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西方心理學若干歷史發(fā)展模式的審視與省思，，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西方心理學若干歷史發(fā)展模式的審視與省思 投稿：莫馂馃

 

 

歷史畢竟是由一個一個的片段相續(xù)而成的。這些片段作為具體的理論內容，是相應時代作為歷史創(chuàng)造主體的個人的思想的實現。雖然一方面，從尚未實現的未來歷史的眼光看，正是作為歷史創(chuàng)造主體的這些個人的思想的沖動及其理論的追求，塑造著歷史的現實形態(tài)及其具體道路，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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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申春

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3年11期

　　 歷史畢竟是由一個一個的片段相續(xù)而成的。這些片段作為具體的理論內容，是相應時代作為歷史創(chuàng)造主體的個人的思想的實現。雖然一方面，從尚未實現的未來歷史的眼光看，正是作為歷史創(chuàng)造主體的這些個人的思想的沖動及其理論的追求，塑造著歷史的現實形態(tài)及其具體道路，但另一方面，從已經實現了的過去歷史的眼光看，作為歷史創(chuàng)造主體的個人的存在及其思想，不是游離于歷史之外的，而必須從屬于作為歷史及其片段或表象的本體論基礎的它的觀念。因此，必須以作為歷史及其片段或表象的本體論基礎的它的必然的觀念與作為這個必然觀念的偶然的實現形式的歷史的片段或表象之間相互滲透的關系為背景，才能透徹地理解作為整體的歷史及其本質，并洞察作為歷史的具體環(huán)節(jié)的它的各片段之間的關系，以及在這些片段中呈現出來的具有某種普遍性的歷史發(fā)展模式對于作為這些片段之本體論基礎的那個歷史的觀念的指向性意義。

 

　　 當我們以同樣的歷史觀來觀察并思考西方心理學及其歷史時，我們便能夠獲得若沒有這個歷史觀便難以獲得的理論的洞察。為論證方便起見，我們可以首先明確地指出現代意義上的西方心理學及其歷史作為整體背后的那個總的觀念。這個總的觀念，就是于19世紀下半葉普遍興起的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從這個角度說，構成現代西方心理學的歷史的各片段，如它的各種思潮或流派、它在特定歷史時期呈現出的一般面貌、它的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以及它在心理學家個人的思想中的實現形式等，都是嘗試實現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這個總觀念的偶然的歷史形式。當然，這一方面并不意味著，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就其范疇含義而言，從一開始就是既定的和明確的，相反，以具體的理論內容及其塑造的概念內涵來實現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恰恰是心理學的歷史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不意味著，現代西方心理學及其歷史的各片段，就它們對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的實現(的有效性)而言，在邏輯上是等價的，相反，它們構成了從對這個觀念的異化到對這個觀念的實現兩個極之間的連續(xù)譜。

 

　　 那么，如何確立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的范疇含義呢？又如何判定現代西方心理學及其歷史的各片段作為對這個觀念的偶然的實現形式的邏輯的有效性呢？這兩個追問自然會在我們心中立即引起一種強烈的邏輯感和一種厚重的歷史感；若要系統(tǒng)地回答這兩個追問，必將涉及全部心理學及其與人類思維作為整體背景之間極其錯綜復雜的關系，不能在這里展開。但是，以這種邏輯感和歷史感為背景，以上述歷史觀的洞察為基礎，通過考察西方心理學中若干歷史片段及其呈現出的普遍的歷史發(fā)展模式，我們可以獲得據以回答上述兩個追問的一些必然的思想線索。

 

　　 一、心理學在德國的發(fā)展史

 

