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guān)鍵詞：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概觀，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概觀

周建漳（廈門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轉(zhuǎn)自史學評論網(wǎng) 2004/01/16）

【內(nèi)容提要】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按言說對象與思想風格可以劃分為思辨的、批判的與分析的三種基本類型。思辨歷史哲學試圖以理性思辨方式達到對整個歷史的形上把握。批判歷史哲學和分析歷史哲學則以史學知識性質(zhì)及學術(shù)定位為母題，圍繞歷史認識的性質(zhì)及其獨特性、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和歷史解釋三個基本理論話題展開論述，其間顯露出人文主義與科學主義兩種立場、多元論與一元論兩種方法的對立。70年代后敘述主義思潮興起，西方歷史哲學實現(xiàn)從解釋到敘述的話題轉(zhuǎn)換，并擺脫此前認識論分析的路數(shù)，將目光投向歷史寫作、歷史話語的層面。

【關(guān) 鍵 詞】西方歷史哲學；類型；話題；進展

在20世紀行將結(jié)束的時刻，我們在擁有悠久歷史的東方文明古國回眸本世紀西方歷史哲學的發(fā)展，無疑是很有意義的。然而，要在一篇文章中論說一門學科一個世紀的故事，即便是對歷史哲學這樣一個相對冷僻的學科，亦非易事。何況作為中國人，論者與言說對象間存在種種有形、無形的時空間隔。套用克羅齊所謂“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言，可以說，我們關(guān)于西方的一切言說難免都是東方的。惟望我們關(guān)于西方歷史哲學的這一評述在大關(guān)節(jié)處不至于形神俱失。

一、整體理論概貌

英國哲學家沃爾什(W.H.Walsh)在其于1951年出版的《歷史哲學—導論》第一版中，依照歷史哲學的不同言說對象，將整個西方的歷史哲學劃分為“思辨的歷史哲學”與“分析的歷史哲學”兩種基本類型。所謂“思辨歷史哲學”，是關(guān)于本然歷史及其總體行程的哲學言說，而關(guān)于歷史認識的知識論反思，就是“分析歷史哲學”。沃氏關(guān)于歷史哲學類型此一劃分的邏輯前提，是“歷史”一詞兼含的本然義(what happend)與認知義(what is witten about it)的區(qū)別，因此，他借用人們表達西方哲學由本體論到近現(xiàn)代認識論理論轉(zhuǎn)型的用語“思辨”和“分析”來標示這種區(qū)別。從歷史哲學的實際情況看，沃爾什以之概括的黑格爾、斯賓格勒、湯因比和包括沃氏本人在內(nèi)的20世紀一批主流歷史哲學家大致可以被納入這一區(qū)分框架。但是，嚴格論究起來，“思辨”與“分析”這兩個用語的本義，乃是指稱思想風格的，而思想風格與一種思想的言說對象之間并無必然羅輯聯(lián)系。例如，作為歷史學家和英國人，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在思想風格上其實頗具經(jīng)驗主義色彩。另一方面，“分析”的頭銜對笛爾塔(W.Dilthey)、文德爾班、里克特(H.Rickert)和克羅齊等人來說也不十分恰當，他們的史學觀念事實上有相當?shù)乃急嫔��？紤]到沃爾什的歷史哲學分類風行已久，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同時兼顧言說對象與思想風格兩方面情況，不妨將上述一批歐陸歷史哲學家歸

[1]類在“批判歷史哲學”名下。因此，我們將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區(qū)分為“思辨的歷史哲

學”、“批判的歷史哲學”與“分析的歷史哲學”三種基本類型。在這三者中，分析的和批判的歷史哲學的共同點是知識論反思，而批判的與思辨的歷史哲學則往往在思想風格的宏觀玄思特征上有近似之處。

