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對通訊截取的立法經歷了很長時期,從1957年的博奇特報告到后來1985年、2000年、2014年出臺的主要法律文件,再到2016年出臺的《偵查權力法案》,反映了通訊截取在英國的立法進程,也體現了通訊截取立法在英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英國通訊截取立法的特點有:司法審查進入通訊截取程序、通訊截取立法日益規(guī)范化、通訊截取行為的立法規(guī)制更加規(guī)范。英國通訊截取對我國的立法啟示是:立法進程應當循序漸進、立法應當權衡權利保障與權力行使之間的關系、立法應當緊跟科學技術的發(fā)展趨勢。 

【文章來源】：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年04期 北大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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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法教義學與法治:法教義學的治理意義[J]. 雷磊.  法學研究. 2018(05)
[2]反恐背景下偵查權的擴張與規(guī)制[J]. 王林,章立早.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04)
[3]“大數據偵查”質疑:關于大數據與偵查關系的思考[J]. 彭知輝.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04)
[4]美國對手機搜查的法律規(guī)制及其對我國的啟示——基于萊利和伍瑞案件的分析[J]. 劉廣三,李艷霞.  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 2017(01)



本文編號：2933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