　　 無疑，眾所周知，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以及以知識體系的形式追求實現這個觀念的學術實踐，普遍興起于19世紀下半葉的德國學術界。促成這個觀念之興起的歷史趨勢，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其一，自然科學自近代以來在西歐的穩(wěn)定的加速式的發(fā)展及其取得的成就，為人類思維提供了理想的知識形式或關于知識形式的理想。因此，任何形式的人類思維的成果作為知識，除自然科學外，包括如哲學、心理學以及關于人及其社會的思想等，都必須向科學靠攏，并獲得科學的形式，進而實現為科學。其二，作為心理學母體學科的生理學，于19世紀上半葉在德國已發(fā)展成為一門漸趨成熟的實驗的自然科學，正是這門科學，特別是其中關于腦、神經系統(tǒng)及感覺器官的神經生理學，逐步孕育了或演化為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心理學，因為那個時代的生理學家們“已經認為心靈主要等同于腦”(波林，1982，第47頁)。在這個過程中，生理學將它自身作為自然科學的合法性以及在它關于心靈等同于腦的信念中蘊含的那種關于作為心理學研究對象的意識的理解方式，同時一并贈與了心理學，從而先天地既培育了心理學對自然科學的(盲目)認同，又在心理學中強化了生理學的那種對待意識的物理主義還原論的理論素樸性。這就是由馮特引導的實驗的、生理的、科學的新心理學的歷史起源。其三，同樣是作為心理學母體學科的哲學，特別是在德國，于19世紀中葉正經歷著一個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哲學的這個歷史特質只有從哲學自身的歷史和邏輯得到說明：一方面，黑格爾哲學體系的完成同時也就意味著整個(近代)哲學事業(yè)的“終結”(孫正聿，1992，第224頁)，因為他的體系“以最宏偉的形式概括了哲學的全部發(fā)展”(恩格斯，1972a，第216頁)，在他的“博大體系中，以往哲學的全部雛雞都終于到家棲息了”(阿金，1989，第64頁)；所以，另一方面，就它自身的未來而言，哲學若要獲得新生，就必須超越它的近代形式的思想邏輯，同時確立一種新的、亦即它的現代形式的思想邏輯，如歷史證明的那樣，這構成了那個時代的哲學家們的使命。在這個過程中，結合上述第一方面的背景看，未來的哲學，不管它的實質內容將如何，但就它的形式而言，必須符合科學的要求。這就是布倫塔諾關于“科學哲學”(施太格繆勒，2000，第49頁)和“真正科學的心理學”(施皮格伯格，1995，第73頁)的觀念的背景。——這個觀念后來由他的學生胡塞爾以現象學的名義得到系統(tǒng)闡述(胡塞爾，1999)。而且，在布倫塔諾的思考中，這種科學的哲學就是正在興起的、他傾力加以倡導的新心理學，因為他確信，“心理學應該是對哲學進行必要改造的適當工具，也是重建科學形而上學的適當工具”(施皮格伯格，1995，第72頁)。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馮特和布倫塔諾各自倡導的新心理學在理論上是同質的；事實恰與此相反，并暗示著，對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的范疇含義的理解和追求實現這個觀念的學術實踐，從一開始就是異質的。——事實上，如上文有關歷史觀的討論所暗示的，這兩個方面是互相支持、相互促進的。本文作者曾結合對全部心理學的歷史批判和對它的理論基礎的反思，把各自包含在馮特和布倫塔諾的思想中的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及其引導的學術實踐，分別稱為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科學主義傳統(tǒng)或道路和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現象學傳統(tǒng)或道路，并闡明了它們之間在邏輯上的異質的和對立的性質。(高申春，王棟，2012)若要系統(tǒng)地闡明這些問題，必須在與人類思維的歷史和成就作為整體的關系背景中，分別考察馮特和布倫塔諾各自的思想，同樣不能在這里展開。這里將滿足于結合上述三個背景因素，闡明各自以馮特和布倫塔諾為代表的這兩個心理學傳統(tǒng)或道路作為德國心理學史的實質內容所展現的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的歷史發(fā)展的一般模式。

 

　　 事實上，上述三個背景因素不是分離地、單獨地起作用的，相反，它們各自之間是緊密相關的，并共同促成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但另一方面也必須指出，它們各自之間的關系是不均衡的，正是在它們之間這種錯綜復雜而又不均衡的關系結構的整體背景中，孕育出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的范疇含義的不同理解，并由此引導著追求實現這個觀念的不同的學術道路。

 

　　 具體而詳細地闡述這些關系并呈現其不均衡的結構整體，自然不是本文篇幅所允許的，但結合人類思維的進步的歷史坐標，通過考察作為心理學本體論基礎的“意識”范疇和作為心理學學科理想的“科學”范疇的概念含義，我們可以總體地把握這些關系及其結構整體，因為對這兩個基礎范疇的含義的理解及其差異，正是這些關系及其結構整體的理論產物。而且，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還將發(fā)現，對“科學”觀念的范疇含義的理解，從屬于對“意識”范疇的概念含義的理解。

 

　　 無疑，要獲得對“意識”范疇的概念含義的真理性洞察，必須通曉哲學及其歷史，從而有可能在超越它的過去的同時開拓它的未來，因為，正是“意識”這個范疇以哲學史的形式承載了全部人類思維的歷史及其成就。這就是布倫塔諾的思想的氣質和動向。他為了拯救哲學而倡導作為科學的新心理學，又為了闡明心理學按照它的內在本性必然是什么而洞察到作為“心理現象”本質特征的意識的“意向性”：“每一種心理現象，都是以中世紀經院哲學家所說的某一對象的意向的(或心理的)內存在為特征的，是以我們或可稱之為——雖然這個說法不是完全沒有歧義的——對于某內容的關聯性、對于某對象(這里所謂對象，不應該被理解為意指一個真實存在的事物)的指向性為特征的，或者說是以內在的對象性為特征的。每一種心理現象都將某種事物作為對象包含于自身之中，雖然不同種類的心理現象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將這些事物各自作為對象包含在自身之中。在表象中，有某種事物被表象；在判斷中，有某種事物被肯定或否定；在愛或恨當中，有某種事物被愛或被恨；在欲望當中，有某種事物被欲望，如此等等。”對此，他并進一步補充說明道，“這種意向的內存在是心理現象所獨有的特征。沒有哪一種物理現象表現出與此相類似的特征。所以，我們可以以這樣的說法來定義心理現象：它們是那些意向地將某一對象包含在它們自身之中的現象。”(Brentano,1995,pp.88－89)正是關于“意向性”的這一段論述，是布倫塔諾的包括心理學和哲學在內的他的全部思想的內核。

 