20世紀西方歷史哲學舞臺上首先登場的是笛爾塔、文德爾班、里克特及克羅齊、柯林武德等歐陸哲學家“批判的歷史哲學”。其中前三位通常被稱為“新康德主義”者，而克羅齊、柯林武德則屬于“新黑格爾主義”。他們的學術(shù)興趣從總體上說集中于對史學的哲學反思層面。細分起來，“新康德主義”側(cè)重在知識論層面上對史學認識區(qū)別于自然科學的獨特性及史學獨立地位的闡釋，而克、柯二氏的思想重心，則是對傳統(tǒng)史學觀念，，尤其是傳統(tǒng)史學（編年史）史料重于思想的傾向的批判與革新。在此，歷史哲學就這樣以關(guān)于史學知識論

性質(zhì)的基本話題展開其學術(shù)話語。這一話題的產(chǎn)生并非偶然，關(guān)于它的言說亦非獨白，它與前此西方史學觀念間有著內(nèi)在的對話關(guān)系。

早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就敏銳地注意到就普遍性而言史不如詩，近代笛卡爾乃至

[2]康德仍將史學拒于他們的認識論視野之外。關(guān)鍵在于，歷史現(xiàn)象的變動不定及其多樣、特

殊性與西方人追求超時空永恒真理與普遍必然性法則的內(nèi)在形上沖動格格不入。因此，史學在學術(shù)殿堂中地位的問題，始終是西方史學自身的一個隱憂。對于除思辨型之外的反思型歷史哲學來說，史學的知識性質(zhì)，或曰史學作為人類一種認知形式的合法性問題，則成為基本的思想母題。反思型歷史哲學一直都是西方歷史哲學中的主流，這一點在20世紀表現(xiàn)得更為明顯。在這一意義上，可以說，西方歷史哲學的全部發(fā)展，實際上都是或隱或顯地圍繞這一母題展開的。在人們對各具體問題的思考、論辯背后，我們都可尋繹出對這一母題的深層關(guān)切與照應。圍繞這一思想母題，人們的思想立場展現(xiàn)為兩種基本傾向。一種傾向是以自然科學為依歸考慮史學的知識性質(zhì)和學術(shù)定位。從孔德到蘭克(L.Vor Ranke)、伯里(J.B.Bury)，他們都認為史學應該、也可能依經(jīng)驗自然科學的模式構(gòu)筑自身的知識系統(tǒng)，使之成為伯

[3]里所謂“不折不扣的科學”。這是一種方法論上的科學主義一元論，分析的歷史哲學實質(zhì)

上就是它的當代哲學版。與之相反的，是強調(diào)史學區(qū)別于自然科學的獨特性的多元論或曰“歷

[4]史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可以上溯至今日被尊為西方歷史哲學之父的意大利學者維柯，18世紀德國哲人赫德爾(J.B.Von Herder)、洪堡(Wilhelm Von Homboldt)以及20世紀美國歷史學家貝克爾(Carl L.Becker)、貝爾德(Charles A.Beard)均屬此一思潮中人，批判的歷史哲學是這一思想傾向的當代代表。總之，借助史學認識合法性及其學術(shù)定位這一基本思想母題，科學主義一元論與歷史主義多元論（即史學自律論）兩大思想傾向，我們可以獲得觀察20世紀歷史哲學的清晰的邏輯線索。

從歷史發(fā)展的線索看，繼批判的歷史哲學之后就是思辨歷史哲學的登場。斯賓格勒和湯因此是這一流派的典型代表。所謂“思辨歷史哲學”，指的是試圖以理性思辨方式達到對整個歷史，包括其發(fā)展階段、發(fā)展規(guī)律及內(nèi)在目的、意義的整體形上把握。斯賓格勒的文明有機體論試圖揭示人類文明有機體興衰的生命周期與貫穿其中的文明“命運”或“有機邏輯”。湯因比則試圖用“挑戰(zhàn)—應戰(zhàn)”模式概括文明形態(tài)的成長、更替。他們的歷史觀對人們理解和認識歷史不無啟示，尤其是湯因比十卷《歷史研究》展現(xiàn)的恢宏氣象和他的思想洞察力，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另一方面，人們對二氏理論模式的普遍性、有效性也提出了大量的批評。從哲學的高度看思辨歷史哲學，其所面臨的根本問題，仍是當代科學哲學對傳統(tǒng)自然哲學提出的詰問：在各專業(yè)領(lǐng)域關(guān)于特定對象基于經(jīng)驗基礎的理性把握之外，是否可能存在關(guān)于同一對象有意義的二度哲學言說？換言之，作為“科學的科學”或“歷史的歷史”的哲學是否可能？這一問題大概只能留待下一世紀的人們?nèi)ニ伎肌，F(xiàn)實的情況是，思辨歷史哲學自本世紀中葉之后已成絕響，這一點發(fā)人深思。

