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美關系:正在改寫歷史
發(fā)布時間:2015-05-26 08:49
摘要:中美關系是一種擴大版的申花和上港兩支球隊之間的關系,在同一空間中雙方旗鼓相當又互不買賬,于是情仇恩怨交織在一起。基于歷史研究,我要表達關于中美關系的三點大看法。
關鍵詞:當代中美關系,改寫歷史,中美關系論文
關鍵詞:當代中美關系,改寫歷史,中美關系論文
嘉賓主講
5月16日,“東方講壇·文匯講堂-歷史與我們的未來”演講季進入第二期,主講嘉賓、上海紐約大學全球體系杰出歷史學教授、康奈爾大學中美關系史講座教授陳兼作了《中美關系的情仇恩怨》主題演講,上海社科院副院長、歷史研究所所長黃仁偉擔任評論嘉賓。華東理工大學奉賢校區(qū)同學觀看視頻直播并與主會場互動。本次演講音頻請登錄文匯微電臺(APP喜馬拉雅·聽-搜文匯講堂2015)收聽。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從歷史角度看待中美關系的機遇和挑戰(zhàn)。如果在現實生活中找一種傳神但不一定最準確的類比,中美關系是一種擴大版的申花和上港兩支球隊之間的關系,在同一空間中雙方旗鼓相當又互不買賬,于是情仇恩怨交織在一起;跉v史研究,我要表達關于中美關系的三點大看法。
第一,中美關系今天依然面對各種挑戰(zhàn),新情況層出不窮,但中美關系并沒有出現危機。在可預見的將來,只要雙方當中任何一方不犯大的錯誤,就不會、不應該出現大的危機。
第二,從歷史上所謂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間的關系來看,進入21世紀的中美關系是人類歷史未曾經歷過的新型關系,既不同于一戰(zhàn)之前的德國與協(xié)約國家之間的關系;也不同于二戰(zhàn)之前的民主國家與侵略國家之間的關系;更不同于冷戰(zhàn)時期的美蘇關系。
第三,今天中美兩國面臨最大的挑戰(zhàn),都不是來自對方,而是來自于自身和內部,都不可能通過與對方的對抗而獲得解決。
所以,我把源遠流長的中美關系分成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首航中國到通過“排華法案”:市場遐想生恩怨
1784年,美國人來華后對中國市場充滿了遐想;但后來中美之間的接觸卻同美國的想象并不相符,中美之間恩仇情怨由此產生
美國認為自己的歷史有著“美國特殊論”。當“五月花”號到達美洲時,人們是抱著一種理想、一種愿景,拋棄骯臟的舊世界來到新大陸,要開創(chuàng)新天地,所以有“山巔之城”的自我定位。他們的理想主義又同現實主義相結合,一步步創(chuàng)造了后來的美國。
在面對大洋彼岸另一個大陸上的中華文明時,美國人有棋逢對手、將遇良才的感覺。美國的創(chuàng)國之父們對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文化有著發(fā)自內心的贊嘆。第三任總統(tǒng)杰弗遜憧憬中國以農立國產生出的那種宏大的經濟場景,富蘭克林贊譽中國人的勤勞、人生哲學。1784年,當美國的“中國皇后”號帶著一種欲望,首次飄洋過海來到中國時,他們被中國的繁榮所震驚。此行給他們帶來的是豐厚的利潤,也使得美國人產生了關于中國市場的遐想。對于美國人來說,與中國的那些恩怨情仇,源頭就來自于現實和這種遐想之間的差異。
而1784年,是乾隆年間,正是中國的盛世,清代中國是世界的第一大經濟體。
1650年清朝建立之初,中國人口因戰(zhàn)亂從2億又驟降到了1億多,但經歷了康、雍、乾三朝,到乾隆末年達到了4億人,150年里面翻了兩番,中國的城鎮(zhèn)化速度在世界上不可比擬。
第一個條件是國內的和平。其次是從外部世界引進了新型農作物,主要是土豆、馬鈴薯、玉米等等,它們對水利灌溉要求很低,可在坡地發(fā)展,農業(yè)的范圍擴大了,引發(fā)了所謂18世紀中國的農業(yè)革命。當然,一代人因為發(fā)展而付出的環(huán)境破壞、水土流失的代價,是需要幾代人、幾十代人來償還的。同時這150年間,中國出現了持續(xù)的貿易出超,銅、銀大量進入中國,又為勞動力市場的擴大提供了實體貨幣供應量持續(xù)增長的重要條件。
美國人對中國市場的遐想并沒有很快地變?yōu)楝F實,但他們又舍不得放棄中國,因為美國在當時也還是一個處于成長中的國家。從鴉片戰(zhàn)爭開始,美國人獲得了大量的機會。美國是西方對華不平等條約體系的一部分,也是在19世紀下半葉在中國付出代價最小,得到利益最大的西方大國。1844年的中美《望廈條約》,在不平等條約當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構成不平等條約體系的兩個重點,第一個是治外法權,第二個是最惠國待遇。
