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哲學的民族性，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中國社會科學在線訊（記者陳曦） 近日，由中國哲學史學會、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研討會”在吉林大學舉辦。與會學者圍繞著“當代中國哲學史研究及當代中國哲學”的主題，從當代中國與當代中國哲學、中國哲學史研究的當代反思、當代中國與中國古代哲學等方面展開研討。

　　長期以來學界存在以“時代性”為衡量中國哲學基本標準的理論立場，對此，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宋志明教授指出，長期以來，由于中國的哲學理論工作者過分強調哲學的時代性，忽略了哲學的民族性，哲學觀演化的軌跡形成一條從哲學學科意識的自覺到中國哲學意識的失落，再到中國哲學意識的自覺這樣一條曲線。他認為，當代中國哲學講出中國性需要三個重點，一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方向，接著中國現(xiàn)代哲學主線講。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仍舊是當代中國哲學的主流形態(tài)；一是回應中國實證哲學，培育適應中國現(xiàn)代化事業(yè)需要的工具理性，化理論為方法，找到關于工具理性的中國式講法；一是回應現(xiàn)代新儒家，培育有中國特色的價值理性，化理論為德性，找到關于價值理性的中國式的講法。

　　對于哲學時代性問題，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李翔海教授指出，此一理論立場確有其積極意義，但也容易得出在整體上否定中國哲學傳統(tǒng)之現(xiàn)代價值的結論。這一主張隱含著以特定時期西方文化的民族性充任人類文化之時代性的理論內涵，輕忽乃至抹殺了非西方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超越性與繼承性，并以將西方式現(xiàn)代性看做封閉而完備的價值系統(tǒng)為前提。李翔海強調，當代中國哲學研究要更切實完成中國哲學研究范式從“外在化”向“內在化”的轉變，必須摒棄機械地持守時代性之一維的僵硬思維定式，而從時代性與民族性兩個維度對中國哲學予以更完整的觀照，以確立其作為一種特定哲學形態(tài)自身所具有的獨立自足的內在意義，并對其整體價值予以深度的理論詮釋。

　　作為理性在實踐領域的體現(xiàn)，實踐理性以如何使存在合乎人的理想及人的合理需要為關切之點。華東師范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楊國榮教授以中國哲學為視閾，闡述了實踐理性及其原則。他認為，實踐理性既與理論理性相涉，又表現(xiàn)為理性的實踐運用。作為理性在實踐領域的體現(xiàn)，實踐理性既非限于康德哲學的形式之域，也非囿于功利主義的功利關切。以求其善為總的指向，表現(xiàn)為合乎普遍規(guī)范的正當原則、體現(xiàn)實質層面價值追求的向善原則、與價值實現(xiàn)方式相聯(lián)系的有效原則彼此相關，從形式與實質的統(tǒng)一、正當與善的交融、目的與方式的互動等方面展示了實踐理性的具體內涵，并實際地統(tǒng)攝、引導著實踐過程。

　　儒﹑道文化之為中國文化之根，是從人生論角度去探討人的本質、價值、境界、修養(yǎng)和人格。何為人格？吉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邵漢明研究員認為，人格是人類內在的一種特質，以及他在思想上和行為上表現(xiàn)出的傾向性，主要體現(xiàn)在人的自主意識和獨立意識，可區(qū)別為個體人格和社會人格。每個人的人格千差萬別，而那些為整個階層、階級甚至整個社會所普遍認同的人格就是理想人格。邵漢明指出，儒家與道家人格理論的差異之處在于，首先，儒家的理想人格是道德人格，道家的理想人格是審美境界，是崇尚自然，返璞歸真的境界。其次，儒家的理想人格是陽剛的，正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體現(xiàn)儒家精神對人的要求，而道家的理想人格是陰柔的，如“上善若水”體現(xiàn)了道家的精神。再次，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內圣外王”的人格；而道家的理想人格是超越世俗世界各種繁文縟節(jié)，寄世而超世的境界。

　　關于孟子人性論，學界多將其與性善論相關聯(lián)。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張連良教授表示，把性善論作為孟子人性論的全部內容，是對孟子人性論的一種誤解。孟子的人性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個方面的內容是孟子關于形上意義上的人的本性之知何以可能的原則性追問，這是孟子人性論的基礎，也是他的理論前提。孟子提出了一個人性論，人性成為“論”，即人性成為我們能把握的知識的一個前提追問：人性知識何以可能？這是孟子人性論中的核心，這也是孟子人性論當中最具有哲學形而上學意義的，這是孟子人性論一個方面的內容。第二個方面的內容則是在經(jīng)驗基礎范圍內的關于人性可證實性的一個“人性”判斷，，這才是孟子的以四端為基礎加以論證的性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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