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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密蘇里州圣路易斯市，示威者打出列有因警察暴力執(zhí)法而身亡者名字的橫幅。
　　新華社發(fā)

　　美國華盛頓、紐約、芝加哥和休斯敦等地都曾爆發(fā)大規(guī)模游行，抗議種族歧視和司法不公。圖為2015年1月，近百名示威者在華盛頓市中心游行示威并阻斷交通，抗議弗格森槍擊案等事件背后的種族歧視和司法不公。
　　新華社發(fā)

　　王歡（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仕榮（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zhàn)略研究院副教授）

　　托德·考克斯（美國進步中心高級研究員、刑事司法政策項目主管）

　　馬爾尼科夫（俄羅斯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胡逸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系學院高級研究員）

　　邁克爾·孫（南非大約翰內斯堡市議員、律師）

　　法律執(zhí)行過程中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

　　王歡：美國的司法不公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美國司法體系中存在不少冤假錯案，不少無辜的人被錯判甚至被執(zhí)行死刑。其中最讓人震驚的是DNA檢測技術明確證偽大量重罪案。不少研究者指出，還有更多的冤案由于缺乏DNA證據(jù)而未能昭雪。

　　二是美國司法體系放縱了一些本該受到嚴懲的罪人。特別是不少非洲裔美國人認為，美國司法體系包庇濫用武力的有罪警察。近年來發(fā)生的多起警察槍殺非洲裔美國人案件，多數(shù)涉事警員被宣告無罪，引發(fā)抗議乃至暴亂。影響較大的有弗格森案。2014年8月，弗格森市18歲黑人青年布朗在沒有攜帶武器的情況下，遭白人警察攔截搜查并被開槍打死，而涉案警察卻被免予起訴。這一結果引發(fā)全美范圍內大規(guī)模的抗議示威。1991年羅德尼·金案后果更為嚴重，棒擊羅德尼·金的4名洛杉磯警察被陪審團宣布無罪成為1992年洛杉磯暴亂的導火索，暴亂事件造成53人死亡和以10億美元計的經濟損失。

　　三是美國司法體系對罪犯的懲戒程度和罪行嚴重程度不匹配，這種情況特別存在于實行“三振出局法”的州。通常情況下，如果一個罪犯犯下第三次重罪時（三振），就自動適用終身監(jiān)禁（出局），并且這種終身監(jiān)禁必須要在25年后才有假釋機會。許多人抱怨越來越多的對社會危害較小的人被終身監(jiān)禁，過度占用了本應用來對付真正窮兇極惡之徒的寶貴社會資源。

　　張仕榮：美國的司法不公體現(xiàn)在法律執(zhí)行上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例如弗格森案。司法審判領域強調案件審理“程序正義”，忽視甚至抹煞“實體正義”。從弗格森案來看，陪審團成員依據(jù)所掌握的大量證據(jù)做出裁定，但程序正確并不能解決社會現(xiàn)實中的不公正，因為美國社會里有根深蒂固的種族歧視意識，“實體正義”反而得不到伸張。

　　馬爾尼科夫：莫斯科大學本杰明教授認為：“美國司法體系不公平的一個表現(xiàn)就是少數(shù)族裔作為經濟上最為脆弱的群體，常常成為司法不公和司法歧視的受害者�！睋�(jù)美國聯(lián)邦政府數(shù)據(jù)顯示，從2010年到2012年，美國共有1217人死于警察槍下。其中，15歲到19歲的年輕人中，黑人每百萬人有31.7人被警察打死，白人僅為1.47人。人們不禁要問，既然在白人警察作為被告時適用“疑罪從無”，為何對黑人執(zhí)法時卻是“有罪推定”呢？