　　 具體地闡述布倫塔諾的思想，已超出本文主旨。這里要指出的，是他的思想對理論和歷史而言的如下意義。第一，就他的思想作為哲學而言，確乎超越了全部近代哲學思維的二元論的思想前提，并表達了作為現代哲學基本特征的對世界的某種現在的統(tǒng)一的追求，從而完成了那個時代的哲學家的使命。——順便指出，這種關于世界的現在的統(tǒng)一的理論追求，在現象學運動史中逐步凝結并凸顯為具身性主題。——所以，施太格繆勒(2000，第41頁)特別強調布倫塔諾“對現代哲學所具有的意義”，并把他視為現代哲學的始祖。第二，就他的思想作為心理學而言，他的上述關于“意向性”主題的論證，既揭示了作為心理學本體論基礎的“意識”范疇的最根本的規(guī)定性，又闡明了心理學按照它的內在本性必然是什么：對構成全部心理現象之總域的意識的極其復雜多變的樣態(tài)、內容、活動及活動的成就等的系統(tǒng)而細密的分析。這種分析工作，雖然他自己沒能完成，但在未來構成了他的學生胡塞爾的現象學心理學的實質內容。第三，就對“科學”范疇的含義的理解而言，他的上述論證還凸顯了這樣一個主題，即自然科學的世界及其對象或事物，原來是心理現象或意識的存在屬性。這個主題同樣經過他的學生胡塞爾的闡發(fā)，徹底改變了我們對“自然科學”以及以之為歷史原型的“科學”觀念的范疇含義的理解。在胡塞爾的現象學中，“科學”的范疇含義可以恰當地規(guī)定為意識的全部各種活動樣式及其具體的內在環(huán)節(jié)之間的關系所構成的必然性的整體；歷史地形成的“自然科學”，不過是“科學”的一個特例而已。所以，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只有實現為這種意義上的“科學”，才能實現它自身；“自然科學”不是心理學應該追求的目標，而成為心理學的對象。

 

　　 所以，歷史地看，布倫塔諾關于哲學的心理學思考，既拯救了哲學的事業(yè)，又闡明了心理學的內在本性，還拓展了關于科學觀念的范疇含義的理解，從而同時實現了關于心理學、科學及科學心理學的理解方式的整體轉換。而且，他的思想的動向所蘊含的成果，還構成了當時的思想家們討伐并驅逐主要是經由生理學的發(fā)展而興起的心理主義思潮的最強有力的理論工具。

 

　　 以上文關于布倫塔諾的評述所揭示的人類思維的進步的歷史為坐標，就不難看清馮特的思想及其引導的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科學主義傳統(tǒng)的理論性質。從這個角度說，尚需補充說明的一個歷史事實是，馮特是“當時主要的實驗心理學家中唯一缺乏正規(guī)哲學訓練”的心理學家的哲學家(psychologist-philosopher)(Kusch,1995,p.129)。馮特對哲學及其歷史的無知意味著，他既不可能像布倫塔諾那樣在肯定的意義上走向現代哲學，并因而亦不能在否定的意義上洞察傳統(tǒng)哲學的危機的實質。由此進一步決定了：第一，雖然他在那個時代強有力地倡導實驗心理學作為(傳統(tǒng))哲學的替代形式，但就他的心理學作為哲學的思想邏輯而言，依然屬于近代哲學的范疇(高申春，2002)，并因而在與主流哲學的對峙關系中，如歷史證明的那樣，必將為主流哲學的歷史所否定；第二，他關于“科學”觀念的范疇含義的理解，只能是對諸自然科學所共同表現出的形式特征的抽象，如波林指出的那樣，對馮特而言，“科學之意即為實驗的”(波林，1982，第362頁)；第三，他關于作為心理學本體論基礎的“意識”范疇的概念含義的理解，一方面只能依賴于傳統(tǒng)哲學的理論資源，另一方面又受制約于從生理學中承襲過來的那種物理主義還原論的理論素樸性，從而在邏輯上陷入困境。其中，第一個方面規(guī)定了馮特思想的一般性質，它意味著，馮特的思想已經從由哲學所代表或體現的人類思維的進步的歷史趨勢中游離出來而失去其存在的根基；在這個前提下，后兩個方面是相互支持、互相促進的，共同塑造著關于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這個在馮特本人的思想中其性質尚模糊不清的理想。

 

　　 由此，我們可以在宏觀上把心理學在德國發(fā)展的歷史的基本模式概括為：第一，在追求實現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的學術實踐中，形成了以馮特的實驗心理學和布倫塔諾的經驗心理學為代表的兩個傳統(tǒng)；第二，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德國文化背景中，在與主流學術的對峙關系中，馮特的實驗心理學體系終于遭遇到被否定的歷史命運；第三，在德國，作為理論科學的心理學，只有采取從布倫塔諾的經驗心理學到胡塞爾的現象學心理學的發(fā)展道路，才能既符合它的理智文化傳統(tǒng)，又順應它的歷史發(fā)展潮流，從而得以生存下來，并共同表達了人類思維的進步的歷史趨勢。

 

　　 二、心理學在美國的發(fā)展史

 

　　 綜觀西方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的歷史發(fā)展的過程，我們發(fā)現，它雖然誕生于德國，但卻是在美國得到充分發(fā)展的，而在源頭上作為最直接的誘導因素推動心理學在美國發(fā)展的理論原型，正是馮特的實驗心理學，而不是布倫塔諾的經驗心理學。結合上文論證及其結論作為背景，我們立即就可以進一步洞察到如下事實：一方面，正是在德國遭遇了被否定的歷史命運的馮特的實驗心理學，被美國人接受過來，并在美國以其特殊的方式“興旺發(fā)達”、“繁榮昌盛”、熱鬧非凡地得到“發(fā)展”，終于以一種“唯我獨尊”的絕對強勢決定了我們今天通行的關于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理解方式；但另一方面，德國人接受并加以發(fā)展、而且從宏觀上說終于引領了20世紀以來的人類思想史的布倫塔諾的經驗心理學，卻不曾對美國心理學產生實質的影響。同時，上文論證還暗示了，布倫塔諾關于哲學作為心理學、或心理學作為哲學的思考及其引導的現象學心理學的傳統(tǒng)或道路，終于揭示了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的真理性內涵，并因而擁有著心理學的真理；而馮特的實驗心理學作為哲學，無非是嘗試以近代哲學的一種特殊的新穎的形式來否定全部的近代哲學，因而是自相矛盾的，由此實現的，也只能是心理學作為科學的偽形式，并將心理學引向謬誤。所以，只要我們的視野足夠開闊，以人類思維的進步的歷史坐標為參照，而不是被動地局限于由美國人經由他們特殊的歷史過程為我們塑造的那種極端狹隘的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之中，那么，我們立即就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上述歷史事實是何等地令人困惑、耐人尋味、發(fā)人深省而又令人震驚！這一切究竟是因為什么呢？！它又意味著什么呢？！

