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中國左翼文學、京海派文學及其在當下的意義，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吳福輝：中國左翼文學、京海派文學及其在當下的意義

【內容提要】 20世紀中國文學的線索還遠沒有清理明白。仔細梳理這100年發(fā)生過的各種文學形態(tài)，比如對30年代左翼文學、京派文學、海派文學這三種文學作一合論，會有助于在一個文學共同體內認識它們的對峙和互相穿透性。左翼文學是現(xiàn)代政治社會的產物，可由此尋覓百年來一切斗爭的人們的精神解放、精神困境及其拯救的歷程。京派的背景是“北平”文化社會，反映鄉(xiāng)村中國在現(xiàn)代化沖擊下保持自重并不斷發(fā)生反觀現(xiàn)代人性缺失的深長憂慮。海派自然來自于現(xiàn)代商業(yè)社會，表達新市民遭受物質文明正反兩方面壓迫的情景。而在表達民族國家理想、人民意識、社會批判精神方面，三種文學形態(tài)是貫通的。在與現(xiàn)實主義和現(xiàn)代主義的復雜糾葛中，它們所獲現(xiàn)代品格的重要方面是手執(zhí)先鋒性和大眾性兩端，既占據(jù)現(xiàn)代文明植根之地，又留心不被本土封建保守主義所腐蝕。

【英文摘要】 The Chinese literature of the 20th century has not been cle-arly threaded,thus an elaborate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verious literary models over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such as a comprehensive comment on the literature of Left-wing,Be-ijing school and Shanghai school will help understand their controntation and mutual impact within a common literary fram-ework.The Left-wing literature is the product of modern polit-ical society whereby one can trace the spiritual emancipation,dilemma and salvation of people over the past 100 years.The Beijing School literature,set in the cultural milieu of"Beijing",vividly pictures how the rural areas in China have preserved their dignity under the impact of modernness.The Shanghai Sch-ool literature,a natural outgrowth of the modern commercial society,reflects the oppression inflicted upon urban citizens by the material civilization.Despite their divergences,the three literarv models are interlinked in terms of expressing the national mentality,the people''s consciousness and social criticism.More importantly,in their process of development,the three literary models have,on the one hand,preserved the pioneering spirit,and on the other hand,maintained their uni-versality.

