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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詐騙罪的案例分析

　　2001年11月10日，被告人張某經營的貨車給貨主林某拉桔子到漳州詔安。次日凌晨2時許，車由無證的林振華駕駛至漳州平和詔平線路段發(fā)生翻車事故，造成林振華當場死亡，車上的張某、陳景陽、林敦標三人不同程度受傷。當日上午，福建省平和交警向被告人陳景陽和被告人張某作筆錄，被告人陳景陽如實陳述了發(fā)生事故的經過。當日下午，傷亡人員的家屬林孝傳、吳貞春、張作文、許良木等相繼趕到了平和縣醫(yī)院后，得知當時車由無駕駛證的林振華駕駛，保險無法理賠時，為了取得保險公司的理賠款，就商量決定叫有駕駛證的陳景陽承擔下來，并對被告陳景陽因此而被吊銷駕駛證所引起損失的補償問題也達成協(xié)議，被告人張某同意。第二天，被告人吳貞春、張作文到平和交警大隊找經辦人林鋒送2000元“疏通關系”后，平和縣交警大隊民警林峰等按六被告人意思作了虛假的筆錄，并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責任認定，認定陳景陽在本次事故中負全部責任。2002年2月，張某從中國人民保險公司漳平市支公司取得保險索賠款82695.59元。后因分贓不均而案發(fā)。

　　分歧：本案在審理過程中出現(xiàn)兩種意見

　　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張某、陳景陽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違反國家保險法規(guī)，編造虛假事實，騙取保險公司保險金82695.59元，，數額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保險詐騙罪。被告吳貞春、林孝傳、張作文、許良木雖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但是他們是本案的共犯，他們對騙取保險金的故意是相同的，也是明知的，而且均參與實施了詐騙保險金的行為，根據刑法共同犯罪的規(guī)定，不具備特殊身份的人，與具備特殊身份的人互相勾結，共同實施了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實施的犯罪，應當以共犯論處。關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第四款的規(guī)定問題，這是刑法對參與保險事故調查的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故意提供虛假的證明文件時，如何適用法律所做的特別規(guī)定，并不能就此認為，只有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才能構成保險詐騙罪的共犯，其他人不能構成。因為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出于不同犯罪動機與犯罪目的，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的，還有可能構成中介組織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中介組織人員出具證明文件重大失實罪。因此，被告人吳貞春、林孝傳、張作文、許良木也構成保險詐騙罪。他們與被告人張某、陳景陽均構成保險詐騙罪，是屬共犯，應當按該罪處罰。

　　另一種意見認為，被告人張某、陳景陽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違反國家保險法規(guī)，編造虛假事實，騙取保險公司保險金82695.59元，數額巨大，其行為均已構成保險詐騙罪，應依法處罰。而被告人吳貞春、林孝傳、張作文、許良木不能成為保險詐騙罪的共同犯，首先，根據《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規(guī)定，保險詐騙罪的主體為投保人、被保險人和受益人，其他不具備此身份的人不能構成保險詐騙罪。該條第四款規(guī)定，保險事故的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可以構成該罪的共犯。因構成保險詐騙罪的主體和共犯主體必須是特殊主體，即必須是投保人、被保險人、受益人、保險事故的鑒定人、證明人、財產評估人，上述四被告人均不屬于保險詐騙主體和保險詐騙共犯的主體;其次，被告人吳貞春等四人在實施指使被告人陳景陽改變供述時，是在交警部門偵查階段實施了，是侵犯了交警部門的偵查管理秩序，是獨立的一個行為，他們雖然與被告人張某、陳景陽有共同詐騙保險故意，但他們所實行的指使被告人陳景陽作虛假供述客觀上是防礙了交警部門正確作出責任認定，與保險詐騙直接結合的是事故的責任認定行為，他們指使他人改變供述的行為與保險詐騙行為是間接結合，不是共同犯罪構成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環(huán)節(jié)，他們侵犯的交通證據管理秩序，不能成為保險詐騙的共犯。因此，被告人吳貞春、林孝傳、張作文、許良木在處理交通事故和保險索賠過程中，用威脅等方法指使被告人陳景陽向平和縣交警作偽證，其行為應當是構成妨害作證罪。