但同時美國又是西方大國中唯一一個在中國沒有勢力范圍的國家;1869年,曾任駐華公使的蒲安臣,居然作為清政府的外交代表與美國政府簽訂了《蒲安臣條約》,其中不包括不平等條款,并涉及了后來成為中美之間大事件的華工問題。
華工問題,折射出了中美之間的情仇恩怨。它的產生,表面上看是中國到美國的移民問題。1848年,加州發(fā)現金礦后,華工是美國西部大開發(fā)的生力軍,但漸漸美國人對華工的看法發(fā)生了變化。對于美國來講,種族主義永遠是一個問題。在美國人眼里,華工本身也有問題。第一不信教,第二不融入美國社會,第三華工壓低勞務市場價格,造成不公平競爭。1882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禁止中國勞工入境,后來又一再延長。
此時,美國蒸蒸日上,19世紀最后30年,美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距“中國皇后”號來華已有100多年,物換星移,美國將如何對待正處在衰落之中,似乎要被列強瓜分的中國呢?
第二階段從門戶開放到二戰(zhàn):兩次大戰(zhàn)中國站對了隊
二戰(zhàn)中,中國堅持抗日成了美國戰(zhàn)略的一步棋,中國也成了后殖民主義時代國際規(guī)則的內在行動者美國對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具體反映在當時美國國務卿海約翰的兩個外交照會中。第一個照會于1899年9月向“在華利益相關”的各大國提出,中國市場要向各大國平等開放,任何大國不可在中國獲得排他性的、獨享市場的權利。第二個照會是在1900年7月,中國義和團“拳民”圍攻北京東郊民巷使館區(qū),引起了包括美國的八國聯軍的干涉。海約翰提出,列強應當保持中國的行政和領土主權的完整。門戶開放政策的提出,是美國走向世界一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件。之前美國基本上執(zhí)行的是孤立政策,但是在門戶開放之后,美國邁出了通向太平洋地區(qū)和整個世界的重要一步。
關于門戶開放政策,學術界有很多批判,其中有一點是認為,美國當時已經是世界上第一經濟強國,如果所有市場都向各國平等開放,具有最大實力的美國自然而然就能占據上風,這是精明的經濟帝國主義模式。但這個政策客觀上對中國是否有利?是否起到了阻止中國進一步被列強瓜分的作用?再從中國的角度來看,美國的門戶開放政策雖然針對中國局勢提出,但照會送給了各有關國家,唯獨沒有送給中國政府,根本不把中國放在眼里。
五年后,中國出現了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次大規(guī)模的、群眾性的抵制外貨的運動,對象正是美國。如果把這次運動與中國正在興起的民族主義聯系在一起看的話,中國人民族自我意識的覺醒是同中國人對于自己是“中央之國”的集體記憶聯系在一起的。為什么美國人引起了中國人那么多的怨恨,關鍵在于美國人太輕視中國人了,門戶開放是一例,華工問題是另外一例,你如果仇視我,還把我當做一個對手,你如果輕視我,把我看成什么都不是,那我中央之國何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美國人是善于學習的,抵制美貨運動之后三年,1908年,美國決定退還庚子賠款當中美國份額的一部分,幫助中國興學、資助中國學生留學美國。之后,中美兩國都進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兩國都是一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就在一戰(zhàn)過程中,美國的威爾遜總統(tǒng)提出了“十四條”,它在很大程度上為后殖民主義時代、后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關系和國際體系奠定了規(guī)范層面的基礎。“十四條”強調的是“弱國有外交”、民族自決、自由通商貿易、國際聯盟。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為之歡欣鼓舞,所以才有陳獨秀把威爾遜稱之為天下第一好人。但是,“十四條”的意識其實是太超前了。英國人、法國人反對它,日本人跑出來攪局,蘇俄根本不參與。
