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正式印發(fā)了《關于加快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提出到2022年,基本形成覆蓋城鄉(xiāng)、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現(xiàn)代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到2035年,基本形成與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基本建成目標相適應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兩大目標。這是自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上首次提出推進覆蓋城鄉(xiāng)居民的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概念和2014年司法部發(fā)布《關于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以來再次印發(fā)指導性意見,可見推進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是推進法治國家、法治社會的重中之重。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要求覆蓋城鄉(xiāng),普惠均等,是國家不斷強化國家義務和責任,體現(xiàn)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公平公正的法律思想,利于將矛盾化解在基層,維護社會秩序,促進法律資源下沉,緩解法律資源區(qū)域發(fā)展不平衡,支持鄉(xiāng)村振興。依我國國情,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是一個十分復雜龐大的工程,因為它具有“公共服務”和“法律服務”雙重特殊性,“公共服務”以行政手段為主導,而“法律服務”屬于市場調(diào)節(jié),那么看似矛盾的兩特征能否結合達到另一種所期待的相輔相成的效果?公共法律服務的推進所需要的龐大的法律資源的支撐如何滿足?在實踐... 

【文章來源】：上海師范大學上海市

【文章頁數(shù)】：63 頁

【學位級別】：碩士

【部分圖文】：

政府購買公共法律服務法律關系結構

上海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第二章政府購買公共法律服務現(xiàn)狀18服務市場的發(fā)展也是相當不平衡。拿上海市來說，執(zhí)業(yè)律師最多的浦東區(qū)有6598人，而崇明縣僅有92人。山東省律師事務所有2千多家，主要集中在青島市和濟南市，各占400多家，其他市的律所數(shù)量均不超過150家，并且存在一些只有1家律師事務所的縣。其他的法律服務人員分布也差不多如此，例如從公證員人數(shù)上看，北京、上海、山東、安徽、福建等沿海城市公證員人數(shù)在300以上，而海南、貴州、陜西等城市的公證員人數(shù)僅100多人，甚至在某些省份的某些城市沒有公證人員。圖2全國可查范圍內(nèi)律所、律師數(shù)量對比圖二是法律服務市場供需矛盾，沒有發(fā)揮最大活力。由于使用法律服務的成本較高等多種因素，人們在生產(chǎn)生活中除非迫不得已往往不會選擇法律手段，他們可能會通過私了、甚至上訪等方式。并非是人們對法律服務的需求不夠，而是他們可能一方面不清楚如何尋求法律幫助，另一方面可能沒有支付法律服務成本的能力。而法律服務供給方隨著行業(yè)的發(fā)展，法律服務機構和法律專業(yè)人員日益增多，法律服務供給能力不斷提高，受經(jīng)驗等條件的限制，很多新小法律服務機構或年輕律師時常面臨案源不足、難以為繼的狀況。這就形成了法律服務市場的供給與需求矛盾，活力不足，但也代表著法律服務市場有較大的潛力。

年放緩。為政府購買公共法律服務提供法律服務的社會組織主要是法律服務中心和人民調(diào)解委員會、工作室等，在中國社會組織公共服務平臺輸入“人民調(diào)解”查詢到我國2018年人民調(diào)解類社會組織有640個。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jù)，2018年我國社會組織單位數(shù)為817360個。2018年我國法律服務類社會組織與人民調(diào)解類社會組織總和占全國社會組織的0.35%（忽略兩者有交叉的誤差）。可見，雖然法律服務類社會組織在近幾年飛速發(fā)展，但總體上數(shù)量還是非常少的。據(jù)了解，像法律服務中心這樣的社會組織構成方式多表現(xiàn)為多家律師事務所合作構成。圖32013-2019年我國“法律服務”社會組織個數(shù)六、通過政府購買公共法律服務方式的運用，各地在實踐中取得較好的效果。上海市律師協(xié)會副會長潘書鴻說“政府購買法律服務是推動依法行政、創(chuàng)新社會治理機制道路上的一大步”。[1]各地通過施行政府購買公共法律服務，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其中村（居）法律顧問通過鄉(xiāng)鎮(zhèn)政府或社區(qū)購買的方式實現(xiàn)法律服務走進人們身邊，如安徽蜀山區(qū)南崗鎮(zhèn)與律師事務所合作，購買“律師”服務，保證社區(qū)和村都配備律師服務，要求簽約律師每周兩次到村鎮(zhèn)、社區(qū)的法[1]政府采購網(wǎng).上海律師：全力參與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的標兵.網(wǎng)址：http://www.ccgp.gov.cn/gpsr/zhxx/df/201811/t20181123_11174069.htm,最后瀏覽日期：2020年2月5日。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江西省公共法律服務體系建設調(diào)研報告[J]. 王國強.  中國司法. 2019(11)
[2]公共服務合同外包的風險及其控制:從單一視角到多元視角[J]. 王雁紅.  學習與探索. 2019(06)
[3]政府購買公共法律服務的異化與法治化破解[J]. 張怡歌.  法學雜志. 2019(02)
[4]“低治理權”與基層購買公共服務困境研究[J]. 陳家建,趙陽.  社會學研究. 2019(01)
[5]論政府在購買公共服務中的角色定位及其法律責任——以法律關系基本構造為分析框架[J]. 鄧搴.  行政法學研究. 2018(06)
[6]公共法律服務的理論基礎[J]. 盛程杰.  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 2018(02)
[7]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準的法社會學分析[J]. 韓秋林.  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 2018(02)
[8]法律援助辦案補貼標準的法社會學分析[J]. 韓秋林.  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 2018 (02)
[9]公共法律服務的理論基礎[J]. 盛程杰.  華中師范大學研究生學報. 2018 (02)
[10]完善政府購買法律援助服務的思考——基于對湖南試點推行政府購買法律援助服務的分析[J]. 廖紅軍.  中國司法. 2018(03)

碩士論文
[1]鄉(xiāng)鎮(zhèn)基層法律服務所實證研究[D]. 張陽南.湘潭大學 2016
[2]日本《公共服務改革法》研究[D]. 艾志祥.中南大學 2012
[3]萊昂·狄驥的公法理論[D]. 王欣雨.重慶大學 2010
[4]美國政府采購的制度模式及對中國的啟示[D]. 李浩文.國際關系學院 2006



本文編號：35355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