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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研究范式融合論析 20703字 投稿：孫銇銈

全文20頁 共20703字

 

 

2014年9月，印度新總理莫迪訪問日本，雙方簽署《日印特殊全球戰(zhàn)略伙伴關系東京宣言》，宣布將兩國關系由“全球戰(zhàn)略伙伴關系”提升至“特殊全球戰(zhàn)略伙伴關系”�！缎浴分赋�，“彼此交融的利益、密切的海洋事務聯(lián)動和不斷增大的國際責任將作為亞洲最大、最古老民主…

雖然描述性研究和解釋性研究都屬于科學研究，但正如美國政治學者戴維·辛格(J.DavidSinger)所指出的，“應該強調(diào)的是，理論的首要目標是解釋；當描述性要求和解釋性要求相沖突的時候，后者應該具有優(yōu)先地位，即使這是以犧牲某些描述上的準確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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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勝湘

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 2015年03期

　　 [中圖分類號]D8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9550(2014)12-0095-23

 

　　 國際關系理論從其產(chǎn)生起就進入范式研究的路徑之中，并且長期處于范式爭論不休的狀態(tài)。范式間爭論的結果是舊范式的基本終結和改進后的新范式的生成。這一爭論的進程要么使范式經(jīng)過修補后其解釋力得以適度增加，要么使舊的范式研究獲得新的解釋方法，然而國際關系研究始終沒有走出范式束縛的“牢籠”，在解釋上始終存在范式鴻溝而難以取得新的突破。范式融合方法可以打破這一“水火難容”的僵局。筆者將從范式的困境入手梳理范式間的融合趨勢，在此基礎上提出范式融合方法的兩種解釋模型和多種解釋方法，并進一步分析范式融合方法的解釋優(yōu)勢和缺陷。

 

　　 一、范式困境與范式融合趨勢

 

　　 長期以來，范式(paradigm)被認為是“任何一個既有的科學領域在發(fā)展中達到成熟的標志”。①然而范式一經(jīng)產(chǎn)生就遭到各種批判從而陷入范式困境，范式融合趨勢就是在這一批判中逐漸出現(xiàn)的。

 

　　 (一)范式研究的困境與范式批判

 

　　 范式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托馬斯·庫恩(Thomas Kuhn)認為，范式是指“提示出某些被實際科學實踐接受的范例——這些范例包括定律、理論、應用和儀器在一起——為特定的、連貫的科學研究的傳統(tǒng)提供模型(model)”，“一個范式就是一個公認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②它是庫恩提出的所謂“常規(guī)科學傳統(tǒng)”中“由一個公認的理論決定的，這個理論包含研究方法和技術”。③庫恩認為科學史由“常規(guī)科學”和“科學革命”構成。長時期的常規(guī)科學由單一范式一統(tǒng)天下，短暫的科學革命則是新范式代替舊范式。學者一旦進入范式研究，就會受到范式的約束，包括其思維方式、研究的基本思路、使用的核心概念和理論術語以及評價研究水平的標尺等。在范式思維的框架下，兩個范式之間不可能比較其理論的優(yōu)劣。在庫恩看來，“不同的范式之間不存在一種中立的、客觀的、可用于比較兩者優(yōu)劣的中性語言，兩者間是‘不可通約的’”。④正是其不可通約的特性使范式研究陷入困境之中而不能自拔。要建立一個理論范式，必須把某一領域與其他領域隔離開來，這是建構一個解釋其內(nèi)部現(xiàn)象的理論的前提條件。⑤正因如此，范式研究只能從某一視角和方面分析問題，無論是權力的視角還是制度的視角，物質(zhì)的視角還是觀念的視角。因此，范式研究為尋求理論的簡約和觀點的明晰而一直陷入眼光的短視或單一視角困境之中。

 

　　 范式研究一經(jīng)提出就受到了許多學者的批評，涉及的內(nèi)容包括常規(guī)科學與科學革命之間的區(qū)別、范式的不可通約性和范式研究的社會性與范式壟斷等。庫恩認為科學研究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前科學、常規(guī)科學、危機、科學革命、新的常規(guī)科學、新的危機這樣的循環(huán)過程，常規(guī)科學和科學革命之間的交替發(fā)展是以理論危機作為動力的”。⑥一種范式通過科學革命“向另一種范式的過渡便是成熟科學通常的發(fā)展模式”。⑦然而，范式研究提出的常規(guī)科學與科學革命之間的差異性問題受到很多學者的批評�？�·波普爾(Karl Popper)認為，常規(guī)科學與非常規(guī)科學之間的差別并不完全像庫恩所說的那么鮮明，最多也只是模糊地意識到這種差別。⑧英國哲學家約翰·沃特金斯(John Watkins)也認為，歷史上沒有涌現(xiàn)過任何清晰的范式，也沒有出現(xiàn)過常規(guī)科學的典型征兆。⑨

 

　　 范式的不可通約性命題也受到了學者們的質(zhì)疑。因為如果不可通約命題是正確的，范式之間就缺乏交集，那么不同的理論范式之間就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分歧，“因為這一命題在兩種理論中意思不同”。⑩既然理論范式之間有沖突，“就有充分的理由質(zhì)疑不可通約性命題”。(11)正因為如此，庫恩本人也在范式間的絕對不可通約性上有所后退。他強調(diào)范式的不可通約并不意味著兩者之間無法比較。他認為“不同范式間的部分轉(zhuǎn)化仍是可能的”，支持不同范式的學者“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相互交流”。(12)

 

　　 關于范式研究的社會性與范式壟斷，斯蒂芬·圖爾敏(Stephen Toulmin)認為，當范式研究的團隊在研究中出現(xiàn)了不能解釋的實例時，就由團隊的負責人來調(diào)整，他們遵從家長式的權威。這是社會學要點，而不是哲學要點。由于庫恩把科學共同體視為一個封閉的社會，范式研究的這一社會性制約著科學家的思維，導致范式壟斷。因為范式是絕不會容忍競爭者的。根據(jù)庫恩的邏輯，處于某個范式的支配下時，研究者不能“又去熱衷于接納另一個對立的范式”。(13)范式是要通過創(chuàng)造一種常規(guī)科學把眾多的理論減少為一個，限制其他學派的批判。波普爾對此指出，在很大程度上，“科學共同體”實際上也確實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無論其如何權威和卓有成效，在這個社會里沒有任何理論，也沒有任何范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14)

 

