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透過2011年國際亂局可以觀察到未來5-10年甚至更長一段時期的國際大趨勢，包括西方將整體性“下沉”、亞太已成長為全球地緣政治中心、多極化勢頭削弱、國際格局將日益“G-2”化、“和平與發(fā)展”這一時代主題正在經受新的挑戰(zhàn)、“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將受到更多關注等。文章還對中國戰(zhàn)略環(huán)境孰優(yōu)孰劣、中國未來的戰(zhàn)略危機因素進行了評估，主張中國面對日益復雜的國際戰(zhàn)略形勢，要趨利避害，積極“塑造”戰(zhàn)略環(huán)境，尤其要著力解決好與美國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力避周邊地區(qū)釀成戰(zhàn)略危機引爆點。

    關鍵詞：2011年,國際戰(zhàn)略形勢,未來國際趨勢,國際關系體系論文
 

    2011年國際戰(zhàn)略形勢亂字當頭，這與9·11事件以后10年來、甚至與冷戰(zhàn)結束20多年來的任何一年都大同小異。從日本福島核災難到歐債危機；從美國戰(zhàn)略東移到俄羅斯搞歐亞聯盟計劃、年末因選舉引起動蕩；以及從利比亞戰(zhàn)爭和敘利亞危機到本·拉丹與卡扎菲斃命；從阿拉伯之春高潮迭起到占領華爾街運動向全世界擴散；從英國倫敦騷亂、年末公務員大罷工和挪威恐怖事件到伊朗學生沖擊英國大使館和北約戰(zhàn)機襲擊巴基斯坦邊防檢查站；從南海風云驟緊到美國積極推進TPP(跨太平洋戰(zhàn)略經濟伙伴關系協(xié)定)和美軍進駐澳大利亞達爾文港，等等，無不反映2011年世界亂象有增無減。但是，2011年的亂與冷戰(zhàn)結束以來的亂相比，具有更加鮮明的特點。在很大程度上，2011年的世界之亂能映射出未來5-10年的國際大趨勢。

    一、西方整體性下沉成為國際政治現實

    非西方崛起是近年流行的一個國際政治話題，而西方下沉則是一個更為久遠的話題。20世紀初德國學者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一書中就曾集中論述過西方下沉問題。20世紀70年代，英國學者阿諾德·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一書中進一步提出西方下沉論，稱西方社會越來越陷入自己制造出來的各種國內社會和經濟問題，走火入魔地在充滿災難、通向毀滅的道路上你追我趕，它們之中任何國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來解救它們自己和全人類。①然而，無論是斯賓格勒還是湯因比，他們的西方下沉論都是一種哲學語言和哲學判斷，而不是現實國際政治判斷。但在2011年，西方下沉與非西方崛起同時成為一種正在發(fā)生的國際政治現實。

    2011年，非西方世界除阿拉伯國家陷入阿拉伯之春的噩夢外，總體形勢是以穩(wěn)定與發(fā)展為主。如一向被認為最不發(fā)達的非洲陽光燦爛，IMF甚至預估其2011年仍能保持6%左右的經濟增長率；②拉美和亞太地區(qū)總體上平安無事；一向以動蕩和戰(zhàn)亂著稱的高加索、巴爾干地區(qū)也出現了相對穩(wěn)定；近十年來一直被熱炒的朝鮮核危機與伊朗核危機也未成為2011年國際政治的主要話題。相反，一向自詡為世界穩(wěn)定島、洋洋自得的西方世界卻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動蕩與大失序。

    2011年西方世界的動蕩與失序有三大特點。一是廣度前所未有。西方世界在地理上主要分為美、歐、日三大板塊。戰(zhàn)后60多年來，西方國家雖然經濟、政治危機不斷，大體上卻是美、歐、日三大板塊輪流值班，當其中一塊兩塊出問題時，其余板塊總能保持相對穩(wěn)定。但在2011年，西方世界卻出現了美、歐、日三大板塊經濟、政治同時下沉的局面。美國失業(yè)率居高不下，經濟復蘇乏力，政府債務封頂，一度面臨關張危機，其主權信用評級也遭遇下調；歐債危機更是困擾歐洲，甚至開始殃及歐洲一體化進程，并使歐元和歐元區(qū)崩潰論成為時下歐美報刊的流行話語③；日本則備受震災、海嘯加核災的打擊，一籌莫展，2011年其經濟增長率甚至為負數。繼日本經濟陷入第三個失去的十年、歐洲經濟陷入第二個失去的十年后，美國經濟也開始陷入失去的十年。即是說，整個西方世界開始同時陷入失去的十年，西方危機論、美歐下沉論由此充斥西方世界，成為2011年西方媒體的一大關鍵詞。④

