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是一個博大精深的體系,除卻孔孟宋明心性天人合一之學的一脈潛通外,還有為理學家所斥為“異端”的非正統(tǒng)儒學,后者彰顯的仍是儒家的精神。如唐代的韓愈和柳宗元,雖表現為路徑上辟佛、心性“道統(tǒng)”論和統(tǒng)合儒釋、天人不相預論的不同,在實質上,兩者殊途同歸,都是中唐儒學重要的組成部分。韓愈學說備受關注,柳宗元思想卻被擱置的歷史現實,使得我們重新認定柳宗元在儒學史上的地位頗有必要。另外,“唐宋”變革日益成為當今學術界熱門的話題之一,具體在思想文化領域,反映了唐宋之間的因承性和斷裂性以及唐代前后兩期思想的顯著差異性。前唐承接漢學,中后唐開啟宋學的事實,表明中后唐在思想史上有著非同尋常的地位和意義。因此,我們研究處于中后唐時期的柳宗元在復興儒學方面所做出的貢獻,由此反映中后唐儒學與宋明儒學之間的歷史聯(lián)系頗有意義。 唐代的學術環(huán)境大體上為“末學馳騁,儒道不舉”。在佛道二教尤其是佛教強大勢力的沖擊和儒學內部經學僵化、文學浮靡而失卻世用之弊的雙重壓力下,如何實現“漢皇改運”后“儒學獨尊”的地位,以滿足整頓社會風氣和應對佛道挑戰(zhàn)的需求,成為唐朝士人們共同思索的問題,即儒學復興成為中唐重大的時代問題。這一課題具體而微地表現為四個方面的選擇:首先,如何選擇對待佛教的態(tài)度,是以儒統(tǒng)合佛教,還是以儒家的基本精神構建道統(tǒng)來辟佛;其二,如何重歸儒學的基本價值:人道原則,就天人關系而言,即孔子以降孟學路線和荀學路線的選擇;其三,儒家經典如何重新獲得活力:是我注六經還是六經注我,即章句訓詁與義理詮釋的選擇;其四:如何重現儒學的教化功能:“以文掩道”與“文以明道”的選擇。柳宗元一生以“明道”為志向,以復興儒學的高度自覺,對以上問題做出了矜創(chuàng)性的解答,由此形成了與儒學在宋明再度復興的歷史聯(lián)系。 首先,“統(tǒng)合儒釋,宣滌疑滯”。鑒于中唐佛教的高度中國化及其影響的深刻性,中唐儒士開辟了以儒統(tǒng)合佛教的道路。這一路線存在著一定的必要性、緊迫性和現實可能性。具體而言,韓愈、李翱表面上辟佛而無多創(chuàng)見,在實質層面融佛而又多有造詣。而柳宗元在儒學的視野下,既表現出對佛教的認同,又表現為對佛教的批判。于前者,柳宗元基于中唐佛教高度世俗化的現實,認為在“孝道”、仁義、禮法和戒律等方面,佛道“不與孔子異道”,佛教理論有“與《易》、《論語》合”之處。同時,柳宗元以儒家“入世”的品格來消釋佛教的“出世”色彩,發(fā)揮佛理的優(yōu)越性。于后者,柳宗元批評時禪“流蕩舛誤”、“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脫略方便”、“言體而不及用”等弊病,折射出守禮法、尊經崇圣、修身養(yǎng)性等儒家思想主張。此外,還從學風的角度,對佛教進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批評,體現了儒家經學、文學的主張�？傮w上,柳宗元以儒學為主導思想,不離“復興儒學”這一重任,主張“統(tǒng)合儒釋”�？梢�,韓柳表異實同、殊途同歸。然而,以“仁”、理為基點的道學,公開視佛教為異端,以辟佛為己任,這樣,韓愈就被他們重視列為“道統(tǒng)”,而柳宗元則被擱置一旁,甚至被斥為“異端”。 其次,以“天人不相預”的天人觀重歸儒學的基本價值——人道原則。在孔子那里,天人關系這一基本的哲學問題,蘊含著孟子天人合一的路線和荀子天人相分的路線,孟荀天人觀實則殊途同歸,都在于彰顯“人道原則”。前者經過兩漢陰陽五行說的比配和發(fā)展,走向了天人感應論。這一理論在伸長人道原則的同時,又將儒學基本價值淹沒于神學的迷霧之中。柳宗元將荀子——王充天人相分的路線貫徹下來并加以推進,其一,發(fā)展了“自”論思想,將自然說貫徹于宇宙論和人生觀、價值觀;其二,提出了“天人不相預”的觀點,從宇宙論的角度還原“天”的“自然”性,全面而又深刻地批評兩漢天人神學目的論,將傳統(tǒng)的“人道原則”從神學囈語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其三,發(fā)展了孔孟荀的圣人觀,將性“樸”論發(fā)展為人性“自然”論,認為人性是“明”和“志”的辯證結合,發(fā)展了“大中之道”,提出了“圣人與人無異”的觀點,是人道原則在理想人格中的體現。其四,與其理想人格緊密關聯(lián)的是“至公”的社會理想,將基于儒學人道原則的民本思想發(fā)揮為“利民”和“民利”、“民役而非役民”的“利安元元”的主張�？傮w上,柳宗元承繼了被以后宋明理學視為異端的荀子天人相分路線,這使得他與發(fā)揮孟學天人合一路線的宋明理學家拉開了距離。 再次,“由我而得”、借圣立言的解經范式革命。