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后理論時代”的西方文論癥候，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后理論時代”的西方文論癥候

    近年來，歐美有一種流行的說法：理論死了，理論已經終結，與其伴隨的文學理論也死了。英國文論家伊格爾頓近來出版《后理論》一書，宣布文藝理論在離我們遠去，西方文論出現(xiàn)了危機①“，文學邊緣化”、“文學研究者流失”成為一種文學界的國際性事態(tài)②。可以說，當代西方文論同整個世界前沿話語相關聯(lián)，其重要語境是全球化和多元化構成的特殊張力場。

    最新西方文論的發(fā)展，并沒有因女權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后殖民主義、文化研究不斷翻新而止步。20世紀后期，西方的“生態(tài)文化”和“生態(tài)批評”理論從發(fā)生發(fā)展到逐漸推向全球，已然成為一種跨學科的新的文藝理論研究方法。當然，就理論的傳承脈絡而言，可以說，生態(tài)文化和生態(tài)批評不是普通的關于人與環(huán)境的文學研究，而是屬于文化研究大范圍中的一個新拓展的理論領域。這突出表現(xiàn)在幾個重要維度上：當代西方文論研究進入了“理論生產緩慢期”，西方文學批評理論不再是層出不窮的花樣翻新，而是重新重視作為自然和社會雙重身份的“世界”，表現(xiàn)出文藝對自然形式的模仿價值；文學批評理論研究仍未定型，仍在注重新歷史、把握政治意識形態(tài)、確定種族和性別關系中不斷尋找新的審美視角和文化地基，重新確立自我理論學科形態(tài)；有世界性影響的大師正在減少，經典性的文論文本也在減少，當代西方文論進入所謂“理論終結”之后的“后理論時代”。

                              一、現(xiàn)代性癥候與當代西方文論話語

    全球化現(xiàn)代性對西方文論的發(fā)展有著重要的導向作用，然而本土化和全球化從來都彼此依存，作為文明載體的民族自身發(fā)展不僅在沖突中融合而成，而且在融合中產生新的沖突并

進而達到更高的融合。作為強勢的西方文論往往成為“文論輸出”的高端話語，向第三世界“話語播撒”或“理論旅行”。但是這種單邊主義的話語擴散，在20世紀末的多元主義和文化對話主義中開始失去中心地位并開始學會傾聽不同地區(qū)的“文化發(fā)言”。這一總體境遇使得西方文論不再在形而上學理論思維中展開，而是具有了形而下的多元性、日常性、世俗性、大眾性理論旨趣。

    首先，西方文論“單一話語”正在讓位于”多元文論對話”。“多元文論對話”既不是抹殺各民族自身的特性，也不走向所謂的“本土化”和沖突論，而是堅持通過對話求同存異，從而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間達到協(xié)調，在沖突論與融合論之間獲得良性互動。多元文論對話強調尊重差異性文論。多元文論的提出和發(fā)展取決于一種健康的文化心態(tài)，即既不以冷戰(zhàn)式的二元對立思維去看走向多元的世界，也不以多元即無元的心態(tài)對所有價值加以解構而走向絕對的個體差異，而是在全球文化轉型的語境中，重視民族文化中的差異性和特殊性的同時，又超越這一層面而透視到人類的普適性和共通性，重新闡釋被歪曲了的民族寓言，重新確立被西方中心話語壓抑的國家文化形象。全球化格局下的文學理論將建構多元多樣性詩學為己任，這種多元文化觀將使東西方學界突破西方文論的單一知識框架，重新審視東方文學傳統(tǒng)中的文化理念和文學觀念，關注“文學性”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現(xiàn)代詩學特征，并通過對差異性文化精神的體認，獲得更為寬松多元的文化差異性結論。