　　有的黑人即使沒有冤死，但遭受的冤獄也令人窒息。兩起黑人冤案都真相大白于2014年，再次將美國司法的不公昭示天下。當年4月，美國黑人男子喬納森·弗萊明在服刑24年后重獲自由。檢察官在卷宗中發(fā)現(xiàn)可以證明案發(fā)時弗萊明不在現(xiàn)場的證據(jù)。弗萊明雖然獲得625萬美元賠償，但再多的賠償也無法換回他的寶貴時光。當年11月，俄亥俄州黑人居民里基·杰克遜被宣布無罪釋放。當時的目擊證人承認，并未目睹杰克遜在所涉謀殺案中行兇，他出庭作證完全受警察脅迫。比弗萊明更悲哀的是，杰克遜被無罪釋放是在他入獄39年后。

　　對社會正義的認識差異強化司法不公認知

　　王歡：美國存在嚴重的經濟社會不公，尤其是存在嚴重的種族不平等。盡管種族歧視法律基本都被廢除，但立法導向直接影響司法公正以及人們對司法公正的認知。人們抱怨“三振出局法”形成司法不公，實際上原因也在于立法導向。

　　在弗格森案當中，聯(lián)邦司法部的兩個調查報告顯示，威爾遜警官開槍的確合法，該案司法審判本身不存在不公，但弗格森警方在平時執(zhí)法過程中存在嚴重的執(zhí)法不公。非洲裔美國人對弗格森案司法不公的譴責，實際上是長期以來警方執(zhí)法不公引起的。

　　重要案件審理中，陪審團成員構成影響裁定結果。有研究表明，美國不少地方存在利用各種借口將非洲裔美國人從陪審團中剔除的情況。在一些飽受爭議的司法案例中，陪審團構成起著重要作用。例如被視為“世紀審判”的辛普森案，刑事訴訟案和民事訴訟案結果迥異，兩個陪審團成員的種族背景不同被普遍認為起了關鍵作用。對社會正義的認識差異強化司法不公認知。美國人對許多重要社會問題的認識存在根本差異，甚至聯(lián)邦最高法院近年來所裁定的不少重要案例都是以5∶4的票數(shù)裁定的。

　　張仕榮：美國司法不公的根源在政治思想領域表現(xiàn)為源遠流長的種族主義。美國社會對黑人和少數(shù)族裔的歧視表現(xiàn)在教育、文化、就業(yè)等社會的各個層面，，而這種歧視源于白人內心深處的優(yōu)越感，司法領域是種族歧視的重災區(qū)。美國政府和社會沒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應對種族主義，把種族問題看成個人問題，而不挖掘制度性系統(tǒng)性根源。

　　在經濟領域，美國少數(shù)族裔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弱勢地位難以扭轉，非洲裔美國人擁有的財富僅為白人的1/12。有評論認為，對于許多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國家庭而言，美國夢仍然遙不可及。而隨著代際貧困率增高，嚴重缺乏經濟機會、福利保障的低收入群體與高犯罪率之間的聯(lián)系會在執(zhí)法部門的意識和執(zhí)行中不斷得以強化。

　　托德·考克斯：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執(zhí)行對犯罪行為“嚴厲懲罰”的政策，這對本來就處于高貧困率、機會缺失、經濟社會地位低下的社區(qū)帶來了新的不良后果。執(zhí)法過程中的歷史遺留及現(xiàn)存種族歧視行為表現(xiàn)在多個方面，比如，針對少數(shù)族裔的過分罪行化、動輒監(jiān)禁等是造成少數(shù)族裔貧困率明顯高于社會平均水平的一個重要原因�，F(xiàn)在，美國監(jiān)獄被關押的少數(shù)族裔占總數(shù)的60%，但其人口只有美國總人口的39.9%左右。非洲裔女性被關押的比例明顯高于其他族裔女性。

　　馬爾尼科夫：種族問題是美國司法體系不公的一個重要原因。其中，對黑人的不公平尤為明顯。盡管名義上美國也在不斷進行修正，但實際邁出的步伐并不大。如黑人約占美國人口的13%，但黑人囚犯的比例達到50%。黑人坐牢的幾率是白人的近7倍。司法不公還有一個原因是社會階層分化明顯，貧富差距大，在美國很難找到一個州或者一個城市黑人生活得和白人一樣好。