　　 國際關系學界也沒有逃出范式“魔掌”。在當代國際關系的研究中，“被高度具體化了的‘范式’話題很常見”。(15)“學界敏感地將不同的論點作為獨特的和競爭的范式具體化”，“常常在缺乏深入思考和論證的情況下，學者們傾向于假定不同的論點直接或間接地相互競爭”。(16)對國際關系研究影響最大的堪稱三大理論范式：自由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建構主義。自由主義理論認為，制度為各國提供信息和溝通平臺，并降低交易成本，同時使國際政治的參與者對各方的行為有一個遵守制度規(guī)則的未來預期，從而大大減少國家行為和國際關系狀態(tài)的不確定性，國家間的合作可以持續(xù)。自由主義很好地解釋了國際社會的相互依存和制度化現(xiàn)象。然而，自由主義卻無法解釋有關國際社會的權力結構、文化與規(guī)范問題。

 

　　 “現(xiàn)實主義和新現(xiàn)實主義是過去約莫半個世紀以來國際政治學者遵循的兩條主要理論路徑。”(17)現(xiàn)實主義理論從人性惡的假設前提出發(fā)，以權力界定利益，認為國家的目標是追求權力，國際政治的結構是權力的分配。“以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是幫助政治現(xiàn)實主義找到穿越國際政治領域的道路的主要路標。”(18)“國際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樣，是追求權力的斗爭。無論國際政治的終極目標是什么，權力總是它的直接目標。”(19)現(xiàn)實主義很好地解釋了權力、均勢、沖突和戰(zhàn)爭，然而現(xiàn)實主義者卻忽視了國際社會的相互依存與全球化、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和國家間社會性互動與國家認同等問題。理查德·阿什利(Richard Ashley)還總結出新現(xiàn)實主義的國家主義、功利主義、實證主義和結構主義等四大謬誤。(20)事實上，權力并不是國際關系的全部，也不是分析國際政治的唯一切入點，而只是一個側(cè)面。

 

　　 而建構主義從觀念入手分析國家間的社會性互動，強調(diào)認同、身份、規(guī)范、文化等核心概念，認為國際社會是一個觀念結構，而不是物質(zhì)結構。“國際政治中權力分配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分配建構的，利益的內(nèi)容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觀念建構的。”(21)觀念和認同決定一個國家對自身利益的界定，觀念和認同的變化會導致權力結構的變化，也決定著是朋友、是敵人、還是對手的角色身份的轉(zhuǎn)換。然而，建構主義理論基本忽視物質(zhì)的意義和作用，最多只能被視為“弱式物質(zhì)主義”，可以說是一種“觀念決定論”。事實上，觀念絕不是國際關系唯一的因果變量，其他還有“物質(zhì)結構、國內(nèi)政治、跨國角色、制度和領導人”等，“觀念需要機制，必須和國際、國內(nèi)的政治進程、組織和制度聯(lián)系起來”。(22)

 

　　 由此可見，在庫恩范式思維下的國際關系研究存在很大的缺陷。這種帶有強烈的自然科學色彩和視角偏見的研究模型限制了學者們的思維，束縛了他們的手腳�？茖W家因為擔心破壞常規(guī)研究往往要壓制重要的新思維。(23)因此，我們需要找到一種跳出范式束縛的新方法，范式間的溝通、融合剛好滿足了這一要求。

 

　　 (二)范式融合趨勢

 

　　 對于范式研究的困境，拉里·勞丹(Larry Laudan)提出用“研究傳統(tǒng)(research traditions)”對范式進行修正。與庫恩不同，勞丹沒有提供一個統(tǒng)一的研究范式。勞丹認為，不同的研究傳統(tǒng)可以長期共存和競爭，它們產(chǎn)生的觀點可以重疊。一個學者可以運用不同的范式進行分析。(24)勞丹批評了不可通約性的觀點。他認為，“即使我們不能找到一種中性的觀察語言和用來把理論翻譯為觀察語言的對應規(guī)則，我們?nèi)匀荒軌蛴幸饬x地在理論之間進行客觀的合理的評價”。(25)因此，勞丹的“研究傳統(tǒng)”可以包容不同的理論范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彌補范式研究的缺陷，開啟了跨越理論范式的最初旅程。

 

　　 國際關系學者也注意到范式解釋的困境這一現(xiàn)象。他們認為，“單維度方法限制了促進政治變革者，因為這是一套特別受限的方法。更有前途的方法是借鑒復雜的體系理論的見解，將社會變化的物質(zhì)的、制度的和文化方面的融合在一起”。(26)各種理論范式并非不可超越，實際上是可以融合的，可以相互補充理論缺陷和完善分析框架。他們認為，“在不同的論證路徑之間，競爭不是僅有的可能分析方面。各種形式的、或多或少的相互補充是可能的”。(27)有學者認為，理性主義與建構主義在一些重大方面有著互補性。兩者共同感興趣的是信念和共有知識。它們之間既有分歧，也可能融合。理性主義者認為，“為促進物質(zhì)利益而建立的制度可以產(chǎn)生規(guī)范結構”。(28)如果某一行為體違反了現(xiàn)行規(guī)范，就會受到社會中其他成員的制裁。這種分析“使理性主義接近建構主義”。(29)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Keohane)在對單一范式進行了反思后認為，國際關系理論各種流派之間的爭論顯得多么狹隘。對美國遭受九一一恐怖襲擊后果的分析，不僅需要抓住權力結構因素，還必須考慮主觀信念的變化、國際制度、非國家行為體及其網(wǎng)絡、國內(nèi)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聯(lián)系。學者們“無須在這些觀點之間做出選擇，我們面臨的主要任務是將它們?nèi)诤铣蔀橐环N全面而一致的觀點”。(30)李少軍認為，“在把理論應用于現(xiàn)實時，卻應考慮采取綜合的模式，即兼收并蓄，用不同的理論組合解決不同的問題”。(31)

 

　　 在范式融合思維的影響下，學者們據(jù)此嘗試性地提出了走出單一范式的新路徑——范式融合，盡管約翰·魯杰(John Ruggie)等學者對此持反對態(tài)度，他們認為，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是“不能合而為一的，也不可能在中間地帶握手言歡”。(32)即便如此，魯杰也不得不承認，如果兩種理論拓展自己的理論界限向?qū)Ψ娇繑n，就比較容易發(fā)現(xiàn)一種理論在某一方面可以包容另外一種理論，或補充和完善另一種理論。(33)羅納德·杰普森(Ronald L.Jepperson)、亞歷山大·溫特(Alexander Wendt)和彼得·卡贊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在《國家安全的文化》一書中認為，“現(xiàn)實主義既不是足夠完善的，也不是十分精確的”，不能將它當成一個和其他論點必須區(qū)分開來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范式”，他們還提出了“社會學制度主義的新視角”。(34)

 

