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稅改革,本質上是為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鋪路,是財政作為國家治理基礎和重要支柱作用的現(xiàn)實呈現(xiàn)。作為一項"頂層設計",消費稅改革因其具有多重紅利效應而凸顯了財政改革牽一發(fā)而動全身的杠桿效應,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就社會治理而言,消費稅征稅環(huán)節(jié)后移,有利于營造公平有序的社會環(huán)境,實現(xiàn)地區(qū)間公平收入分配,促進現(xiàn)代稅制建設;有利于提升國家認證能力,提高社會治理效果。從法治角度來看,緊隨消費稅改革的消費稅立法是稅收法定原則的體現(xiàn),是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內在要求,有利于中央和地方關系制度化與規(guī)范化。從政府間財政關系來看,消費稅下劃地方,有利于完善地方稅系,緩解地方公共服務供給壓力,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從政策遵從來看,消費稅下劃地方,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政策遵從,通過穿透治理體系的結構之網,觸及地方政府的利益訴求,謀求國家治理更加現(xiàn)實的動力機制。 

【文章來源】：理論學刊. 2020,(06)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10 頁

【部分圖文】：

國家與社會間的有機互動

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基本方略。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體系,提高黨依法治國、依法執(zhí)政能力。因此,要進行高效的國家治理,需以良好的法律基礎作為保障,具體到稅收領域,則體現(xiàn)在稅收法律體系現(xiàn)代化建設上。稅收法定已經成為現(xiàn)代社會稅法的基本原則,是稅收法治與依法治國的內在要求和體現(xiàn)。良法基礎上才能有良治和良序(18)。為了使公民的財產權免遭非法侵害,就必須要求對稅之課征有法律依據(jù),依法治稅。由此,推進消費稅立法有利于完善稅收法制,規(guī)范政府征稅行為,提高稅收法治水平,保障納稅人的切身利益。截至目前,我國18個稅種中僅有個人所得稅、企業(yè)所得稅和環(huán)境保護稅三部稅法,稅法制定過程也存在過度仰仗法規(guī)、部門規(guī)章及司法解釋決定具體實施方法的弊端。在地方層面,稅收法律約束性不強,法律效果受限,加之不同地區(qū)稅法標準不同,使各地稅收實施效果存在較大差異(19)。為了完善稅收法律制度,貫徹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于2019年12月3日發(fā)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稅法(征求意見稿)》,以法制為消費稅改革保駕護航。因此,消費稅立法的推出是依法治稅乃至依法治國的實質性舉措,制定稅收單行立法是稅收法治化的體現(xiàn),為落實稅收法定原則奠定基礎。

國家治理依賴于國家能力。政府間財政關系作為國家治理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對國家能力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進而決定著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能否得以順利實現(xiàn)(見圖3),是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主要實現(xiàn)機制。政府對公共服務的提供影響著國家的市場增進能力,政府的宏觀調控又影響了國家的組織動員能力,兩大能力作為國家能力的直接組成部分印證了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背景下改善政府間財政關系的必要性(24)。其中,公共服務供給能力直接影響了國家能力的實現(xiàn)。因此,建立財權與事權相適應的制度,加快推行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為地方政府提供財政收入保障,提升其公共服務能力,是當前理順政府間財政關系的重點。從實踐角度來看,分稅制改革后,我國政府間財政關系垂直不平衡的態(tài)勢出現(xiàn)并不斷強化,由此引申出的公共服務供給失衡、土地財政、地方債失控等一系列問題急需解決,政府間財政關系的再調整已經進入日程,因此,必須有效發(fā)揮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上的積極性,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服從服務于國家治理的現(xiàn)實需要。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制度、政策與效能:國家治理探源——兼論中國制度優(yōu)勢及效能轉化[J]. 燕繼榮.  政治學研究. 2020(02)
[2]國家制度建設和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的五個核心命題[J]. 張文顯.  法制與社會發(fā)展. 2020(01)
[3]從國家治理視角進一步推進財稅體制改革[J]. 劉尚希,武靖州.  國家治理. 2019(40)
[4]垂直財政不平衡的形成機制與激勵效應[J]. 李永友,張帆.  管理世界. 2019(07)
[5]論高質量發(fā)展與稅收制度的適應性改革[J]. 劉尚希,樊軼俠.  稅務研究. 2019(05)
[6]“國家治理財政論”:從公共物品到公共秩序[J]. 呂冰洋.  財貿經濟. 2018(06)
[7]政府治理機制轉型與社會組織發(fā)展[J]. 黃曉春,周黎安.  中國社會科學. 2017(11)
[8]“國家治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財政本質的科學闡釋[J]. 葉子榮,段龍龍.  財政研究. 2017(01)
[9]國家治理的倫理意蘊[J]. 向玉喬.  中國社會科學. 2016(05)
[10]論中國財政基礎理論的創(chuàng)新——由“基礎和支柱說”說起[J]. 高培勇.  管理世界. 2015 (12)



本文編號：3535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