【關 鍵 詞】左翼 /京派/海派/合論/民族國家/人民意識/批判精神/現(xiàn)代品格the Left-wing/Beijing school/Shanghai School/comprehensive comments/national country/the people''s consciousness/critical spirit/modern quality and style

20世紀的中國，在不斷地追尋自己的民族國家文學的現(xiàn)代完型中，將要走完這100年。這種文學的形成，因為一直是與中國的革命運動相生相伴的，激進的左翼文學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都受到相當?shù)闹匾�，成為研究界的焦點。同樣，這樣寫成的文學史，其包容量卻越來越顯得狹小，最后甚至僅僅成了左翼文學單線索發(fā)展的簡單化敘述，使得“現(xiàn)代民族文學”的豐富概念名不符實。進入改革開放的這20年，一方面是受到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一方面是經濟的改革開放打開了人們的眼界，現(xiàn)代文學研究在對左翼文學的過分政治化方面，進行了較多的思索，而對其他非左翼文學也開始投入大量的關注。文學研究的廣度、深度都有了相當?shù)臄U展。
這種格局，目前正在發(fā)生微妙的變動。我認為，對以往左翼文學的深入認識，有可能成為新的熱點。因為學術界認識到，全部中國的現(xiàn)代文學歷史應在新的基礎上加以整合，其中包括對在現(xiàn)代文壇曾經保持活躍狀態(tài)的三種文學：左翼文學、京派文學、海派文學，應當做一合論。包括考察它們是如何共同構成20世紀中國文學的一部分獨特風貌的，探究它們的成因、業(yè)績、影響面，以及對峙和相互滲透的程度。這種新的綜合已具備條件，應當逐步進行。而且這種綜合并非是消除它們之間的差別，只是為了在一個民族文化共同體中加深對它們各自的認識。
研究歷史的文學，是為了今天的文學。我們時時都能從中國大陸當前的改革文學中依然感受到茅盾文學模式的存在。我們也能從汪曾祺的復出（注：汪曾祺(1920-1997)，40年代京派最后一位作家。1948年出版的《邂逅集》收他具沈從文風的小說。到1980年后連續(xù)發(fā)表《受戒》、《大淖記事》等屬于京派風格的作品，被認為是京派的復出。），從尋根文化小說的一度盛行，感覺到京派文學生命的存在。而商業(yè)文學市場的沖擊，通俗文學對純文學的壓力，又一再地提醒我們，海派就在身邊。歷史每一日都在新的條件下做現(xiàn)實的出演，并一定會延續(xù)到新的世紀。這就逼使我們思考：多元并存，眾聲喧嘩，真的也是20世紀中國文學的實在情景嗎？還是說它們只是一種蒙上灰塵的斑斕歷史斷片，有待我們追憶，有待我們于新的歷史語境下作新的連接而已。
一　多種文學形態(tài)存在的背景
左翼、京派、海派文學的產生，是“五四”文學分流的結果。從時間上看，是在20年代末期及30年代初期，相繼浮出地平線。左翼以1928年創(chuàng)造社作家提出“革命文學”口號和太陽社成立做為標志，然后是1930年正式建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京派于1930年《駱駝草》創(chuàng)刊前，已經有了聚集的表現(xiàn)；到1933年沈從文執(zhí)掌《大公報·文藝副刊》，同年發(fā)生京海論爭（注：1933年10月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fā)表《文學者的態(tài)度》一文，批評上海“玩票白相”的文學態(tài)度，同年12月蘇汶（杜衡）在《現(xiàn)代》4卷2期發(fā)表《文人在上�！�，由此爆發(fā)歷時近兩年的爭辯。魯迅、曹聚仁等都參與其中。史稱“京海論爭”。），為一新的起點。海派的興起可用張資平與創(chuàng)造社決裂，帶頭“下海”，寫出《苔莉》為契機，約是1928年。如果從作家們的分流情況考察，也是意味深長的。“五四”時期著名的兩大文學社團，就在此時分流了。“文學研究會”的文人，隨著政治與文學中心的南移，留在北平（北京）的一部分便成為京派，集聚在上海的如魯迅（注：魯迅是沒有參加“文學研究會”的文學研究會成員。此社團的宣言為周作人起草，經魯迅修改。魯迅不實際參加的原因是當時他兼政府教育部的官員。）、茅盾卻變成左派作家的核心。“創(chuàng)造社”的郭沫若、田漢和從日本回來的“后期創(chuàng)造社小伙計”（注：創(chuàng)造社分前后期。1926年一部分留日左翼青年回國參與創(chuàng)造社的活動，他們是李初梨、馮乃超、彭康等，被戲稱為后期創(chuàng)造社的“小伙計”。）是左翼，而張資平、葉靈鳳卻是海派的領頭羊。三分天下似乎是一個大趨勢。
