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過渡中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美國的霸道行徑感到不滿，對美國模式（包括政治模式；混合體，具有相當的過渡性質和可變特征；撇開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原則不談，單就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現(xiàn)了生動多樣的景象，進入了真正多元而混沌的狀態(tài)；上面的討論已經多少提示了現(xiàn)階段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慮的答案的，甚至很少有人追問它們；退出機制，缺少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回顧與反思等方面的；三結束語；像筆者以前批評過的那樣：第一，

美國的霸道行徑感到不滿，對美國模式（包括政治模式、發(fā)展模式和理論思維）在中國的充分適用性提出質疑，因而開始鼓勵更年輕一代的學生運用中國的思想并站在中國的視角觀察和寫作。嚴格意義上講，目前起主導作用的這批中生代學者，作為過渡性和起橋梁作用的一代人，其思想代表著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主流傾向，表現(xiàn)為多種歷史經歷和多元理論邏輯的

混合體，具有相當的過渡性質和可變特征。

撇開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原則不談，單就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思想性質而論，后冷戰(zhàn)時期最深刻的印記是深刻的認同危機及豐富多元的理論生長環(huán)境。與建國初期直至“文化大革命”后期的中國思想界不同，現(xiàn)在中國的多數研究人員和教師并沒有深刻理解和認同馬克思主義的世界革命信念；與20 世紀80 年代的激進改革思想家不同，今天的年輕學者又不那么“迷信”西方的學說，尤其是從美國模式那里表現(xiàn)出來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和各種強權政治理論；自然，與中國老式的學問家不同，如今幾乎沒有人愿意鉆故紙堆和“重振國學”，也極少見到應用傳統(tǒng)儒家學說解釋現(xiàn)實世界的成功事例。雖然上述3 種情形都能找到政治上的代言人，但保守而沉悶的說教與生動而實用的做法之間每每總是形成巨大的反差�！爸小�、“西”、“馬”等重大思想觀念和價值在當代中國國際關系學的光譜里各自占據了不可替代的位置，同時卻很難以一家之言來一統(tǒng)天下。其結果之一是，馬克思主義的國際主義、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傳統(tǒng)現(xiàn)實主義的勢力均衡說、儒家思想宣揚的“和而不同”論以及新近興起的民族主義思潮等，各家各派在中國國際關系學的地盤內都可以找到理論上的贊同者和批評者。這種局面的形成，既有國關學界自身的原因，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比如，現(xiàn)在的學術氣氛更加寬松，學術上的激烈爭論現(xiàn)象是普遍存在的。再如，改革開放的現(xiàn)階段，中國各個省區(qū)的自主性得到很大發(fā)展，地方各級政府對地方社會、政治、文化等事務的管理擁有較大的自主權，包括資助本地教育和科研事業(yè)、推動對外學術文化交流和經貿合作的權利，這也使得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強大地方性得到擴展，類似“非中央外交”、“次區(qū)域對外戰(zhàn)略”的實踐探索及理論研究具有了更多不同的地方特色。以非傳統(tǒng)安全及其研究為例，中國目前的非傳統(tǒng)安全威脅呈現(xiàn)3 個不同的次區(qū)域特點：西北區(qū)域面臨的主要是宗教極端主義、民族分裂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挑戰(zhàn)（所謂“三股惡勢力”），東北區(qū)域面臨的主要是核擴散與生態(tài)危機、經濟停滯引發(fā)的各種社會矛盾，西南區(qū)域面臨的主要是毒品走私、油輪泄漏、艾滋病、海盜猖獗和其他海上犯罪等跨國性問題，它們各自所在地區(qū)的高校和研究機構理所當然地把這些問題作為自己的探討對象。[12]與極“左”年代不同，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國際關系學界出

現(xiàn)了生動多樣的景象，進入了真正多元而混沌的狀態(tài)。

上面的討論已經多少提示了現(xiàn)階段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缺失。如果不是與落后的時代對比，而是采用較高的尺度衡量，人們可以發(fā)現(xiàn)：首先，中國國際關系學比較缺乏主體意識。中國價值、思想和學問的根基何在？中國作為一個大國，中國人作為占有全球1/5 人口的人類部分，究竟應當怎樣在國際舞臺立足和發(fā)揮作用？“我們是誰？”亨廷頓的提問也不妨拿來用一下，好好反思中國國際關系學的本體存在。在筆者看來，事實上這些問題是缺少深思熟