后來,在討論所謂山東問題時,威爾遜在最后時刻向日本人讓步了。于是觸發(fā)了大家都知道的“五四”運動,它開創(chuàng)了中國的革命時代。20世紀是中國經歷巨大革命的時代,國民黨革命、共產黨革命先后興起,在1920年代一度合流形成國共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使得美國人極為困惑。美國不是一個對革命富有同情心的國家,對革命國家從來就抱懷疑和排斥的態(tài)度。美國對中國的態(tài)度,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才發(fā)生改變。
羅斯?偨y(tǒng)執(zhí)政時,不僅要應付經濟大危機,還要關注希特勒在歐洲的擴張,而日本在中國發(fā)動“九一八事變”后,不斷侵略擴張,盧溝橋事變之后全面侵華,羅斯福總統(tǒng)已經感覺到了日本對美國的威脅,他需要擺脫國會通過的中立法的約束。1937年10月5日,在“七七事變”三個月之后,他在芝加哥做了一次防疫演說,其中提到,在今天的國際社會當中,如果看到侵略的毒焰蔓延開來,我們也要采取防疫措施。這是對美國人民的試探,結果第二天的報紙上一片反對之聲。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何以對付日本的擴張?中國的抗戰(zhàn),就成為美國極為重要的戰(zhàn)略上的一步棋,給了美國極大的備戰(zhàn)空間與時間。
美國參戰(zhàn)之后,1943年廢除了“排華法案”,羅斯福總統(tǒng)又提出了讓中國成為四大國之一。這不是美國對中國的恩賜,是美國對中國在戰(zhàn)略全圖當中的戰(zhàn)略地位和價值的肯定。美國人在戰(zhàn)時對中國人的看法也在改變,中國人落后,進不了現代的那種看法,為一種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贊賞所取代。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是帝國主義時代和殖民主義時代最后一場嚴重的戰(zhàn)爭。就在美國參戰(zhàn)之前,羅斯福總統(tǒng)和丘吉爾首相簽訂了《大西洋憲章》,它基本上重復了威爾遜的“十四條”。當這個文件被自詡為大英帝國最后衛(wèi)道士的丘吉爾簽署時,就把帝國主義時代和殖民主義時代整個一套觀念--認為用武力和擴張侵略可以實現對領土和主權的攫取,并將之合法化的那一整套觀念--都甩到歷史的垃圾箱里去了。中國是構成后殖民主義、后帝國主義時代的一整套國際規(guī)范和規(guī)則的原始簽署者,因而無可厚非地、不可逆轉地、永遠地成為后帝國主義時代、后殖民主義時代,國際規(guī)則和規(guī)范的內在的行為和行動者。
20世紀給中國留下了很多重要遺產,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中國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當中都站對了隊伍,站在歷史潮流一邊。這是中國人需要無比珍惜的。
第三階段從中國內戰(zhàn)到中美緩和:全面對抗又避免直接沖突
朝鮮戰(zhàn)爭改變了中美關系,美國開始把“革命中國”當做有資格向它提出挑戰(zhàn)的國家。炮擊金門、老蔣反攻大陸、越南戰(zhàn)爭中,雙方都避免了直接沖突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的中國是一個“革命國家”,明確地向西方帝國主義主導的現存國際秩序提出挑戰(zhàn)。當毛澤東宣布“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之時,他從來不把1949年政權轉換當做中國革命的結束,他追求的是把中國轉變成一個具有普遍正義、平等、繁榮的社會和土地,中國要以這樣的面貌出現于世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朝鮮戰(zhàn)爭是冷戰(zhàn)時期的第一次熱戰(zhàn),它與中美兩國之間的誤判也有關系。戰(zhàn)前,中朝蘇領導人曾認為,美國不會直接出兵在朝鮮進行干預。而美國決策者對中國的誤判則更為巨大。覺得中國這個弱國怎么會出兵?麥克阿瑟將軍是朝鮮戰(zhàn)場上聯合國軍和美軍的總司令,當各種情報匯到他那里,中國軍隊已在鴨綠江邊集結,他輕描淡寫說一句,他們來了又如何?我的優(yōu)勢火力把他們殺得片甲不留,這就是美國人的傲慢。然而正是在朝鮮戰(zhàn)場上,中國自近代以來歷史上第一次,基本上以一己之力,盡管也得到了蘇聯大量的武器援助,對抗了一個包括世界上所有工業(yè)化國家,以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美國為首的集團,與它正面對抗,一番較量下來基本上打了一個平手。毛澤東由此可以告訴中國人和整個世界,中國人真的站起來了。由此而帶來的國內持續(xù)動員的效應,還超越了毛澤東時代,怎么估計也不為過。