    其四，文字文化式微與視覺文化興起③。大眾傳媒改造了世界，帶給人們視覺文化的沖擊，追求高清圖像使圖像魅力正在勝過乃至取代文字。無論說“文圖時代”，還是“圖文時代”，圖像和文字的關系已經成為當代文化不可忽視的方面，各種圖像、影像符號對文字文本形成越來越強烈的沖擊④。人類從詩歌烏托邦退回到小說敘事，再由小說虛構退回到散文真實，最后又退回到圖像的直白。歷史上操持文字的文人常為文字所苦惱、獲罪、死亡、涅槃。古人對文字的感情極其深厚，在言、象、意之間不斷嘗試著溝通的可能性，其間甘苦感人至深。今天，文字正在敗給圖像，“文字被圖像流放”似乎成為了一種世界性趨勢。從某種角度來看，圖片更具有視覺沖擊力，它是與生俱來的，是人類視網膜成像機制最直觀、最豐滿和最具震撼性的體現(xiàn)。圖像很表面化，非本質甚至能一葉障目，認知圖像不需要中介，而是目擊道存的東西。人類是從圖像開始的，最早的新疆巖畫，西班牙、法國山洞里的壁畫，以及中國古陶器上面的紋理，都是原始圖像。文字的出現(xiàn)比圖像晚，恰恰說明了前者比后者高級、深邃、濃縮、更能打動人心。文字在歷史中曾經占據了霸權地位，與此同時圖像逐漸干癟，淪為插圖、說明圖、指示圖。直到一百多年前照相技術的出現(xiàn)，圖像插上了機械復制的翅膀，得以飛速發(fā)展，最近幾年間數(shù)碼技術突飛猛進，鋪天蓋地的圖像完全淹沒了文字，于是文字走向了衰落。正是圖像的這種虛擬性和仿真性并存的特征，使得今天的大眾傳媒用“圖像”的方式編造出種種世象。文字是圖像的靈魂，是人類理解的密碼，沒有文字，人類將倒退回兒童時代；而圖像是文字的升華、豐滿和現(xiàn)實化。二者合則雙美，離則兩傷。

                              二、西方理論終結與反理論思潮呈現(xiàn)

    西方所謂的“理論鼎盛”時期已經過去⑤。耶魯大學斯各爾斯認為，文學成了與其他符號系統(tǒng)——如時尚、肉體語言、運動等同樣的東西，解構主義抽離的是文學思想、道德、情感的價值內涵，而文化研究則在所謂民族、階級、性屬的話語中走向大眾化，導致文學研究被進一步“殘片化”，文學正在從社會公共性生活中日益退場。在過去的幾十年，由于媒體的紅火，文學理論領域開始冷落起來，不少人轉向了文化研究。事實上，文學以及文學理論僅僅是邊緣化了，而并沒有完全終結，如弗萊、米勒、詹姆遜等取得的文論研究成果有目共睹。文論的泛化意味著它們從文學域撒播到生活域的各個層面，包括大眾媒體、日常生活、個體經驗中。

    在理論大潮消退之時，更需要反省從精神分析批評、現(xiàn)象學批評、解構主義批評、解釋學、接受美學、女性主義批評、新歷史主義批評、后現(xiàn)代主義文論、后殖民主義文論、文化研究、生態(tài)批評的歷史功過�？催@些層出不窮的新理論的“問題意識”究竟是什么？其開拓和探討問題的深度是什么？怎樣看待以“解構主義”為主潮的西方最新文論的整體迷茫，以及以“政治正確”為代表的文論政治化傾向的癥候？不少理論家認為：正是由于最新理論的不斷膨脹產生了大量的理論泡沫，加之這些新潮文論面對社會和文本時被觀念先行的虛無主義所籠罩，導致了人文精神的流失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失范，文學在不斷翻新的新理論、新思潮、新方法的沖擊下，被任意解讀分離乃至“誤讀”，使得新潮理論太過重視文學形式創(chuàng)新和肉身狀態(tài)，文學指涉社會和世界的真實價值進一步消解，文學走向式微呈現(xiàn)出一種加速度軌跡。

    當然，說當代西方文論與西方文學的復雜關系導致當今世界文學出現(xiàn)精神迷茫和創(chuàng)作失范是不公平的，其實，無論是文學創(chuàng)作與解釋批評鏈條脫節(jié)，還是文學理論的自我創(chuàng)新和不斷汰變的“理論失語”，其背后都有更為深遠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原因，需要在更大的文化語境中加以厘定。

    當代文學藝術呈現(xiàn)出了后現(xiàn)代價值平面的全球世俗化。西方的后現(xiàn)代主義在解構主義哲學的支撐下，在藝術領域掀起來能量相當驚人的反藝術浪潮。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歐美的“反文學”、“反繪畫”、“反音樂”、“反文化”甚囂塵上，迅速播撒全球。領風氣之先的美術領域出現(xiàn)了現(xiàn)成品藝術、裝置藝術、行為藝術、觀念藝術、波普藝術、光效應藝術等，將傳統(tǒng)的架上油畫和具象藝術徹底邊緣化。人類世界大抵有兩種藝術能撼人心魂，一是充滿愛心的純粹超越性藝術，二是被壓抑扭曲的反抗性藝術。前者使人心靈凈化，后者使人靈肉痛苦。喪失了哲學高度的藝術創(chuàng)作只是人文精神的名存實亡，不過是技術和市場操作的浮躁而已。事實上，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既顛覆了前者又壓抑了后者，使當代藝術成為顛覆之后廢墟上的虛無主義精神的膨脹。于是，觀念錯位使當代藝術在文化缺失的情況下反文化，在喪失價值底線中反價值，進而造成藝術的視覺暴力和精神盲目。

