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關注經(jīng)體外受精-胚胎移植治療(In Vitro Fertilization and Embryo Transfer,IVF-ET)夫婦的生育壓力及其相關因素的二元關系,并在縱向數(shù)據(jù)中分析基于微信平臺的正念干預在該人群的應用效果。方法本研究研究對象來自于山東省某生殖中心,T1時間點(基線期)募集IVF-ET夫婦202對(正念干預組102對,等待對照組100對),用于生育壓力二元關系探討;T2時間點(干預4周后)追蹤到154對(正念干預組73對,等待對照組81對),用于干預效果的評估。使用問卷星鏈接發(fā)送調(diào)查問卷,包括:自編一般情況調(diào)查表、生育困難清單、正念注意覺知量表、家庭關懷指數(shù)量表及大五人格問卷。利用微信平臺向干預組進行4周正念音頻及IVF-ET相關知識的推送,對照組僅推送IVF-ET宣教知識,干預結束后評估正念干預效果。統(tǒng)計分析使用SPSS 22.0進行,基線資料分析生育壓力相關因素的二元關系,用到的統(tǒng)計方法為描述性統(tǒng)計、獨立樣本t檢驗、方差分析、Pearson相關分析和分層回歸分析;干預效果評估用到的統(tǒng)計方法有χ2檢驗、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和Spearman相關分析。結果1.IVF-ET夫婦的基本人口及臨床疾病學信息202對IVF-ET夫婦中,妻子平均為(31.84±5.09)歲;丈夫為(32.85±5.37)歲;婚齡為(6.81 ±5.06)年;不孕年限在(3.91 ±2.68)年;平均治療總時長為(2.41±1.83)年;�？埔陨蠈W歷者妻子有60.4%,丈夫有61.4%;妻子有53.5%感到家庭經(jīng)濟情況為“收支平衡”,33.2%感知“收支結余”,丈夫中55.4%感到“收支平衡”,31.2%為“收支結余”;妻子有64.9%的以工作為主,丈夫工作者達90.1%;居住在城市者,妻子為59.9%,丈夫為60.4%;吸煙、飲酒者主要為丈夫,其中35.6%的吸煙,40.1%的飲酒;不孕原因為女性因素者最多,占到40.6%;曾有流產(chǎn)史者達37.6%;75.7%的家庭還沒有子女;本次治療中77.7%的是第一次進IVF-ET周期。2.IVF-ET夫婦的生育壓力及在人口、疾病學信息上的差異比較妻子的生育壓力總分為(141.25±28.63)分,丈夫為(135.94±31.10)分,無統(tǒng)計學差異;僅在父母角色需求分維度上,妻子得分要高于丈夫(P=0.032);在人口疾病學信息上,妻子的生育壓力得分在家庭收入上存在差異(P=0.013),入不敷出者的生育壓力最高;丈夫的生育壓力得分只在是否吸煙信息上的差異接近統(tǒng)計學水平(P=0.053);在其他人口學及疾病學信息上,IVF-ET夫婦的生育壓力得分均無統(tǒng)計學差異(P0.05)。3.IVF-ET夫婦的生育壓力與研究變量間的相關情況Pearson相關分析顯示,夫婦的生育壓力與人口學變量(年齡、婚齡、不孕年限與治療總時長)的相關性均未達到統(tǒng)計學水平(P0.05)。夫婦的生育壓力與自身正念水平(r=-0.456/-0.497,P0.001)、家庭功能(r=-0.421/-0.311,P0.001)呈顯著負相關,與神經(jīng)質人格(r=0.509/0.561,P0.001)呈顯著正相關;在二元關系上,生育壓力還與配偶的生育壓力(r=0.554,P0.001)、神經(jīng)質人格(r=0.419/0.561,P0.001)呈顯著正相關,與配偶的正念水平(r=-0.328/-0.497,P0.001)和家庭功能(r=-0.152/-0.311,P=0.031/0.001)呈顯著負相關。4.IVF-ET夫婦生育壓力相關因素的二元關系二元關系結果顯示,當妻子的生育壓力作為因變量時,自身神經(jīng)質人格(β=0.339,P0.001)為正向預測因素,正念水平(β=-0.259,P0.001)和家庭功能(β=-0.235,P0.001)為負向預測因素,解釋量為38.7%;且同時受到丈夫神經(jīng)質人格(β=0.195,P=0.003)的正向預測和家庭功能(β=-0.120,P=0.056)的負向預測作用(ΔR2=0.056)。當丈夫的生育壓力為因變量時,受到自身正念水平(β=-0.255,P0.001)、家庭功能(β=-0.116,P=0.052)的負向預測作用,及自身吸煙情況(β=0.114,P=0.039)、神經(jīng)質人格(β=0.342,P0.001)的正向預測作用,解釋量為39.4%;但在二元關系上,妻子因素對丈夫生育壓力的預測并未達到統(tǒng)計學水平(P0.05)。5.正念干預組和等待對照組在基線期的差異比較IVF-ET夫婦在基線期的人口疾病學信息上,無分組差異(P0.05);獨立樣本t檢驗顯示,IVF-ET夫婦的生育壓力總分及其分維度、正念水平、家庭功能、神經(jīng)質人格得分在兩組之間的差異均未達到統(tǒng)計學意義(P0.05)。6.IVF-ET夫婦正念訓練的干預效果妻子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的結果顯示,時間X組別的交互作用在生育壓力的分維度:拒絕無子女的生活方式上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02,η2P=0.059);正念水平的改善,在時間效應(P0.001,η2P=0.279)及時間×組別的交互項上也達到統(tǒng)計學水平(P=0.050,η2P=0.025);在其他指標上的交互項均未達到統(tǒng)計學水平(P0.05)。丈夫的結果顯示,在生育壓力的分維度社會關注(P=0.044,η2P=0.026)、性關注(P=0.050,η2P=0.025)和關系關注(P=0.054,η2P=0.024)上的時間X組別的交互作用和時間效應(P0.05)達到統(tǒng)計學意義;在其他變量上的差異不顯著(P0.05)。結論1.神經(jīng)質人格對IVF-ET夫婦的生育壓力有正向預測作用,正念水平、家庭功能對生育壓力有負向預測作用。2.丈夫的神經(jīng)質人格、正念水平不僅可以預測自身生育壓力,還可以對妻子的生育壓力有預測作用,而妻子的心理社會變量對丈夫生育壓力無預測作用。3.微信平臺正念干預有初步效果,在妻子具有無子女生活方式和正念水平上有改善,在丈夫的社會關注、性關注和關系關注上改善明顯。
【學位單位】：山東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年份】：2018
【中圖分類】：R473.71
【部分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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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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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838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