    二是動蕩與失序的深刻性前所未有。目前西方的整體性下沉不僅表現在經濟、金融層面，在政治、社會層面也有表現。英國倫敦騷亂和公務員大罷工、挪威恐怖案、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等，都說明西方世界不僅經濟陷入困境，在政治、社會層面也出現不穩(wěn)定。一向對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企業(yè)制度信心滿滿的西方政論家，也開始不斷批判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企業(yè)制度及大眾參與的弊端，甚至夸贊中國模式比盎格魯—撒克遜模式更有效率、更有前途。例如，冷戰(zhàn)后曾因提出歷史終結論而著稱的福山，就一再撰文批評美國模式，將其與中國模式比較，并給予后者不甚情愿的諸多肯定。⑤對于福山的思想變化，有西方學者甚至不無諷刺地評論說，歷史不是像冷戰(zhàn)剛結束時福山所宣稱的已經終結，而是剛剛開始。⑥

    三是西方世界整體動蕩、失序、下沉的根源在于結構性因素驅動，靠局部政策調整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美國學者保羅·肯尼迪認為，一個國家經濟總量占世界比重與其人口數量、國土面積、資源稟賦等要素有某種內在關聯。西方總人口不到世界1/6，領土面積不到世界陸地面積的1/4，卻長期占有世界經濟總量的3/4左右，目前仍占60%左右，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持續(xù)的。根據保羅·肯尼迪的邏輯，美國按其各方面稟賦，其經濟總量占世界份額不應超過16%-18%、英國經濟總量所占世界份額不應超過3%-4%。⑦由此推之，整個西方世界依其各方面稟賦，其經濟總量所占世界份額應在世界經濟總量的30%-40%之間，最多不超過40%才是合理的、可持續(xù)的。在西方經濟份額所占世界份額降至這一合理水平以前，其經濟將始終處在小馬拉大車狀態(tài)，很難恢復健康增長。目前蔓及西方世界的經濟、金融危機正是對其經濟份額不合理高位的一種剛性調整，具有歷史必然性、不可抗性，同時也具有歷史正當性和政治正義性。對美歐日經濟趨勢的這種悲觀估計，在西方經濟界也有共識。如，高盛公司經評估后提出，美國經濟即使不出現大的失誤，也只能在2020年恢復到2006年的水平。

    美歐日經濟在世界經濟總量中占比過高的這種剛性調整，又必然會引發(fā)已經習慣于福利制度、大眾參與的西方社會陷入更深刻、更全面的政治社會動蕩和民主危機，⑧進而對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產生深刻影響。換言之，西方世界正在失去其一向引以為豪的世界穩(wěn)定島地位。一兩代人之內，經濟低迷和政治、社會動蕩將逐步成為西方常態(tài)，并可能使世界經濟在抵迷中掙扎，進而引起政治混亂和國際動蕩以及國際關系調整。

    二、美國加緊戰(zhàn)略東移，亞太的世界地緣政治中心地位明朗化

    2011年西方世界的整體性下沉反襯出非西方世界的群體性崛起在世界經濟、金融危機中反而相對加快。2011年12月3日出版的最新一期《經濟學家》雜志披露，2011年美國與歐元區(qū)經濟增長率分別為1.7%、1.6%，日本為-0.5%，而中、印等非西方新興大國雖然增長率有所下滑，但仍在較高位運行，較之西方的增長速度優(yōu)勢甚至在增大。如中國2011年增長率仍可達9.2%、印度可達7.9%，皆分別比美歐日高出6-7個百分點左右。中國2011年與日本的相對增長率差距甚至達到近10個百分點。⑨以上非西方國家與西方國家之間的經濟發(fā)展速度差、經濟差距大大縮小的累積影響及其大趨勢，反映在地緣政治層面，就是國際地緣政治中心進一步由大西洋沿岸向亞洲—太平洋地區(qū)轉移，并在戰(zhàn)略上直接導致美國從世界其他戰(zhàn)略區(qū)收縮，加緊戰(zhàn)略東移，引發(fā)亞太以至全球的地緣政治調整。

    近代以來，歐洲以及連接歐美的大西洋一直是國際地緣政治中心。但是，當前這場歐債和歐元危機以及歐洲經濟政治前景不佳、歐洲一體化陷入停滯，使歐洲的國際政治權重和地緣政治地位進一步下滑。相反，亞太經濟、政治實力的上升及發(fā)展前景看好，使太平洋取代大西洋、亞太取代歐洲，日趨上升為國際地緣政治中心。所謂亞洲世紀、太平洋世紀，開始成為國際政治現實。

    亞太地區(qū)包括中國、印度、印尼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口總數超過世界一半。在經濟和貿易方面，單是APEC(亞太經濟合作組織)21個亞太成員國的GDP總量就占世界同比的54%、其商品和服務貿易總額占世界同比的44%，⑩亞太年均經濟和貿易增長速度更為全球各大區(qū)域之最。亞太的區(qū)域范圍也在動態(tài)地擴大，美國、俄羅斯、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傳統(tǒng)上不屬于亞太的亞太邊緣國家均開始找理由變臉、變身，謀求亞太身份，這進一步突出和強化了亞太的世界地緣政治中心地位。