而分流的原因，過去多半是單純從政治思潮的角度來分析的。而且從歷史形成的慣性看，從來的三類文學派別互相之間也一直是這樣解讀對方。比如左翼就視京派為“封建余孽”（最初把這頂帽子戴在魯迅頭上，后來曹聚仁、胡風們就將它移給京派（注：曹聚仁寫過《京派與海派》、《續(xù)談“海派”》，胡風寫過《南北文學及其他》、《再論京派海派及其他》、《蜈蚣船》，都對京派的持論更嚴。）），視海派為“洋場惡少”，等同于資本主義惡瘤。而京派把左翼看作是黨派政治，將海派看得銅臭一堆。海派只有不斷地“辯誣”，它不會去說左翼拿了盧布，也不會去攻擊京派的保守落后不革命，它心里或許在這樣腹誹，嘴上講的只是文學應當有趣、可讀，行動上毫不猶豫地去占領社會的讀書市場。今天我們如果換一個角度，可以說明三種文學形態(tài)是同30年代中國的社會情狀和社會的各個側面直接相關的。
左翼文學是當時中國政治社會的產物。黨派鬧爭，不同的政治理想、政治目標，構成了不同的文學。左翼是共產黨領導的文學。其時還有國民黨領導的“三民主義文藝”和“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但是它敵不住帶有全面批判性質（批判封建宗法農業(yè)文明，批判初期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批判殖民主義文明）的左翼文藝運動。我們只要看左翼文學是明確地反對當時政府的，是反對主流政治意識形態(tài)的，但是它卻吸引了當時最具天才的文學家像魯迅、茅盾、丁玲、蕭紅、張?zhí)煲�、吳組緗、艾蕪、沙汀等等。國民黨文學卻不具備這樣的吸引力。再看上海的現(xiàn)代書局是一個商業(yè)性的文藝出版社，但它情愿冒被封閉的危險，接受出版左翼刊物《拓荒者》、《大眾文藝》，后來為了不被關掉才被迫答應出版南京方面的民族主義文藝雜志《前鋒》、《現(xiàn)代文學評論》，不久就停了。它出版《現(xiàn)代》，打著不問派別的中間路線旗幟，還是要拉魯迅等左翼作家的稿子。很簡單，因為左翼文學有作者，有讀者。所以，連40年代的張愛玲談起30年代的左翼文藝，她也說：“一九三幾年間是一個智力活躍的時代，雖然它有太多的偏見與小心眼兒；雖然它的單調的洋八股有點討人厭。那種緊張，毛躁的心情已經過去了，可是它所采取的文藝與電影材料，值得留的還是留了下來。”（注：張愛玲談的“文藝與電影材料”主要是指左翼文學和電影。見其《銀宮就學記》（《流言》，上海中國科學公司1944年版，105頁）。）她在挑剔左翼毛病的同時，客觀地指認了不可更改的事實。
而京派文學是由一個游離于主流政治話語之外的特殊文化社會造成的。它的形成環(huán)境，就是一個遭遺棄的古都、廢都。當國民黨政府把自己的政治中心南移之后，南京是它的政治舞臺，上海是經濟前臺（上海不是單純的工商業(yè)社會，下面將論及），北京成了它的文化后院。
一個文化舊都，不能完全不受政治斗爭的影響，但它有了超脫之勢，它占據(jù)了中國文化承傳的重心，是當時許多人對30年代北平的印象。它所能留下的文人一定是心儀文學、文化本身，而又厭煩政治斗爭和商業(yè)炒作的。錢鐘書半開著玩笑，說出真實的情景：“北京雖然改名北平，他們不自稱‘平派''。京派差不多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對于他們僑居的北平的得意，仿佛猶太人愛他們入籍歸化的國家。”為什么？因為北京有“文化”！“那時候你只要在北平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向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傲，仿佛是個頭街和資格。說上�；蚰暇⿻a生藝術文化，正像說頭腦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會思想一樣的可笑。”[1](P21)偏偏這個舊都還擁有中國最好的高等學府，北大、清華、燕京，養(yǎng)成了一批學院派文人作家，既懂得中華傳統(tǒng)，又開過眼見過世界，知道現(xiàn)代外國的事情。這是京派的立足之點。