1938年在西方歷史哲學的發(fā)展上是頗具象征意義的年份。是年，阿隆(Raymond Aron)和曼德爾鮑姆(Mauric Mandelbaum)分別出版了《歷史哲學導論》和《歷史知識問題》,預示著此后長達半個世紀獨領(lǐng)風騷的分析歷史哲學的崛起。1942年，著名分析哲學家亨普爾(C.G.Hempel)發(fā)表了經(jīng)典論文《普遍規(guī)律在歷史中的作用》；1959年，同時出版了分別由伽爾迪納(Patrick Gardiner)和麥耶霍夫(Hams Meyerhoff)選編的兩個重要的歷史哲學論文集——《歷史理論》與《我們時代的歷史哲學》；1961年,《歷史理論》這一國際歷史哲學專業(yè)刊物問世。這一系列的歷史事實說明，歷史哲學至此已成為哲學領(lǐng)域一門規(guī)范的學科，而這與分析歷史哲學的崛起幾乎是完全同步的。此后，分析歷史哲學成為西方歷史哲學半個世紀理論發(fā)展的主流。

分析歷史哲學是以黑格爾、湯因比思辨歷史理論反叛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學術(shù)舞臺上的。大概由于前此分析哲學已在“拒斥形而上學”方面作出了充分的努力，分析歷史哲學家們不再

專門談論思辨歷史哲學問題，而是專注于對史學的認識論前提與內(nèi)在邏輯結(jié)構(gòu)的哲學分析。分析歷史哲學視史學的知識論分析為歷史哲學的合法話題。對一門知識來說，客觀性和普遍的因果必然性解釋是兩項基本的理論要求。分析歷史哲學的核心話題恰好就落在這兩點上。歷史認識客觀性的話題最初與貝克爾和貝爾德兩位歷史學家懷疑主義觀點的發(fā)表有關(guān)。沃爾什1961年在他的《歷史哲學—導論》中專門討論了這一問題，爾后這一問題就成為歷史哲學著作、論文的基本話題。歷史解釋之成為分析歷史哲學的中心問題，則是直接由亨普爾1942年發(fā)表的論文引起的，帶有濃厚的理論論辯色彩。

二、基本理論話題

批判的和分析的歷史哲學中有三個基本理論話題，分別是：歷史認識的性質(zhì)及其獨特性問題，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問題，歷史解釋模式（包括普遍歷史規(guī)律）問題。

（一）歷史認識的性質(zhì)及其獨特性問題

對于持科學主義一元論立場的許多分析歷史哲學家來說，歷史認識與自然科學無原則差別，因此，其知識論性質(zhì)對他們而言不成其為問題。而對持與此相反立場的批判歷史哲學家來說，問題就在于既要揭示歷史認識區(qū)別于自然科學的獨特性，同時又要為其合法性提供辯護。

在與自然科學的比較中揭示歷史認識的獨特性，無異于給出某種分類學概念。對此，笛爾泰、文德爾班等人提出了諸如“自然科學—精神科學”、“立法科學—表意科學”及“自然科學—文化科學”等各種表述。基本的認識是，從對象、題材角度看，自然科學面對的是齊一、普遍的機械式存在，史學則研究單一、個別、不可重復的獨特對象及其變化；自然科學中認識的主、客體是不同的，而人文歷史科學的研究者與對象之間存在內(nèi)在同一性。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學由特殊現(xiàn)象中歸納、抽象出普遍法則，而史學則運用個別、具體描述的方法。至于認識旨趣及結(jié)果，自然科學追求普遍、一般規(guī)律，史學的興趣則重在黑格爾所謂的“這一個”人物、事件的把握�？傊�，正如柯林武德所概括的那樣，“個別與普遍之間的

