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語言戰(zhàn)略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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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語言戰(zhàn)略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發(fā)展關系分析
作者:周作宇 更新時間:2014-4-16 8:09:11
一、世界語言版圖中的教育勢能
《圣經(jīng)·舊約·創(chuàng)世紀》載,原初,人類擁有共同的語言,口音和言語俱同。先民東移到示拿地的時候,“為要傳揚我們的名,免得我們分散在全地上”,商量做磚造塔。于是,啟動了筑城建塔的計劃。這個塔就是所謂的通天塔。耶和華見狀,恐人類由于擁有共同的言語而無所不能,便亂起口音,隔閡其溝通,使人們四處分散,通天塔永無竣工之日。通天塔也叫“巴別塔”,“巴別”意即“變亂”。無論真?zhèn)危?jīng)書上的這段故事具有一定象征意義,語言是人類聚散的重要力量。曾獲第78屆奧斯卡金像獎提名獎,由亞利桑德羅·岡薩雷斯·伊納里多執(zhí)導的《巴別塔》(2006年),講述了一對美國夫婦為了修復夫妻關系,將孩子交給沒有美國合法身份的墨西哥女傭,隨團到摩納哥旅游,在山間公路受到兩個無知兄弟用父親買來的一支由日本商人送給當?shù)匾粋同鄉(xiāng)人的槍射傷,從而引出在恐怖活動與偶然事件之間定性猜測的跨國案件。電影使用了英語、法語、日語、西班牙語、柏柏爾語和阿拉伯語等多種語言,借此將“巴別”的寓意植入。與《巴別塔》競逐第78屆奧斯卡獎獲得最佳影片獎金獎的《撞車》(2004),故事沒像《巴別塔》那樣涉及幾個國家,而是局限在美國國內(nèi),但是這部由哈吉斯導演的故事片里,也先后使用了英語、韓語、漢語普通話、西班牙語、波斯語等多種文字,揭示了美國多種族移民國家里的族群紛爭,凸顯了社會的“多元”現(xiàn)象。語言不僅僅是工具,語言就是一種存在。人的意義建構遠遠超出語言的限定范圍,但是,正是語言使遠距離的溝通成為可能,新課程征稿,也使溝通本身沉淀了意義。
19世紀80年代,生于時屬俄羅斯帝國的比亞韋斯托克的猶太人、眼科醫(yī)生柴門霍夫博士(L. L. Zamenhof),在目睹了該地因語言而生的隔閡和相互仇視后開始嘗試創(chuàng)造一種利于族群交流的新語言。他在寫給尼克萊·波拉夫克(Nikolai Borovko)的信中寫到,比亞斯托克的“居民分為四個種族:俄國人、波蘭人、日耳曼人、猶太人,他們各自講各自的語言,視外族為仇讎。就是在這座城市里的敏感環(huán)境中,人比別處更容易體會到語言隔膜帶來的慘劇,處處都能體會到語言才是將本該親如一家的人類隔閡為仇敵的最重要原因”[1]。為了消除這樣的語言障礙。他在印歐語系的基礎上創(chuàng)立了一種“國際普通話”。后人根據(jù)柴門霍夫公布這種語言方案時所用筆名“Doktoro Esperanto”稱這種語言為“Esperanto”(意為“希望者博士”)。當這種語言20世紀初剛傳入中國時,有人曾把它音譯為“愛死不難讀”語,也有叫“萬國新語”。后來,有人借用日本人的意譯名稱之為“世界語”,沿用至今。據(jù)說,現(xiàn)在以世界語為母語的人約有上千人,而使用這種語言的人超過十萬。世界語的出現(xiàn)雖然沒有根本解決國際交流中的語言障礙問題,但是,柴門霍夫的努力所具有的人道主義精神是不朽的。