海派的出現(xiàn)很明顯。如果沒有中國東南沿海地區(qū)30年代部分的資本主義商業(yè)化和都市化，老市民讀者還是在讀他們的鴛鴦蝴蝶派小說，哪里會有全新的屬于新文學的海派文學產生呢？沈從文對“海派這個名詞的概念”所下的斷語是：“‘名士才情''與‘商業(yè)競賣''相結合”[2]。魯迅說得也夠清楚：“‘海派''則是商的幫忙而已”[3](P43)。都認定它是商業(yè)社會的精神產品。
三種社會不過就是一個社會的多種側面。只是中國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的不平衡性，造成了南北之間、城市之間的差異，各個地區(qū)有可能在某一側面上突出，在其他側面反而“薄弱”。京派的發(fā)生偏于經濟發(fā)展相對沉滯的地區(qū)，而左翼、海派都集中在上海一帶，那是中國現(xiàn)代經濟最為發(fā)達的地區(qū)。滯后的地帶，文化沉淀要比文化轉換更具優(yōu)勢，于是，京派面對傳統(tǒng)文化作出反應的機會就較多。上海不然，它不僅是現(xiàn)代中國最大的商埠，還是中西文明激蕩之地，加上租界特殊的言論環(huán)境，出版業(yè)繁盛，報刊眾多，賣文容易，才有可能成為左翼文學活躍的大本營。左翼文學要有激進的青年學生、叛逆的一代的支持，方能存活，而到了抗戰(zhàn)時期，上海的激進文學青年大規(guī)模地流失，就給市民通常文學讓出了大塊的地盤。而本來，上海除了激進文學青年，就是時尚青年，就是一批“現(xiàn)代都市之子”�？梢哉f，受西方生活方式影響較深的、追求時髦的上海新一代的市民，是新海派的基本讀者。京派的讀者則是一些“余永澤”（注：余永澤是楊沫長篇小說《青春之歌》內的人物，典型的京派知識青年。）式的青年，他們的文化趣味大于政治趣味，藐視趕潮流，自動退出時代青年的圈子，但也不是全然不了解世界。中國不同的經濟、文化區(qū)域，與讀者的不同傾向的多種聯(lián)結，深深作用于這三類文學形態(tài)，給它們帶來不同的風貌、色彩。
中國作為一個政治性社會的時間太久，30年代轉化為工商社會的機會（可能性）因階級危機和民族危機加深的緣故而夭折�，F(xiàn)在引起人們思考的是，下一世紀中國社會進一步的現(xiàn)代轉型會給文學帶來些什么呢？
回答這一問題，并非本文的課題范圍。但是我曾在研究徐ｘū＠①的時候，注意過上海、香港、臺北三城與文學的關系，這是徐ｘū＠①幾十年文學活動和讀者接受的文化環(huán)境，無一不是中國最發(fā)達的工商城市。我注意的是，為何在40年代的上海（加上重慶）以《鬼戀》、《風蕭蕭》一紙風行的作家，到了50年代的香港，竟連他的學生都無力幫助他出版小說（注：徐當面問學生徐速：“你是搞出版的行家，你得說老實話，為什么我的書賣不動，而那些黃毛丫頭寫的東西卻有人看。”徐速回答：“因為我怕賠錢”，“大概因為這里是香港吧”。見徐速《憶念徐ｘū＠①》（《徐ｘū＠①紀念文集》，，香港浸會學院中國語文學會1981年版，90至91頁）。）？倒是60年代的臺北可以給他出版全集。這是否說明，上海和臺北在那個時代擁有著大致相同的讀者，城市社會具有“同質”。這種社會形態(tài)是我從一般的商業(yè)社會中再細分出來的，姑且命之為政治型的工商社會。這種社會對于文學還要求理想主義，還要求真善美，這是徐ｘū＠①的文學。而香港，至少在徐ｘū＠①的時代真正是個純粹的工商社會，它要求的只是娛樂休閑。文化型工商社會的香港是近幾十年的事情。我還認為，中國大陸社會的前景可能是政治型的工商社會。這就足夠暗示三類文學在今后中國社會格局中的位置：商業(yè)文學將普遍地生長；主流政治的文學仍會占有一定的市場；文學的文化姿態(tài)將是純文學特立獨行的姿態(tài)，它還會不時地向流行的文學擴張。在這個意義上，三類文學形態(tài)的價值都應得到一定的確認。
二　在思想的、精神的界面上
按照以往的看法，尤其是站在現(xiàn)代文學發(fā)生的當事人的角度，可以認為上述各種文學形態(tài)的思想分野極大，甚至是截然對立的。這當然有它的歷史原因。但是，當面臨世紀之交，回首俯瞰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時候，時間提供了嶄新的審視距離，我們又可能猛然地從它們彼此的許多不同點中，看出某些相同來。

  本文關鍵詞：中國左翼文學、京海派文學及其在當下的意義，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