[5]區(qū)別，??是解開歷史學和科學之間的區(qū)別的一把鑰匙。”歸根到底，自然現(xiàn)象的同質(zhì)、

齊一及恒常性等特征與社會歷史現(xiàn)象的多樣、異質(zhì)及一次性等特征的不同，決定了關(guān)于它們的認識的種種差異。我們之所以在人文歷史領(lǐng)域沒有做出自然科學式的嚴格、精確知識，非（方法上）不為，而是（對象性質(zhì)決定了其）不能！

在上述認識獨特性的背景下，史學作為一種知識形式的合法性何以辯護？從笛爾泰到柯林武德，一個基本的信念是：“歷史不是一門科學，如果科學意味著研究普遍性規(guī)律的學科”。

[6]但正如柯林武德所說的，“哲學問題在十九世紀末到處都是要使它自己從自然科學的暴政

[7]之下解放出來的問題�！弊匀豢茖W并非是知識的唯一合法形式。史學雖非科學，但卻無礙

[8]其為“思想的一種特殊的和自律的形式”。

批判歷史哲學對史學知識合法性的辯護包括里克特、克羅齊探索如何做成關(guān)于個體事物

[9]的普遍、一般概念把握的邏輯進路，但其主流和更有價值的思想，則是從滿足我們關(guān)于（歷

史，從而我們自身）意義的理解方面展開論述。作為人類認識形式，自然科學與史學均由一定的感性經(jīng)驗出發(fā)。但笛爾塔指出，構(gòu)成二者感性基礎的是兩種不同的經(jīng)驗類型：前者為外向感官感知(Sensation;Empfindung)，后者則為內(nèi)在體驗或曰生命經(jīng)驗(Experience;Erfah

[10]rung)，二者的區(qū)別有如曠野上的“孤單”(alone)與茫茫人海中“眾里身單”的“孤獨”(Lonely)感受之別。由于后者不具備普遍可重復性及定量測度、處理的可能性，以之為基礎的人文歷史學說難以做成嚴格公式化的知識；也由于生命經(jīng)驗不同于自然科學感官感知外部性的內(nèi)在性，我們在人文歷史領(lǐng)域獲得的，是與自然科學式外在工具性因果解釋(Causal Explanation)不同的關(guān)于對象存在及其意義的內(nèi)在目的性理解與體認(InerUnderstanding)。并且，這種對意義的理解在個體與類，古人與今人精神交往和對話的格局中形成的主體間性

保證其客觀性，而其超越時空的意義關(guān)聯(lián)則顯示了其普遍性。克羅齊的“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及柯林武德接著講的“一切歷史都是思想史”的著名話語，實質(zhì)上說的都是人類意義空間中過去和現(xiàn)在的共時性關(guān)系。這一客觀性和普遍性，就是史學作為一種知識形式或思想話語合法性的保證。

