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媒介革命與文學生產鏈的建構，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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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各布森的六要素十字形語言學交流模式會給我們建構新的文學活動論以更大的啟發(fā)。這一模式認為，任何言語傳播活動都由發(fā)信人(addresser)、收信人(addressee)、語境(context)、信息(message)、接觸(contact)、信碼(code)六個要素組成，“發(fā)送者（發(fā)信人）把信息傳給接收者（收信人），信息要想生效，則需要聯(lián)系某種語境（用另一個較模糊的術語說，就是‘指稱物’），接收者要想捕捉到這種語境，不管它是語言的還是能夠轉化成語言的，還需要有為發(fā)送者和接收者完全通用和部分通用的信碼（因此發(fā)送者和接收者就是信息的編碼者和解碼者）。最后還需要某種接觸——在發(fā)送者和接收者之間的物質通道和心理聯(lián)系——以使二者進入和保持在傳達過程之中”〔19〕。稍作分析就不難發(fā)現(xiàn)，這里的語境、發(fā)送者、信息、接收者及其形成的關系恰巧對應和相當于文學活動的世界、作家、作品、讀者及其關系。雅氏的語言學交流模式與上述諸多大眾傳播模式和“四要素”文學活動范式相比，更能準確地描述一個文學活動的基本情況，原因在于：它的語境概念與文學活動論中的“世界”要素不完全相同，但大體相當，這就彌補了大眾傳播模式世界要素缺失的不足。它的“接觸”和“信碼”兩個要素并不是可有可無的，在文學活動中，其實這兩個不可或缺的要素就是筆者所說的文學傳媒。“信碼”相當于符號媒介，“接觸”相當于載體媒介和制品媒介。雅各布森的“六要素”可以合并為“五要素”，這就彌補了“四要素”說文學傳媒要素缺失的局限。
　　明確提出“五要素”大眾傳播活動模式的是美國當代學者阿瑟•阿薩•伯杰。伯杰的名作《大眾傳播理論精華》一開篇就寫道：“我認為，關于大眾傳媒存在著五個焦點或相關的基本領域：藝術作品或文本（媒介中蘊含著的內容），藝術家（媒介承載的文本的創(chuàng)造者），觀眾（閱讀、收聽、觀看媒介作品的人），美國或社會（觀眾生活于其中的環(huán)境），和一種傳媒（它不僅承載文本而且對文本產生影響）。”〔20〕基于這樣的理解，伯杰繪制了一個傳媒處于中間其他四要素為頂點的矩形圖示。伯杰直接討論的是以大眾傳播媒體為依托的現(xiàn)代信息傳播活動的一般情況，文學活動也完全可以包含其中。與雅各布森的六要素模式相比可以看到，伯杰的“社會”對應的是“語境”，“傳媒”綜合了“接觸”和“信碼”的一部分，“藝術作品”是“信息”和“信碼”的綜合體，“藝術家”、“觀眾”分別代替了“發(fā)信人”、“收信人”。對應于文學活動，恰巧指出了世界、傳媒、作品、作家和讀者五要素。后來，伯杰又把五焦點的傳播過程理論用于對敘事問題的分析：“文本由個人（在協(xié)作性的傳媒，例如電影和電視中，是由集體）創(chuàng)作，為這種或那種類型的觀眾所撰寫，通過某種媒介，如口語、廣播、印刷、電視、電影、因特網，等等，傳達給他人。這一切都在某個特定的社會中發(fā)生�！覀儾荒芎鲆曔@五個焦點當中的任何一個；我們必須根據它們的相互關系來對它們進行考慮。”〔21〕值得注意的是，伯杰的相關討論已經不再是完全抽象的信息傳播問題，而是具體落實到了現(xiàn)代大眾藝術和通俗文化中的敘事話語，對我們建構文學活動理論具有更為直接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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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理論研究在活動要素、要素之間的關系和整體活動過程方面為我們建構新的文學活動范式提供了有益的啟發(fā)，但對信息在生產與傳播過程中的實踐性質或意義生成性問題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費斯克的傳播符號學研究則把信息的生產、傳播與接受視為“意義的產制”，，他說：“對符號學派而言，訊息（信息）是符號的建構，并透過與接收者的互動而產生意義。”〔22〕斯圖亞特•霍爾在他的著名論文《編碼•解碼》中充分論述了信息在傳播過程中的“扭曲”與“誤解”。他設計了一個塔型電視節(jié)目傳播模式，強調編碼者（作者與傳播者）生產“作為意義的話語節(jié)目”（作品）時的編碼活動與解碼者（觀眾）接受節(jié)目（作品）時的解碼活動存在著差異�；魻柦忉尩溃骸熬幋a、解碼的符碼也許并不是完全對稱的。對稱的程度——即在傳達交流中‘理解’和‘誤解’的程度——依賴于‘人格化’、編碼者－生產者和解碼者－接收者所處的位置之間建立的對稱/不對稱（對等關系）的程度。”〔23〕這種討論與20世紀西方文論中的闡釋學、接受理論的相關研究一起警示我們，在建構文學活動范式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到文學信息在生產、傳播和接受過程中的流變和生成性問題。
　　近年來，中國當代文論界逐漸認識到了傳媒在文學活動和生產中的本體性或存在性問題，并進行了包括文學傳媒在內新的文學活動論的初步探討。王一川先生在2007年版《新編美學教程》中，曾立足于雅各布森的“六要素”語言學交流模式提出了一個“七要素”的審美溝通活動模式：“審美溝通意味著審美施動者（發(fā)信人）發(fā)送一個審美文本（信息）給審美受動者（收信人）；這個審美文本有其據以解讀的審美語境（語境）；為審美施動者和審美受動者都共通的審美符號（符碼）；最后，使得審美施動者和審美受動者建立聯(lián)系成為可能的物理渠道——審美媒介（觸媒）�！紤]到審美溝通得以具體發(fā)生的審美條件及其成果的重要性，需要補充這樣一個附加參數(shù)——審美文化。審美文化是審美溝通在其中發(fā)生并產生影響的現(xiàn)成符號系統(tǒng)及其傳統(tǒng)的集合�！薄�24〕就文學活動而言，審美符號（符碼）和審美媒介（觸媒）可以綜合為文學傳媒；審美文化作為“現(xiàn)成符號系統(tǒng)及其傳統(tǒng)的集合”，不過就是文化語境的組成部分，因此審美語境與審美文化也可以合二為一，統(tǒng)稱為語境或世界。這樣，王一川的“七要素”審美活動模式實為“五要素”審美活動模式，在文學活動中就具體為“五要素”文學活動模式。此外，杜書瀛先生發(fā)表于2007年的論文《論媒介及其對審美－藝術的意義》一文從藝術價值論的角度提出，“媒介不僅是‘訊息’，它直接就是生產力；在審美價值和藝術價值的創(chuàng)造過程中，媒介融入了價值本體運行之中，成為其價值生長的一部分”�！�25〕李衍柱先生發(fā)表于2007年下半年的論文《媒介革命與文學生產鏈的建構》看到了媒介對文學生產的重要意義：“媒介是文學生產、傳播、交流、消費的紐帶。它是整個文學生產流程中不可或缺的工具和載體。媒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文學生產的思維方式、傳播方式和接受方式�！薄�26〕霍俊國先生2007年下半年發(fā)表的論文《關于文學藝術活動論的再思考》提出：“艾布拉姆斯的‘文學四要素’并不完美 ——在藝術活動的全程中至少還缺乏兩個必要的環(huán)節(jié)，即傳播媒介和批評家。”〔27〕這種六要素說，仍然應該是五要素說，因為批評家本來就屬于讀者范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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