    目前亞太已經集中了世界經濟前三強(中、美、日)、世界前四個人口大國(中、印、美及印尼)，以及集中了世界六個有核國(美、中、俄、印、巴、朝)、世界前十支最強大軍隊中的七支(美、中、俄、日、印、朝、韓)、五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的三個(中、美、俄)等。未來世界是和平還是戰(zhàn)爭？抑或是繁榮穩(wěn)定還是動蕩貧困？將取決于主要大國在亞太的競爭與合作態(tài)勢。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2011年美國加緊從大中東收縮，以便貫徹已經擱置了10多年的戰(zhàn)略東移計劃，包括著手從伊拉克和阿富汗兩大戰(zhàn)場全面撤軍、對利比亞戰(zhàn)爭采取半參與姿態(tài)，把戰(zhàn)爭責任丟給歐洲國家和阿拉伯國家，等等。

    為貫徹戰(zhàn)略東移，美國一是一再宣示美國是太平洋國家、渲染21世紀是太平洋世紀。奧巴馬2011年11月在APEC峰會上的講話，以及希拉里10月份在《外交政策》雜志上發(fā)表的《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都有這樣的意圖。(11)奧巴馬甚至一再標榜自己是美國第一位太平洋總統(tǒng)。(12)這表明為適應亞太崛起并成長為全球地緣政治中心的大趨勢，美國正在從傳統(tǒng)上的大西洋國家或者說兩洋國家加緊變臉、變身為太平洋國家，以期獲得領導亞太的合法身份。(13)二是在軍事上搶位。盡管美國因財政緊縮不得不裁減軍費、軍備，但美軍政要員仍一再宣示，即使美國裁減軍備、軍費，美國在亞太的前沿軍事力量也不會裁減。(14)在行動上，當美國在大中東地區(qū)和歐洲采取收縮政策、著手從伊拉克全面撤軍并計劃從阿富汗撤軍時，美在亞太的前沿部署確實在進一步加強。例如，美加緊打造關島基地，與日本協(xié)調沖繩美軍基地搬遷問題，推遲韓國戰(zhàn)時指揮權的移交日期，尤其是在財政預算吃緊、軍費裁減的背景下另鋪戰(zhàn)線，派兵進駐緊靠南海南出口的澳大利亞達爾文港，(15)以及頻頻與日、韓、澳及東南亞國家舉行大規(guī)模軍演，美國海軍艦艇頻頻進出亞洲近海岸各航線，等等。三是外交上，美國采取對沖戰(zhàn)略，既為維持中美一定程度的合作預留一定的空間，又精心布置牽制、延緩中國崛起的亞太外交網絡，包括加緊構建對抗上合組織與東亞一體化進程的TPP，在東亞峰會、APEC峰會及美與東盟國家會議等多邊場合制造航海自由、南海問題和平解決、國際法解決、多邊解決及中國威脅論等話題，制造亞太局勢的適度緊張，拉攏亞太各國。(16)在雙邊外交領域，包括奧巴馬總統(tǒng)、希拉里國務卿、貝內塔防長等在內的美國政要，頻頻出訪韓、日、菲及印尼等亞太重要國家，促其更加靠攏美國。(17)2011年12月初，希拉里還出人意料地出訪被美國認為是典型失敗國家的緬甸，這被認為美國要在中國的后院打楔子。(18)

    亞太崛起為世界地緣政治中心對中國的積極意義在于，中國要想成長為世界大國，可先成長為亞太大國；要想主導世界事務，可先追求亞太地緣政治主導權。即是說，中國的大國成長道路可以分為兩步走，第一步是先成為亞太大國。由于中國地理上處在亞太地緣政治中心位置，是一種內線態(tài)勢，擁有天時地利，中國先集中經營亞太，成長為亞太大國，較之直接向世界大國邁進要有把握得多。但另一方面，亞太崛起加快及成長為世界地緣政治中心使亞太成了世界聚寶盆和大國搞地緣戰(zhàn)略競爭最激烈的戰(zhàn)略場，因而使中國面臨更復雜的地緣戰(zhàn)略環(huán)境和更嚴峻的地緣政治壓力。美國加緊戰(zhàn)略東移，印度不但向東看，而且積極介入南海問題，開始了向東挺進(ActEast)，(19)以及俄羅斯搞歐亞聯盟，(20)皆是亞太地緣戰(zhàn)略競爭更加激烈的刺激因素，也是其具體表現。在亞太內部，一些地區(qū)重要國家，如日本、越南、菲律賓等，也有意借助美印等勢力，促其積極介入南海問題、緬甸問題及釣魚島問題等，以阻止中國地緣政治影響的擴大和國際威望的提升，延緩、牽制中國崛起進程。