 

　　 若要系統(tǒng)地探討并回答這些問題，同樣是一篇文章的篇幅所不允許的。這里，我們將延續(xù)上文用以分析德國心理學史的同樣的邏輯框架，來理解美國心理學史。我們已經知道，對于理解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而言，關鍵在于闡明作為心理學本體論基礎的“意識”范疇和作為心理學學科理想的“科學”范疇的概念含義，因為正是這兩個范疇的綜合構成了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對這兩個基礎范疇的概念含義的理解和闡釋，只有在與哲學的血肉相連的關系背景中才是可能的，如布倫塔諾的思想的氣質和動向所證明的那樣；若將這兩個范疇從與哲學的血肉相連的關系背景中切割下來孤立地加以理解，則只能倒退回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之興起所意欲否定的近代哲學及其思維方式，從而陷入自相矛盾，如馮特的嘗試所證明的那樣。由于德國人作為民族之整體的理論思維的成熟，所以，當他們擁有了布倫塔諾的思想動向及其蘊含的真理之后，他們便足以洞察馮特思想之根本之謬誤而拋棄它，馮特的思想也因此不需要被批判便自行走向消亡。——這里有必要附帶指出，這里以及下文為了理解心理學的目的而強調理論思維、亦即關于心理學及其理論基礎的哲學反思的重要性，不應該被誤解為一種屈尊的諂媚；相反，它表達的是一種平等的對話與合作，并因而才能擁有真理，因為，借用恩格斯的話來說，就人類所擁有的不同的知識體系而言，唯有哲學才承載著人類“思維的歷史和成就”(恩格斯，1972b，第533頁)，并因而構成人類其他各種知識體系的大地之母，又因此，就心理學而言，它對哲學的遠離，同時也就意味著它放棄了自己存在的根基和坐標，轉而成為一個無人看顧的“流浪漢”。這種情況，與在德國相比，在美國更甚，因為美國心理學家的哲學涵養(yǎng)，總體而言，可以說是一代不如一代。從這個意義上說，心理學在美國的發(fā)展史，就是這樣一個“流浪漢”的生活史。

 

　　 以這個邏輯框架為背景，并結合上述歷史事實，我們不難估計，美國人的理論思維，如歷史證明的那樣，就其總體而言，處于馮特的水平而不是布倫塔諾的水平，因此，他們才易于理解并同情馮特而接受他的思想和體系，卻不能理解布倫塔諾的思想及其動向，并因而不曾受到他的影響。事實上，從“意識”主題的角度對這個問題的專門研究表明，在理論上與馮特心理學同質的初創(chuàng)時期的美國心理學，在美國文化的背景中得到“繁榮昌盛”的發(fā)展，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它終于獲得了關于意識是什么的真理性洞察，并因而將心理學奠定在合乎它自己的邏輯的基礎之上，而在于：在美國文化中，它缺乏類似馮特心理學在德國文化中所遭遇到的那種來自于在理論上嚴肅的哲學家們對它的理論基礎的懷疑和挑戰(zhàn)。特別是，在這個過程中，它還以德國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抓住了意識的“有用性”，從而走向機能主義，并由此獲得一個得以擺脫類似德國哲學家對它的理論基礎的懷疑和挑戰(zhàn)的“金蟬脫殼”的機會：專注于關于意識之“有用性”的價值論探討，而忽視關于意識本身是什么的本體論追究(高申春，待發(fā))。正是這個主題興趣的轉移，在美國進一步引導著心理學更加遠離了它的中心，并逐漸淡忘了它自己存在的基礎，似乎對作為它自己存在的唯一合乎邏輯的基礎的“意識”范疇的概念含義的闡明，反倒是對它而言無關緊要的。

 

