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近代西方國家觀念的邏輯與譜系，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近代西方國家觀念的邏輯與譜系

2015-05-12 05:39:35 發(fā)布 | 來源：網(wǎng)絡| 作者：文鑫堂堂主 | 人瀏覽

內(nèi)容摘要：從城邦時代到啟蒙時代，伴隨著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離，近代國家觀念逐漸形成并確立�；诓煌膬r值取向和政治主張，國家被近代思想家賦予積極與消極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國家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各持極端立場，分別將國家干預和社會自治推向極致，而自由主義則居中而立，既承認政府的作用，又相信社會的力量。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考察了國家的形成過程，揭示了國家的階級本質(zhì)，和國家職能重新回歸社會、國家消亡的歷史必然性，并指出在國家消亡之前，無產(chǎn)階級專政作為新型國家形式將發(fā)揮其內(nèi)在作用。西方國家觀念更迭的歷程說明，只有適應社會發(fā)展需要、符合客觀規(guī)律的國家觀才是最好的國家觀。 　　關鍵詞：國家觀；消極國家觀；國家與社會；自由主義　　作者簡介：龐金友，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矣^念的演進與發(fā)展一直是政治理論的核心議題之一。歷經(jīng)古典時代的醞釀、中世紀的轉(zhuǎn)型以及文藝復興的推動，西方的國家觀念在近代逐漸形成并確立。從理論層面探討近代國家觀念的形成過程和內(nèi)在邏輯，對于厘定近代西方政治思想的價值取向，挖掘西方國家觀念的個性特征，從而準確理解現(xiàn)代西方政治文明的內(nèi)涵、正確地把握當代中國政治發(fā)展趨勢具有積極的意義�！　∫�、從古典到現(xiàn)代：近代國家觀念的歷史源流　　國家觀念雖然形成于近代，但在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就已孕育和萌芽。從城邦時代到啟蒙時代，西方國家觀念的發(fā)展與變遷，是伴隨著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分離同步進行的�！　」畔ＥD的城邦是國家的雛形。這些規(guī)模有限、獨立自治的社會組織形式，表面上看是基于共同地域而自然形成的居民共同體，但實際卻是一種依憑出身而參與公共事務的公民共同體。公民雖然同時擁有社會身份和公民身份，置身于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但這兩種身份的界線模糊，兩種生活形式也難辨伯仲。這種近似同質(zhì)同構的現(xiàn)實狀態(tài)，使人們無法意識到國家有別于社會，更無法想象遠離城邦生活的那種“非神即獸”的存在方式。亞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的命題，直接將人的政治性先在于人的社會性，剝離了“人”的抽象內(nèi)涵并賦予其現(xiàn)實意義，真實地再現(xiàn)了城邦時代國家與社會的膠著狀態(tài)�！　τ诹_馬法，人們習慣于關注它的權利概念與思維，以及對于后世法治文化的影響，但往往忽視了古羅馬的實定法已暗含國家與社會統(tǒng)轄領域的分野：國家需依實定法行動，而社會則借助傳統(tǒng)、習俗和道德力量治理。這一界分有力地沖擊了國家與社會的同質(zhì)結構。此外，羅馬法還倡導兩大觀念，一是“法人”觀念，二是契約觀念。前者使國家成為像個人一樣擁有一定權利并承擔相應義務的行為主體，為近世制約國家權力、保障個人權利提供了法理依據(jù)。后者則將訂立契約確定為平等法人間、具有法律效力的行為，從而將法律行為與政治行為區(qū)分開來，使國家與社會間的膠著狀態(tài)變得愈加脆弱�！　≈惺兰o是基督教神學統(tǒng)領一切的千年�；浇痰亩斡^信奉“上帝的物當歸上帝，愷撒的物當歸愷撒”，①將人的靈魂與肉體、精神生活與世俗生活、來世命運與現(xiàn)世境遇一分為二，并且“通過把前者從后者中剝離開來并與上帝建立起直接的聯(lián)系，從而賦予人的精神生命以某種高于世俗秩序的神圣意義和超脫世俗秩序的獨立價值�！雹诮Y果是，個人的價值和地位被提升，國家的作用和意義被弱化。這種神學政治觀承認國家的有限價值，但拒絕對國家的無限依賴，這種既肯定又消極的價值取向，為近代自由主義所吸取，成為自由主義消極國家觀最直接的理論來源。另外，這種政治觀將國家作為眾多社會機構中的一個，教會就自然而然取得了相對于國家的獨立，顯然，社會所取得的外在于國家的特質(zhì)，也深刻地影響了西方近代國家觀念的形成和發(fā)展�！　�14世紀末葉，除了文藝復興、宗教改革，西方最重要的政治現(xiàn)象就是民族國家的日益崛起并逐漸取得壓倒教會勢力的力量。人們不再從神的眼光，而是用“人的眼光來觀察國家了，他們從理性和經(jīng)驗出發(fā)，而不是從神學出發(fā)來闡明國家的自然規(guī)律�！雹垴R基雅維利放棄了將國家視為君主個人所有物的傳統(tǒng)觀念，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首先賦予國家以非人格化的形象，并將政治與道德、宗教分離，這正是近代國家觀念的起點。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他在賦予國家以獨立品性的同時也將國家置于孤立境地。④統(tǒng)一而強大的民族國家在16世紀的歐洲成為普遍的政治理想，中央集權的君主制在此時已得到大多數(shù)國家的認可。布丹發(fā)展了亞里士多德的歷史國家觀，進而提出了“主權”觀念，認為國家是一種抽象的公共權力，是由許多家庭及其共同財產(chǎn)組成的、具有最高主權的合法政府，主權是國家區(qū)別于其他社會機構的唯一標志。