    三、多極化出現變數，世界趨向G-2化

    自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宣稱世界存在五大力量極以來，世界一直盛行多極化說。中國戰(zhàn)略界、學界以至民間尤其盛行多極論，積極推進多極化甚至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就一直是中國對外戰(zhàn)略的主要目標和政策依據。然而，2011年的國際戰(zhàn)略變局表明，多極化勢頭弱化、動力不足，其歷史使命已接近尾聲，尼克松提出的五極世界論已經成為一個過時的戰(zhàn)略概念。

    首先，日本作為尼克松五極世界中的一極，已經開始淡出大國圈子，向中等強國位置下滑。經濟上，日本曾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一度有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經濟老大的發(fā)展勢頭。但冷戰(zhàn)后二十多年來，日本經濟一直停滯不前，相繼陷入兩個失去的十年，現在又陷入第三個失去的十年。日本總人口不到世界2%，國土面積不到世界0.3%，卻依然占有世界經濟總量近10%。按照保羅·肯尼迪的邏輯，其所占世界經濟份額還必須繼續(xù)下調，可能需要調整到世界經濟份額的5%左右甚至更低時，才有可能恢復健康增長。換言之，日本經濟不但會深陷第三個失去的十年，還有可能進入第四個失去的十年�，F在日本世界經濟老二的地位已經被中國替代。下一步，其世界老三的地位還有可能被其他國家搶走。不僅如此，日本過去一向自詡其企業(yè)管理制度先進，尤其是技術領先世界。此次福島核危機以及對震災、海嘯救援不力，徹底暴露了日本的管理黑洞和技術上的花拳繡腿，其經濟、技術和管理上的優(yōu)越感已經蕩然無存，民族自信心也跌至低谷。

    其次，歐盟之所以成為尼克松五極世界論中的一極，一是基于歐洲一體化，二是基于一個一體化歐洲所產生的經濟政治和軍事方面的聚合能量。然而，冷戰(zhàn)后二十多年來歐洲經濟也一直不景氣，2011年突然加重的歐債危機使歐洲經濟困境進一步加劇，實力弱點進一步暴露。不僅如此，倫敦騷亂及年末英國公務員大罷工、挪威突發(fā)的超級恐怖事件及比利時暴力事件等，使歐洲人對其一向引以自豪的福利國家、大眾參與和政治社會穩(wěn)定等所謂后現代性也開始產生懷疑。歐債危機使歐洲一體化進程受挫，歐洲各國對利比亞戰(zhàn)事各懷一心，對援救債務危機國家立場各異，更使歐元和歐洲一體化前景不妙。如果歐洲一體化進程停滯、歐元失敗，歐洲英、德、法、意等歐洲大國只能淪落為一群世界中等強國，歐盟這一極也有淡出大國圈子的可能。

    俄羅斯雖然提出了歐亞聯盟計劃，企圖重新恢復不叫蘇聯的蘇聯，以重振俄羅斯的大國地位，但是，俄要實現這一計劃卻是千難萬難。(21)一是人口魔咒。俄現有1.4億多人口，這是其21世紀保持大國地位必不可少的一個硬條件。但自1992年以來，俄羅斯人口一直呈遞減勢頭。1993年，俄還有1.486億人，而到了2010年，已縮減為1.419億，每年減少數十萬人。(22)照此下去。幾十年后，俄人口可能降至1億以下。人口縮減又必然要影響其經濟和軍事能力，如其勞動人口有可能從目前世界占比2.4%降至2025年的1.6%。(23)二是資源魔咒。俄羅斯資源豐富，近年俄能抗住世界經濟危機，仍保持一定的經濟增速和財政收入增長，主要依賴資源能源出口及其價格上揚。但俄經濟成長也因此而主要依賴出售資源而不是靠技術進步。換言之，俄已深陷資源咒詛困境。三是安全魔咒。俄羅斯傳統(tǒng)上只擅長使用硬力量，不擅長使用軟力量，更不擅長使用巧力量。俄一旦經濟成長，手上有了錢，通常就迫不及待地耀武揚威，容易引起其與美、歐、日等關系緊張及國力、資源的無謂損耗。四是專制魔咒。俄羅斯有100多個民族、分散在140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彼此差異極大。領導這樣一個龐雜的多民族國家并推進現代化，需要專制類的鞭子，因而俄在政治上不適合搞西方民主制。俄當初能變成世界大國和超級大國依賴于沙皇的鞭子和斯大林的鞭子。普京也想舉起鞭子，但現在的俄羅斯既搞不了民主，也不會接受鞭子政策。2011年年末統(tǒng)俄黨在俄大選中小受挫折以及圍繞選舉過程是否有舞弊行為而出現的對立雙方的大游行，反映了俄民眾對未來普京重任總統(tǒng)及可能恢復鞭子政策的一種矛盾心態(tài)。(24)總之，俄沿實力下降方向演變的基本趨勢不易改變，其總方向也是向中等強國轉化。