朝鮮戰(zhàn)爭的結果也改變了中蘇關系。朝鮮戰(zhàn)爭后,中蘇同盟達到了歷史的高點,某種意義上說,當時出現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的工業(yè)化和現代化的大轉移,這在人類歷史上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一下子把中國工業(yè)化和現代化的程度提高了幾個層次。但中國沒有完全照搬斯大林模式,這中間也為后來的中蘇分裂留下了伏筆。
朝鮮戰(zhàn)爭改變了中美關系。美國人發(fā)現中國人是需要認真對付的,是一個有資格向美國提出挑戰(zhàn)的國家。就在這個情況下,美國文件中一再把共產黨中國稱作比蘇聯更危險的敵人。此后20年的中美關系,基本上是全面對抗,但與此同時,雙方又避免直接的沖突。像1958年炮擊金門時,毛澤東要解放軍只打蔣艦,不打美艦,護航的美艦在解放軍開炮后立即退出射程外。又如1962年,蔣介石叫囂要反攻大陸,王炳南大使與美國大使談判時追問美方態(tài)度,美方回應,我們同蔣簽訂的是共同防御條約,不是進攻條約,所以蔣若要進攻,我們就阻止他。越南戰(zhàn)爭期間,中國一再向美國傳話,中國不會挑起同美國的戰(zhàn)爭,但也不怕打仗,最后通過英國代辦把信息傳到,越南戰(zhàn)爭期間,中國的地面部隊從來沒有進入南越。美國的地面部隊沒有進入北越,美國的空軍轟炸北越也沒有超過北緯20度線,戰(zhàn)爭就這樣被控制住了。
第四階段從中美緩和到冷戰(zhàn)結束:心照不宣
1970年代,突然傳來消息,中國人要同美國人打乒乓球了,突然之間有一個叫做基辛格的博士悄悄地跑到北京來了。再接下來尼克松總統(tǒng)也來了,毛主席接見他了,中美緩和發(fā)生了。幾乎在一夜之間,兩個曾經有著巨大仇恨和怨恨的國家,把他們之間的感情、互相之間的曾經有過的那些恩惠,都撿拾了起來,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改變歷史的現象,叫做中美關系解凍。
這一切是怎么發(fā)生的?除了人們通常所講的“戰(zhàn)略考慮”外,與此同時,中國開始執(zhí)行“四三計劃”。1971年年底起,就計劃要用43億美元從西方國家進口成套設備和技術。要做這件事就要通過美國。這個計劃執(zhí)行完畢是在70年代中后期,總數量達到了57億美元。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重新進入了世界市場?與蘇聯從階級斗爭角度來劃分“三個世界”不同,毛澤東是以發(fā)展程度為標準來劃分“三個世界”。1975年,經過毛澤東同意,周恩來在四屆人大第一次會議上,重新提出了“在20世紀結束之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一切都同中美緩和的深層次原因有關。冷戰(zhàn)最后20年間,中美關系達到了雖然不是盟國,但卻超過盟國的程度,用基辛格的話說,“中美兩國是心照不宣的同盟”。這對鄧小平重新出山后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起步和發(fā)展有重大意義。
第五階段新世紀的中美關系:一個個新挑戰(zhàn)中前行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冷戰(zhàn)結束,中美關系進入了新階段,出現了種種風波。1990年,當時有很多的說法說是改革開放不行了,各種各樣的悲觀論調很多。1991年,我在美國遇到資深中國通鮑大可先生,他說:“陳兼,中國這艘船太大了,只要不沉,就有希望”。在后冷戰(zhàn)時期,中國和美國之間的關系的總趨勢是,中國這艘船越來越大的同時,越來越進入在目前仍由美國主導的現存國際體系和體制。例如中國對亞洲金融危機的處理,進入世貿組織。再接下來“9·11”事件,中美兩國的敵人是一個要毀滅人類文明的力量。在這個過程當中雙方有過局部危機,比如1995-1996年的臺海危機、1999年的大使館被炸、2001年撞機事件,都是大風波,但是一步步都走過來了,反而加強了雙方對對方的理解。今天,中美之間不斷遇到新問題,但這個基本面和最大的格局沒有改變。
美國最大挑戰(zhàn):中產階級消退中國最大挑戰(zhàn):道德滑坡