　　 基歐漢和約瑟夫·奈(Joseph S.Nye)早在1972年改造現(xiàn)實主義時就提出，要讓現(xiàn)實主義的研究綱領“更加強調(diào)非國家行為體、政府間國際組織，以及跨國家的和跨政府的關系”。(35)后來基歐漢進一步指出，只有采取多維度的方法研究世界政治，國際政治的研究者才可能做到在建構理論時既借鑒現(xiàn)實主義的優(yōu)勢，又革除其理論的缺陷。國家的行為及其目標的實現(xiàn)，不但取決于現(xiàn)實主義思想強調(diào)的權力因素，還取決于行動的制度環(huán)境。(36)詹姆斯·馬奇(James March)和約翰·奧爾森(John P.Olsen)在1999年指出，自由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區(qū)別并不大，“兩種理論所共享的是行為的后果邏輯假定和歷史充足論”，(37)它們“對國際秩序變遷的解釋存在相同之處，即認為國際秩序變遷是由窮于計算的自我主義者在不受歷史約束的世界上采取行動所導致的”。(38)邁爾斯·卡勒(Miles Kahler)在談及美國外交政策時認為，美國決策者在對外關系中運用了現(xiàn)實主義的理論，但國內(nèi)政治要求公眾對國際環(huán)境的改善應“抱有一種自由主義的向往和情懷”，現(xiàn)實主義吸收了“自由主義例外論”。(39)約翰·伊肯伯里(G.John Ikenberry)和查爾斯·庫普乾(Charles A.Kupchan)在分析小布什(George W.Bush)時期美國外交政策時建議，美國應該重申自由現(xiàn)實主義。(40)

 

　　 另一些學者提出了自由主義與建構主義融合的可能�，斏�·芬尼莫爾(Martha Finnemore)和凱瑟琳·斯金克(Kathryn Sikkink)認為，“理性主義和建構主義在有些方面是可以溝通和融合的”，他們認為建構主義理論中有自由主義空間，自由主義理論中有建構主義的空間。(41)秦亞青也坦承，在“基本信仰內(nèi)核上，自由主義與主流建構主義產(chǎn)生了趨同的可能”，即“人類的和諧是可能的”。(42)在談到國際治理時，他認為，在研究議程上，學者們走了一條從新現(xiàn)實主義的國際機制研究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國際制度研究，到建構主義的國際制度研究，再到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國際治理研究的路徑。新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都認為“國際領域的治理需要規(guī)則，都承認‘制度治理’”，規(guī)則治理和制度治理是相輔相成的。(43)

 

　　 傳統(tǒng)主義、理性主義(“新新”綜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際關系研究的一種融合趨勢。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出現(xiàn)了4次辯論，即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科學行為主義與傳統(tǒng)主義、新現(xiàn)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理性主義(44)與建構主義之間的辯論。第二次辯論中的主角之一——傳統(tǒng)主義實際上是理想主義與古典現(xiàn)實主義的結合，它們是在與科學行為主義的辯論中走到一起的，其共同之處是強調(diào)傳統(tǒng)，即歷史、哲學、法律的研究方法。結構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吸收科學行為主義的方法形成科學現(xiàn)實主義(新現(xiàn)實主義)和科學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新現(xiàn)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是第三次國際關系理論辯論的主導范式。在辯論的過程中，兩大范式之間彼此吸收對方的優(yōu)勢來彌補自身的理論缺陷。雙方在辯論和批評中不斷提升自身理論的解釋力，兩者的觀點因接近而趨同，即出現(xiàn)“新新綜合”。20世紀90年代開始，，建構主義理論的崛起使得新現(xiàn)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兩大范式聯(lián)手(被稱為理性主義)應對建構主義的挑戰(zhàn)，就像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聯(lián)手(被稱為傳統(tǒng)主義)應對科學行為主義的挑戰(zhàn)一樣，范式間的差距也開始淡化。這種范式聯(lián)手客觀上導致了范式間的整合。值得一提的是，這次辯論造成現(xiàn)實建構主義和自由建構主義的出現(xiàn)(參見圖1)。

 

　　

 

　　 圖1 國際關系理論辯論與范式融合趨勢

 

　　 此外，塞繆爾·巴爾金(Samuel Barkin)提出了現(xiàn)實建構主義及其論證和運用的步驟。(45)現(xiàn)實建構主義就是要努力“證明關于國際關系研究的古典現(xiàn)實主義理論和建構主義方法并不是完全不能調(diào)和的對立，就像現(xiàn)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學者所宣稱的那樣”。(46)有學者認為，巴爾金“正確地觀察到，一些現(xiàn)實主義者和建構主義者已有對其他范式夸大其不兼容性的有限了解。如果在固有的刻板觀念上后撤一步，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些融合的方法可以在協(xié)同方面有助于研究國際關系”。(47)邁爾斯·卡勒還提出建構主義和心理學是可以結合起來的。(48)魯?shù)吕?middot;希爾(Rudra Sil)和卡贊斯坦在《超越范式》一書中提出了現(xiàn)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三大范式融合的分析折中主義的方法。秦亞青提出的過程建構主義理論，可以稱之為關系文化建構主義理論，采用了主流建構主義的3個基本假定，(49)也可以說是中國的關系文化思維與西方的建構主義理論融合的產(chǎn)物。

 

　　 因此，范式間的對立并沒有像庫恩聲稱的那么嚴重而完全不可滲透，“范式間的不可通約問題也不像最初顯現(xiàn)的那樣不可逾越”。(50)學者們已經(jīng)開始認識到，在解釋現(xiàn)實問題的過程中，需要超越不同的理論范式。國際關系學者們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將它們?nèi)诤铣蔀橐环N全面而一致的觀點”。(51)范式融合將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新趨勢。

 

　　 二、范式融合模型及其解釋方法

 

　　 國際關系理論發(fā)展史表明，國際關系研究的歷史就是一部理論范式爭論史，始終不存在某一范式一統(tǒng)學界的局面。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國際體系本身具有多元屬性。任何單一理論范式都不可能實現(xiàn)絕對的解釋壟斷�，F(xiàn)實主義、自由主義、建構主義“所提出的基本假定都從一個方面有意義地解釋了國際體系的屬性，但都不能同時解釋國際體系的全部屬性”。(52)范式融合可以接近這一目標，其目的是要形成某種綜合解釋方法，實現(xiàn)對范式不可通約性的超越。目前來看，范式融合主要有兩角解釋模型和三角解釋模型以及與解釋模型相應的多種解釋方法。

 

　　 (一)兩角解釋模型

 

　　 兩角解釋模型就是運用兩種不同的理論范式解釋現(xiàn)實問題，在理論上出現(xiàn)兩種理論融合的解釋模型。

 

　　

 

　　

 

　　

 

　　

 

　　 下面將對部分兩角解釋模型的方法——理想現(xiàn)實主義、理性主義(“新新”綜合)、新現(xiàn)實理想主義、自由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實建構主義和自由建構主義——做進一步的分析和解釋。

 