    此外，在日、歐、俄等五極世界中的重要力量極向中等強國沉淪的同時，印尼、尼日利亞、南非、韓國、土耳其、墨西哥、哈薩克斯坦、澳大利亞、伊朗、加拿大、巴西等一批真正的中等強國正在加速崛起。其結果是，未來世界大國減少，中等強國增加，世界將向中等強國、地區(qū)強國林立的方向演化，加之區(qū)域化深入發(fā)展，國際格局將出現革命性改組，多極化勢頭將更加弱化。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美國雖然陷入失去的十年，綜合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下降，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其唯一超級大國地位將繼續(xù)維持相當長的時段。即使美國失去唯一頭銜和世界頭號經濟體地位，它也還將長時間維持一流世界大國的綜合實力和地位，以及維持相應的國際影響力。(25)這是日本、俄羅斯及歐洲國家所無法比擬的。

    中國較之美國雖然存在很大的實力差距，在未來相當長時期內不可能在綜合實力上與美國相提并論，但中國較之那些中等強國以及向中等強國沉淪的俄、日、歐等又是鶴立雞群�，F在中國經濟總量世界第二、外匯儲備世界第一、出口總額世界第一、制造業(yè)生產總值世界第一。而到2011年末、最遲在2012年，中國又可能增加外貿總額世界第一頭銜。由于中國具有13億人口的超級大市場和出色的工程建設能力，今后10年中國仍有能力、有機會保持年均8%左右的經濟增長率，而美、歐、日經濟增長率極有可能降為年均2%以下，中國不但將在世界經濟低迷的環(huán)境下進一步拉大與歐、日的經濟總量差距，還將追平美國。在這種情形下，中國的國際權勢將持續(xù)上升。雖然中國不喜歡G-2說，但客觀上，國際格局確實在向G-2方向調整。中美兩個大國加上一大批中等強國，再加上一大批區(qū)域化組織，將是未來國際政治結構的基本演變方向。由于這些中等強國在數量上基本是西方與非西方國家平分秋色，未來國際政治是對抗還是合作，總體上取決于中美競爭與合作關系如何變。

    統(tǒng)而言之，未來國際格局不論如何演變，用傳統(tǒng)的所謂單極論、兩極論或多極論，都難以作出合理解釋。

    四、戰(zhàn)爭與和平重新成為國際政治主題的潛在危險性增大

    戰(zhàn)爭與和平問題是人類有史以來永恒不變的國際政治話題，近代以來的500年間尤其如此。20世紀80年代以來，人們開始相信爆發(fā)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的危險性已經遠去，和平與發(fā)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冷戰(zhàn)后二十多年來，在經濟相互依賴和平論、合作安全論、核威懾保障和平論等國際政治理論與國際現實的作用下，人們更相信大國關系已經進入競爭與合作并存的新時期，大國戰(zhàn)爭已經成為不可思議的事情。即使發(fā)生了海灣戰(zhàn)爭、科索沃戰(zhàn)爭、伊拉克戰(zhàn)爭、阿富汗戰(zhàn)爭以及利比亞戰(zhàn)爭，人們也相信這些都是局部戰(zhàn)爭，不會上升為大國戰(zhàn)爭或體系戰(zhàn)爭，更不會與新的世界大戰(zhàn)發(fā)生關聯。

    然而，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戰(zhàn)爭的最后根源是經濟。對馬克思主義這一經典原理，我們現在有必要重新溫習。在當前西方整體性、結構性下沉，非西方群體性崛起，國際地緣政治中心向亞太轉移的國際結構轉換時期，尤其是中國已成長為世界老二、并加速問鼎世界老大地位、處于經濟總量有可能超過美國的戰(zhàn)略沖刺階段，作為世界老大的美國及西方如何反應？是和平接受中國和平崛起，還是對中國搞一場先發(fā)制人的戰(zhàn)爭，用武力阻止中國崛起？答案并不十分明確。雖然奧巴馬等美國要人多次表示在中國和平崛起的情況下，即使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老大，美國也將接受，但也要看到，當美國經濟總量被中國超過，失去其歷時百余年之久的世界經濟龍頭老大地位，進而失去其壟斷性的國際主導權之際，美國人必然會受到前所未有的極大震撼。在此背景下，不能排除美國輿情轉向、一些權勢集團和利益集團操縱政策與戰(zhàn)略、濫用美國依然超強的綜合實力和無人能望其項背的超強軍事能力，以武力阻止中國崛起、以期解除其經濟政治和戰(zhàn)略困境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雖然中國領導層、精英層和絕大多數人民群眾、網民、憤青，都熱望中國能和平崛起、實現復興中華的百年強國夢，但也不能排除某些體制外精英、個人野心家或者某些利益集團操縱某些已形成產業(yè)鏈、利益鏈的媒體、網絡和網民、憤青，甚至操縱政策與戰(zhàn)略，違背韜光養(yǎng)晦戰(zhàn)略原則和外交哲學，逞口舌之利，求一時情緒之發(fā)泄，惹事生非，破壞中國和平崛起形象，進而激化國際矛盾的可能性�？傊m然中國在加速崛起，世界開始從多極化軌道向G-2化軌道演變，但中美G-2關系是長期和平合作、合理競爭模式還是沖突模式，目前還存在不確定性。只要這個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好，世界從和平與發(fā)展時代轉向戰(zhàn)爭與和平時代的可能性就不能排除。