（二）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問題

[11]歷史認識的客觀性涉及史學原則上是否可能滿足客觀性要求這樣一種哲學性追問。

歷史認識的客觀性屬于思想的客觀性范疇，思想客觀性通常被定義為認識對作為其對象的客觀實在思維模擬的吻合性，在此意義上認識的客觀性即主客間性。但是，這種主客間性的判定在實際操作上都是通過思想（以實踐為中介）在世界中的有效性實現(xiàn)的。因此，思想客觀性的實質(zhì)就是其有效性，而符合論不過是對有效性的一種邏輯在先的存在論解釋。認識的主客間性往往表現(xiàn)出主體間性的特征，即不同的人們對同一理論假說殊途同歸的認識，以及在實驗基礎上人們之間理論分歧的消弭與共識的達成。在人文歷史領(lǐng)域，由于通常缺乏自然科學式通過實驗驗證思想有效性的可能性，認識客觀性的判斷往往只能落在主體間性的層面上，這可以視為一種弱條件的客觀性。而在對史學的哲學反思中，我們所遭遇的也正是主體間性層次上的客觀性問題。在此，人們認識的不一致性并非出自史料方面的異議，而是在相對對象相同史料基礎上的分歧。這種分歧具體表現(xiàn)在選擇和解釋兩個方面：人們在共同掌握的基本史料中強調(diào)、取舍的不同導致不同的歷史構(gòu)圖；人們在諸如美國內(nèi)戰(zhàn)起因等問題上不同的看法、解釋。而選擇和解釋歧異的背后是人們不同價值觀念、形上觀念的沖突。德雷對

[12]選擇問題上確認某一事項與某一敘述內(nèi)在相關(guān)性的“內(nèi)在重要性”原則的論述，以及他對

美國史學家諾曼·格雷伯那(Norman A.Graebner)“墨西哥戰(zhàn)爭：關(guān)于因果的研究”的個案

[13]分析，有力地支持了沃爾什關(guān)于“道德和形而上學信念”構(gòu)成歷史客觀性中原則性問題的

[14]論斷。

面對歷史認識中因價值觀念因素導致歷史構(gòu)圖和解釋的歧異，深受克羅齊思想影響的美國史家比爾德和貝克爾對達致客觀歷史認識的可能性持懷疑主義的立場。當然，當他們?nèi)缥?/p>

[15]爾什所說的強調(diào)“歷史思維之中就有著某種不可簡約的主觀性的東西”時，他們心目中的

認識客觀性的典范和參照是自然科學。

與懷疑主義針鋒相對的是M·懷特(Morton Whife)、丹圖(Arthur Donto)等分析哲學家的絕對主義立場。他們認為史學在客觀性上原則上與自然科學并無二致；選擇并非史學中的特例，自然科學家和史學家一樣在價值信念上不是超然物外的，關(guān)鍵不在于選擇和研究者內(nèi)心價值信念的存在，而是要區(qū)分作為心理的東西和邏輯的東西的“信念的起因和關(guān)于該信念

[16]的理由”。也就是說，研究者懷有何種價值偏好是一回事，關(guān)于其研究結(jié)論的邏輯論證與理論辯護是另一回事。因此，他們的結(jié)論是，選擇和價值信念“它們并不像比爾德以及他的

[17]支持者和批評者所想的那么具有破壞性”。這暴露了這些哲學家與持懷疑主義立場的史學

家相比對史學缺乏深刻體認，明于科學而昧于史學的偏頗。自然科學研究當然也涉及選擇，但正如阿特金森(R.F.Atkinson)引述的波普爾(K.R.Popper)的觀點，科學中有一個“由可檢

[18]驗理論確定的關(guān)于選擇的標準，而歷史中則沒有這樣的標準�！倍睦淼臇|西與邏輯的東

西的區(qū)分在史學研究中是否可行、能否奏效也是殊堪疑慮的。

在懷疑主義與絕對客觀主義兩端之間，德雷、阿隆、阿特金森以及沃爾什對歷史客觀性問題持謹慎樂觀的相對客觀主義立場。他們在史學與自然科學的差異以及史學面臨客觀性危機方面與懷疑主義看法相近，但反對懷疑主義的基本立場，認為它抹殺了“史學與宣傳”的

[19]界限，使歷史敘述與小說之類虛擬敘事無以區(qū)分。他們關(guān)于歷史客觀性理解方案的要點，

[20]是將之界定為“與一定觀點相聯(lián)系的客觀性”。沃爾什名之為“視界理論”(perspectiv

ism)。這一觀點承認史家道德、形上前提的存在和影響，認為至少對價值背景相同的史家而言，其內(nèi)部存在關(guān)于選擇和解釋的公共標準，從而滿足特定理論框架內(nèi)部判定認識是非優(yōu)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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