最后,我想說的是,中美兩國面臨最大的挑戰(zhàn)都來自自身,而非對方。
今天,美國民主碰到了巨大的內在挑戰(zhàn)。一是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力量,已經成為一種沒有制衡的絕對權力,用知識、技術設起了一個旁人無法進入的禁區(qū),美國賴以成為立國之本的中產階級消退了。同時美國政治意識形態(tài)化,意識形態(tài)兩極化,產生了只能說“不”,不能說“是”的情況,被福山稱之為“否決體制”。
而中國所面臨的各種挑戰(zhàn)中,最嚴峻的,是出現了道德底線淪喪的現象。同時要警惕“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絕對使人腐敗”。這一點對美國是如此,對中國也是如此。
中國和美國是兩個大國,兩國都有著極其崇高的道德期盼和追求:中國,中央之國;美國,山巔之城。中國和美國都被賦予了其他國家沒有也不可能被賦予的責任。中國和美國應該擔負起這種歷史賦予的責任。
嘉賓評論2010年后中美關系:再平衡的再平衡
黃仁偉
陳兼能夠在美國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是上海學術界的驕傲。今天講中美關系,并沒有裝到一個理論籮筐,通篇一氣呵成,至少提到50個大事件,但背后邏輯非常清晰,故事背后都有觀點,這些觀點讓人思考,也是不斷被歷史所證明的,同時,他的思維兼具中國和美國特點,善于融會貫通。這些都讓我們見識了一個歷史學者如火純青的境界。
我補充一點,2010年以后,中美之間有三個情況出現,首先是美國亞太再平衡戰(zhàn)略,美國要回來控制亞太這個舞臺,防止中國人主導;其次,金融危機后世界上的權力轉移加速,中國的財富迅猛增長,成為世界第二經濟體,緊緊跟著美國,F在美國GDP17萬億美元,我們是11萬億美元。世界上GDP超過10萬億美元的國家只有兩個,美國和中國;世界十大網絡公司,6個美國,4個中國。網民,中國當然比美國多。
中國最近的“一帶一路”戰(zhàn)略,加上亞投行,美國的盟國,除了日本都跑來參加了。所以2010年以后進入新的階段,我將之簡單稱為“再平衡的再平衡”。
歷史的新階段會提出新問題,但中美兩國能解決。因為兩國有共同點:都有很強的責任意識,都有自我修復錯誤的能力。所以中美兩國不會走到絕對的對抗上。世界很可能會出現一個中美合作維持穩(wěn)定的世界秩序。
現場互動打勝仗所付代價將使所獲利益歸零
同濟計算機系大一阮博男:美國依然占據技術優(yōu)勢,比如人工智能,類腦研究,以及網絡控制,是否會可能產生新類似的核戰(zhàn)爭威懾?
陳兼:技術優(yōu)勢和軍事優(yōu)勢的爭奪是兩回事。第一,在人類歷史中,國與國發(fā)展關系當中,不均衡是絕對的,平衡是相對的,總會有國家在技術上或者超前,或者落后。這在美國同它所有盟國的關系當中,都是司空見慣的;第二,在今天中美之間發(fā)生的所有問題,在美國與同盟國關系當中,無一沒有出現過。關鍵是在于人類的觀念,必須要看到什么是最大的利益。無論你通過這個大規(guī)模沖突得到了什么利益,你所付出的代都可能使得那個利益變得沒有意義。
講好中國故事:假設你要追求它
上外高級翻譯班王玉堯:如何講好自己的故事,特別在推進“一帶一路”過程當中。
陳兼:這個題目太大。大家都經過談情說愛的階段,怎么盡可能向你的另一方、你的追求對象講述你的故事。講好中國故事和這是一樣的道理:要講真實的話,要以真誠來講。另外,“講故事”要身體力行,到了國外,每個中國人都是中國的代表。
對華政策是美國兩黨最大的共識之一
華理高分子材料14級學生(視頻提問):在對華政策上,美國兩黨究竟有何異同?
陳兼:要把實際的對華政策和競選語言區(qū)別開來。美國對華政策是美國政治當中最具有兩黨共識的政策之一。美國總統(tǒng)選舉政治當中,政客、總統(tǒng),食言最多的恰恰是他關于對華政策的一些承諾。里根總統(tǒng)競選時說,上臺就要恢復同臺灣的關系,做到了沒有?小布什總統(tǒng)競選時,正是克林頓總統(tǒng)訪華提出了對臺灣的“三不”政策后,他因此也講了一大串強硬的話,2001年當選不久就出現了撞機事件,但半年之后,小布什總統(tǒng)參加了上海舉辦的APEC會議。美國對華政策當中有一些基本面,由于中美之間通過歷史上的情仇恩怨的應對,早已知曉對方,不大可能發(fā)生大變化。我覺得如果希拉里成為首位女總統(tǒng),也改變不了中美關系發(fā)展的大局。
本文編號:20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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