現(xiàn)代意義的國家概念由此產(chǎn)生�！　∵M入17世紀，啟蒙思想家借助自然狀態(tài)和社會契約論的設想確立起社會先在于國家的觀念，這一觀念與基督教的社會外在于國家的觀念一起，賦予社會以更為強烈的非國家或反政治的品性。無論自然狀態(tài)的性質(zhì)好壞、個體讓渡權利的多少，思想家們都承認在國家建立之前早已存在一種人類社會形態(tài)，正是由于這種社會形態(tài)的戰(zhàn)爭狀態(tài)或諸多不便，人們才通過訂立契約讓渡部分或全部權利建立了國家。此時的國家與社會已各有所指。⑤　　為了進一步確保商品經(jīng)濟的發(fā)展，反對國家對經(jīng)濟生活的干預，近代自由主義者提出了“自由放任”原則，認為人類社會本身就存在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zhuǎn)移的自然秩序，一旦受到外在干涉或強制，就可能喪失。繼洛克指出：“人們聯(lián)合成為國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護他們的財產(chǎn)�！雹迊啴敗に姑苓M一步提出“看不見的手”理論來論證經(jīng)濟自由的重要，這一理論的實質(zhì)就是呼吁作為經(jīng)濟領域的社會要獨立于作為政治領域的國家，且后者不應該干涉前者�！　∽源耍鷩矣^念與社會觀念開始出現(xiàn)明確界分。較早意識到國家與社會差異的是亞當·弗格森，但從概念上進行明確區(qū)分的是托馬斯·潘恩。潘恩認為兩者在起源和目的上有根本不同，國家源自人們的邪惡本性，社會產(chǎn)生于人們追求幸福的美好愿望；國家的宗旨是以惡制惡，社會的目的是保障幸福。⑦正如他所言：“好些人一開始就把社會和政府混為一談，仿佛這兩個概念彼此沒有什么大的區(qū)別，或甚至于就沒有區(qū)別，但實際上這二者不但不是一回事，甚至連起源都是不同的�！雹嗾嬲龑遗c社會進行現(xiàn)代意義區(qū)分的是黑格爾。他認為市民社會是知性的領域，是充斥著特殊性的倫理發(fā)展的第二階段，而國家是理性的領域，是普遍性與特殊性完美統(tǒng)一的倫理發(fā)展的最高階段。⑨黑格爾承認社會的自治權利，但他也指出，“市民社會是個人私利的戰(zhàn)場，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zhàn)場”，⑩它往往以私利為目標，易受盲目導向和因果支配，從而與國家普遍利益相悖離。這些不足與缺陷，只能通過國家的官僚政治和等級制度的管制才能得以克服。因此，國家在邏輯上高于社會，國家是社會的基礎。又由于社會領域普遍存在非正義或不平等現(xiàn)象，出于保障與維護人民普遍利益的需要，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是必要和正當?shù)�。黑格爾的這種普遍主義國家觀將國家籠罩在神圣光環(huán)之下，國家權力可以無所不在，而社會則完全被國家化了。　　與同時代其他思想家相比，黑格爾的國家觀已達到了相當?shù)母叨龋贿^，他仍未能真正闡明國家產(chǎn)生的原因，未能揭示國家的本質(zhì)所在。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科學地考察了國家形成的歷史過程，在對近代思想家的批判中實現(xiàn)了超越�！　≡隈R克思看來，黑格爾對存在與思維“采取了唯心主義的頭足倒置的形式”，(11)完全顛倒了市民社會與國家的現(xiàn)實關系，抹殺了國家產(chǎn)生的現(xiàn)實基礎，家庭和市民社會才是國家的前提；是社會決定國家，而不是國家決定社會。恩格斯也指出：“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fā)展階段上的產(chǎn)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diào)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jīng)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nèi)；這種從社會中產(chǎn)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12)這表明，在馬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看來，國家具有以下基本特征：第一，“從社會中產(chǎn)生”。國家是個歷史現(xiàn)象，是社會發(fā)展到一定階段的產(chǎn)物，是社會分工的結果，是社會發(fā)展的必然之物，“決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13)第二，“自居于社會之上”。作為階級矛盾不可調(diào)和的產(chǎn)物，國家為緩解利益的沖突與對立，必須以第三者的身份超脫于(哪怕只是在形式上)各種社會利益之上，代表社會的普遍利益，體現(xiàn)社會的普遍意志，為社會服務；但實際上國家又往往代表統(tǒng)治階級的意志，是維護統(tǒng)治階級利益的工具。第三，“同社會相異化”。國家具有相對獨立性，來自社會又獨立于社會；在脫離社會的母體后，往往成為社會的負擔、威脅和壓迫力量。這些重要論斷在西方政治思想發(fā)展史上，第一次闡明了國家產(chǎn)生的真正原因，揭示了國家的階級本質(zhì)，從而創(chuàng)立了科學的、系統(tǒng)的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　《�、積極抑或消極：近代國家的兩張面孔　　現(xiàn)代國家的地位與形象歷經(jīng)數(shù)千年，幾經(jīng)波折。古希臘、古羅馬時代，城邦具有“至高而廣涵”的倫理意蘊，其本身就是至高無上的道德共同體。中世紀神學政治觀將國家降格為神圣意志的世俗載體，國家地位一落千丈。