在佛教義疏經學的影響、刺激和啟發(fā)下,在疑古思潮悄然興起之際,日益陷入泥淖、遮蔽儒道的中唐儒家經學內部宜時而行的解經范式變革破繭而出。以啖助、趙匡、陸淳為開創(chuàng)者,以柳宗元、呂溫為推進者的新《春秋》學派主張,一方面“解構”、超越傳統(tǒng)章句學,另一方面又從經學和史學兩個領域發(fā)起了對“義理”的追求,主張以“大中之道”為支柱,重新“解釋”傳統(tǒng)經傳,“六經注我”,由“我”明“圣人之心”,發(fā)明“微言大義”,以此建構新的理論體系,使儒學經典重新獲得生命力,充分彰顯儒道的政教世用性。在闡釋與發(fā)展儒學內在價值的同時,高揚主體意識和理性精神,充分體現了主體的創(chuàng)造力。另外,柳宗元發(fā)展了“舍傳求經”、嚴格區(qū)分經傳以及疑古、辨?zhèn)蔚姆椒ā？梢哉f,新《春秋》學派推進的解經范式的變革,較之以欽定《五經正義》為標志的唐初經學復興的經學研究范式,是一場顛覆性的變革�？梢�,新《春秋》學派的主張與宋明經學主張在很多方面表現出一致性。因此,我們可以將宋學的生命上溯至中唐。 最后,“文以明道”的文學主張。在儒學傳統(tǒng)中,“文”“道”本為一體。“文”蘊含著“尊經”、“崇圣”、“復古”的思想,包含教化之意,存在顯化儒道教化的可能。與異化了的注疏章句經學遺失了儒道一樣,走向極端的六朝駢文遮蔽了儒道,其弊病都在于失去了輔時濟世、經世致用的品格,備顯空虛,沒有內容。在唐宋復興儒學的時代課題下,文學革新與經學變革有如一卵雙胎。柳宗元從“文”與“明道”、“取道之源”與“旁推交通”、“為學”與“為文”、“志”與“言”、“術”與“心”、“文采”與“明道”和“古文”與“古道”等方面,發(fā)展了“文以明道”的主張而別于宋代“文以載道”的思想。我們通過對唐之前的文道觀、唐代文道觀和宋明文道觀的考察可以發(fā)現,其間存在著一條主線,即儒學視野下的文道合一觀,然其中又有重道輕文和文道并舉之差別。唐宋文道觀意在力糾“技之文”之弊、發(fā)明儒道的教化功能,既是儒學視野下的文學變革運動,也是儒學復興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實際上,傳統(tǒng)儒家的文道觀念本身內蘊著向道偏重的傾向,這點在唐代早期古文運動和兩宋道學中表現尤為清晰。唐代的柳宗元和韓愈與宋代的歐陽修和蘇軾等人在承繼前人文道思想的同時又表現為對重文輕道、重道輕文思想的修正,主張“文”和“道”的辯證統(tǒng)一。 我們從以上可見,柳宗元在復興儒學方面做出了不可泯滅的貢獻,對后學尤其是宋學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我們不能因為理學家基于特定的歷史背景擱置柳宗元的思想而忽略柳宗元在儒學復興方面所作出的貢獻。
【學位單位】：華東師范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年份】：2008
【中圖分類】：I206.2
【文章目錄】：
論文摘要
Abstract
緒論
第一章 “統(tǒng)合儒釋”與對佛教的態(tài)度
    第一節(jié) 以儒統(tǒng)合佛教與柳宗元時代對待佛教的態(tài)度
    第二節(jié) 辟佛與融佛:韓李對佛教的態(tài)度
    第三節(jié) 認同與批評:柳宗元對佛教的態(tài)度
    第四節(jié) 評價及意義
    結語
第二章 “天人不相預”與儒家人道原則的彰顯
    第一節(jié) 天人關系論的發(fā)展及其在唐代遭遇的尷尬
    第二節(jié) “自”論與人道原則
    第三節(jié) “天人不相預”與人道原則
    第四節(jié) 理想人格與人道原則
    第五節(jié) 社會理想與人道原則
    第六節(jié) 意義
    結語
第三章 “由我而得”與儒學經典生命力的獲得
    第一節(jié) 解經范式變革的學術背景和基礎
    第二節(jié) 解經范式變革
    第三節(jié) 解經范式變革的具體方法
    第四節(jié) 思想價值和意義
    結語
第四章 “文以明道”與儒道教化的恢復
    第一節(jié) 文、駢文、古文與儒道教化
    第二節(jié) “文以明道”
    第三節(jié) 文道關系的演變史
    第四節(jié) 總結和說明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后記

【引證文獻】

相關碩士學位論文 前2條

1 鄭倩茹;論柳宗元“大中之道”思想[D];吉林大學;2012年

2 陳維;中唐時期的儒家知識形態(tài)[D];華中師范大學;2012年

本文編號：2857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