即使在同一個國家,使用同一種語言,同樣會產(chǎn)生溝通的障礙問題。由口音或方言折射的不僅僅是地域的差別,還蘊含著不可回避的社會區(qū)隔和分層現(xiàn)象。蕭伯納的名劇《皮革馬利翁》(以此為藍本的音樂劇稱《賣花女》),生動地刻畫了語言的社會圖景。蕭伯納在談到他創(chuàng)作這部戲劇的動因時曾批評“英國人不尊重他們的語言,也不教自己的孩子們講英語。他們的拼寫很糟,沒有人能夠教得了發(fā)音。只要英國人一張嘴,就會有其他英國人憎惡或蔑視。德語和西班牙語倒是可以供外國人學用。但是英語甚至連英國人自己都不能接觸。英格蘭需要的改革者就是那些富有活力的語音學熱心人”[2]。這部劇的男主人公亨利·希金斯是一位語言學教授。他可以根據(jù)講話人的口音土腔輕而易舉地判斷他/她生在哪里、長在哪里。他“可以將任何人的生長區(qū)域鎖定在六英里之內(nèi)。在倫敦,,不超過兩英里,有時甚至不超過兩個街區(qū)”。根據(jù)他的實驗設計。他可以在6個月內(nèi)將一位出生寒門滿口土腔的賣花女杜麗特夫人塑造成一位上等階層的伯爵夫人,既改變了她的腔調(diào)和發(fā)音,也改變了她的舉止態(tài)度。在蕭伯納的筆下,習得純正優(yōu)雅的英語對任何人都是可能的。語言的“成色”與職業(yè)崗位和社會地位直接相關。語言既是身份的寫照,也是身份改變的“敲門磚”。蕭伯納針對的是劇情中英語境遇。他可能做夢也沒有想到,現(xiàn)在的英語處境今非昔比。托福、GRE、雅思等英語水平考試幾乎席卷全球。圍繞英語學習的一個龐大的產(chǎn)業(yè)鏈橫貫中西。學好英語已經(jīng)成為學術界、文化界、商業(yè)界,甚至政治界的必修功課了。在這個過程中,世界政治經(jīng)濟格局是語言市場幕后的最大推手。除了市場的作用外,還有一只看得見的手在發(fā)揮作用,那就是國家的語言戰(zhàn)略①。德國的歌德學院和西班牙的塞萬提斯學院在語言學習和文化交流方面先行一步,已成參考。就英語世界而言,與蕭伯納批評時代的英語境遇不同,現(xiàn)在,英語擁有世界上最為強勁的語言力量。擁有英語的國家通過培訓、教育和考試等手段橫掃世界。諸如美國英語教育學會和ETS等機構以民間的身份亮相。如果說語言培訓是國際交流的除障工具的話,那么輸出國背后的價值指涉與輸入國的價值自覺之間的交鋒,則是更深層次的“領土爭奪”。這種領土爭奪已經(jīng)改寫了傳統(tǒng)的競爭形態(tài),夸張一些說,就是沒有硝煙的戰(zhàn)爭。這從中亞國家獨立后在該地區(qū)的教育互滲可見一斑。
吉爾吉斯斯坦在中亞的地位比較特殊,是中亞比較開放包容的國家,具有貿(mào)易集散平臺的職能,國外教育力量容易進入。在首都比斯凱克就設有兩所孔子學院,合作院校分別為吉爾吉斯國立民族大學和吉爾吉斯人文大學。鑒于孔子學院的定位,教育內(nèi)容主要是對外漢語教學和一些簡單的文化交流。首都還有吉爾吉斯與俄羅斯共建的斯拉夫大學和土耳其的瑪納斯大學。由于歷史、文化和地緣原因,這兩國的影響在這里無疑既廣且深。
事實上,我國孔子學院進入吉爾吉斯斯坦之前,美國早已宣示其在中亞的存在。美國早在1993年在比斯凱克建了一所大學,英文名稱為American University of Central Asia,字面譯為美國中亞大學,或中亞美國大學。中國同事習慣上將這個大學稱為吉美大學。吉美大學是第一所經(jīng)過美國認證頒發(f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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