文藝復興后，新興民族國家承載著人們反專制、反神學的愿望與使命，地位與形象迅速提升。但部分啟蒙思想家仍將國家的本質(zhì)認定為“以惡制惡”手段，至多也只不過是一種“必要的邪惡”或“必要的痛苦”。于是，自近代以來，國家開始被不同陣營或流派的思想家賦予或積極或消極的形象，同時，被描述成或善或惡的兩張面孔。　　賦予國家積極形象的思想家更為關注的是國家在近代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馬基雅維利開始，經(jīng)布丹、霍布斯，再到黑格爾，堅持的就是這個理論路線�！　〕鲇趯依婊蛎褡宕罅x的考慮，馬基雅維利認為這些大利益是政府行為合法性的源泉，君主甚至可以為了國家利益不惜任何手段，因此，他提出“國家理由”(reason of state)以試圖說明：手段要為目的服務，目的可以說明手段正當。(14)布丹則賦予國家以現(xiàn)代的形象和意義，主張主權是國家的本質(zhì)，具有絕對性與永久性，它至高無上、不受限制、不可分割、不可轉(zhuǎn)讓；主權者的生命有限，而主權的存在卻是永恒的。他用“私有”和“公有”劃分家庭和國家，并將國家與其他社會團體區(qū)分開來，指出社會個體要服從國家主權。當然，兩人均出于直接的政治價值取向，并沒有深入論述公共權力產(chǎn)生的基礎，也沒有細致分析主權國家的功能與作用。　　系統(tǒng)闡釋國家的作用，賦予國家以積極形象的是霍布斯。借助自然狀態(tài)和社會契約理論，霍布斯告訴人們，人類社會的原初狀態(tài)是一種令人恐懼的戰(zhàn)爭狀態(tài)，每個人于其中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正是通過訂立社會契約，人們以同意的方式讓渡出全部權利給主權者，因此這個“主權者”實際上是“一大群人相互訂立信約、每人都對它的行為授權，以便使它能按其認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與共同防衛(wèi)的方式運用全體的力量和手段的一個人格。”(15)這個“人格”不過是公共權力的一種抽象體現(xiàn)。正是由于這個擁有抽象的公共權力的強大的“利維坦”的存在，國家才能真正保護人們的和平與安全。另外，由于社會契約是權利讓渡的依據(jù)，而人們讓渡權利的終極目標就是維持安全，因此，主權者的權力也有一個底限——為權利讓渡者保留保衛(wèi)自己生命而抵抗他人侵害的權利和權力。此時，霍布斯的國家就完全成為如約翰·基恩所說的“安全國家”了。(16)當人們透過“安全國家”權力運作的黑幕，就會發(fā)現(xiàn)一個“無限國家”的陰影，以及被這一陰影籠罩著的脆弱的社會，國家所承諾的安全是那么遙不可及。公民除了少得可憐的某些與生俱來的權利(如保全生命)以外，不具有任何其他權利，更不用說是針對專斷君主的反抗權。為了充分保障社會的安全，國家擁有國內(nèi)外和平所必須的條件的壟斷權，這個權力不可分割，也不能轉(zhuǎn)移，更不能為臣民所擁有，“因為只要國家權力分立或分散，那么該市民社會就終將不能逃脫那種必然導致暴力內(nèi)戰(zhàn)的原始性情和野蠻爭斗的支配的厄運�！�(17)按霍布斯的理論，社會確實能夠受到國家的保護，但事實上除了那些國家承諾的、幾乎不可能實現(xiàn)的“消極自由”外，社會更多受到的是國家權力的支配、侵擾和滲透。國家權力的無所不及，獨立于國家行為之外的自由領域就會名存實亡。國家強大無比，社會自然毫無作為�；舨妓故箛覔碛辛吮Ｗo與支配社會的角色與使命，同時也擁有了相對于社會的絕對優(yōu)勢，安全國家與無限國家僅一步之遙。(18)　　黑格爾的視野較霍布斯開闊。他將社會看作歷史的產(chǎn)物，是人類的第二種道德組織形式。由于以私利為根基，社會中充滿了無休無止的沖突與斗爭。這種不足只有通過國家才能得以克服，因為國家不僅代表著公共利益，同時還能保證個人和其他社會組織的特殊利益。國家具有普遍的利他性，不僅沒有損毀家庭和市民社會，反而克服了它們的局限和不足。因此，不僅不應該將國家置于社會的對立面，還要使國家控制社會。黑格爾的國家觀以更加理論化的言語表達了對國家的崇拜：國家本身是目的，個人和社會是為國家而存在的；個人的自由與權利，只有符合實現(xiàn)國家這一最高目的時才有意義。此時，國家已不僅是中心，而且是個人乃至整個社會的本質(zhì)與意義之所在。他將積極國家的形象發(fā)揮到了極致�！　≠x予國家以消極形象的思想家更多看到的是國家對于個人權利的威脅，他們往往通過社會契約論論證社會的先在性，通過獨立的經(jīng)濟領域的合法性證明社會的外在性，從而將國家的干涉排斥在合理范圍之外。洛克、亞當·斯密、潘恩、孟德斯鳩和托克維爾等都是這一理論的代表人物。　　洛克不信任國家權力，更對其與個人權利的沖突表示擔憂，因此他主張國家基于契約所委托的立法權與司法權，要對社會和個人負責。社會是先于國家而存在的，國家只具有工具身份。這一主張既體現(xiàn)出對限制國家權力、維護個人權利的倡導，也表達了對社會擺脫國家干預而自治的自信，對近代國家觀具有“思想導向”的作用。(19)　　緊隨洛克之后的是亞當·斯密，他主張自由放任的經(jīng)濟政策，反對國家干預經(jīng)濟，并通過“看不見的手”這一理論論述了獨立的、不受國家權力侵犯的經(jīng)濟領域存在的合理性，為“社會外在于國家”的思路注入了實質(zhì)性的內(nèi)容。潘恩則走得更遠。他贊同洛克限制國家干預以抵御專制主義的主張，堅信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況下，也不過是一件免不了的禍害；在其最壞的情況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禍害。”(20)與此相反，自然社會則是一種“絕對的良善”，沒有國家的干預，社會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個體足以自生自發(fā)，克服沖突與動蕩，建立發(fā)達而平穩(wěn)的社會秩序�！　∶系滤锅F假設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君主制政府，但他也對國家心懷戒備，因此，他思考得更多的則是如何使政府受制于法律，受制于社會。