　　評析：筆者認為，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理由：

　　一、保險詐騙罪是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違反國家保險法規(guī)，編造虛假事實，騙取保險金，數額較大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的保險制度和公共財產的所有權�？陀^方面，表現(xiàn)了違反保險法規(guī)定，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方法，騙取保險金，數額較大的行為。主觀方面是由直接故意構成，并以非法占有保險金為目的為目的。妨害作證罪，是指以暴力、威脅、賄買等方法阻止證人作證或指使、賄買、威脅他人作偽證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刑事、民事、經濟和行政訴訟�？陀^方面表現(xiàn)為以各種非法方式阻止證人依法作證或指使他人作偽證。從上述兩罪來看，要區(qū)分出被告人張某、陳景陽與被告人吳貞春、林孝傳等四人在詐騙保險金中是共犯，還是不同犯，筆者根據各自犯罪所侵犯的客體以及主客觀方面的特征作如下分析：

　　1、主面方面上。被告人吳貞春、林孝傳、張作文、許良木四人雖然對被告人張某騙取保險金的故意是明知的，但他們并沒有非法占有保險金的故意，從嚴格意義上講并不完全符合保險詐騙罪的主觀方面要求。

　　2、在客觀和侵犯客體方面上。他們雖然均以唆使的方式參與詐騙保險金活動之中，但他們的行為與詐騙保險金行為不存在直接結合，而是間接結合，直接結合詐騙當屬共犯，但如果間接結合(即各自實施數個行為結合起來詐騙的)，則應當根據各自己犯罪的特性進行分析。因此，他們的行為是屬于一種待定的犯罪行為，如果能夠滿足其它更具體的犯罪構成要件的，就應以更具體的罪名定罪量刑，如果沒有更具體的罪名定罪量刑，才能夠按“不具備特殊身份的人，與具備特殊身份的人互相勾結，共同實施了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實施的犯罪，應當以共犯論處”的原則定罪量刑。在這方面上，被告人吳貞春、林孝傳等四人與被告人張某、陳景陽在詐騙保險金過程中只起了間接作用，是間接結合，真正與保險詐騙直接結合的是交警部門所作的事故責任認定。所以說被告人吳貞春、林孝傳等四人在交警處理事故中是指使了被告人陳景陽作偽證，致使交警部門在責任認定上出了偏差，造成責任認定的錯誤，他們的行為和所侵犯的客體應當說是獨立存在的，所侵犯的客體是交警處理交通事故管理秩序，并侵犯了在交警處理交通事故中所含隱著的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秩序，從主客觀和所侵犯的客體方面上，他們的行為已經獨立滿足了妨害作證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因此，應當按更具體的罪名—妨害作證罪定罪量刑。

　　二、從共同犯罪構成要件來看，共同犯罪故意與共同實施犯罪行為是缺一不可的。而本案的被告人吳貞春、林孝傳、林作文、許良木的共同犯罪故意是明顯的，但客觀上他們的行為并不是保險詐騙整個活動的必要組成部分，也不符合“部分實施整體責任”的共犯刑事責任認定原則。因此，他們的行為不能作為本案中的保險詐騙共犯。

　　三、至于第一種意見中，將被告人吳貞春、林孝傳、張作文、許良木視為與被告人張某、陳景陽保險詐騙的共犯，持這種意見的人是簡單將被告人吳貞春等四人的行為視為與被告人張某、陳景陽直接結合犯罪;其次，簡單地根據刑法關于共同犯罪的規(guī)定：“不具備特殊身份的人，與具備特殊身份的人互相勾結，共同實施了特殊身份的人才能實施的犯罪，應當以共犯論處”，將被告人吳貞春、林孝傳等四人認為是共犯。這種意見顯然是存在罪責不當的刑事價值取向，是有誤的。

　　因此，被告人吳貞春、林孝傳、張作文、許良木的行為是是構成妨害作證罪，而不是與被告人張某、陳景陽共同構成保險詐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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