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1)通過質性訪談,從主觀角度深入了解肛門閉鎖術后患兒父母的生活質量,并分析可能影響其生活質量的因素,為后續(xù)的量性研究奠定基礎。(2)通過量性研究,客觀評價肛門閉鎖術后患兒父母的生活質量現狀,并分析其生活質量的主要影響因素。方法:(1)采用目的抽樣法,于2018年5月-6月選擇山西省兒童醫(yī)院外科門診復查的17例肛門閉鎖術后患兒父/母為研究對象,采用現象學的研究方法對其進行面對面半結構式的訪談,現場全程錄音,按照Colaizzi的七步分析法對訪談資料進行分析、歸納,提煉主題。(2)采用方便抽樣法,于2018年7月-2019年1月在山西省兒童醫(yī)院外科門診采用自制的一般資料調查問卷、世界衛(wèi)生組織生存質量測定量表簡表(WHOQOL-BREF)、Zarit護理負擔量表(ZBI)、焦慮自評量表(SAS)、社會支持評定量表(SSRS)對80例肛門閉鎖術后患兒父/母進行調查和測定。按照生活質量總分及各維度得分的均值將80例患兒父母分為高生活質量組和低生活質量組,通過單因素分析和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篩選主要影響因素,采用Pearson相關來分析各量表評分與生活質量之間的相關性,P0.05為差異有統(tǒng)計學意義。結果:(1)質性研究中,肛門閉鎖術后患兒父母對生活質量的主觀體驗提煉為7個主題:負性情緒多樣、經濟負擔沉重、照顧壓力巨大、社會功能減弱、家庭矛盾增加、社會支持不足、相關知識缺乏。(2)量性研究中,經單樣本t檢驗結果顯示:研究組生理領域(t=4.152)、心理領域(t=7.224)、社會關系領域(t=6.664)、生活質量總分(t=5.218)得分均明顯低于國內常模,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研究組環(huán)境領域得分與國內常模比較,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t=0.773,P0.05)。Zarit護理負擔量表評分中,98.75%的患兒父母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照顧負擔;焦慮自評量表評分中,68.7%的患兒父母存在焦慮;社會支持評定量表評分中,社會支持處于中低等水平的有92.5%。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結果顯示,肛門閉鎖患兒父母生理領域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有:父母職業(yè)(OR=2.698)、肛門功能(OR=0.313)、目前所處治療階段(OR=0.234);心理領域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有:人均月收入(OR=18.039)、手術方式(OR=0.111)、目前所處治療階段(OR=0.078)、個人負擔(OR=0.699);社會關系領域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有:父母職業(yè)(OR=6.068)、是否獨生(OR=0.151)、肛門功能(OR=0.076)、主觀支持得分(OR=1.229);環(huán)境領域生活質量的影響因素有:父母職業(yè)(OR=2.569)、照顧者人數(OR=2.603)是否獨生(OR=0.362)、肛門功能(OR=0.165);生活質量總分的影響因素有:父母文化程度(OR=3.807)、父母職業(yè)(OR=9.556)、肛門閉鎖程度(OR=0.314)、肛門功能(OR=0.003)、目前所處治療階段(OR=0.003)、照顧者人數(OR=11.375)。父母職業(yè)由待業(yè)/下崗/農民到工人/個體/其他,再到專業(yè)技術人員/公司職員的生活質量遞增;患兒肛門功能正常的父母生活質量高于肛門功能異常的父母;對于目前所處的治療階段,生活質量由康復訓練、擴肛、造瘺遞減;手術方式為肛門成形術的患兒父母生活質量高于造瘺-肛門成形-關瘺術;個人負擔越高,生活質量越低;患兒為獨生子女的父母生活質量高于非獨生患兒父母;主觀支持得分越高,父母生活質量越高;照顧者人數越多,生活質量越高;父母文化程度越高,生活質量越高;患兒肛門閉鎖程度越高,其父母生活質量越差。經pearson相關分析結果顯示:照顧負擔各維度得分、焦慮得分與生活質量各維度得分之間均存在明顯的負相關(r0,P0.05)。社會支持中,除對支持的利用度與生活質量的心理維度、社會關系維度之間的相關性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外,其他維度與生活質量各維度得分之間均存在明顯的正相關(r0,P0.05)。結論:(1)質性研究與量性研究的結果均表明:肛門閉鎖術后患兒父母的生活質量較差。(2)影響其生活質量的因素有:患兒是否獨生、肛門功能是否正常、肛門閉鎖程度、手術方式、所處治療階段、父母職業(yè)、收入、文化程度、照顧者人數、個人負擔、主觀社會支持等。(3)照顧負擔和焦慮程度越重,生活質量越差;所獲社會支持越少,生活質量越差。
【學位授予單位】：山西醫(yī)科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9
【分類號】：R47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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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695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