慮的答案的，甚至很少有人追問它們。其次，中國國際關系學比較缺乏哲學支持。現(xiàn)階段的問題是，政治化、市場化的課題和任務太多，充滿匠氣和功利色彩的東西太多，以至于沒有時間靜下心來認真想一想形而上的問題，沒有可能嚴肅地進行哲學意義上的批判與反問，沒有哲學作為“智慧之學”所激發(fā)、所啟迪的創(chuàng)造性思想環(huán)境和語言環(huán)境。最后，與西方同行相比，中國國際關系學的學科規(guī)范程度、邏輯嚴謹程度和學問人的自尊精神相對較弱。這不只是抨擊行政上的不當干涉和市場逐利的貪婪勾引，同樣是反省中國學人由于長期受抑制所造成的精神世界的不飽滿、不振奮。自然，這里面也不能排除中國國際關系學界自身缺少科學理性探討的傳統(tǒng)，缺少量化分析和方法論研究的氣氛，缺少正常的學術批評和學科自身的

退出機制，缺少嚴格意義上的理論回顧與反思等方面的原因。

三 結束語

像筆者以前批評過的那樣：第一，我們可能缺少一部比較系統(tǒng)完整的國際政治思想史。在這部國際政治學說史或思想史里，對“理論國政學”的描述和分析應當占有重要分量。所謂“理論國政學”，指的是“理論的理論”，即有關國際政治學建筑的基本問題的分析（包括方法論），如同理論社會學、理論歷史學和理論經濟學的奠基作用一樣。當然，這部國際政治學說史還應當全面敘述和討論從近代國際關系產生以后思想家們對國際關系的討論，包括歐美的馬基雅維利、霍布斯、黑格爾、康德、馬克思等人直至當代的各種學派，發(fā)展中世界的納塞爾、甘地、尼赫魯直至當代的阿明、卡多佐、桑多斯，列寧、斯大林直至前蘇聯(lián)東歐自成一體的各種論述，中國的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直至當代中國學術界等內容。第二，我們可能缺少對當代國際政治學經典作品的全面介紹，，特別是缺乏對20 世紀80 年代以來國外學者的工作及主要作品的分析。改革開放以前，國際關系學界的主要著作尤其是探討學科建設理論的著作基本上沒有介紹進來；80 年代中期以后，國內學術界陸續(xù)翻譯了一批公認的經典作品，但總起來看，我們不僅對國際政治學的古典代表作介紹得不全面，特別是對于國外近些年來尤其是蘇聯(lián)解體和冷戰(zhàn)結束以來的研究進展，包括各種新的重要思潮、學派和方法論，國內學術界注意得很不夠。第三，我們可能缺少哲學思想的啟示和激勵，缺少國際政治學之外的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滲透與幫助。在中國，自20 世紀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一度有過的“哲學熱”之后（它與破除兩個“凡是”的思想解放運動對哲學的強烈召喚有直接聯(lián)系），近10 余年來，哲學思維和方法對包括國際政治研究在內的中國社會科學的激發(fā)、推動似乎處于冷凍狀態(tài)，人們很少感受到作為一種“智慧”之學的哲學的影響力。中國新一代國際政治學者所缺少的或最需要加強的主要還不是具體的學說觀點或專業(yè)知識，而是哲學辯證思維及其方法論的錘煉。同理亦適合于國際政治專業(yè)的學者對其他學科的“工具箱”的借用。第四，我們可能既缺少“實用主義”以外的其他學派，也缺少精細、專業(yè)的個案分析。中國現(xiàn)有的國際問題研究，多半是馬克思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全球主義等學派觀點的混合，有的時候再加上一點“傳統(tǒng)文化”；它們的基本取向是實用主義的，它們的研究途徑多半是動態(tài)跟蹤式的，它們的分化與組合既不明確、也不有力。

對比一下經濟學、社會學等相對先進的社會科學學科在當代中國的狀況，中國國際關系學界

內部形成的學派分支顯然少得多也弱得多。[13]

筆者要特別指出，從各種因素綜合評估，中國國際關系學走出目前的階段還會有很長一段時間，克服上面提到的各種問題和缺點絕非易事，中國學問的主體性和在世界的影響力不會一

下達到較高的水平，對此要有清醒、足夠的認識。

注釋：

[1]此文是作者為《中國國際關系學：1995～2005》一書撰寫的緒論。此書將由北京大學出

版社在近期出版。

[2] 石磊：《我國國際關系史研究概述》，載《外交學院學報》，1988 年第4 期，第9-18

頁。

[3] 李石生：《深入鉆研鄧小平理論，推進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研究與建設》，載魯毅等主編：《新時期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 年版，第26-27 頁。