　　 理想現(xiàn)實主義亦可稱為現(xiàn)實理想主義。理想現(xiàn)實主義是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的結合。理想主義強調(diào)人性善，其思維的前提是付出�，F(xiàn)實主義強調(diào)人性惡，其思維的前提是獲取。兩種范式都有相同的前提假設：國家也像人一樣具有善或惡的本性。理想現(xiàn)實主義則強調(diào)，國際政治中的國家亦善亦惡，既要獲取也要付出，既追求自身利益，也會適度考慮對方利益，國家最終實現(xiàn)的是利益的折中，而不是利益的最大化。當今世界，無論美國、俄羅斯還是中國，都沒有將利益最大化作為最終目標。美國將中國作為“利益攸關方”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是考慮到了中國的利益關切，而中國在對外關系中更是長期秉持“平等互利、互利互惠、互諒互讓”的原則，中俄兩國也堅持在涉及“維護主權、領土完整、國家安全”等核心利益的問題上相互支持。

 

　　 理性主義或新新綜合是新現(xiàn)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融合，因為兩大范式均以國家是理性行為體為假設前提。新現(xiàn)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都擺脫了人性的羈絆，從結構入手分析國際政治，并在彼此相互論辯的過程中吸收對方觀點，新自由主義帶有新現(xiàn)實主義的觀點，新現(xiàn)實主義融合了新自由主義，結果是新現(xiàn)實主義不那么“現(xiàn)實”，新自由主義也不那么“自由”了。在建構主義的挑戰(zhàn)下，新現(xiàn)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終于走到一起，形成了理性主義。在國際政治實踐中，國家既追求新現(xiàn)實主義強調(diào)的相對收益、國家安全等，也追求新自由主義強調(diào)的絕對收益、國家福利等。如在中美關系中，中美兩國因追求絕對收益而合作，成為利益攸關方，也因為追求相對收益而發(fā)生沖突，成為戰(zhàn)略競爭者。兩國既注重本國福利的增長，也注重國家安全的維護，強調(diào)安全與福利間的平衡。

 

　　 新現(xiàn)實理想主義或稱理想新現(xiàn)實主義是理想主義與新現(xiàn)實主義的結合。新現(xiàn)實理想主義既不單純強調(diào)新現(xiàn)實主義的結構視角，也不完全主張理想主義的應然邏輯，而是結構視角與“應該如何”間的折中。在國際政治中，國家的行為既受到國際結構的影響，也受到自身關于世界未來設想的驅(qū)動。依據(jù)新現(xiàn)實主義的觀點，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前，國家受國際結構的影響而結成了同盟國和協(xié)約國兩大軍事集團，最后參與了戰(zhàn)爭。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即將結束之際，在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為代表的“仁人志士”的影響下成立了國際聯(lián)盟，這是當時人們理想主義觀念的驅(qū)動所致。二戰(zhàn)結束后，理想主義信念的驅(qū)動使聯(lián)合國得以成立�？梢�，戰(zhàn)爭壓抑了人們的理想，戰(zhàn)爭后理想從戰(zhàn)爭的廢墟上又冒了出來。在戰(zhàn)爭爆發(fā)前后，一些愛好和平的人士仍在為反對戰(zhàn)爭而奔波，即使是戰(zhàn)爭狂熱者，也不得不在表面上表示出和談意愿，人們的理想信念并沒有完全消失。而理想信念的結晶——國際聯(lián)盟和聯(lián)合國是大國合謀的結果，結構時刻在產(chǎn)生著影響。因此，國際關系史是理想主義與結構現(xiàn)實主義相互作用的結果，是理想主義與新現(xiàn)實主義影響間的平衡�？梢哉f，這也是新現(xiàn)實理想主義作用的結果。

 

　　 自由現(xiàn)實主義也可稱為現(xiàn)實自由主義，是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間的融合�，F(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本是兩種不同的理論范式。現(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具有相同的假設前提：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tài)、國家是理性行為體、國家在國際體系中追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等�，F(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都堅持物質(zhì)主義的本體論，兩者都將國際社會的自助狀態(tài)作為各自理論的假設前提�，F(xiàn)實主義關于國家是追求物質(zhì)利益的行為體的假設與自由主義關于國家是利益驅(qū)動的行為體這一前提并不沖突�，F(xiàn)實主義和自由主義在具體問題的分析中可以形成交集，現(xiàn)實主義有“自由”，自由主義有“現(xiàn)實”，這樣兩種不同的理論范式能夠結合起來，而不是絕對地相互排斥，這也反映了國家類似于人的本性的兩面：善與惡。在威斯特伐利亞戰(zhàn)爭結束以來的國際政治中，實際上國家既追求自由，又面對現(xiàn)實，善與惡在同時發(fā)揮作用，自由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善與惡貫穿國際關系史的始終。

 

　　 被巴爾金稱為的現(xiàn)實建構主義(53)運用社會學視角，“以社會人作為國際關系行為體的元假設”，強調(diào)主體間互動特性，將權力與認同的相互關系作為理論中軸，其實質(zhì)是現(xiàn)實主義政治世界觀的建構主義形態(tài)。(54)巴爾金“對建構主義認識論和古典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考察認為，事實上它們是兼容的，而不是相反，當然，真正的建構主義必然是現(xiàn)實主義，建構主義研究與現(xiàn)實主義世界觀是彼此兼容的”。(55)“建構主義在本體論上對主體間性事實的承諾以及在認識論上對科學實在論的堅持”，“搭建了建構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溝通的橋梁，從哲學層面上解決了建構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融合的根本障礙”。(56)現(xiàn)實建構主義方法填補了“分析領域的關鍵空間，它為促進在建構主義內(nèi)部和建構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之間的對話提供了一個更好的基礎”。(57)兩個范式之間的差距因為辯論而被過分夸大，其實在現(xiàn)實特定的背景下，各范式是趨同的。“規(guī)范指導的行為可以來源于物質(zhì)利益計算，理性行為也可通向社會建構起來的觀念。”(58)國家對物質(zhì)利益的追求源于國家的觀念，觀念的形成又與物質(zhì)利益的刺激相關，觀念和物質(zhì)相輔相成，國際關系史可以說是觀念與物質(zhì)互動的歷史。當今的國際政治亦如此。

 

　　 自由建構主義亦可稱建構自由主義，是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融合。自由主義強調(diào)制度，建構主義強調(diào)觀念，兩者共同關注“觀念、共有認知、新興法律原則和多邊制度的相互作用如何重塑行為者的身份和偏好”。(59)自由建構主義既強調(diào)制度，又強調(diào)觀念。制度是在觀念的基礎上形成的，先有建立制度的觀念，然后才有制度，因此可以認為是觀念建構制度。制度形成后又會產(chǎn)生新的觀念，制度和觀念相互建構、相互影響、相互制約。在國際政治中，國家在制度觀念推動下的逐利行為會受到制度約束，業(yè)已形成的制度也會影響既有觀念，觀念和制度之間是一個動態(tài)的互動進程。如伍德羅·威爾遜的理想觀念導致國際聯(lián)盟的產(chǎn)生，國際聯(lián)盟的失敗又進一步刺激富蘭克林·羅斯福提出自由主義的制度觀念，聯(lián)合國因此而形成。