　　胡逸山：美國司法不公與種族歧視的關聯(lián)歷史久遠。美國司法不公的現(xiàn)實里有著種族主義的影子，也有文化和經濟發(fā)展等方面的影響。文化的混雜常常帶來理解上的誤差，導致執(zhí)法或司法的偏差。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很多地方經濟發(fā)展陷入停滯。為了謀生，白人和非洲裔混雜在一些大城市的周邊地區(qū)。而警察對這些地區(qū)通常是監(jiān)管嚴密，有時會開著裝甲車，如臨大敵。這在執(zhí)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讓人們反感，由此引發(fā)侵權。

　　王歡：司法不公引發(fā)諸多不良后果。減弱政府合法性，增加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提高治理成本。羅德尼·金案、弗格森事件等多起案件被不少非洲裔美國人認為司法不公，引起較為嚴重的社會騷亂。辛普森案造成嚴重的黑白心理隔閡，嚴重影響白人對社會支出和族裔機會平等的長期支持。不同族裔通過政治壓力干預司法過程，影響司法權威性，人們對司法公正的懷疑容易導致司法事件政治化。

　　張仕榮：弗格森案所造成的社會后果和道德后果已遠超法律本身。一方面，司法是保障公民權利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不公會釀成更大的社會乃至政治危機。由種族歧視問題導致的深刻社會矛盾隨時都可能被引爆，司法不公為其導火索。就連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也不得不承認，該案為美國帶來“更大范圍的挑戰(zhàn)”。

　　另一方面，司法不公間接促使種族歧視的強化和社會階層的分化。司法不公的陰影進一步強化美國主流群體與非洲裔群體的分離，甚至產生人為隔離意識。長期以來，美國以“零容忍”的高壓政策打擊暴力犯罪，種族歧視與警察的軍事化進一步加劇了執(zhí)法部門與少數(shù)族裔，特別是與非洲裔族群之間的矛盾和互不信任。最近40余年，巴爾的摩市人口減少了近30萬，只剩60余萬，大批中產階級白人紛紛遷離，一些大城市非洲裔街區(qū)內的白人也紛紛搬離。這種社會不平等造成非洲裔群體在教育、就業(yè)、福利等方面愈發(fā)處于不利地位，也催化出諸多與社會治安相關的問題。長此以往，形成一個難以打破的惡性循環(huán)。

　　托德·考克斯：暴力執(zhí)法、過度執(zhí)法和執(zhí)法過程中出現(xiàn)的“泛罪名化”問題，對美國造成很大傷害。比如說，在美國很多人有犯罪記錄，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只是犯有極其微小的過失，也根本不會被起訴或者被法院判決有罪。但不管過失多小，只要留下犯罪記錄，就有可能阻礙當事人終生獲得就業(yè)、購房、接受教育等機會。

　　美國進步中心的一項最新報告顯示，美國有3300萬至3650萬名兒童的父母有犯罪記錄，約占美國兒童總數(shù)的一半。父母擁有犯罪記錄，不僅影響孩子未來自身發(fā)展，還會對他們的語言習得、教育程度、身心健康，以及未來的職業(yè)和收入產生長遠影響。

　　消除司法不公需要系統(tǒng)性設計

　　王歡：近年來，美國因司法不公引發(fā)多次暴力抗議事件，暴露了美國社會中嚴重的種族矛盾，讓國際社會更深地認識到美國執(zhí)法過程中存在的種族歧視，對美國抗爭政治的烈度有了更多認識，認識到美國司法的局限性，美國法治并不能解決一些重要問題。