[4] 比如，僅就1949 年以前而言，由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及其相關人員編輯的資料和已撰寫的作品（包括外交年鑒、外交禮儀、法令、研究報告、條約、意見書等）就有10 余種，翻譯過來的著作有50 多部，而由中國人自己撰寫、編輯的各種書籍讀物（其中不乏題為《國際政治基礎知識》、《外交與國際政治》、《國際政治輿圖》的作品）中有代表性的高達

140 多本。

[5] 李琮、劉國平、譚秀英：《中國國際問題研究50 年》，載《世界經濟與政治》，1999

年第12 期，第6 頁。

[6] 該報告在國際問題研究的經費、圖書資料建設、研究機構和組織領導等諸多方面提出了

一系列加強國際問題研究的重大措施。

[7] “文化大革命”過程中，有一段時間（1967-1969 年）大部分研究機構與教學機構都被迫解散或者停止其教學與日常工作，部分資料散失，中國國際關系研究遭受重大打擊。

[8] 比如有：（１）翻譯作品，包括國外國際問題專著、國際問題論文。這是當時最主要的成果。其中叢書類作品以《國際問題譯叢》、《國際事務概覽叢書》、《世界史資料叢刊》為代表。商務印書館、三聯(lián)出版社、世界知識出版社、上海譯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等出版了一批內部發(fā)行或公開發(fā)行的翻譯作品。之所以不少翻譯書籍均系內部發(fā)行，是因為國內將這些資料視為“敏感”資料，只適宜于供研究機構和一定層次的官員閱讀。（2）編寫各類書籍。如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出版了《世界知識叢書》系列、列國志等。（3）研究報告。由于許多研究報告并未公開發(fā)表，以至于現(xiàn)在我們仍然難以查找這些資料，從中國社會科學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撰寫的“所史”來看，各研究機構撰寫了不少研究報告。然而，由于資料難找，我們仍然難以確認學界究竟撰寫了哪些對國家決策起重大作用的研究報告。（4）論文類。這一時期，國內國際問題論文甚為稀缺，其主要原因是，國內學術刊物特別是公開發(fā)行的期刊很少，國際問題期刊就更少了。《國際問題研究》是1949 年后中國最早公開發(fā)行的國際問題研究類學術期刊。該刊于1959 年1 月出版第1 期（月刊），3 期過后便進行調整。1959 年5 月重新出版，并致發(fā)刊詞（作為第1 期）。不久，“文化大革命”不期而至，該刊于1967-1980 年停刊。也就是說，在改革開放前，新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公開期刊極少。同時，由于培養(yǎng)國際問題人才機構缺乏，“科班出身”的國際問題研究人員亦相當匱乏，多數研究人員是從其他專業(yè)中轉過來的。至于專著或論文集則更是罕見（20 世紀70 年代中后期開始好轉）。從數量上看，專著類作品遠遠不及建國前的國際問題研究作品。參見王軍：《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分期與最新發(fā)展趨勢》，載王軍、但興悟：《中國國際關系四十年》（待出版）。

[9] 參見王軍：《中國國際關系研究的分期與最新發(fā)展趨勢》。

[10] 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對于1989～1992 年這段特殊時期的中國國際關系研究，學術界探討得很少。總體而言，這一時期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相對沉悶，成果不多，也許僅有的亮點和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周紀榮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翻譯出版的《國際政治學漢譯名著》叢書的出版。這套譯叢收入了摩根索的《國家間政治》、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卡普蘭的《國際政治的系統(tǒng)和過程》、伯頓的《全球沖突——國際危機的國內根源》等當代西方名家的名著，出版發(fā)行后對20 世紀90 年代以來中國國際關系學界主流的形成有很大

影響。

[11] 《世界經濟與政治》雜志從2005 年第6 期起刊登特約記者陸昕所做的一組系列訪談，以對話的方式與王緝思、秦亞青、閻學通、時殷弘、金燦榮、楚樹龍、王正毅、葉自成、張文木和王逸舟等10 人分別探討了各自受教育、做學問的心路歷程。這批目前活躍在北京乃

至中國國際關系學界的學者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12] 這種研究特色實際上一直存在，只是近些年得到更大的鼓勵和發(fā)展。例如，西北地區(qū)的各個社會科學院的一個研究重點是民族關系、宗教問題和中亞動態(tài)；東北地區(qū)的高校及研究單位通曉俄文和日文的人員比較多，研究對象涉及俄羅斯遠東地區(qū)和朝鮮半島及日本問題；而西南地區(qū)的廣西、云南、貴州等省份的一些重點高校（如云南大學），在設計“開辟

西南大通道”（與泰國、緬甸等國合作）或加強與東盟的次區(qū)域合作等課題上領先。

[13] 王逸舟：《中國的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回顧與前瞻》，載《改革》，1999 年第1 期，

第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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