 

　　 (二)三角解釋模型

 

　　 三角解釋模型是由三種理論范式組合形成的解釋模式。在國際關系理論中，是指自由主義及其分支、現(xiàn)實主義及其分支與建構主義及其分支彼此之間的融合，共12組72個分支。

 

　　

 

　　

 

　　

 

　　

 

　　

 

　　 以上72個分支中的第一個分支——自由現(xiàn)實建構主義(ABC)由三大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范式自由主義(A)、現(xiàn)實主義(B)和建構主義(C)融合生成，是三角形解釋模型中的一個解釋方法，被希爾和卡贊斯坦稱為分析折中主義，即圖2中三角形之內(nèi)的圓形部分——三種理論融合的生成部分。(60)

 

　　

 

　　 圖2 三大理論范式的融合(AB、AC、BC和ABC)

 

　　 如果將自由主義、現(xiàn)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各自濃縮為一點，得到圖3。圖3中的自由現(xiàn)實主義、自由建構主義和現(xiàn)實建構主義是一條直線，自由現(xiàn)實建構主義(分析折中主義)是一個平面，表明范式融合的解釋結果的變通性和互動性，有時在解釋具體問題時會出現(xiàn)在不同變量影響的程度上難以拿捏。

 

　　

 

　　 圖3 三大理論范式的融合(AB、AC、BC和ABC)

 

　　 自由現(xiàn)實建構主義或分析折中主義“試圖提取并重組三大主要范式——現(xiàn)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理論要素，建構復雜的、具有重要政策與實踐意義的中觀因果理論”，(61)可以綜合分析權力、制度和觀念三者之間的互動關系，三要素之間不僅不彼此排斥而且互為補充，彼此之間可以融合為一個整體。國際關系現(xiàn)象與外交政策決策是這三者共同作用而發(fā)生的，不是其中某一個因素單獨作用的結果。權力可以影響觀念，彼此間的共有觀念形成觀念認同或文化，制度是在認同的基礎上而產(chǎn)生的，權力的能量可以通過制度的形式表現(xiàn)出來。在國際關系中，國家通過顯示實力來達到自己的目標，制度是國家顯示實力的舞臺，而這一過程是在國家間的互動中發(fā)生的，會受到觀念和認同的約束。

 

　　 傳統(tǒng)建構主義亦可稱古典現(xiàn)實理想建構主義，是理想主義、古典現(xiàn)實主義與建構主義間的融合，也可以說是傳統(tǒng)主義與建構主義的結合，如圖4所示。傳統(tǒng)主義是在與科學行為主義的爭論中發(fā)展起來的，包括理想主義與古典現(xiàn)實主義的基本思想。強調(diào)歷史、法律、哲學研究方法的傳統(tǒng)主義與強調(diào)規(guī)范、觀念、認知的建構主義在分析國際政治時可以吸收彼此優(yōu)勢進行解讀，形成傳統(tǒng)建構主義。傳統(tǒng)建構主義既強調(diào)傳統(tǒng)意義，也強調(diào)觀念的建構作用，是在理想主義、古典現(xiàn)實主義和建構主義之間尋找理論分析的平衡點，這可以說是另一種折中主義。傳統(tǒng)建構主義認為，在國際政治中，國家受到未來理想、現(xiàn)實利益和觀念建構三重因素的影響，其中的觀念建構既含有理想因素，也含有現(xiàn)實因素。

 

　　

 

　　 理性建構主義是新自由主義、新現(xiàn)實主義和建構主義之間的結合，參見圖5。三大理論屬于體系理論，均從體系結構入手分析國際問題，它們在體系結構這一點上找到了匯合之處。理性建構主義強調(diào)世界政治受到制度結構、權力結構和觀念結構的影響與交互作用，國際社會既是制度的分配，也是權力的分配，更是觀念的分配，三者缺一不可。理性建構主義認為，國際社會是一個復雜的組合體。國家行為體和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政治中均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其作用內(nèi)生于觀念，其觀念又是理性主義的，源于外界物質(zhì)利益的刺激，可以通過制度體現(xiàn)出來。

 

　　

 

　　 可見，范式融合方法主要有兩種解釋模型、多種解釋方法。兩角解釋模型包括理想現(xiàn)實主義、自由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實建構主義、自由建構主義等，共54種解釋方法，而三角解釋模型則包括自由現(xiàn)實建構主義(分析折中主義)、傳統(tǒng)建構主義、理性建構主義等，共72種解釋方法。兩角解釋模型和三角解釋模型既可以獨立解釋不同的問題，也可以同時解釋某一問題，可以視不同的情況而具體運用。它們的解釋既可以彼此之間形成補充關系，還可以和范式解釋(單一視角)互補不足。兩角解釋模型比三角解釋模型簡單，但難于單角解釋模型(范式解釋)。一些長期困擾國際社會的復雜問題，既可以運用范式理論進行解釋，也可以運用兩角解釋模型，還可以運用三角解釋模型進行解釋。范式解釋與跨范式解釋相結合可以幫助我們找到解決復雜問題的合理答案。

 

　　 三、范式融合方法的解釋優(yōu)勢與缺陷

 

　　 范式融合方法將會擺脫國際關系中傳統(tǒng)范式研究的困境，并將成為國際關系研究的新趨勢。與范式研究方法比較起來，范式融合方法有其解釋上的優(yōu)勢，但其缺陷也是不容忽視的，下文將對此進行簡要探討。

 

　　 (一)范式融合方法的解釋優(yōu)勢

 

　　 范式融合具有以下8個方面的優(yōu)勢：第一，范式融合方法是不同理論范式核心觀點之間的整合與折中，可以根據(jù)需要有選擇地整合不同理論中的分析元素，在分析現(xiàn)實問題時賦予這些元素以新的學術意義和實踐意義，可以說是汲取眾家之長而用之。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涉及實質(zhì)性問題的理論最終必須依靠經(jīng)驗參考來處理概念、變量和機制。這些參照對象提供了調(diào)整和整合源于不同范式理論元素的一種手段。通過專注于實質(zhì)性數(shù)據(jù)指標來應用概念，對來自不同范式的理論重新概念化和部分整合就變得可能”。(62)因此，理論范式的不可通約性是可以超越的。

 

