗教場所，了解了《圣經》在中國印刷、出版、發(fā)行的全過程。借助這一開放性的對話機會，中國基督教組織向海外誠懇表達了擁抱普世教會的情懷，海外基督教社團則感知到我國對于教會教育和宗教文化的支持，雙方均展現(xiàn)出相互借鑒信仰團體發(fā)展經驗的強烈意愿。

　　(三)中國—東盟成員國雙邊民間模式

　　由于宗親信眾之間本身便存在著一種天然的親近感與認同感，因此由民間團體倡議參與的公共外交活動往往具有政治“脫敏”性、議程多樣性、路徑靈活性、持續(xù)穩(wěn)定性等優(yōu)勢。如表2所示，通過頻繁地“走出去”和“請進來”，一系列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已經與中國同行建立了友好關系，雙方直接進行聯(lián)絡互訪、參觀交流、座談研討。信仰對話使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得以與中國同行進行更為深入的心理、習俗和文化互動，這也成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基督教海外交往進程的一個典型縮影，中國教會“在靈性上、神學思想、圣經知識、教牧工作經驗等方面得到造就，在人才培養(yǎng)方面得到很大的幫助，在具體圣工方面也得到技術、經驗、財力、物力的分享�！盵24]近年來，雙方的互動合作逐漸擴展到教牧人員進修、神學生培養(yǎng)、慈善救助等實質性領域。


　　例如，作為新加坡首位出身于華文教會的主教，圣公會東南亞教省大主教周賢正博士一直致力于推動該教區(qū)信眾與我國基督教徒的交流合作，曾于2010年6月親赴北京崇文門堂參加主日禮拜并上臺致詞。次年5月，上海市基督教“兩會”教牧團應邀對圣公會新加坡教區(qū)友好回訪，7位中國同工與圣公會牧師就“信徒領袖角色”進行了熱烈的座談分享，還順道參訪了新加坡衛(wèi)理公會、聯(lián)合圣經公會、三一神學院、圣安德烈醫(yī)院、四美關懷中心等機構。事實上，“新加坡圣公會并不是與英國圣公會完全保持一致，而是經常與亞洲、非洲的圣公會團結起來，組成環(huán)南大會，在許多問題的處理和觀點上與英國圣公會相抗衡，盡可能地擺脫前殖民主義的控制和影響。這種宗教本地化的意識，有助于消除區(qū)域內的隔閡，形成‘亞洲意識’或‘東盟意識’的凝聚力，形成抵抗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的精神力量�！盵25]

　　(四)中國—東盟多邊民間模式

　　近十年來，東盟國家華人基督教社團在對外交往中的自主性不斷提升，以往配合參與外交活動的局面正在改善，呈現(xiàn)出典型的“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特征。例如，2015年5月31日，第二屆“中國—東南亞民間高端對話會”在印尼巴厘島舉行，雙方政要、宗教人士、企業(yè)家、專家學者等200余名代表共同與會，并最終通過了《中國—東南亞民間交流合作倡議書》。該文件決定促進非政府組織等社會力量在民間友好、民意溝通和民生合作等領域發(fā)揮更大作用，依托官民“雙軌”機制推動各方共建“海絲之路”。由于該文本同時向與會各國政府、東盟秘書處及聯(lián)合國經社理事會等官方機構提交，因此民間倡議無疑為中國—東盟公共外交的深化提供了政策支撐，宗教社團在某種意義上已經發(fā)揮出服務外交大局的智庫功能。[page]

　　除此之外，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還依托跨區(qū)域平臺推進與中國教會力量的互動：一方面，這種模式積極通過多邊交往整合區(qū)域宗親信仰網絡。例如：2015年5月20日，中國基督教協(xié)會副會長兼總干事闞保平牧師一行赴雅加達出席了“亞洲基督教會議”[26]第十四屆大會，這是中國基督教代表團首次參加該組織大會。在與來自28個國家和地區(qū)的400余名代表進行友好交流之余，我代表團還訪問了印尼教會聯(lián)合會、印尼華人基督教聯(lián)會以及印尼最大的華人教會印尼耶穌教會國語堂，并與社團負責人就教會發(fā)展、宗教和睦、社會和諧等廣泛議題深入交換了意見[27]。這有助于東南亞社會通過華人基督教社團正面了解中國宗教事業(yè)發(fā)展，并為我國基督教組織融入全球基督教體系提供了經驗探索。另一方面，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還與海外同工一道關注相關世俗議題。例如，2013年11月，印尼華人基督教聯(lián)會(PGTI)在雅加達主辦了首屆“華語福音事工研討會”，來自中國及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qū)的300多位信徒圍繞華語事工、教會復興、福音傳承等展開了友好交流，印華基聯(lián)總主席楊清長老、馬來西亞浸信會神學院院長王美鐘、新加坡神學院院長陳世協(xié)等華人教會精英積極倡議合力傳播華語福音[28]。事實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東南亞華人對自己種族和文化的根感到自豪。有針對性地影響他們的觀點，并通過他們與主流媒體和非政府組織的接觸和溝通，有助于進一步加強外國公眾對中國的客觀了解和全面認識。”[29]再如，面對新一輪歐美經濟危機誘發(fā)的連鎖反應，“全球華人基督徒企業(yè)CEO百人論壇”分別于2014年和2015年在臺北和溫哥華召開了兩次年會，來自中國內地、港澳臺、東南亞等地區(qū)的杰出華人企業(yè)家及教牧人員濟濟一堂，對智慧經營、職場宣教、仆人領導、華人事工等議題進行了深入探討，這促進了中國和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精英人士的信息共享和經驗交流，并為雙方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公共外交實踐奠定了堅實基礎。