　　 同樣決定于美國人理論涵養(yǎng)、亦即他們哲學涵養(yǎng)的貧乏，關于“科學”的觀念，他們亦不能領會并擁有由布倫塔諾開創(chuàng)、又由胡塞爾闡明的那種普遍的、必然的范疇含義。相反，與馮特的情況相類似，這種哲學的無知同樣決定了美國人也只能從對自然科學的形式特征的抽象達到一種對“科學”的范疇含義的理解。這個思想路徑決定了，由此達到的這種對“科學”的范疇含義的理解，深陷近代自然科學作為現代人“科學”觀念的歷史原型之中而不能自拔，并因而決定了，由此形成的“科學”觀念，在邏輯上追根究底，就是“自然科學”。因此，追求實現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就是要把心理學發(fā)展成為自然科學。然而，通過對自然科學的歷史的和理論的性質的深入考察，我們得以揭示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科學”與“心理學”之間的異己性和對立性，因為在近代哲學的二元論思維方式中，“科學”是排他地專門針對其中“物質”實體建立起來并在這個范圍內有效的人類思維的歷史成就，而“心理學”恰恰是排他地專門針對其中“心靈”實體建立起來并在這個范圍內有效的人類思維的歷史成就。所以，決定于二元論思維方式的邏輯，在二元論思維方式中，“科學心理學”的觀念是荒謬的、不可思議的，在這種意義上追求實現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只能是一個不斷地自我異化的過程(高申春，劉成剛，待發(fā))。以這個洞察為基礎，我們便能理解如下嘗試的邏輯的“必然性”及其謬誤的本質：在二元論思維方式中，以“科學”為立足點，我們只能把握到“物質”實體及其世界圖景作為世界的整體，在這個世界的整體中，不存在“心靈”或“意識”的一絲一毫的影子，所以必須否定“意識”作為心理學的基礎范疇，并(通過各種形式的物理主義還原論)把心理學引導到科學唯物主義一元論，從而確立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存在。這就是華生在對二元論思維方式及其包含的豐富的哲學史內涵無知的前提下，人為地把作為心理學研究對象的“行為”強行規(guī)定為作為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物質”的“身體”意義上的客觀存在、從而發(fā)動行為主義革命所依循的思想邏輯(高申春，待發(fā))。

 

　　 對于整體地理解美國心理學史而言，還必須指出在這個背景中呈現出的以下三個歷史趨勢。第一，如前面關于布倫塔諾的評述所已闡明，在人類思維的歷史和邏輯中，對“科學”觀念的范疇含義的理解，從屬于對“意識”范疇的概念含義的理解。但心理學在美國發(fā)展的結果，卻是倒轉了二者之間的關系：必須以“(自然)科學”為準繩來裁制關于“意識”的理解，從而違背了人類思維的歷史和邏輯。第二，造成這個結果的最根本的原因，也只能從美國的文化背景、具體說是美國人理論涵養(yǎng)的貧乏得到說明。事實上，華生的綱領無非是對前面指出的機能主義引導心理學遠離它的中心、淡忘它自己存在的根基這一歷史趨勢在邏輯上的徹底化，所以華生才聲稱，只有行為主義“才是唯一徹底而合乎邏輯的機能主義”(Watson,1913,p.463)。第三，雖然華生的綱領就其主題意義而言已被歷史否定，但由這個綱領造成的一個歷史假象，同樣是因為不動腦筋的美國人的理論涵養(yǎng)的貧乏而難以被揭穿，從而構成制約美國心理學史的一種隱而不顯、但同時又是無所不在的強大力量。這個歷史假象就是，通過普遍地走向行為主義，心理學想當然地認為，華生已經為我們提供了關于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論證——雖然從邏輯上講，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成這個論證；任何對這個問題的系統(tǒng)論證，只能走向自己的反面。——此后，在美國心理學的主流歷史中，關于心理學能否是自然科學以及心理學在何種意義上是科學等問題就被束之高閣而無人問津；相反，關于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盲目的獨斷論信念，卻成為美國心理學的最高原則，成了它最根深蒂固的、無論如何不能動搖的它的生命線。

 

　　 心理學在美國發(fā)展的歷史所提供的具體內容當然是豐富的、令人眼花繚亂的，不是我們這里關心的主題。上文論證的要旨在于，通過考察心理學在從德國向美國傳播的過程中所發(fā)生的歷史變故，闡明由此塑造的主流的美國心理學所理解的“意識”和“科學”這兩個基礎范疇的概念含義，從而揭示主流的美國心理學所追求的關于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觀念在邏輯上的不可能性。因此，我們可以預期，如歷史證明的那樣，就其主流形式而言，不管美國心理學采取或實現為什么樣的理論形態(tài)，如機能主義、行為主義或當代認知心理學等，雖然當這種理論形態(tài)剛剛興起時，它似乎給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及其實現帶來了無限的希望和憧憬，但當它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時，它又必然給心理學的理論局面帶來混亂，并暴露出科學心理學的理論基礎的危機，乃至于總體地看，危機竟成為科學心理學的一個歷史的特質。對此，我們可以利用桑代克關于動物學習的試誤說做隱喻的說明，以簡化我們的論證。

 

　　 我們知道，桑代克曾很精巧地為他的實驗動物如貓設計了各種迷籠情境，從而誘導出、并得以觀察到動物如貓在迷籠中的行為存在及其基本特征：無效地嘗試各種錯誤的動作，又在這個過程中偶然嘗試到由迷籠的設計所決定、所要求的若干有效的動作，從而得以逃脫迷籠。由此進一步，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桑代克為他的貓設計一個無解的迷籠，那么，我們將會在他的貓身上觀察到什么呢？我們將會觀察到，一方面，決定于貓的生命沖動的本能，它必然要在迷籠中嘗試各種各樣試圖逃脫迷籠的動作，另一方面，迷籠的無解的性質卻又必然地決定了，無論貓在其中做出多少種嘗試，這每一種嘗試都注定是無效的、失敗的。如果桑代克果真如此殘忍地為他的貓設計這樣一個迷籠，那么，他的貓的生存境況及其命運將注定是可憐的、悲慘的。以此為隱喻的原型基礎，結合上文論證的結論，我們便能理解，作為主流的美國心理學，恰似桑代克無解的謎籠中的這只貓：由于作為它的最高原則、作為它的生命線的它關于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觀念本身是荒謬的、無解的，所以，無論它嘗試以什么樣的理論內容來充實或實現它自身，這每一種嘗試及其實現的理論內容，都必將注定是失敗的、無效的。