　　 第二，融合方法無須糾結于理論范式的本體論假設。融合方法并不追求提供一個能夠適用于解釋任何現(xiàn)象的系統(tǒng)而完整的理論，不追求世界是物質(zhì)的還是觀念的、是整體主義的還是個體還原主義的爭論，而是強調(diào)解釋方法的多樣化和不同觀點之間的互動。在具體分析中，它就要求跨越物質(zhì)因素和觀念因素之間的鴻溝，忽視個體和整體分析視角之間的分歧。融合方法不會再糾結于單位與結構或是物質(zhì)與觀念的本體論假設。因此，融合方法不需要有完備的理論體系，不需要有前提假設，也不需要承受這種理論假設被批判之苦。

 

　　 第三，范式融合是一種研究方法與視角。與其說范式融合是建構一種理論，還不如說是一種新的解釋方法。范式融合方法提供了分析國際問題的諸多新路徑和新視角。無論是兩角解釋模型還是三角解釋模型，都各自有幾十種分析方法，因此，融合方法提供的是國際關系問題分析方法的不同路徑，使學者在分析具體問題時可以有不同的選擇。他們可以根據(jù)具體情況選擇兩角解釋模型或三角解釋模型。在兩角解釋模型中，他們又可以選擇自由現(xiàn)實主義、自由建構主義、現(xiàn)實建構主義以及理想現(xiàn)實主義等。在三角解釋模型中，他們同樣會有不同的選擇，如理性建構主義、現(xiàn)實理想建構主義、傳統(tǒng)主流建構主義等。

 

　　 第四，范式融合方法是一把“萬能鑰匙”。如果說現(xiàn)實主義是解釋國際關系的一把權力之匙，自由主義是一把制度之匙，建構主義是一把觀念之匙，那么范式融合方法可以說是解釋國際關系的一把萬能鑰匙，可以解釋國際關系中的幾乎所有問題。因為融合方法無須顧忌理論的完整性和范式間的成見——僅從單一視角分析問題，它可以實行拿來主義，綜合運用權力鑰匙、制度鑰匙和觀念鑰匙，從而達到解釋的目的。

 

　　 第五，解釋更加全面，不會以偏概全。范式理論通常關注那些特定的概念和方法、遵循特定的元理論假設，融合方法則關注政治行為體所要解決的具體問題，不會為了滿足由任何一種研究范式所建立的學術規(guī)則而將問題簡單化。在分析國際關系問題時，融合方法會找到不同的理論范式的契合點進行分析，吸收各派的優(yōu)勢，尋找解釋問題的關鍵。由于范式分析追求簡約化，一個理論往往會只攻一點而不及其他。因為單一范式的研究只有一個視角，只能看到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如古典現(xiàn)實主義主要注重權力方面的考察，理想主義只注重未來設想方面的應然分析，新現(xiàn)實主義看重國際社會的權力結構因素，建構主義所關注的則是觀念變量等，而范式融合分析則無須顧忌理論的簡約化和理論體系的完整性，可以整合各理論范式的優(yōu)勢，因此也不會出現(xiàn)以偏概全、顧此失彼的狀況。

 

　　 第六，范式融合方法與范式方法可以相互補充。范式融合方法并不排斥范式研究。范式融合方法可以解釋單一范式理論解釋不了的問題，也可以解釋單一范式可以解釋的問題。單一范式理論因為自身的限制只能在概念簡約的基礎上找到一個準確而清晰的答案，范式考察有助于人們清晰明了地理解問題，一些模糊的答案可以大白于天下。單一范式的方法是幫助人們理解國際關系的一條路徑，但不一定是正確的路徑。而融合方法無須受到范式教條的約束，不僅如此，它還可以吸收不同范式的理論成果，使解釋變得更加全面和多維度，這樣可以找到更接近真實的答案，即國際關系結果是多方合力作用的結果，而不是某一單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學者和政治家可以參考范式分析得出的答案和范式融合方法分析得出的答案，這便于在因果關系的解釋中找到產(chǎn)生結果的真實原因。如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在分析國際結構時就曾提醒，一個結構中有3個相互作用的力量范疇：物質(zhì)力量、制度和觀念。“沒有必要假定三者之間存在著單向的決定關系，其關系可以假定為互動關系。”(63)事實上，一國迅速崛起導致其權力地位上升帶來相關國家感到戰(zhàn)略失衡，從而引發(fā)其戰(zhàn)略焦慮，多邊制度的建立為化解戰(zhàn)略失衡和消除戰(zhàn)略焦慮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平臺，而制度的建構需要有關國家的認知共識。這一因果互動機制可以概括為：國家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安全)，而某種機制可以使自己更好地追求利益，于是各方通過社會化建構該種機制來謀求自身利益。(64)

 

　　 第七，范式融合方法具有問題實用性導向特征。范式融合方法無須理論范式的建構，無須為理論的嚴密性和邏輯性而“分心”，無須為證明本方觀點的正確性與對手論戰(zhàn)，從而擺脫了理論范式辯護的學術爭論，只需要整合和運用已有理論的基本主張分析現(xiàn)實問題。它既可以預測國際形勢的發(fā)展進程，也可以為國家外交決策提供參考咨詢。在一個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下，政治行為體在面對要解決的問題時，融合方法可以整合已有的范式觀點并提供合理的因果解釋，“即使不提供明確的政策處方”，“也應該為陷在特定的政治環(huán)境中的領導人、公共知識分子和其他行為體的政策爭論或突出的規(guī)范性問題提供一些明確的觀點”。(65)因此，融合方法從本質(zhì)上看是一種實用型的分析方法，而不是一個理論體系。融合方法會促使國際關系研究實用導向趨勢的形成，從而出現(xiàn)國際關系研究的實用型和問題型轉(zhuǎn)向。

 

　　 第八，范式融合不會像單一理論如自由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等那樣給人一種清晰的某種暗示和導向，如現(xiàn)實主義給人的暗示是國家間的沖突和戰(zhàn)爭。由于現(xiàn)實主義認為，沖突是常態(tài)，戰(zhàn)爭不可避免。如果按照這種邏輯，國際社會的歷史是一個戰(zhàn)爭和沖突的歷史循環(huán)現(xiàn)象就不可改變。國家的外交政策和行為就會受到這一暗示的影響，而國際社會發(fā)展的結果是國家年年備戰(zhàn)和窮兵黷武。自由主義強調(diào)國家間的利益調(diào)和與制度作用，國際社會的沖突和戰(zhàn)爭完全可以避免，因為教育、法律和制度可以解決一切。這種暗示給人一種永久和平的假象，當戰(zhàn)爭來臨時人們就因長期生活在理論的欺騙中而無所適從。范式融合不會出現(xiàn)這種“誤導”。

 

　　 (二)范式融合方法的缺陷

 