　　四　中國—東盟公共外交進程中的華人基督教社團：角色與瓶頸

　　綜上所述，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架設了信仰對話和思想交流的跨國橋梁，夯實了海外華人社會各界建立友誼和增進理解的民意基礎，順應了中國—東盟睦鄰互信伙伴關系由經濟向文化拓展、由官方向民間深入的演進趨勢，在彌補雙方公共外交“宗親信仰缺失”方面扮演著不可替代的角色。首先，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是中國—東盟和平互信的堅定維護者。由于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宗教對外交往活動長期中斷，致使海外基督教界對于中國基督教事業(yè)存在不少誤解[30]，近年來中國又與個別東南亞國家在歷史關系、經貿往來、海島歸屬、公民安全等問題上齟齬不斷，這均成為影響中國—東盟睦鄰互信伙伴關系平穩(wěn)發(fā)展的不和諧因素。通過信息發(fā)布、公開演說、學術討論等各類增信釋疑的公共外交活動，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積極對中國教會組織進行正面宣傳，主動引導民眾理性看待彼此爭議，充分發(fā)揮了宗教的聚合社群功能和文化緩沖功能，成為維護我國海外戰(zhàn)略利益的公共外交“隱形防線”。其次，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是中國—東盟包容互鑒的積極推動者。由于宗教公共外交往往能夠直接融入對象國價值觀念和文化傳統(tǒng)，因此其國際吸引力和感召力完全有可能從目前的“圣物”和“實踐”層次逐漸提升到“制度、范式和思想層次”[31]。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倡導宗教信仰自由、多元文化保護、人類尊嚴與和諧共存、資源環(huán)境的可持續(xù)性，這些寶貴的思想資源不僅與東盟的多元一體和共存共榮等理念密切關聯(lián)，而且為我國“親誠惠容”的周邊外交方針和“命運共同體”戰(zhàn)略構想提供了堅實的價值支撐。再次，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是中國—東盟合作共贏的有力開創(chuàng)者。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已經超越族群整合等傳統(tǒng)功能，日益成為海外華人溝通情誼、輔助事業(yè)及和衷共濟的媒介平臺。通過這一平臺，各類物緣社團可以互通有無、共謀福利，學緣社團能夠精進學業(yè)、推廣文教，業(yè)緣社團則努力尋求商機、減少競爭[32]，地緣—親緣—神緣屬性對于業(yè)緣和學緣等功能領域誘發(fā)的輻射效應正在顯現(xiàn)。

