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人口因素、中國經濟增長與社會發(fā)展，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人口因素、中國經濟增長與社會發(fā)展的關聯(lián)分析

作者：王新軍;趙靜　更新時間：2013-6-17 14:34:14

　摘要：中國的人口轉變不僅帶來了人口自然增長率的下降，同時引起了人口年齡結構的巨大改變，總撫養(yǎng)比的降低為我國經濟及社會發(fā)展帶來了“人口紅利”。以中國人口轉變過程為背景，討論了不同階段人口結構的動態(tài)變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大小，并檢驗了其影響渠道及作用條件，發(fā)現(xiàn)人口因素的發(fā)展變化對我國1996—2010年經濟增長率的相對貢獻率達到20.18%，但這一過程的實現(xiàn)需要依賴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環(huán)境。
　　關鍵詞：人口轉變；經濟增長；老齡化；相對貢獻率
　　中圖分類號：F06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2）12-0028-09
　　一、引言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良好的增長勁頭，，其增長速度遠遠高于世界其他國家。從1978—2010年，中國人均GDP實際增長率平均可達8.8%①，人均GDP由改革開放前不到300美元增加到2010年的4 382美元左右，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同時，我國也是一個人口大國，截至2010年底，我國人口總數(shù)已經超過了13.4億②。然而，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不但擺脫了貧困，實現(xiàn)了經濟騰飛，而且在持續(xù)了30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仍然保持著接近百分之九的平均增長速度。找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背后的驅動因素，了解增長的來源及其發(fā)展演變，對于中國經濟未來的長期持續(xù)繁榮發(fā)展有著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從1990年代末以來，一些學者開始著眼于人口因素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許多實證結果表明，人口因素與人均GDP增長率之間確實存在著緊密的聯(lián)系（Bloom and Williamson，1998；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1，2004；Kelley and Schmidt，1995，2005；Zheng and Rui，2010）。因此，本文以中國的人口轉變過程為背景，綜合考察了各種人口因素對中國過去經濟增長的貢獻，以及人口轉變趨勢對未來中國經濟與社會發(fā)展的影響。
　　人口年齡結構描述了一國人口的年齡分布狀況，通常以總撫養(yǎng)比指標來衡量，即被撫養(yǎng)人口（年齡≤14歲與年齡≥65歲的人口總和）占勞動年齡人口（15歲≤年齡≤64歲的人口）的比例。其中，14歲及以下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稱為少兒撫養(yǎng)比，65歲及以上人口與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稱為老年撫養(yǎng)比③。一個經濟體的總撫養(yǎng)比率越高，其受撫養(yǎng)人口對經濟造成的撫養(yǎng)負擔越重。人口轉變則是指自1950年代以來，隨著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經歷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變遷過程。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滯后于死亡率的下降，由此而引發(fā)了嬰兒潮一代的產生；經過幾十年后，當嬰兒高峰期出生的人群步入勞動年齡時，該國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則會變得較大，總撫養(yǎng)率較低，為經濟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人口條件，此為經濟增長的“人口紅利”（Bloom and Williamson，1998）。
　　二、文獻回顧
　　自1950年代以來，隨著死亡率的下降，世界經歷了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到低死亡率、低出生率的人口變遷過程，國內外關于人口變量與經濟產出之間的關系也已被廣泛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數(shù)量與人口質量兩個方面。對于人口數(shù)量的研究，早期學者主要集中于人口增長率（Kelley and Schmidt，1994，1995）、出生率和死亡率（Barro，1991；Barlow，1994；Brander and Dowrick，1994；Kelley and Schmidt，1995）等總量變量對經濟社會的影響。而1990年代以來，幾位哈佛學者（Bloom and Williamson，1997，1998；Bloom and Canning，2003；Bloom et al.，2000，2007）將人口與經濟增長和社會發(fā)展的關系研究加以深化，他們著眼于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所帶來的經濟社會結果。
　　人口與經濟的關系研究最早始于人口增長率，早期的爭論主要有三種觀點：悲觀主義認為，人口增長會阻礙經濟增長，由此降低儲蓄率和投資率，加劇大規(guī)模失業(yè)，造成經濟體的貧困化（Malthus，1817；Coale and Hoover，1958）；樂觀主義認為，快速的人口增長會引發(fā)規(guī)模經濟的產生，進而促進技術改變和制度創(chuàng)新（Boserup，1981；Simon，1981）；人口中性論者認為，人口增長既不促進經濟增長，也不阻礙經濟增長，這一觀點被大部分1960年與1970年的跨國實證數(shù)據(jù)所支持（Bloom and Freeman，1986；Kelley，1988；Ahlburg，2002；Bloom，Canning and Sevilla，2002；Kelley and Schmidt，2001）。
　　然而，這些研究并沒有關注人口增長的來源，Bloom and Williamson（1998）則區(qū)分了出生率與死亡率的變化對于人口年齡分布的不同影響及其產生的不同經濟結果，說明人口增長的原因很重要。Bloom and Freeman（1986，1988）也提出了相似的看法，具有相似人口增長率的國家可以有不同的出生率與死亡率，因此也會有不同的勞動力供給及經濟增長表現(xiàn)。
　　無論是對于人口增長率的研究，還是對出生率與死亡率的分析，都缺少理論模型的基礎。這些研究僅僅是將人口增長率、出生率與死亡率等人口變量強加于實證模型中進行考察，而沒有合適模型與理論說明為什么這樣做。1990年以來，以哈佛學者為代表的研究者重新修正了人口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強調人口轉變作為構成人口增長的基礎，關注人口年齡分布在宏觀經濟表現(xiàn)中的作用，其主要觀點有兩個：第一，人口總量增長和人口年齡結構改變均是人口轉變的結果；第二，人的經濟需求和經濟貢獻在其整個生命周期中是不斷變化的（Bloom，Canning and Malaney，2000；Bloom and Canning，2004）。他們以包含人口變量的擴展的新古典模型為基礎，通過會計恒等式將每工人產出增長率（有效人均產出增長率）轉化為人均產出增長率，從而將各人口因素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分離開來進行研究。一方面，人口結構的變動通過人均勞動力供給的改變而表現(xiàn)為對經濟增長影響的“核算效應”（Accounting Effect）；另一方面，人口結構也通過不同群體的消費與儲蓄模式影響投資增加和經濟增長，表現(xiàn)為人口結構變量的“行為改變效應”。
Bloom and Willimson（1998）用人口增長率與勞動年齡人口增長率的相對變化來衡量人口分布結構的變化。他以78個亞洲和非亞洲國家1965—1990年的面板數(shù)據(jù)為樣本進行回歸，發(fā)現(xiàn)在轉型時期二者并不相等，說明人口結構處在不斷變化之中。Kelly and Schmidt（2005）在其研究中除了探討人口因素的核算效應外，也研究了撫養(y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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