    當視覺暴力化和盲目化后，藝術感受成了問題，無目的、無價值、無操守的藝術表達成為傳統(tǒng)經驗感受方式的報復行為，這直接導致了當代藝術精神的危機。于是，理論終結的問題導致了“反理論”情緒的出現(xiàn)，并被提高到人類精神漂流的高度加以指認。可以說，文學理論對文學的研究已經泛化，向社會各個領域播撒開來，文學理論在終結中，正在尋求新的話語形式和新的探究領域。

                             三、文化冷戰(zhàn)與中心話語文論霸權

    被控制的“文化自由大會”其實不自由，它被美國中情局所控制成為沒有自由的政治傀儡。為了引誘第三世界知識分子上鉤，他們動用了“馬歇爾計劃”、20億美元的資金來搞文化宣傳“心理戰(zhàn)”，通過“法弗德基金會”“、亞洲基金會”“、福特基金會”、“洛克菲勒基金會”“、卡內基基金會”大量收買本地文化打手。而接受過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人的名單，包括：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理論家阿爾羅、克里斯托、羅素、伯林、阿倫特、屈林夫婦、席爾斯；社會學家貝爾；詩人艾略特、奧頓、洛威爾；小說家?guī)焖固乩�、奧威爾、瑪麗·麥卡錫；畫家羅思柯、帕洛克，等等。

    近來，弗朗西絲·斯托納·桑德斯通過梳理美國政府的解密文件、私人檔案材料和對當事人的采訪記錄寫作出版了《文化冷戰(zhàn)與中央情報局》⑥，書中詳盡地揭露了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實：在國外，中央情報局主要依靠當?shù)氐闹R人，有利于掩蓋美國的黑手，制造出一切源于本地的假象。而美國的博物館和藝術收藏館在中情局授意下，大量收藏當代藝術和先鋒藝術作品，以此摧毀古典和現(xiàn)代經典藝術。中情局將最富盛名的、設在紐約的“現(xiàn)代藝術博物館”變成自己行動站，該館負責人中有不少與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他們大量舉辦“抽象表達藝術展”、“行為藝術展”“、現(xiàn)成品藝術展”。

美國政府發(fā)言人喬治·坎南很直率地說：美國沒有文化部，中央情報局有責任來填補這個空缺。霸權主義宣傳和冷戰(zhàn)心理戰(zhàn)的目的是讓第三世界人崇美忘本，其重要性“與空軍一樣不可或缺”。美國宣傳心理戰(zhàn)專家克羅斯曼說得更直白“：上乘的宣傳看起來要好像從未進行過一樣。讓被宣傳的對象沿著你所希望的方向行進，而他們卻認為是自己在選擇方向�！睘榱俗龅竭@一點，喬治·坎南認為“必要的謊言（necessary lie）”和欺騙都是允許的⑦。

四、 族裔問題與性別政治的文論話語

    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批評理論中，隨著解構主義對中心主義的消解，邊緣話語逐漸引起理論家們的關注。諸如少數(shù)族文學、族裔散居文學、性別政治、種族修正主義等術語在文論中不斷出現(xiàn)，值得研究。

    少數(shù)族是一個有爭論的術語。吉爾斯·德勒茲和費利克斯·加塔利最初提出“少數(shù)人”這一概念，其后，阿卜杜爾·簡·穆罕默德和大衛(wèi)·勞埃德等后殖民批評家對這一概念加以改型，并在《論少數(shù)族話語的理論：目標是什么》中指出：一種種族文學是否為少數(shù)的決定性因素在于其政治地位，只能根據政治意義定義的主體位置，即由經濟剝削、政治權力剝奪、社會操縱諸方面帶來的后果，以及在文化上對少數(shù)族主體和話語的思想意識統(tǒng)治帶來的后果。換言之，少數(shù)族文學（minority literature）并不尋求一種新的文學經典，相反是要消解被西方現(xiàn)代性命名的所謂“經典”，從而使典范文學代表人類文化最高成就的看法受到質疑和對抗。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少數(shù)族文學”阻撓那種一統(tǒng)的人類概念，而表達一種與主流話語抗爭的立場，化解所謂“人類的”典范形式，還原在經典之外的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學原生態(tài)。