　　與此同時，作為西方基督教在異質環(huán)境中衍生出來的一種亞文化信仰，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必將附著于其所處的宗教信仰格局、族群社會環(huán)境、地區(qū)社會秩序，其發(fā)展瓶頸自然也與不同層級的結構性矛盾密切相關。首先，面臨傳統(tǒng)宗教與民間信仰的競爭壓力。盡管基督教已經在多元共存的東南亞信仰格局之中占據了一席之地，但伊斯蘭教和佛教信仰文化圈華人族群的主體信仰仍然是當?shù)貍鹘y(tǒng)宗教與民間信仰。一些東南亞華人精英在皈依基督教的同時往往保持著祖先崇拜的傳統(tǒng)，華裔基督徒的一神崇拜特征并不明顯，身處東西方雙重語境下的文化認同失調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例如，由于不同年齡段的信徒采用不同語種進行教會崇拜儀式，而不同語言的崇拜形式分別代表了不同文化的精神，因此這間接影響了教會信徒的思維方式，導致教會內部年長一輩與年青一輩在處事方法、觀念、情感表達與溝通方式上不協(xié)調，在教會事務的處理上也引起一些沖突和磨擦[33]。其次，面臨政治環(huán)境與社會張力的雙向制約。盡管新世紀以來中國—東盟宗親信眾交流機制已經初步確立并開始運轉，但官方主導、雙邊互動、功能合作等特征十分顯著。此外，東南亞多元離散的國家關系、政教關系、族群關系等仍具有不確定性，以1965年印尼“9·30”事件為代表的排華風潮曾對華人社團造成了整體沖擊，伊斯蘭極端組織針對華人基督教教堂和敬拜活動的攻擊更是屢見報端[34];即便在崇尚“宗教和諧”的新加坡，2010年也曾發(fā)生過教會布道過程中詆毀佛教和道教的事件，涉事牧師直至內部安全局介入才被迫道歉。最后，面臨西方國家及宗教勢力的外在牽制。西方殖民者侵入東南亞地區(qū)后，為加強其文化攻勢，多采用嚴厲的宗教政策限制華人的宗教信仰自由[35]，移居東南亞的華人基督教徒在社會心態(tài)上普遍經歷了從“葉落歸根”向“落地生根”的轉變，“西化”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在東南亞青年一代當中深深扎根，他們紛紛選擇當?shù)亟虝逃蛑苯痈皻W美留學，并與某些西方宗教組織交往甚密[36]。值得關注的是，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的跨境活動已經影響到我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的宗教發(fā)展和社會穩(wěn)定。 例如，仰光華人基督教會等紛紛以探親、經商、旅游等為借口入境進行非法傳教，并依托在中緬邊境一線設立的神學院校引誘云南怒江、德宏、寶山等地青年教職人員和信徒出境學習，甚至成為美國政治勢力和臺灣當局情報組織對我進行“西化”、“分化”的重要手段[37]。因此，如何處理好汲取海外神學思想與推進基督教中國化的相互關系，將是未來我國與東南亞華人基督教社團交流互動時必須重視的問題。

　　【注釋】

　　[1] “What is Public Diplomacy”，The Edwards R. Murrow Center of Public Diplomacy,Tufts University, ，2013-01-11.

　　[2] 〈日〉金子將史、北野充主編，該書翻譯組譯《公共外交——輿論時代的外交戰(zhàn)略》，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第5頁。

　　[3] 趙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上海辭書出版社，2007年，第15-16頁。

　　[4] Christopher Ross, “Public Diplomacy Comes of Age”,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25, No.2, Spring, 2002, p.77.

　　[5] 韓方明主編《公共外交概論》(第二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3頁。

　　[6] Geoffrey Cowan & Amelia Arsenault, “Moving from Monologue to Dialogue to Collaboration: The Three Layers of Public Diplomacy”,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Public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Vol.616, Mar., 2008，p.11.

　　[7] 唐小松、王義桅：《公共外交對國際關系理論的沖擊：一種分析框架》，《歐洲研究》2003年第4期。

　　[8] Moises Naim, “The New Diaspora”, Foreign Policy, 2002, pp.95-96.

　　[9] 徐以驊：《全球化時代的宗教與中國公共外交》，《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9期。

　　[10] 何亞非：《宗教是中國公共外交的重要資源》，《公共外交季刊》2015年第8期。

　　[11] Robbie B.H. Goh, “The Internet and Christianity in Asia: Cultural Trends, Structures and Transform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29, No.4, December 2005, pp.832-833.

　　[12]“信仰中國”是徐以驊、鄒磊比照“文化中國”、“中華經濟圈”提出的一個概念。具體來看，“信仰中國”包含了三個緊密相連的“信仰板塊”：(1)中國大陸與港、澳、臺;(2)中國傳統(tǒng)宗教信仰與各種東西方宗教的海外華人信眾群體;(3)中國傳統(tǒng)宗教信仰的外國信眾群體。其中，第一個“信仰板塊”正好涵蓋了當代中國的政治版圖，而第二、三個“信仰板塊”則反映了“信仰中國”的海外版圖，是中國“信仰國境線”的海外延伸。參見徐以驊、鄒磊《信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2012年第1期。

　　[13] 莊國土：《東南亞華僑華人數(shù)量的新估算》，《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

　　[14] 朱冬芹：《沖突與融合——菲華商聯(lián)合會與戰(zhàn)后菲華社會的發(fā)展》，廈門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0頁。

　　[15] 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p.76-77.

　　[16] 劉金光：《東南亞宗教的特點及其在中國對外交流中的作用——兼談東南亞華人宗教的特點》，《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4年第1期。

　　[17] Charles F. Keyes, “Being Protestant Christians in Southeast Asian Worlds”,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Vol.27, No.2, Sep., 1996, pp.281-282.