在他看來，社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構成一個非政治的領域，而在于它構成了權力分立與多樣化的社會基礎。在提出三權分立與制衡思想的同時，他還注意到常為人所忽略的社會“中間權力”即高等法院、教會和貴族的存在和力量。(21)　　在這個陣營中思考最為深入的是托克維爾。托克維爾看到了由選舉產(chǎn)生的國家專制主義對現(xiàn)代社會構成的威脅和沖擊，他擔心在民主的名義下，社會淪為國家權力的支配物。因此，他不贊成潘恩使政府最小化的主張，在他看來，無論是對國家領域還是對公民社會領域，積極而強大的政治機構都是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必要條件，但必須防止權力壟斷的傾向。對此，他提出了“以社會制約權力”的思路，主張將政治權力分配給多元的社會部門，突出公民行動的民主意義，充分發(fā)揮“社會的獨立之眼”對抵抗國家專制的屏障作用。他相信，擁有多元的且獨立于國家之外的自組織的公民社會是民主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條件。沒有社會制約的國家權力總是危險的，是對專制主義的放縱。(22)　　無論是積極國家，還是消極國家，近代政治思想家對國家地位的認定，對國家形象的描繪，往往更多地強調(diào)了國家的積極作用或消極影響的一個方面，不經(jīng)意間走上了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此消彼長的價值路線，從而不能全面而客觀地評價國家的功能、作用以及國家的未來命運�！　●R克思主義創(chuàng)始人同樣關注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化問題。但與其他近代思想家不同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簡單地描繪國家積極或消極的形象，，而是深刻地指出，國家與社會的二元化的真正內(nèi)涵是：國家與社會不僅分離、對立，而且還在對立中統(tǒng)一；不僅分離與對立不是絕對的，甚至這種二元化的趨勢本身也不是永遠的，換言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歸宿是兩者的統(tǒng)一�！　≡隈R克思看來，國家和社會之間的內(nèi)在矛盾注定了國家不斷脫離社會的控制、日益凌駕于社會之上這一趨勢，但由于國家權力來源于社會，因此兩者又必然統(tǒng)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統(tǒng)一，即是統(tǒng)一于國家，還是統(tǒng)一于社會的問題。而國家和社會二元化的實質(zhì)就是國家把本屬于社會的經(jīng)濟權力重新還給社會。近代資產(chǎn)階級民主代議制在國家和社會二元化的條件下不是解決了而是繼續(xù)擴大了國家和社會之間的矛盾，因此，新型的民主制度必須實現(xiàn)國家和社會的統(tǒng)一。馬克思在19世紀40年代提出的民主制思想，就是旨在尋求國家和社會統(tǒng)一的一種努力。國家和社會的統(tǒng)一不是退回到中世紀那種國家和社會融于一體的狀態(tài)，而是經(jīng)過國家和社會的二元化過程來實現(xiàn)人民重新掌握自己的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這一目的，使抽象的國家不再是一個統(tǒng)治因素。馬克思在闡述社會決定國家的歷史觀時，實際上，已經(jīng)將國家和社會二元對立與統(tǒng)一的原則表露無遺。在談到黑格爾的國家與社會關系時，他認為黑格爾努力把國家和社會統(tǒng)一于國家而不是社會，實際上賦予了國家永恒的性質(zhì)。為了糾正這種國家主義傾向，馬克思主張行政權并不是作為國家和市民社會聯(lián)系的中介，而是代表國家同整個市民社會的直接對立；等級在立法機構中不可能具有“中介”性質(zhì)，它完全由特殊利益所支配，不可能調(diào)節(jié)國家和社會的矛盾。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提出要將“民主制”作為實現(xiàn)國家和社會統(tǒng)一的唯一途徑，“其他一切國家構成都是某種確定的、特定的、特殊的國家形式。而在民主制中，形式的原則同時也是物質(zhì)的原則。因此，只有民主制才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統(tǒng)一。”(23)這意味著，在社會普遍參與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新型國家政權，與社會沒有根本的利害沖突，由此可見，國家職能重新回歸社會、國家與社會實現(xiàn)統(tǒng)一具有歷史的必然性�！　∪�、從國家主義到無政府主義：近代國家觀念的左右之爭　　在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中，有一系列的國家觀念，大致可以分為左、中、右三個陣營。推崇國家的國家主義與棄絕國家的無政府主義分列兩端，自由主義則居中而立，既承認政府的作用，又相信社會的力量。　　作為近代西方的主流政治思潮，(24)自由主義堅持個人權利是一切政治思考的核心，個人權利的優(yōu)先性決定公共權力的工具性，也決定了國家的消極性，“小政府”是現(xiàn)代社會的必然選擇�！　≡诠畔ＥD城邦時代，城邦是“至高而廣涵的善”，是第一位的，是個人的歸宿和目的。進入中世紀后，國家地位急轉(zhuǎn)直下，淪為上帝意志的體現(xiàn)，基督徒彼岸追求的棄物，維持世俗秩序的工具。近代自由主義繼承了這種工具性取向，并將其納入對國家性質(zhì)的解讀之中。只不過，國家不再臣服于上帝的權威和基督徒的彼岸情結，而要服務于個人的權利與自由。對于近代自由主義而言，社會契約是聯(lián)結個人權利與公共權力的中介。