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92年,為配合改革開放的政策,適應中國資本市場的發(fā)展需求,我國開始批準國外會計師事務所與中國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合作,當時的國際“六大”即安達信、安永、畢馬威、德勤、普華、永道成為了第一批準入者,隨著市場的發(fā)展整合,當時的“六大”已經(jīng)整合為現(xiàn)在的“四大”,即畢馬威華振、安永華明、德勤華永和普華永道中天四所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在過去的20多年里,“四大”得到了迅速發(fā)展,在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yè)中享有盛譽；但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斷深入以及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yè)的不斷發(fā)展,中外合作事務所的這一組織形式不再符合中國會計師事務所的組織形式,也不符合國際上的慣例做法,因此,隨著“四大”承諾的20年之期到來,2012年5月2日,財政部、工商總局、商務部、外匯局、證監(jiān)會聯(lián)合發(fā)布了《中外合作會計師事務所本土化轉制方案》(財會[2012]8號)要求“四大”按設立時所作承諾實現(xiàn)本土化,采用符合中國法律法規(guī)規(guī)定的組織形式即特殊普通合伙制,以及實現(xiàn)人員的本土化等。那此次本土化轉制事件給“四大”的審計質量與出具的審計意見類型帶來了何種影響? 此方面研究有重大的理論及現(xiàn)實意義。首先,通過實證研究,分析轉制前后“四大”審計質量與出具審計意見類型的變化,檢驗本土化轉制政策對“四大”的成效,為以后事務所轉制的研究提供理論與數(shù)據(jù)支持；其次,為財政部等相關政府部門推行事務所轉制提供了實證證據(jù)支持,對今后政府提高我國會計師事務所行業(yè)發(fā)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參考依據(jù),進一步推動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yè)的發(fā)展。因此在該方面進行了初步的嘗試,希望為以后人們更深入的研究“四大”本土化轉制政策提供一定的參考。本文的研究內容包括以下六個部分： 第一部分：導論。主要包括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意義,研究的思路及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的創(chuàng)新之處四個方面。 第二部分：文獻綜述。該部分從有關審計質量和有關審計意見類型兩個方面出發(fā)對文獻進行梳理；其中又將有關審計質量的文獻從事務所規(guī)模、事務所合并以及事務所組織形式三方面分別進行總結評述,將有關影響審計意見類型的文獻按照事務所角度和公司角度分別進行梳理、總結與評述。 第三部分：“四大”本土化轉制對審計質量與審計意見類型的理論分析。本部分首先對審計質量的涵義進行了定義；接著從聲譽理論和“深口袋”理論這兩個理論基礎出發(fā),分析它們與本土化轉制政策的作用機理,進而理論推導了對“四大”審計質量與審計意見類型的影響；最后,就此次本土化轉制政策深入分析其對“四大”審計質量與審計意見類型的影響,主要基于轉制政策中組織形式的轉變以及人員本土化的規(guī)定兩個方面詳細展開。 第四部分：研究設計。本部分首先根據(jù)上一章的理論分析,提出了本土化轉制后,“四大”審計質量會顯著提高,出具非標審計意見類型的概率會上升的假設；接著進行研究變量的選取,包括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的選取,解釋變量即為此次本土化轉制事件,被解釋變量便選取了可控應計利潤的絕對值(absDA)作為審計質量的替代變量以及審計意見類型(OP)兩個被解釋變量；然后對模型進行選取建立以及對控制變量進行選取定義,最終建立了轉制事件與審計質量和審計意見類型兩個模型；最后說明數(shù)據(jù)的來源以及樣本的選取,本文的研究樣本均來自我國A股滬深兩市審計事務所為“四大’的上市公司,財務數(shù)據(jù)來自CSMAR數(shù)據(jù)庫,事務所排名、收入等資料均來自中注協(xié)網(wǎng)站,然后從中挑選出“四大”的數(shù)據(jù)。 第五部分：實證結果與分析。本部分分別對上一章提出的兩個模型進行了描述性統(tǒng)計分析、相關性分析和回歸結果的分析,描述性統(tǒng)計分析中分別對兩個模型的最大值、最小值、均值、中位數(shù)、方差作了分析,也從直觀上比較了本土化轉制前后它們的變化,為后面的回歸分析奠定基礎；相關性分析也分別對兩個模型進行了spearman檢驗和person檢驗,通過兩種檢驗來分析變量之間的相關性,結果也較一種檢驗方式更為可靠;回歸結果分析在對審計質量模型全樣本回歸的基礎上,再次根據(jù)可控性應計利潤大于零和小于零將全樣本分為兩組,分別進行回歸,此外對審計意見模型進行Logistic回歸,得到回歸結果。在初步分析的基礎上,又重新進行研究設計,設置對照組采用雙重差分模型進行了深入分析,進一步驗證初步分析的結果。 第六部分：結語。本部分包括研究結論、相關對策建議以及本研究的不足與未來研究方向三方面。主要是針對本研究的結果對未來注冊會計師行業(yè)的發(fā)展提出一些建議,以及針對本研究的不足之處對未來的研究方向進行展望。 本文的研究結果包括；(1)本土化轉制能顯著降低盈余管理程度,提高“四大”的審計質量。(2)本土化轉制使“四大”更能提高自身獨立性,出具非標審計意見類型的概率上升。從上述兩個角度都可以看出本土化政策對“四大”帶來了積極影響。 本文的不足之處在于“四大”本土化轉制時間尚短,受時間窗口限制,本文只是對“四大”本土化轉制政策的一個初步研究；模型不健全、度量不全面等。 迄今為止,關于本土化政策對“四大”影響的研究相對較少,大都是從理論層面進行分析,從實證角度考察本土化政策對“四大”審計質量與審計意見類型的影響幾乎沒有,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 (1)研究對象：在現(xiàn)有文獻中對事務所轉制政策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對我國本土所的研究,而本文的研究對象是一直領先于本土所發(fā)展的國際“四大”與以往文獻不同。由于“四大”屬于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yè)的一份子,且在行業(yè)中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本文豐富了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yè)的研究。 (2)研究角度：對于中外合作所本土化轉制政策的研究,已有的文獻都集中于該政策是否會降低投資者信任、組織形式的轉變以及人員本土化等角度,本文不僅從“四大”組織形式和人員本土化的角度出發(fā),更進一步的通過理論推導來檢驗該政策對“四大”審計質量與審計意見類型的影響。
【圖文】：

自身審計服務的質量，提供客觀公正的審計報告，出具恰當?shù)膶徲嬕庖�。具體作用機制如圖3.1所示。聲譽理論1 > 提高審計質量“四大”本土 I 1法律風險加大I 化轉制政策 ^ 獨立性增強1 >出具非標審計意見口袋”圖3.1聲譽理論、“深口袋”理論與“四大”本土化轉制間的作用機制3.2 “四大”本土化對審計質量和審計意見的影響分析3. 2.1基于組織形式的轉變由于有限責任制要求企業(yè)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其承擔有限責任,法律責任相22
【學位授予單位】：西南財經(jīng)大學
【學位級別】：碩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4
【分類號】：F23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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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544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