    穆罕默德和勞埃德還提出“少數(shù)族文化”（minority culture）概念，認為：少數(shù)族文化都具有與欲將它們邊緣化的主流文化敵對的經歷，主流文化系統(tǒng)性地破壞以少數(shù)族地位產出的各種文化，使人民脫離自己的傳統(tǒng)或大批消滅他們。這種被文化斬斷的歷史進程，再加上某些未開化的文化殘留，即成為文化邊緣化的常態(tài)標志。當今社會的文化發(fā)展，本應有不同的模式，卻被西方現(xiàn)代性單一歷史發(fā)展模式所取代。在這種單一模式盲視中，，其他文化都被看作是不發(fā)達的、不完善的、幼稚的、非本真的、墮落的、罪惡的文化。在西方中心主義看來，這些邊緣文化若要向更高的文化水準前行，就只有同化到歐洲中心主義成就上去。這無疑加速所謂落后的少數(shù)族文化向主流文化模式更加迅速地同化，差異性文化正在大量地死去，世界正在單一化中變得怪誕。

    與此相關，族裔散居（diaspora）或“移民社群”在西方文論中也頻頻出現(xiàn)，成為一種重要概念。對漂泊離散者的“漂泊離散意識”的多側面研究，成為第三世界文學知識分子的新視野。這一概念為斯圖亞特·霍爾首先使用，他在《文化身份與族裔散居》中認為：族裔散居經驗不是由本性或純潔度所定義的，而是由對必要的多樣性和異質性的認可所定義的；由通過差異、利用差異而非不顧差異而存活的身份觀念，并由混雜性來定義的。族裔散居的身份是通過改造和差異不斷生產和再生產以更新自身的身份。可以說，某些知識分子用權力發(fā)言但卻認同于無權力性（powerlessness）。這種話語從別人的剝奪中吸取其資本，而同時又拒絕承認已擁有的特權。這實際上有可能將東方主義批評中第三世界知識分子所遭受的壓抑，看成一種文化矯情般的訴苦，將對后殖民現(xiàn)象的反抗，當成一種“依憑無權力性”的“權力發(fā)言”。這種化約性的表述，甚至有可能成為強權話語的新支點。過去幾百年來，帝國主義不斷蹂躪非西方文化，因而西方對“現(xiàn)代化”所帶來的創(chuàng)傷和災難的認識，比受它壓迫的非西方文化要晚得多。

    在當代西方文論研究中，性別政治問題和種族修正主義同樣引人關注。性別政治（sexual politics）將性別與政治權力關系加以聯(lián)系而獲得新的話語分析領域。這一概念較早在奧地利女性主義者威海姆·瑞奇在《性革命》中提出，兩性間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男權和女權之間的權力關系，家庭中權力話語爭奪產生了權威意識形態(tài)，必須讓女性從家庭中徹底解放，才能實現(xiàn)社會和人的真正解放。凱特·米莉特在《性別政治》中通過勞倫斯、米勒、梅勒和熱內四位20世紀作家的分析而得出結論：性別支配是當今文化中無處不在的意識形態(tài)和權力話語。男性通過性角色的劃分為每一性別規(guī)定了行為、姿態(tài)和態(tài)度的詳細準則，把女性限定在性和生育之類的事務中，為自己所支配，而且使這些規(guī)定看上去顯得自然合理。父權制觀念使女性依附于男性，在社會及家庭生活中，權力直接或間接地抑制著婦女，所以盡管民主昌盛，婦女卻一如既往受著一種性別政治的壓迫。因而，“性別政治”就是維護父權制的基本策略。

    政治及對父權制與性別歧視的反對，給予了女性主義批評的尖銳性和反抗性特性。一部男權史告訴我們：女人無史———歷史規(guī)則的制定者是男性，歷史的主體是男性，歷史的書寫者是男性，表現(xiàn)的客體是男性，歷史闡釋的權力者也是男性。女性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變成男性書寫語碼的一個分子，她只能成為男性敘事話語中的“準男性”———用男性的語氣、男性的語感、男性的語言、男性的意象去書寫，這才會被男性社會所認可。那么，女性寫作究竟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進行？以男性話語方式寫作，她獲得的可能是男性話語所認可的一種指紋和身份；用身體的方式進行寫作，她可能獲得了身體，但喪失了靈魂。這里凸顯的是寫作中的性別身份意識。性別身份意識有兩種，一種是“看”，一種是“被看”。非西方面對西方或者整個東方面對西方話語時，東方被不斷女性化而成為被看。事實上無論是過分女性化或過分雄性化都是對女性身份的傷害。更加雄性化或性對抗化所導致的女權主義寫作成為了一種對抗的話語。但女權主義寫作也許不是最佳的女性寫作或身份寫作方式，而是在另一層面對男權社會的認可式臣服。在我看來，顛覆男權中心寫作的另類寫作，表明女性藝術是一種良知的藝術。女性政治也許是對權力話語人格面具的撕破，可以不按男權世俗謊言規(guī)則出牌。她們的聲音撕破了男性的話語中心主義面紗，拆解了男性的游戲規(guī)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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