　　 范式融合方法的缺陷也是顯而易見的，歸納如下：第一，沒有明晰的范疇界定。所有的理論范式都有自己確定的研究邊界和范圍。古典現(xiàn)實主義建構起了一個權力邊界，提出了現(xiàn)實主義的六原則；新現(xiàn)實主義提出了一個以國際體系權力排列組合為基礎的結構概念，建立了分析國際政治的結構邊界；理想主義根據(jù)應然邏輯提出了幻想未來世界的理想邊界；新自由主義提出了一個以成本分析為基礎的制度邊界；建構主義則提出了自己的觀念邊界。而融合方法沒有像其他理論范式一樣有對概念和解釋范圍進行嚴格界定，其解釋范疇過于寬泛而顯得沒有邊際。因此，融合方法不是理論，卻是一個無所不包的“霸道”方法。正因為如此，范式融合方法也顯得沒有理論的“美感”。

 

　　 第二，觀點的模糊感。國際關系中的范式研究側(cè)重于強調(diào)在某一特殊領域中某一核心因素的主要影響，強調(diào)的是核心變量。如現(xiàn)實主義強調(diào)權力因素，從而基本排除了其他變量的影響。新自由制度主義強調(diào)制度變量，同樣也排除了其他變量。建構主義強調(diào)觀念變量，基本排除了物質(zhì)變量的作用。而融合方法更加注重揭示各個變量之間的聯(lián)系和彼此間的互動。正是不同變量間的互動影響使得解釋的結果不好把握和拿捏。因為兩角解釋模型的分析會有兩個變量，要確定兩個變量各自不同程度的影響就會非常困難。如自由現(xiàn)實主義中自由主義和現(xiàn)實主義的因素各占多大的分量？現(xiàn)實建構主義中現(xiàn)實主義和建構主義各起多大的作用？在三角解釋模型中問題會更加困難，因為分析的變量更多。比如，如何確定自由現(xiàn)實建構主義(分析折中主義)中的權力因素、制度因素和觀念因素影響的不同分量的程度？同樣要確定理性建構主義的制度變量、結構變量和觀念變量的不同程度的影響將是學者運用理性建構主義時面臨的最大難題。因此，融合方法強調(diào)因果機制的多元化，注重理論間的融合和互動，但觀點會有些模糊感，難以像單一視角的解釋答案那樣做到明確和具體。

 

　　 第三，研究方法選擇的困惑。方法過多會出現(xiàn)難以選擇的困惑。在國際問題的研究中，應該運用兩角解釋模型還是三角解釋模型？如果運用兩角解釋模型，又應該選用哪一種解釋方法？如果是三角解釋模型，又該選用哪一種解釋方法？哪一種是最合適的解釋方法？是用一種方法還是用幾種方法聯(lián)合解釋？這需要學者有一種高超的學術運用技藝。方法少了既單調(diào)又不夠使用，分析的結論還不夠準確。方法多了又面臨選擇的困惑，即使選擇了，運用起來也會有很高的難度。就像武器一樣，一件新的武器需要有新的技術來掌握它，要達到熟練程度絕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來適應和操練，運用到實戰(zhàn)則更久。如果同時有更多的高難度新武器，實際運用就更難了。范式融合方法的選擇正面臨著這樣的困境。

 

　　 四、結論

 

　　 自從庫恩的范式觀進入學術舞臺以來，學界已經(jīng)陷入“范式陷阱”幾十年。在范式研究的歷史上，范式研究者無不得益于范式思維的智慧而沾沾自喜。從國際關系理論發(fā)展的歷史來看，國際關系研究無不陷在范式的困境之中，至今已上百年，學界也到了走出范式、超越范式的時候了。然而學界似乎已經(jīng)身處范式研究的樂趣中而不能自拔。雖然范式的缺陷已經(jīng)暴露無遺，但卻似乎苦于找不到合適的替代辦法。在一些學者還在忙于突破舊范式、尋求建立新范式的時候，另一些學者則“冒天下之大不韙”開始尋找新的突破范式困境的解決方法。自由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實建構主義、分析折中主義等不失為很好的探索路徑。正是受這些觀點的啟發(fā)，本文提出了兩角解釋模型和三角解釋模型，并組合出了一百余種解釋方法，這是對范式研究進行整合的結果。由于還只是剛剛起步，這些方法并沒有被充分地運用，其運用情況還需要得到學界和學術實踐的檢驗。

 

　　 范式融合方法“提供了一個令人信服的思考現(xiàn)實主義、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范式的理由，這些范式既能提供獨立的方案，也適合一起提供有助于解決更大疑難的組合式方案”。(66)范式方法可以解釋范式范圍之內(nèi)確定的事務從而獲得一個確定的范式解，范式融合方法則可以根據(jù)不同的情況將不同范式的核心要點聯(lián)系起來得到一個新的解釋答案，即范式融合解。范式解與范式融合解可以構成一個復合解，它們既可以作為學術研究的參考，也可以為國家決策者提供互補的處方。如果說范式解(單角解釋模型的答案)相當于數(shù)學概念中的點，那么范式融和解(兩角解釋模型和三角解釋模型的解釋答案)則相當于一條直線或一個平面。也許還有相當于一個立方體的“多角解釋模型”和“多角解釋模型解”，這還有待進一步探索。在國際關系研究中，我們會感覺到運用單角解釋方法有道理，用兩角解釋方法和三角解釋方法亦有道理，也許正是這些不同解釋答案的綜合，才是國際關系的真實。

 

　　 運用范式融合方法無須建構理論，這一借用現(xiàn)有理論為我所用的做法是一種理論分析捷徑，這一點雖然與學界一直在謀求建構完整的理論體系的努力背道而馳，但范式融合方法的確具有很好的實用價值。然而由于其理論上的“淺薄”卻帶來了分析具體問題的難度，因為變量更多。因此，真正把握兩角解釋模型和三角解釋模型的各種方法還需要學界長期的探索。盡管如此，筆者還是希望這次“拋磚”提出的范式融合方法能夠起到“引玉”之效果。

 

　　 (感謝《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雜志的匿名審稿人提出的修改建議，文中錯漏由筆者負責。)

 

　　 截稿：2014年10月

 

　　 注釋：

 

　　 ①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p.11.

 

　　 ②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10,p.23.

 

　　 ③江天驥：《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認識論、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歸納邏輯導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79頁。

 

　　 ④李露亮：《科學哲學基本問題與經(jīng)典文本解讀》，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121頁。

 

　　 ⑤肯尼思·沃爾茲著，張睿壯、劉豐譯：《現(xiàn)實主義與國際政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頁。

 

　　 ⑥秦亞青：《新現(xiàn)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從論爭到趨同》，載《國際論壇》，2001年第3期，第6頁。

 

　　 ⑦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11.