生活于自然狀態(tài)中的人們通過彼此間訂立契約，將個人權利部分或全部讓渡給公共權力，從而建立起國家。國家是維護個人權利的消極工具�；舨妓雇瞥缣峁┖推脚c安全的“利維坦”，但他只將其規(guī)定為強權的載體，主權的象征，而絕非正義的化身，更不是至高無上的道德實體。洛克主張政府“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就是保護人們的財產(chǎn)，如果沒有“本人的同意，不能取去任何人的財產(chǎn)的任何部分。”(25)潘恩則直接將社會定位為絕對的良善，國家不過是為維護其公共利益而進行的權力委托的載體而已。而在洪堡看來，國家的目的只限于保障安全，除此之外的任何國家行為都應禁止，即便是國家對公民正面的、積極的物質(zhì)和福利的關心也“妨礙著人的個性和特長的發(fā)展；它增加國家行政管理本身的困難，增加為此所需要的手段，因而成為種種弊端的淵源……”。(26)　　人性論是近代自由主義國家觀的邏輯起點。近代自由主義先設定了一個自然狀態(tài)，或淪入戰(zhàn)爭狀態(tài)(如霍布斯語)，或充滿不便(如洛克語)，總之是有缺陷的，而自然狀態(tài)這種缺陷恰恰源自人性的缺陷。如但寧(W. A. Dunning)所說：“人類的自然狀態(tài)是從人性的本原推衍出的、不可避免的結論�！�(27)由人性缺陷引起的自然狀態(tài)的缺陷是國家建立的原動力。自然狀態(tài)的無政府狀態(tài)，恰恰反襯出擁有強大權威的國家的必要；無序的程度越高，國家的必要性越大。在霍布斯那里，自然狀態(tài)是“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狀態(tài)。在對利益與占有物的爭奪中，彼此視如仇敵，欲先除之而后快，每個人都在死亡的陰影下惶惶不可終日�；舨妓怪砸谩妒ソ�(jīng)》中一種巨大的海獸“利維坦”來指代國家，恰是他希望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來制止內(nèi)亂、維護和平的內(nèi)心表白，“在霍布斯眼中，人之安全，正是國之目標�！�(28)而在洛克那里，人性沒有如霍布斯所說的那樣邪惡，自然狀態(tài)也不像霍布斯描繪的那樣凄慘，是一個較為完備的自由狀態(tài)，只是有諸多不便而已。這樣，國家建立只需人們讓渡部分權利。由此看來，不僅人性缺陷是國家存在的理由，人性缺陷或不足的程度還決定了國家的性質(zhì)及其與社會、個人的關系。　　自霍布斯開始，人性缺陷是國家的邏輯起點這一觀念深深地影響了自由主義的思想傳統(tǒng)。無論何時，在描述國家的性質(zhì)、論證約束國家權力和行為的合法性時，自由主義者總是祭起人性惡這一法寶。聯(lián)邦黨人為自己構想的制度所做的辯護堪稱經(jīng)典：“政府本身若不是對人性的最大恥辱，又是什么呢？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29)政府的存在與設計，與其說是人類政治智慧的外顯，倒不如說是基于人性缺陷的無奈之舉�！　〖热粐铱偸怯J覦個人權利的領地，是個人權利的潛在威脅，為何不徹底放棄國家呢？關鍵問題還在于人性的缺陷。如果沒有一個外在的、他者的約束，基于人性缺陷引發(fā)的人類的劣根性就會無休止地泛濫，甚至導致社會的顛覆。為了保護個人權利，必須建立公共權力，由國家來管理社會�；舨妓拐f得好，即便是專制國家，也要比無政府的自然狀態(tài)好上許多。洪堡也承認國家是一種“必要的痛苦”，國家權力可能會威脅個人自由，但它也能提供其他組織不能提供的秩序。另外，個性自由的實現(xiàn)也離不開國家。“我們不是要通過擺脫國家享有自由，而是要在國家中享有自由�！�(30)　　基于人性的缺陷，國家是必要的；同樣基于人性的缺陷，國家又是邪惡的，一句話，國家是“必要的邪惡”。不拋棄國家，也不盲目崇拜國家，在承認國家必要的同時，不失戒備與防范之心，這是自由主義消極國家觀的核心原則�！　�人權利的目的性決定了公共權力的工具性，而這種工具性也注定了國家權力的有限性。如果沒有有效的制約與監(jiān)督，國家將會無所不能，直至侵犯個人權利。因此，近代自由主義提出了“小政府”理論，倡導權力制約。對于后者，人們主要借重“以權力制約”和“以社會制約”兩個思路�！　≡诮杂芍髁x者看來，“以權力制約權力”可以通過兩種途徑進行。一個是通過分權實現(xiàn)，另一個是通過權力制衡實現(xiàn)。洛克考慮到權力的不同屬性，將國家權力劃分為立法權、執(zhí)行權和對外權，希望能借分權來實現(xiàn)權力制約。孟德斯鳩則系統(tǒng)闡發(fā)了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種權力間相互分化、相互制衡。聯(lián)邦黨人則受孟德斯鳩影響，將三權分立思想付諸政治實踐。　　托克維爾主張“以社會制約權力”。(31)在反思法國大革命中的暴政時他注意到：一個由各種獨立、自主的社團組成的多元社會具有“一只獨立的眼，監(jiān)督著國家，使之不淪為專制”(32)。這一理念經(jīng)過西方近現(xiàn)代的民主實踐已形成了包括公民社會組織、新聞媒體、多元政黨和“壓力集團”等在內(nèi)的一整套外部制約機制，它能夠從體制外通過選民的選舉、政黨的競爭、利益集團的壓力、傳媒的介入等形式對當權者施壓從而防止權力的專斷和濫用�！　】偠灾�，個人權利、消極國家觀以及“小政府”理論，構成了近代自由主義國家觀的邏輯節(jié)點：個人權利的價值訴求賦予國家以消極品性，國家作為一種“必要的邪惡”自然越小越好。(33)然而，正如摩瑞斯所主張的，對于近代西方政治思想史而言，自由主義的國家觀雖是主流，但卻不是唯一的。(34)國家主義與無政府主義以極端的立場、激進的態(tài)度詮釋出了兩種另類國家觀。　　權力尤其是國家權力是政治學理論的核心議題，更是國家主義的根本內(nèi)容。從最初的興起，經(jīng)早期的國家主義，到絕對主義的國家主義，再到絕對主義的當代變種，國家的角色定位、與社會的關系雖略有差異，但國家主義的基本觀點卻絲毫未變：國家是權力的擁有者，社會與個人永遠是權力行使的對象�！　≡趪抑髁x者看來，國家是有機整體，個人只是其有機組成部分。