    2011年以來美國加緊從大中東地區(qū)收縮戰(zhàn)線，向西太平洋地區(qū)轉移戰(zhàn)略力量，尤其是加緊貫徹戰(zhàn)略東移，包括奧巴馬出訪東亞三國、希拉里發(fā)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宣示美國的亞太新戰(zhàn)略、帕內塔有關南海問題的表態(tài)、美軍象征性進駐澳大利亞達爾文港等，都是值得警惕的新動向。美國蘭德公司等有復雜背景的智庫及其學者接連推出有關中美戰(zhàn)略沖突引爆點的研究報告，究竟是反映美國一些利益集團在借中國崛起威脅論、中美必戰(zhàn)論阻止美國政府因財政困難而裁減美國國防開支，還是美國戰(zhàn)略界確實有人在研究針對中國的戰(zhàn)爭危機點和戰(zhàn)場選擇？這很值得關注。蘭德公司及美國一些其他有影響的智庫在其有關研究報告中不約而同地把南海、臺海、朝鮮半島、網絡、空間等列為中美危機的可能引爆點，這尤其需要我們多加關注。

    無論如何，今后5-10年，中國能否像此前30年那樣具有和平崛起的國際戰(zhàn)略環(huán)境？中美在亞太地區(qū)如何競爭、如何合作，如何合理沖突？不但考驗中美關系和中美兩國的戰(zhàn)略智慧，也將對亞太以至對世界的和平與穩(wěn)定產生重大影響。

    五、中國要趨利避害，繼續(xù)為和平崛起塑造環(huán)境

    2011年國際戰(zhàn)略形勢的復雜變化對中國的戰(zhàn)略影響利弊兼有。從弊的方面看，由于世界金融危機，尤其是美、歐、日等西方三大板塊同時下沉，中國的經濟增長環(huán)境惡化，經濟增速及貿易增速有一定回落。在戰(zhàn)略上，中國的軍事安全與戰(zhàn)略壓力有所增大，與1950年、1962年、1969年或1989年、1999年等重要年份相比，中國的戰(zhàn)略環(huán)境更復雜，戰(zhàn)略壓力源更不確定、更難預測。如湄公河船工遇害、利比亞大撤僑、緬甸密松水電站合同遇到麻煩等，都在預料之外。

    然而，2011年國際戰(zhàn)略形勢的復雜變化也有對中國有利的一面，而且利的一面可能大于不利的一面。一是國際金融危機雖然使中國經濟增長和貿易增長速度有一定下滑，但由于美、歐、日經濟下降幅度更大，中國經濟相對于美、政、日的相對增速仍保持6個以上的百分點。換言之，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相對收益反而有所增大。二是由于美、歐、日經濟金融危機導致其政治社會動蕩，西方經濟政治模式開始遭遇包括西方國家自己在內的批評、批判，中國模式開始受到一定的國際肯定，中國在民主、人權等問題上的國際壓力將有所減弱。三是中國的國際權勢也有一定上升，外交牌增多，國際回旋余地增大。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雖然提出美國要繼續(xù)領導亞太，并有重新組合其盟友對沖中國崛起的意圖，但希拉里也有在亞太與中國搞亞太G-2的意圖。文中有關中美關系的表述大大超過美與日、印、澳、韓及東盟關系表述之和即為佐證。(26)目前美國來勢洶洶的戰(zhàn)略東移活動，其本質是以攻為守，是要固守其戰(zhàn)后以來在亞太獲取的優(yōu)勢，防止被從崛起的亞太擠出去，這與進攻性的攻城略地不同。對這一點，可從約瑟夫·奈的相關觀點中得到解答。(27)

    在此復雜形勢下，中國尤其要看清國際大趨勢，揚長避短，趨利避害，積極塑造戰(zhàn)略環(huán)境，以保障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戰(zhàn)略目標。具體而言，盡管今后5-10年中國面臨的戰(zhàn)略難題千頭萬緒，然而，最關鍵的戰(zhàn)略課題，一是在戰(zhàn)略全局如何處理好與美國這個世界老大的關系，二是如何確立在亞太的地緣戰(zhàn)略主導權，三是如何解決好傳統(tǒng)的軍事安全保障問題，而這三大戰(zhàn)略課題都與美國及中美關系有直接關聯。