 

　　 在這里，還必須從以下兩個方面參照德國心理學史來理解美國心理學史的上述特征及其未來。其一，我們知道，德國人因為理論思維的成熟，所以既在肯定的意義上擁有了布倫塔諾及其思想蘊含的真理，又在否定的意義上洞察到了馮特思想就其邏輯而言的謬誤，因而發(fā)展布倫塔諾的思想而拋棄馮特的思想，他們決不至于像美國人那樣在馮特規(guī)定的無解的思想空間內盲目地嘗試錯誤。相反，美國人因為對哲學的無知以及由此決定的他們理論涵養(yǎng)的貧乏，不自覺地陷入馮特規(guī)定的這個無解的思想空間，并在其中徒勞地嘗試各種在邏輯上注定了的錯誤。由此也可以理解前面提到的美國心理學在心理學作為整體背景中的那種“唯我獨尊”的強勢背后的動機的意義和實質：借用弗洛伊德的話來說，這種“強勢”，無非是美國心理學在由對“科學”無知而引起的自卑情結的驅使下采取的反向形成的自我防御機制而已，如科克已深刻地指出的那樣，對美國心理學家而言，“科學”這個標簽“起到了一種安全毛毯的作用”，他們像“拼死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樣地要抓住它，作為他們用以對抗針對他們和他們的研究的合法性的懷疑和挑戰(zhàn)的“護身符”(轉自Leahey,1981,p.384)。

 

　　 其二，對主流的美國心理學而言，若要真實地擺脫前面指出的如幽靈一般糾纏著它的歷史的那種理論基礎的危機及其作為桑代克無解的謎籠中的貓的悲慘命運，那么，它就必須像德國人那樣洞察到作為它的存在的生命線的它關于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觀念在邏輯上的荒謬性和無解性，并達到或回歸到德國人已經擁有的那種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的真理性理解。事實上，在美國心理學作為整體的背景中，與作為它的主流的科學主義傳統(tǒng)及其歷史相伴而生的，是各種形式的對它的理論基礎及其成就的懷疑、挑戰(zhàn)或批判性反思。例如，科克通過廣泛的文化批判，將由科學主義傳統(tǒng)引導的美國心理學的學術實踐整體地稱為“失去意義的思想活動(ameaningful thinking)”(轉自Leary,2001)；吉布森作為最著名的知覺心理學家之一則指出，心理學家們“大多認為，我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鞏固我們的科學成就。他們的這種自信令我震驚，因為這些所謂科學成就在我看來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在我看來，科學心理學在理論基礎方面是站不住腳的。讓我們切記，整個心理學事業(yè)隨時都有可能會像一個手推車一樣被顛覆！”(Gibson,1967,p.142)英國心理學家喬因森通過批判地考察作為美國心理學主流歷史的行為主義和認知心理學得出結論認為，“現代心理學作為一部歷史，它所記錄的，不是科學的進步，而是人類理智的退化。”(Joynson,1976,p.117)認真地對待這些批判性的評論或結論，我們發(fā)現，這些批判工作據以開展的邏輯的基礎，都是對關于心理學按照它的內在本性必然是什么的在理論上尚未自覺的常識水平的洞察。同時，歷史證明，以理論上自覺的體系的形式將這個常識水平的洞察實現出來，就是布倫塔諾和胡塞爾倡導的現象學心理學。(高申春，待發(fā))所以，我們可以預期，以歷史的長遠眼光來看，當美國人終于有一天在理論上成熟到足以把他們的這些批判工作據以開展的基礎系統(tǒng)地闡釋出來時，他們便會像德國人那樣，既在否定的意義上得以洞察他們的科學主義傳統(tǒng)的邏輯的不可能性而拋棄它，同時又在肯定的意義上獲得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的范疇含義的真理性洞察，并重新追求以此為基礎的心理學實踐，從而實現美國心理學的整體轉換，并以這種方式再現心理學在德國發(fā)展的那種歷史模式。

 

　　 三、詹姆斯心理學思想的進展

 

　　 以上關于美國心理學史的評述同時也暗示了，當美國人終于在理論上、在哲學上達到德國人的那種深度、那種成熟時，那么，這種成熟了的哲學或理論，必將反過來以與德國哲學家懷疑和挑戰(zhàn)馮特心理學的理論基礎、并最終否定其體系同樣的方式和力量，懷疑作為美國心理學主流歷史的它的科學主義傳統(tǒng)的理論基礎，并否定其體系的存在。事實上，在美國心理學史中，確曾出現過這樣一個人、并存在著這樣一種理論，即詹姆斯經由心理學的道路而形成的徹底經驗主義作為形而上學的哲學。對于闡明并理解本文主題而言，考察詹姆斯心理學思想的進展及其實現的轉向是極富啟發(fā)性的，因為他以他個人的思想進展的形式，最集中地既再現了心理學在德國發(fā)展的那種歷史模式，又實現了上文預期的美國心理學的必然的未來邏輯：以一種簡化的方式來說，詹姆斯心理學思想的出發(fā)點，正存在于引導了以馮特為代表的關于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觀念的那同樣的背景之中，并因而與后者具有同質性；但是，他關于由這個出發(fā)點蘊含的那種心理學的系統(tǒng)的探索，卻是一個不斷地突破并超越這個出發(fā)點的過程，乃至于最終達到對這個出發(fā)點的否定；同時，在這個過程中，引導他逐步走向這個出發(fā)點的反面的那個思想的邏輯，以在與這個出發(fā)點的關系中此消彼長的方式連續(xù)得到逐漸清晰的表達，最終在理論上實現為徹底經驗主義作為形而上學的哲學；徹底經驗主義作為一個潛在的、巨大的思想空間，就其一切本質的特征而言，與由布倫塔諾開創(chuàng)、由胡塞爾系統(tǒng)闡述的現象學是同質的，因此，其中蘊含的心理學，與現象學所蘊含的心理學，亦即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現象學傳統(tǒng)，在邏輯上是同質的。(高申春，2011)