　　[18] 華人基督教徒的持續(xù)穩(wěn)定增長態(tài)勢在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可參見Cheu Hock Tong, Chinese Beliefs and Practice in Southeast Asia, Malaysia: Pelanduk Publication Sdn. Bhd., 1997, p.226;張禹東：《東南亞華人傳統(tǒng)宗教的構成、特性與發(fā)展趨勢》，《世界宗教研究》2005年第1期;〈日〉合田美穗：《新加坡華人的宗教信仰》，《南洋資料譯叢》2012年第4期;

　　[19] 朱峰：《基督教與海外華人的文化適應——近現(xiàn)代東南亞華人移民社區(qū)的個案研究》，中華書局，2009年，第15頁。

　　[20] 一些學者對于新加坡等國基督教發(fā)展的案例研究已經證明了該觀點。可參見曹云華：《新加坡多元宗教透視》，《東南亞縱橫》1994年第2期;袁丁：《持續(xù)和變遷——人口統(tǒng)計中反映的新加坡華人宗教信仰的變化》，《世界民族》2000年第3期;陳才�。骸痘阶诮淘跂|南亞的傳播與現(xiàn)狀》，《東南亞縱橫》2005年第7期;Choong Chee Pang, “Relgious Composition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ome Comments on the Census 2000”, in Leo Suryadinata ed., Ethnic Chinese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2, pp.329-330.

　　[21] 徐以驊、鄒磊：《信仰中國：宗教與中國對外戰(zhàn)略和兩岸關系》，徐以驊、鄒磊主編《宗教與中國對外戰(zhàn)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4頁。

　　[22] 李輝：《中國天主教參加“中國—新加坡2009宗教文化展”》，《中國天主教》2010年第1期。

　　[23] 王琛發(fā)：《公共外交視野下的海外華人信仰組織》，徐以驊、鄒磊主編《宗教與中國對外戰(zhàn)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62頁。

　　[24] 羅偉虹主編《中國基督教〈新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12頁。

　　[25] 劉金光：《東南亞宗教的特點及其在中國對外交流中的作用——兼談東南亞華人宗教的特點》，《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14年第1期。

　　[26]“亞洲基督教會議”(CCA)成立于1957年，是一個以亞太地區(qū)國家為主體的教會合一組織，目前在亞洲擁有17個全國性和地區(qū)性協(xié)會成員和101個教會會員，其中包括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緬甸、老撾、柬埔寨、東帝汶等眾多東盟成員國，大會每5年舉行一屆。1980年10月20日，該組織總干事葉金豪牧師曾應邀訪問中國，并借此機會打開了中國基督教會同亞洲地區(qū)基督教組織的交往通道。

　　[27] 顧夢飛：《闞保平牧師訪問印度尼西亞教會聯(lián)合會和印尼華人教會》，

　　[28] 《印尼華人基督教會聯(lián)會舉辦印尼華語教牧長執(zhí)同工退修會及華語福音事工研討會雅京隆重開幕》，〈印尼〉《印尼商報》2013年11月15日。

　　[29] 劉宏：《華僑華人與中國的公共外交》，《公共外交通訊》創(chuàng)刊號，2010年。

　　[30] 張永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基督教會對外交流活動述評》，《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2期。

　　[31] 徐以驊、鄒磊：《信仰中國：宗教與中國對外戰(zhàn)略和兩岸關系》，徐以驊、鄒磊主編《宗教與中國對外戰(zhàn)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0頁。

　　[32] Juliette Koning & Heidi Dahles, “Spiritual Power: Ethnic Chinese Managers and the Rise of Charismatic Christianity in Southeast Asia”,The Copenhage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27,No.1, 2009, pp.5-37.

　　[33] 朱峰：《當代東南亞華人基督教淺析》，《世界宗教文化》2011年第1期。[34] 章遠：《東盟在區(qū)域族裔宗教問題治理中的角色拓展》，《世界民族》2015年第1期。

　　[35] 張龍林：《東南亞華人宗教問題初探——定義、歷史分期與主要特征》，《東南亞縱橫》2004年第6期。

　　[36] Yaxin Lu, Loren Marks & Loredana Apavaloiae,“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and Christian Faith Community:A Qualitative Study”,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Research Journal, Vol.41, No.2, Dec. 2012, p.119;曹云華：《宗教信仰對東南亞華人文化適應的影響》，《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2年第1期。

　　[37] 孫浩然：《緬甸邊境基督教發(fā)展及其對云南跨境民族的影響——基于歷史、現(xiàn)實與理論的思考》，鄭筱筠主編《東南亞宗教與社會發(fā)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

　　作者系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國際政治系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