    首先，在戰(zhàn)略全局，要繼續(xù)運用戰(zhàn)略智慧和巧力量處理好中美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系�，F在，中國處在經濟總量緊逼美國并有可能在短期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經濟老大的位置上。大致可以認為，2020年將是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成長為世界頭號經濟體的可期時間點。(28)因此，今后5-10年，中美關系將如同在馬拉松賽跑道上進入最后沖刺階段的前兩名選手爭奪冠亞軍一樣。美國針對中國競爭有三種戰(zhàn)略選擇。第一種選擇：按規(guī)則要求，全力猛跑，把中國甩在后面。奧巴馬剛上臺時宣布出口倍增計劃、發(fā)誓要重振美國制造業(yè)，提高美國競爭力等，表明美當時還有按規(guī)則競爭，決不當世界老二的雄心�，F在美經濟增長乏力、失業(yè)率居高不下、經濟及體制弱點暴露無遺，似乎已經喪失做第一種選擇的雄心。第二種選擇：確認競爭實力不及中國，但仍按規(guī)則要求，規(guī)規(guī)矩矩地接受失去冠軍地位的現實。奧巴馬政府要員有時表態(tài)，如果中國能和平崛起，美國將接受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現實，表明美國做第二種選擇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這對美國將是很痛苦、很艱難的選擇。第三種選擇：就是在最后關頭違背競賽規(guī)則，即如同一些美國鷹派人物所主張的那樣，利用美國現在仍然掌握在手的聯盟優(yōu)勢，遏制中國崛起，甚至不惜運用其軍事、技術優(yōu)勢，打一場先發(fā)制人的全面戰(zhàn)爭，用武力阻止中國戰(zhàn)略崛起。這種極端危險的可能性雖然不大，卻始終不能排除。而且，隨著中國與美國的發(fā)展差距不斷縮小，美國做這種選擇的可能性會逐步增大。中國要力爭美國接受第二種選擇或第一種選擇，警惕、力阻美國做第三種選擇。這就要求中國在戰(zhàn)略上謙虛謹慎，繼續(xù)努力推進、擴大中美在雙邊及地區(qū)和全球層面的合作關系、限制沖突面，在不可避免的競爭領域按規(guī)則競爭、合理沖撞，尤其不對美國目前遭遇的困境幸災樂禍，也不蓄意利用美國的困境從中漁利，更不搞落井下石那一套。中國尤其要弄清美國的戰(zhàn)略紅線，盡可能不觸及其合理的根本利益，不刺激這頭受了傷的猛虎。

    其次，玩好重點經營亞太這盤棋，在經營亞太過程中尤其注意處理好與美國的競爭與合作關系。因亞太已成為世界地緣政治中心，中國成長為世界大國的路徑是首先成長為亞太大國，因此經營亞太無疑是中國實現戰(zhàn)略崛起的戰(zhàn)略關鍵。但是，美國在亞太也有關鍵的戰(zhàn)略利益，經營亞太不僅涉及中國與亞太各國的關系，也考驗中美競爭與合作關系。美國在亞太有傳統(tǒng)的影響力和一定的戰(zhàn)略優(yōu)勢，包括冷戰(zhàn)時期確立的同盟體系和軍事優(yōu)勢。奧巴馬政府推出TPP、擺足姿態(tài)不削減其在亞太的軍事存在、積極介入南海問題、在中國與亞太國家之間搞戰(zhàn)略對沖，明顯是為了維護其在亞太的固有利益和基本盤。中國在亞太有地處亞太中心的地緣戰(zhàn)略優(yōu)勢，中國經濟實力與影響力日益上升并已成為多數亞太國家的頭號貿易伙伴，亞太各國普遍希望搭乘中國崛起的經濟快車，以東盟+N為基礎的東亞一體化也有了一定進展。但中國也有劣勢，包括軍力不及美國、亞太不少國家對中國崛起有疑慮、一些國家還與中國有領土、領海主權爭端等。不管中國主觀意圖如何善良，中國崛起本身，包括替代美國成為亞太主要國家的頭號貿易伙伴，客觀上都意味著權勢的轉移和亞太現狀在變化。簡言之，按西方現實主義思維，美國在亞太是現狀國家，中國反而可能被認為是帝國主義國家。(29)考慮到這些背景，中國在經營亞太過程中要穩(wěn)扎穩(wěn)打，要相信時間的力量，等待瓜熟蒂落、避免急于求成。戰(zhàn)略上仍應經貿先行，尤其要避免因戰(zhàn)略失當把亞太主要國家推到美國一邊，或者因亞太傳統(tǒng)格局調整太快而使美國采取僵硬的敵對立場，防止在亞太釀成戰(zhàn)略危機點。今后5-10年，亞太變—中美穩(wěn)—世界穩(wěn)應是中國應對亞太地緣政治變局的基本目標與路線圖。