 

　　 為了避免可能的誤解，這里有必要就詹姆斯與美國心理學史的關系作如下簡要說明。從一種意義上說，詹姆斯作為美國人，當然構成美國心理學史的一個環(huán)節(jié)。事實上，詹姆斯是在美國倡導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心理學的第一人，因此可以說是美國心理學的始祖。但是，決定于其教養(yǎng)背景，詹姆斯在思想上可以說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公民”；而且，歷史證明，他作為思想家是極富原創(chuàng)性的。所以，他不可能將自己局限在某種單一的視野內，而必須追求關于世界和人生的統(tǒng)一的理解。(高申春，2009)就心理學而言，他雖然以上述出發(fā)點作為據以進入心理學的一個臺階，但當他由此進入心理學并細察心理學本身究竟是什么之后，他終于發(fā)現，這個出發(fā)點原來是一個錯誤而必須拋棄它，同時為心理學作為心理學本身尋求到了合乎邏輯的基礎，這個基礎，如前文論證所已暗示，必然同時是心理學的和哲學的。然而，另一方面，就美國心理學史作為整體的一般趨勢而言，由于上文闡明的美國心理學家哲學涵養(yǎng)的貧乏，恰如他們同情于馮特而不能理解布倫塔諾一樣，他們同樣是不動腦筋地接受了詹姆斯的對他自己而言作為據以進入心理學的暫時的權宜之計的上述出發(fā)點，并對詹姆斯的具體研究工作充滿敬意，但卻不能跟進詹姆斯思想的進展并進入由此實現的理論轉向，因而不能理解這種進展和轉向對心理學及其理論基礎而言所蘊含的深意。正是這種哲學涵養(yǎng)的差異，最終決定了詹姆斯心理學思想的進展與美國心理學史作為整體二者分道揚鑣而走上不同的道路。所以，我們發(fā)現，一方面，從詹姆斯的角度說，如墨菲和柯瓦奇(1980，第282－283頁)指出的那樣，“甚至在他的權威極盛的時期他仍然抵制美國心理學中最風靡的思潮；而對于以后流行的傾向，如對智力的測量，他則充耳不聞”；另一方面，從美國心理學史的角度說，它由于不能理解并跟進詹姆斯心理學思想的進展而拋棄了他，或更準確地說是遠離了他，并以一種必然會令詹姆斯本人十分不快、但卻是美國心理學史作為整體的一般特征的極端庸俗的方式，把他的心理學思想的進展解釋為是走向了哲學，似乎他的心理學和他的哲學是分離而不相關的，如舒爾茨(1981，第142頁)給出的解釋那樣，“《原理》出版后，他感到他已經說了他所知道的關于心理學的一切，所以轉向哲學。”

 

　　 眾所周知，從職業(yè)歸屬的表面特征看，詹姆斯一生的事業(yè)，從生理學出發(fā)，經由心理學的道路而進入哲學。正是與那個時代的德國生理學的密切接觸，最初在詹姆斯的思想中孕育出關于由生理學發(fā)展出心理學以及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的信念：“看來，心理學開始成為一門科學的時機已經成熟——在神經系統(tǒng)的生理過程與意識的出現(主要是感知形態(tài)的意識現象)之間的過渡領域，已經形成了一些定量的研究成果，而且必將有更多的研究成果涌現出來。我正準備鉆研這一研究領域所已取得的全部知識，并有可能在這一領域獨立地做些研究工作。在海德堡大學，赫爾姆霍茨和一個叫馮特的人已經著手開展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了，我打算來年夏天赴海德堡聆聽他們的教誨。”(轉自Evans,1990)雖然詹姆斯不曾做過馮特的學生，但他無疑非常了解馮特的研究及其進展。從這個背景看，他關于心理學作為一門獨立科學的信念，與馮特關于新心理學的構想，形成于并體現了同一個思想趨勢，即經由生理學、并與哲學相結合而生成作為一門獨立科學的心理學。

 

