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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華談蔣介石：一個受挫的民族主義者

2015-12-07 高華 理想國imaginist 理想國imaginist

圖為濟南陷落后，日軍將被俘的中國兵全部反綁。

蘇德戰(zhàn)爭后，蔣開始考慮解決新疆問題：一、派吳忠信考察西北；二、1942年，派其兩子去大西北考察三個月，也是為解決新疆問題探路；三、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當時都沒有對外宣傳。

1943年盛世才歸順重慶后，中央軍入疆，把新疆從蘇聯(lián)勢力中解脫出來。

中央辦過訓練班，培訓民族青年，也是籠絡上層的路線。

對外蒙和西藏，蔣有所堅持，但也有判斷上的嚴重失誤。1934年5月6日，蔣在日記中曰：“對滿蒙藏于此十年內(nèi)為其自治試驗之期，如于此期間，果能自強自治，不為外族所侵占壓迫，則準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屬中華民國，而其人民意志則完全自由也。此略果能行乎？”

自治的前提：不為外族侵占壓迫。此應指外國帝國主義。

蔣還致電何鍵：“請再代購左文襄全集，須大字木刻裝有木箱者”，乃是“為研究邊疆問題之資”。

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記上，蔣介石是這么寫的：“關于外蒙獨立與西藏自治二事，乃為我黨革命與我國盛衰最大問題之一，按照民族自決與民族主義原則，以及國際之現(xiàn)狀及利害種種而論，則當斷然允許外蒙之獨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轉(zhuǎn)變與決定，乃為存亡盛衰之樞機，余應獨負其責，功罪毀譽自當置之度外，在所不計也。”換言之，蔣是基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族自決與民族主義）、國際現(xiàn)狀與利害（與美英同盟關系以及需要蘇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許外蒙獨立與扶植西藏自治”之決定。

在蔣的觀念中，西藏自治就等于西藏duli，因此，8月18日他告訴國府參政議員“對西藏亦要扶持其獨立”，使與會者“莫不現(xiàn)出驚駭之色”。那么蔣是否真的支持西藏duli呢？當天的日記蔣有清楚的說明，蔣寫道：“彼等實不知政治與革命為何物，余信西藏對余此一宣言之發(fā)表，今后不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獨立矣。此種心理之妙運，非智者不能明斷其蘊奧也�！钡�是對大感驚駭?shù)膮⒄h員“直道解慰，告其余對此一大問題之決斷與處置，于心甚安也”。

蔣介石還能夠心安，乃因當時西藏實際上是受英國控制，國民政府縱使反對其獨立，亦無能改變現(xiàn)狀，且將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地，倘贊成西藏duli（自治），則或許西藏“今后不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獨立矣”。這是蔣的欲擒故縱之計，在當時的環(huán)境下或許是不得已的辦法，也是蔣的想當然。

小結：

蔣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義者，不僅是他個人的受挫，也是那個年代中國在列強壓力下的受挫。蔣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盡了最大的努力，取得重大成就。

一、1929年，改訂新約；1943年，列強廢除對華不平等條約；1945年，領導抗戰(zhàn)勝利，中國成為聯(lián)合國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

二、1943年，新疆回歸中央。蔣對盛有安排，為農(nóng)林部長，派張治中宣慰新疆。

三、收回臺灣，在重慶籠絡“半山”，為臺灣回歸準備人材，如謝東閔、連震東、黃國書、黃朝琴、吳三連等。

四、運用傳統(tǒng)價值于民族復興的動員，對知識分子較為尊重和禮遇，如對胡適、馮友蘭、馬一浮、賀麟、竺可楨等。

不足的方面：

蔣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時代背景等限制，，所作所為有比較濃厚的傳統(tǒng)色彩，他無力創(chuàng)造新敘述，尤其融合西方價值創(chuàng)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蔣很早就知道運用民族主義資源以復興國家，但資源貧乏，說來說去就是：禮義廉恥，四維八德，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運動”，沒有注入時代性的新內(nèi)容， 甚至提出以傳統(tǒng)“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來治軍和整軍，表現(xiàn)出與時代脫節(jié)的嚴重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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