　　美國司法系統(tǒng)和政治社會單元有一定的意愿和辦法部分緩減司法不公問題。值得指出的是，美國的司法不公以及司法不公認知無法根本解決，而且隨著社會演化，會有新的司法不公和認為司法不公的問題出現(xiàn)。一是任何社會都存在司法不公以及司法不公認知問題，特別是在價值觀和認同多元化的社會。二是美國經濟社會不公無法解決，族裔分歧和階級差異長期存在，特別是由于缺乏可替代治理模式、全球化拉大發(fā)達國家貧富差距的情況下，司法不公難以避免。三是司法程序最多可以保證形式上公正，參與司法過程的不同司法人員、執(zhí)法人員、法律人士、陪審團成員、證人以及嫌犯所持有的不同價值觀和認知偏差程度都可能影響司法結果。

　　張仕榮：司法不公對于美國的國家形象產生諸多負面影響。美國政府一直以“人權衛(wèi)士”自居，指責他國人權狀況，干涉別國事務，而對自身的人權狀況問題粉飾太平，由此飽受國際社會詬病。弗格森案以及其他司法不公案件折射出在美國的普世價值外衣下不愿示人的陰暗面：警察過度執(zhí)法、種族矛盾尖銳、槍支泛濫和貧富懸殊。國際社會眾多有識之士指出，美國種族歧視陰影下的司法不公及其革新進程的滯后，已經斷送很多人的“美國夢”。

　　托德·考克斯：美國因司法不公引發(fā)的多次暴力抗議事件已引起包括聯(lián)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的關注，美國也在不斷采取措施應對暴力抗議事件。美國司法體系改革的癥結在于國會，有一些措施在一些州已經實施了，但是在聯(lián)邦層面一直未能取得進展。

　　美國司法體系改革的一大挑戰(zhàn)是，出臺這些措施必須有一個系統(tǒng)性設計，這樣才可能解決司法不公的諸多問題。一些州開始了探索，并取得一些進展。國會也認識到過度執(zhí)法和過度關押的惡果。比如《2015年判決改革和修正法案》就采取一系列措施結束不必要的刑事處罰，扭轉“嚴厲懲罰”犯罪的政策，此外該法案還包括一些在特定條件下去除不良記錄的條款，允許個人對聯(lián)邦犯罪記錄真實性提出質疑，以修改錯誤百出的犯罪記錄數(shù)據(jù)庫。

　　馬爾尼科夫：美國司法不公的現(xiàn)象常常被國際媒體報道，如俄羅斯《消息報》說，奧巴馬當選美國首位黑人總統(tǒng)時，不少人天真地以為“后種族時代”即將到來，但近年來的一些種族對抗事件摧毀了這一幻象。奧巴馬政府在修復司法體系方面行動緩慢，要修復司法系統(tǒng)這個“大機器”，美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美國政客來說，宣揚種族平等充其量只是把戲和工具而已。

　　美國的黑人運動被認為是民權運動的典范，但許多涉及種族的案件，并未在司法框架內解決。人們質疑的就是這背后法的精神：當法律將一個少數(shù)族群置于更高的人身危險中時，這樣的法律及其背后的制度讓人擔憂，其背后隱藏的種族歧視更讓人無所適從。

　　胡逸山：從林肯解放黑奴到平權法案，美國解決種族歧視就花了100多年。這其中一個原因，在于美國的分權體制。聯(lián)邦政府和州政府、地方政府也經常存在著嚴重的對立。比如南方的一些州，還是有著強烈的種族主義情懷，而它們之間微妙的權力平衡又經�？赡茏璧K著問題的解決。美國民眾向來是對政府不信任的，這也是美國的立國基礎。當非洲裔受到不公正對待時，更加強了他們對政府的原有看法。

　　邁克爾·孫：美國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國家，也是當今世界強國，更應該在世人面前樹立人人平等、對歧視零容忍的形象，但我們看到的恰恰相反。在南非，有色人種在種族隔離時代經歷了人所不知的痛苦和歧視，也因為這樣的歷史傷痕，南非在訂立憲法之初，特別強調人權的保障和排除任何形式的歧視，希望真正將種族歧視塵封在歷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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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民日報 》（ 2016年05月12日 23 版）

  本文關鍵詞：階層分化，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