    第三，軍事上要知其雄而守其雌，做好兩手準備，要適當增強應對毀滅性戰(zhàn)爭的技術手段、自衛(wèi)能力和精神準備。盡管美國面對中國崛起和取代美國世界經濟老大地位的前景，做前述第一和第二種選擇的可能性最大，但其做第三種選擇的可能性也始終不能排除，中國不能不有所警惕。在涉及國家生死存亡的戰(zhàn)略安全問題上，不能允許有絲毫的僥幸心理。尤其要提及的是，核威懾對保護國家戰(zhàn)略安全雖然作用很大，但對之不能形成絕對依賴。從戰(zhàn)略史看，任何一種進攻性武器，都能找到克制它的命門，核武器的巨大破壞力也應有克制辦法。如今核武器已問世半個多世紀，美國也一直在探索克制核武器破壞力和打贏核戰(zhàn)爭的技術能力。由于美國在這方面一直不透明，其在這方面的進展如何目前不得而知，因而不能完全排除美國鷹派置核威懾力于不顧而搞軍事冒險的可能性。

    注釋：

    ①[英]阿諾德·湯因比著，劉北成、郭小凌譯：《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94頁。

    ②Africarising，TheEconomist，December3，2011，p.13；Lagos，Thesunshinesbright，TheEconomist，December3，2011，pp.76-77.

    ③WillemBuiter，Theterribleconsequencesofaeurozonecollapse，FinancialTimes，December8，2011；MartinWolf，Merkozyfailedtosavetheeurozone，FinancialTimes，December7，2011.

    ④MaxHastings，Thewest'scrisisofhonestleaders，FinancialTimes，August16，2011；GideonRachman，AmericaandEuropesinkingtogether，FinancialTimes，July5，2011.

    ⑤FrancisFukuyama，DemocracyinAmericahaslessthanevertoteachChina，FinancialTimes，January18，2011；FrancisFukuyama，Ohforademocracydictatorshipandnotavetocracy，FinancialTimes，November，23，2011.

    ⑥AndrewBast，TheBeginningofHistory，Newsweek，April18，2011，pp.41-45.

    ⑦[美]保羅·肯尼迪著，勞垅、鄭德鑫譯：《沒有永久的霸權》，遼寧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550頁。

    ⑧PaulKrugman，Depressionanddemocracy，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December13，2011.

    ⑨Economicandfinancialindicators，TheEconomist，December3，2011，p.100.

    ⑩StaffWriter，ObamatoEmphasizeU.S.RoleAcrossthePacificRim，WashingtonFile，November10，2011，p.3.

    (11)StaffWriter，ObamatoEmphasizeU.S.RoleAcrossthePacificRim，WashingtonFile，November10，2011，p.2；WashingtonFile，October27，2011，p.3.

    (12)We'reback：AmericaintheAsia-Pacific，TheEconomist，November19，2011，p.27.

    (13)HillaryClinton，America'sPacificCentury，ForeignPolicy，November，2011，pp.57-58.

    (14)TomDonilon，AmericaisbackinthePacificandwillupholdtherules，FinancialTimes，November28，2011.

    (15)Juliankerr，Obama，GillardannounceUSMCpresenceinnorthernAustralia，Jane'sDefenceWeekly，November23，2011，p.17.

    (16)HillaryClinton，America'sPacificCentury，ForeignPolicy，November，2011，pp.57-58.

    (17)We'reback：AmericaintheAsia-Pacific，TheEconomist，November19，2011，p.27.

    (18)AnewGreatGame？TheEconomist，December3，2011，pp.33-34.

    (19)State'sBurnsatWorldAffairsCouncilsonU.S.ForeignPolicy，WashingtonFile，November7，2011，p.32.

    (20)Putinhisplace，TheEconomist，November19，2011，p.50.

    (21)李新：普京歐亞聯盟設想：背景、目標及其可能性，載《現代國際關系》，2011年，第11期，第4-10頁。

    (22)NicholasEberstadt，TheDyingBear，Foreign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1，p.97.

    (23)NicholasEberstadt，TheDyingBear，Foreign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1，p.105.

    (24)AndrewE.KramerandDavidM.Herszenhorn，Putinfeelsthebiteoftheclassthatflourished，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December13，2011.

    (25)GideonRachman，Americamustmanageitsdecline，FinancialTimes，October18，2011.

    (26)HillaryClinton，America'sPacificCentury，ForeignPolicy，November，2011，pp.56-63.

    (27)JosephS.Nye，Jr，TheFutureofAmericanPower，Foreign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0，p.3.

    (28)關于中國經濟總量超過美國的時間點，有現在說、2016年說、2020年說、2027年說、2030年說等多種評估結論，本文認為以2020年說可信度最大。參閱：MartinWolf，Whentherenminbirulestheworld，FinancialTimes，November17，2011；JosephM.parentandPaulK.MacDonald，TheWisdomofRetrenchment，ForeignAffairs，November/December，2011，p.36；SpecialReport：China'sEconomyCouldOvertakeAmericaWithinDecade，TheEconomist，September24，2011，p.5；ArvindSubramanian，TheInevitableSuperpower，ForeignAffairs，Setember/October，2011，pp.67-69.

    (29)[美]漢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譯：《國家間政治》，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7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