 

　　 ⑧參見卡爾·波普爾：《常規(guī)科學極其危險》，載伊雷姆·拉卡托斯、艾蘭·馬斯格雷夫著，周寄中譯：《批判與知識的增長》，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64頁。

 

　　 ⑨約翰·沃特金斯：《反對“常規(guī)科學”》，載伊雷姆·拉卡托斯、艾蘭·馬斯格雷夫：《批判與知識的增長》，第42頁。

 

　　 ⑩薩米爾·奧卡沙著，韓廣忠譯：《科學哲學》，南京：譯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84頁。

 

　　 (11)薩米爾·奧卡沙：《科學哲學》，第84頁。

 

　　 (12)薩米爾·奧卡沙：《科學哲學》，第84頁；江天驥：《邏輯經(jīng)驗主義的認識論、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歸納邏輯導論》，第197-200頁。

 

　　 (13)約翰·沃特金斯：《反對“常規(guī)科學”》，載伊雷姆·拉卡托斯、艾蘭·馬斯格雷夫：《批判與知識的增長》，第43頁。

 

　　 (14)保羅·費耶阿本德：《對專家的安慰》，載伊雷姆·拉卡托斯、艾蘭·馬斯格雷夫：《批判與知識的增長》，第31頁。

 

　　 (15)Peter J.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Columbia: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6,pp.68-69.

 

　　 (16)Peter J.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p.69.

 

　　 (17)肯尼思·沃爾茲：《現(xiàn)實主義與國際政治》，第65頁。

 

　　 (18)漢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譯：《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頁。

 

　　 (19)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第55頁。

 

　　 (20)參見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北京：長征出版社2001年版，第38頁。

 

　　 (21)亞歷山大·溫特著，秦亞青譯：《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頁。

 

　　 (22)Nina Tannenwald,"Ideas and Explanation:Advancing the Theoretical Agenda,"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Vol.7,No.2,2005,p.13.

 

　　 (23)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5.

 

　　 (24)Rudra Sil and Peter J.Katzenstein,"Analytics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Reconfiguring Problems and Mechanisms across Research Tradition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Vol.8,No.2,2010,p.413.

 

　　 (25)馬雷：《進步、合理性與真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頁。

 

　　 (26)Jack Snyder,"Anarchy and Culture:Insight from the Anthropology of War," Inte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6,No.1,2002,p.9.

 

　　 (27)Peter J.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p.71.

 

　　 (28)彼得·卡贊斯坦等著，秦亞青等譯：《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頁

 

　　 (29)彼得·卡贊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42頁。

 

　　 (30)羅伯特·基歐漢著，門洪華譯：《局部自由化世界中的自由主義、權力與治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頁。

 

　　 (31)李少軍：《國際關系大理論與綜合解釋模式》，載《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05年第2期，第27頁。

 

　　 (32)彼得·卡贊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第288頁。

 

　　 (33)約翰·魯杰認為，“新功利主義永遠無法成為包含觀念和關系因素的理論”。魯杰稱呼新現(xiàn)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為“新功利主義”，參見彼得·卡贊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第288頁；魯?shù)吕?middot;希爾、彼得·卡贊斯坦著，秦亞青、季玲譯：《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頁。

 

　　 (34)Peter J.Katzen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Norms and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p.72.

 

　　 (35)羅伯特·基歐漢：《局部自由化世界中的自由主義、權力與治理》，第65頁。

 

　　 (36)羅伯特·基歐漢：《局部自由化世界中的自由主義、權力與治理》，第63-67頁。

 

　　 (37)載彼得·卡贊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第374頁。

 

　　 (38)載彼得·卡贊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第374頁。

 

　　 (39)邁爾斯·卡勒：《國際關系中的理性》，載彼得·卡贊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第337頁。

 

　　 (40)G.John Ikenberry and Charles A.Kupchan,"Liberal Realism:The Foundations of a Democratic Foreign Policy," The National Interest,Fall 2004,p.49.

 

　　 (41)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反思與重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頁。

 

　　 (42)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反思與重構》，第111頁。

 

　　 (43)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反思與重構》，第110頁。

 

　　 (44)理性主義是指新現(xiàn)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參見彼得·卡贊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第6、8頁。

 

　　 (45)J.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5,No.3,2003,pp.325-342.

 

　　 (40)J.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and Realist-Constructivism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6,2004,p.349.

 

　　 (47)Richard N.Lebow,"Constructive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6,2004,p.346; Janice Bially Mattern,"Power in Realist-Constructivism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6,2004,p.343; Jennifer Serling-Folker,"Realist-Constructivism and Morality,"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6,2004,p.341.

 

　　 (48)邁爾斯·卡勒：《國際關系中的理性》，載彼得·卡贊斯坦等：《世界政治理論的探索與爭鳴》，第335-358頁。

 

　　 (49)3個基本假定是指社會本體、國家是國際體系的基本單位和國際社會進化原則，參見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反思與重構》，第237-338頁；秦亞青：《關系本位與過程建構》，載《中國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第73-74頁。

 

　　 (50)魯?shù)吕?middot;希爾、彼得·卡贊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義》，第28頁。

 

　　 (51)羅伯特·基歐漢：《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義、權力與治理》，第323頁。

 

　　 (52)李少軍：《國際關系大理論與綜合解釋模式》，載《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05年第2期，第26頁。

 

　　 (53)現(xiàn)實主義和建構主義融合可以稱為“現(xiàn)實建構主義”，也可以稱為“建構現(xiàn)實主義”。

 

　　 (54)董青嶺：《現(xiàn)實建構主義理論評述》，載《國際政治科學》，2008年第1期，第145頁。

 

　　 (55)J.Samuel Barkin,"Realist Constructivism," p.326.

 

　　 (56)焦兵：《現(xiàn)實建構主義：國際政治的權力建構》，載《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2008年第4期，第29頁。

 

　　 (57)Patrick Jackson and Daniel Nexon,"Constructivist Realism and Realist-Constructiv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Issue 2,2004,p.338.

 

　　 (58)魯?shù)吕?middot;希爾、彼得·卡贊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義》，第29頁。

 

　　 (59)魯?shù)吕?middot;希爾、彼得·卡贊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義》，第29頁。

 

　　 (60)參見魯?shù)吕?middot;希爾、彼得·卡贊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義》，第24頁。

 

　　 (61)魯?shù)吕?middot;希爾、彼得·卡贊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義》，第33頁。

 

　　 (62)Rudra Sil and Peter J.Katzenstein,Beyond Paradigms: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0,p.15.

 

　　 (63)羅伯特·基歐漢編，郭樹勇譯：《新現(xiàn)實主義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01頁。

 

　　 (64)王子昌：《東盟外交共同體：主體及表現(xiàn)》，北京：時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372頁。

 

　　 (65)Rudra Sil and Peter J.Katzenstein,Beyond Paradigms: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p.22.

 

　　 (66)Richard N.Lebow,"Constructive Re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Vol.6,No.6,2004,p.348.

 

作者介紹：劉勝湘，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 43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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