　　 詹姆斯關于心理學的系統(tǒng)思考的結果，呈現于1890年出版的《心理學原理》。正是在這部著作中，他強有力地表達了心理學正在成為一門“獨立”的“自然科學”的一般歷史趨勢。然而，歷史證明，對這部著作及其闡述的觀點的理解是極富挑戰(zhàn)性的。例如，在完成書稿之后寫的“序言”中，他以一種表面看起來似乎是確定無疑的口吻說，“在本書中，我自始至終都嚴守著自然科學的觀點。”(James,1890/1907,p.v)對那些其教養(yǎng)背景不足以理解詹姆斯、并因而喜歡以斷章取義的方式來閱讀詹姆斯的人而言，他們傾向于把詹姆斯的這個觀點從詹姆斯的思想作為鮮活的整體中切割下來，使之成為僵死的教條，似乎詹姆斯是無條件地堅持關于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觀點，從而引導了上文評述的美國心理學的主流歷史。事實上，詹姆斯對心理學的全部思考，恰如布倫塔諾和胡塞爾一樣，都是在與哲學及其歷史的血肉相連的緊密聯系中進行的。所以，他的思想一方面作為心理學，另一方面作為哲學，構成一個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也只有在這個有機統(tǒng)一的整體中，才能把握他的具體觀點的精髓。以此為背景，就可以理解，他關于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觀點，主要是執(zhí)行一種否定的和保護的職能：就其否定的含義而言，是要以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現代觀念，否定無論是以官能心理學表達的理性主義傳統(tǒng)還是以聯想心理學表達的經驗主義傳統(tǒng)的近代哲學及其形而上學，他把這種形而上學稱為“片面的、不負責任的、糊里糊涂的、又意識不到自己是形而上學的”形而上學；就其保護的含義而言，是要將作為自然科學的心理學與上述形而上學劃清界限以保護它免受后者的侵害，因為當這種形而上學“侵入到自然科學中之后，必將同時毀壞自然科學和形而上學這兩樣各自原本美好的事物。”(James,1890/1907,p.vi)但是，對于像詹姆斯這樣的思想家來說，如前文論證所已暗示，否定必然同時也就意味著肯定：就形而上學主題而言，他對傳統(tǒng)形而上學作為形而上學的偽形式的否定，是要為真理形態(tài)的形而上學預留出空間，而這種真理形態(tài)的形而上學，正是詹姆斯人生追求的終極目標。結合詹姆斯思想進展的背景看，在經過最后文本化為《心理學原理》的關于心理學的十余年艱苦探索后，他所追求的這種真理形態(tài)的形而上學已在其中現出較清晰的輪廓，并在他隨后的哲學研究中進一步概念化為徹底經驗主義(詹姆斯，1965)。正是這種形而上學，構成了他的全部心理學思考的隱而不顯的基礎，所以，反過來，當這種形而上學日漸清晰后，他必然要重新規(guī)定以此為基礎的心理學的性質，從而否定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存在，因為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的存在，必然是盲目的和未完成的。所以，當他在“工作”的水平上完成他的“心理學”、并準備走向“哲學”時，在《心理學簡編》的結尾，他最后耐人尋味地總結說，“所以，當我們說‘心理學作為自然科學’時，我們一定不要認為這話意味著一種終于站立在穩(wěn)固基礎之上的心理學。恰恰相反，它意味著這樣一種特別脆弱的心理學，在它的每一個連接點上，都滲透著形而上學批判的水分；它的全部基本假定和資料，都必須在一個更加廣闊的背景中重新加以審視，并被轉換成另一套術語。”(James,1892,pp.467－468)

 

　　 關于徹底經驗主義作為形而上學以及心理學在這種形而上學中加以審視將會是什么等的深入考察，均已超出本文范圍。這里將滿足于以一種歷史的形式證明徹底經驗主義作為形而上學與現象學的同質性，并因而證明由徹底經驗主義奠基的心理學與由現象學奠基的心理學的同質性，二者共同表達了關于心理學作為科學的觀念的現象學傳統(tǒng)的真理的必然性。事實上，正因為如此，所以，當胡塞爾的現象學終于為世人所理解之后，人們得以洞察二者之間的相似性和同質性，并以胡塞爾的現象學為背景框架，重新解讀詹姆斯的思想，在西方學術界形成一個蔚為壯觀且富有成效的研究潮流(Wilshire,1968; Linschoten,1968; Wild,1969; Gobar,1970; Stevens,1974; Edie,1987)，并促進了我們對詹姆斯心理學思想的進展和轉向及其理論的和歷史的意義的理解，如其中Wilshire所指出的那樣，在現象學的視域中，“兩大卷《心理學原理》中的幾乎每一個問題都發(fā)生了倒轉”，但“整個著作卻因此顯示出了它以前從未顯示出的意義來。”(1968,p.16)本文作者亦曾提出如下隱喻來理解詹姆斯：他的形而上學探索乃是一個翻越山嶺的過程；在翻越山嶺之前，他所面對的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二元論的世界和他對尚未遇見的山嶺對面的世界的預想，所以，他在這里對心理學寧愿采取常識的態(tài)度；當他翻越過這個山嶺之后，他所面對的就是徹底經驗主義的世界；《心理學原理》所記錄的，是詹姆斯正處于作為形而上學歷史分水嶺的這個山嶺頂峰時的思想。(2011，高申春)這個隱喻同時也意味著，必須以未來的徹底經驗主義作為形而上學的視野，反過來透視《心理學原理》作為文本的結構和內容，才能理解詹姆斯心理學思想的真意，并把握其進展和轉向所預示的未來歷史的方向。

 

作者介紹：高申春，心理學博士，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130012。

 

歷史畢竟是由一個一個的片段相續(xù)而成的。這些片段作為具體的理論內容，是相應時代作為歷史創(chuàng)造主體的個人的思想的實現。雖然一方面，從尚未實現的未來歷史的眼光看，正是作為歷史創(chuàng)造主體的這些個人的思想的沖動及其理論的追求，塑造著歷史的現實形態(tài)及其具體道路，但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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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西方心理學若干歷史發(fā)展模式的審視與省思，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本文編號：17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