按黑格爾的術語說，國家是一種自在自為的存在。國家是本原，是第一位，而個人是第二位的。國家擁有自己的利益，為了追求和維護自己的利益，國家可以采取任何手段或形式。國家主義希望在國家與個人、國家與社會之間實現(xiàn)內(nèi)在統(tǒng)一和高度和諧。為達此目的，國家主義努力使國家包涵所有的社會生活，甚至把所有的社會關系、文化觀念都納入國家權力的光環(huán)之下。(35)無疑，這是一種理想主義。　　無政府主義主張建立沒有任何政治權威的、絕對自由的社會。無政府主義堅信社會的種種弊病皆源自于國家的存在，因為國家是一種強制力量，它造成了人們的屈從，屈從又是產(chǎn)生一切邪惡的根源，因此，必須廢除一切國家，建立一個以個人自由聯(lián)合為基礎的、以小生產(chǎn)者為主體的、不設立國家政府的社會。無政府主義提出了“自由即至善”的口號，認為個人自由高于組織紀律，個人意志高于集體意志，個人利益高于集體利益，是個人自由產(chǎn)生了社會秩序而不是社會秩序給人們以自由。(36)　　無政府主義對社會自身的力量充滿信心。盡管無政府主義者對如何通過社會合作與團結來實現(xiàn)社會自治看法不一，但他們相信，社會可以而且應當在沒有國家強制性權威的條件下組織自愿而有序的社會生活，(37)可以排斥一切外在的強制形式。當然，無政府主義并不否決一切形式的權威，只不過這些權威應該處于一種多元的分散狀態(tài)，個人也只需自愿遵從。無政府主義也是一種政治理想，只不過它只具有理論的合理性，卻沒有對應的歷史形態(tài)。　　不難看出，無論是國家主義的政治理想，還是無政府主義的政治主張，它們都立足于對人性的樂觀判斷。它們相信人是至善的、全知的、理性的。兩者的區(qū)別僅在于承負這種樂觀人性的載體不同：一個是國家及掌權的君主，另一個是社會及其成員。另外，兩者普遍堅持二元化的思維方式，認為國家與社會是此消彼長的對立關系，既無視兩者共有部分的存在，也漠視兩者的相互合作與參與。也正由于此，國家主義和無政府主義這兩種極端的國家觀念，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現(xiàn)實層面都是不可取的�！　∠啾榷裕杂芍髁x的國家觀顯得更為溫和。自由主義剝掉國家的道德外衣，使其還原為世俗工具、社會的外在之物或活生生的權力載體。同時，它將國家的起源與人性之惡有機整合，國家既非自然而生，也非神授之物，而是人性缺陷的補丁。它將國家置于個人權利與自由的對立面，對國家充滿了戒備與防范之心，欲將其約束至最低限度而后快。自由主義與無政府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國家觀最根本的區(qū)別就在于：自由主義部分認可國家的作用。即便這“部分認可”也要受到限定：國家的作用僅限于維護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實現(xiàn)，或出于此目的而對外部力量實施的防范。當然，自由主義的國家觀與無政府主義的國家觀并非涇渭分明。如果將自由主義對社會自治的倡導無限擴大，對國家和政府的不信任推至極致，就很容易得出無政府主義的結論來。從這個角度來講，兩者恐怕只有量的不同而無質(zhì)的差別。同樣，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也并非水火不容。自由主義并未棄絕國家，它承認政府是必要的，只是倡導政府權力的有限性。自由主義從近代向當代演進的歷程，實質(zhì)就是自由主義對國家不斷妥協(xié)的過程。(38)　　顯然，上述三種國家觀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缺陷與不足。國家主義無法看到國家權力來源于社會本身且終將歸還給社會的必然趨勢，無政府主義不了解國家與社會二元分離與對立之上的統(tǒng)一傾向，自由主義更將國家抽象描述為權利的讓渡與委托，從而掩蓋了國家產(chǎn)生的歷史性和階級性。通過對巴黎公社政治實踐的總結，馬克思意識到，新型民主制度一個重要內(nèi)容就是要把社會委托給國家的那些權力重新還給社會，“把靠社會供養(yǎng)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fā)展的國家這個寄生贅瘤迄今所奪去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39)因此，他提出“國家權力回歸社會”的主張。這一主張不僅意味著消除階級統(tǒng)治，恢復共和國的“社會”本質(zhì)，還意味著國家各項職能回歸社會，擴大社會自治權，吸引社會中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國家政治管理，最終促使國家自行消亡。由“國家和社會統(tǒng)一”到“國家權力回歸社會”，馬克思的論斷符合國家和社會之間辯證的、此消彼長的歷史運動。當然，他也承認國家和社會的統(tǒng)一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這一歷史過程需要無產(chǎn)階級利用國家的力量使其自行消亡。在達到這一目標之前，國家仍將發(fā)揮其應有的功能和作用，只不過這個國家應是全社會普遍利益的真正代理人。它要從組織上制度上保證無產(chǎn)階級民主的實現(xiàn)，從而逐步使國家權力回歸社會，由社會自行掌握。(40)　　19世紀末20世紀初，傳統(tǒng)自由主義的“小政府”理論不再適應時代的發(fā)展，很快為新自由主義的“大政府”理論所取代。20世紀五、六十年代，是福利國家和國家干預暢行天下的時代。進入20世紀70年代，國家壟斷的上升與福利國家的困境，使堅持消極國家觀的保守自由主義的“弱政府”理論迅速復興。不到10年，“弱政府”理論在20世紀80年代再度陷入危機。社群主義與新共和主義的“強政府”理論登上歷史舞臺。當代西方不斷更迭的國家觀念發(fā)展歷程有力地證明：國家觀念沒有終極理論。只有適應現(xiàn)實政治和社會發(fā)展需要、符合客觀規(guī)律的國家觀才是最好的國家觀。認識到這一點，對當代中國的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對實現(xiàn)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想目標，有著積極意義。　　注釋：　�、佟妒ソ�(jīng)·馬太福音》ⅩⅩⅡ.21.　�、趨踩赵疲骸对谏系叟c愷撒之間——基督教二元政治觀與近代自由主義》，第39頁，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　�、邸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7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芸ㄎ鳡栒J為：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割斷了前人將國家拴系在人類存在的有機整體之上的麻繩。政界不僅失去了同宗教、形而上學的聯(lián)系，而且也失去了與人的道德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一切其他形式的聯(lián)系�！比绱艘粊�，“國家完全是獨立的，但同時它又是完全孤立的�！眳⒁姸魉固亍たㄎ鳡枺骸秶业纳裨挕�，第173頁，華夏出版社，1998年版�！　、萦袑W者注意到，17世紀的“公民社會”概念指的是一種政治社會，甚至與國家同義，而不是當代學者所意指的社會的非政治領域，與這一概念相對的不是國家，而是自然狀態(tài)。詳見袁柏順、叢日云：《17世紀“公民社會”概念解析》，《遼寧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　、蘼蹇耍骸墩摗�(下)，第77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吲硕鞑粌H論述了社會與國家在起源和目的上的不同，他還詳細分析了兩者在角色、本質(zhì)和產(chǎn)生上的區(qū)別，最后得出結論，政府是必要的邪惡。詳見潘恩：《常識》，第2～10頁，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嗯硕鳎骸冻ＷR》，第2頁，華夏出版社，2004年版�！　、岷诟駹柕氖忻裆鐣拍钪苯觼碓从诟ジ裆腃ivil Society。希爾貝克等在分析這一點時寫道：“黑格爾把市民社會放在家庭和國家之間。他是最早把以下事實作為題目討論的理論家，即現(xiàn)代世界出現(xiàn)了多樣的私人的和自愿性的組織，其功能是無法由家庭或國家來充分履行的。職業(yè)生活和市場經(jīng)濟被包括在廣義的市民社會概念中。”(G·希爾貝克、N·伊耶：《西方哲學史——從古希臘到二十世紀》，第422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年版)。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中，以政治與經(jīng)濟來界分國家與社會的，還有德國的奧本海，他認為“‘國家’是通過政治手段而聯(lián)系越來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總和；‘社會’則是通過經(jīng)濟手段而聯(lián)系越來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總和�！�(弗蘭茨·奧本海：《論國家》，第120～121頁，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　�、夂诟駹枺骸斗ㄕ軐W原理》，第309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　�(1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6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89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189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14)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 Politics, Vol. 2, Renaissance Virtu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374.　　(15)霍布斯：《利維坦》，第132頁，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　�(16)John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88, p. 37.　　(17)John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p. 103.　　(18)Christopher W. Morris, An Essay on the Modern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34～35.　　(19)鄧正來：《市民社會與國家——學理上的分野與兩種架構》，鄧正來、J.C.亞歷山大：《國家與市民社會》，第93～95頁，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版�！　�(20)潘恩：《潘恩選集》，第3頁，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　�(21)列奧·斯特勞斯在評論“中間權力”時認為孟德斯鳩忽略了一個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城市。他還不同意將法院作為中間權力的一部分，而傾向于將法院獨立出來，作為這些中間權力的法律保管人或監(jiān)護人。詳見列奧·施特勞斯、約瑟夫·克羅波西主編：《政治哲學史》(下)，第599頁，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2)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下)，第841～850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2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0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24)沃特金斯甚至認為，西方政治文化傳統(tǒng)就是現(xiàn)代自由主義發(fā)展的歷程，“現(xiàn)代自由主義絕非歸屬于某一個社會集團，其追隨者亦不限于擁護任何一種經(jīng)濟體制。它乃是西方政治一切具代表性的傳統(tǒng)之現(xiàn)代表現(xiàn)。若是自由主義無法生存下去，毋寧說西方政治傳統(tǒng)也便宣告終結�！痹斠姼ダ锏吕锵！の痔亟鹚梗骸段鞣秸蝹鹘y(tǒng)：現(xiàn)代自由主義發(fā)展研究》，引言第1頁，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5)洛克：《政府論》(下)，第86頁，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　�(26)洪堡：《論國家的作用》，第3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27)W. A. Dunning,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Norwood, Mass., Macmillan Company, 1905, Vol. Ⅱ, p. 268.　　(28)N. D. Arora, Theory of State: A Short Introduction, New Deihi: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Publications, 1983, p. 120.　　(29)漢密爾頓、杰伊、麥迪遜：《聯(lián)邦黨人文集》，第264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30)洪堡：《論國家的作用》，第19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　�(31)也有西方學者認為，近代權力制約大體分為中央和地方兩個層面：在中央層面，權力制約主要表現(xiàn)為“以權力制約權力”，而在地方層面，權力制約則表現(xiàn)為“以社會制約權力”。參見Percy Allum, State and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pp. 318～322�！　�(32)John Keane, Democracy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New York: Verso, 1988, pp. 49～51.　　(33)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d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8～94.　　(34)Christopher Morris, An Essay on the Modem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228～229.　　(35)彼得·李伯庚(Peter Rietbergen)從文化角度如此解讀：“由于國家政府運用各種文化形式來增進它的權勢，文化被納入了官方的結構，使思想的交流逐漸受到限制。”詳見彼得·李伯庚：《歐洲文化史》(下)，第380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　�(36)盡管如此，無政府主義仍不能簡單等同于個人主義的擴大。正如哈耶克所說：“真?zhèn)�人主義并不是無政府主義，因為無政府主義只是唯理主義的偽個人主義的另一個產(chǎn)物，而這恰恰是真?zhèn)�人主義所旨在反對的。真?zhèn)�人主義并不否認強制性權力的必要性，而是希望對這種權力施以限制——亦即把這種權力局限在那些必須憑靠其他人來阻止強制的領域之中，并且期望把強制現(xiàn)象減少到最低限度。”(F·A·馮·哈耶克：《個人主義與經(jīng)濟秩序》，第23頁，三聯(lián)書店，2003年版。)　　(37)戴維·米勒、韋農(nóng)·波格丹諾等：《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修訂版)，第21頁，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38)麥克里蘭坦承：“近代國家是自由主義式國家，或者，在近代世界，國家指自由主義式國家而言�！币娂s翰·麥克里蘭：《西方政治思想史》，第333頁，海南出版社，2003年版�！　�(39)《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157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0)關于馬克思的國家與社會二元化思想，榮劍曾做過具體而深入的探討，詳見榮劍：《馬克思的國家與社會》，《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3期。

相關內(nèi)容

  本文關鍵詞：近代西方國家觀念的邏輯與譜系，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