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魯迅研究月刊，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國民性”是現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課題，自1993年劉禾女士向魯迅的“國民性”思想提出質疑并引發(fā)激烈論爭以來，這一話題重新被提起，受到學術界熱烈而持久的討論，并且涌現出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成果。然而，也帶來了諸多困擾，其中很多問題非但沒有清晰起來，反而變得更加的復雜，，甚至是混亂，難以達成普遍的共識。對此，以往研究者進行了一些反思，但基本上還停留在整理與歸納的層面，而缺少深入的辨析和評價。鑒于此，本文試圖在以往反思工作的基礎上，對這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進行再認識，力求找出造成如此困擾的“要害”所在，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行的思路。

一、要害：“國民性”虛構與否

及其價值。

從內容上來看，也不甚理想，這些文章的總體特點是重于整理與歸納，疏于分析和評價。這四篇中有兩篇完全是概述，而沒有任何的評析。一篇指的是俞祖華、王靜靜的論文，此文從“國民性”概念的界定、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淵源、分期、前后是否一貫、對國民性種種弱點的解剖、對國民性病源的探析、國民性典型形象、評價問題、現實意義及研究出路共九個方面，對這項討論進行了分類梳理，未予任何的評析和判斷；另一篇則指是孫強博士論文的緒論部分，這段文字也只是歸納出三個熱點問題：一、關于國民性理論和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的論爭；二、關于魯迅國民性思想形成的淵源的探討；三、關于國民性病根的討論，而沒有就論爭各方的觀點表態(tài)。余下兩篇雖然文章主體部分仍然是概述，但難得的是在文末出現了少許的評價。閆潤魚、陸央云的文章顯然不是專門針對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而撰寫的，而屬于思想史研究范疇，所以他們的評價與展望框架都比較大，基本沒有多少與這場討論相關的闡述。相比之下，張蔚的文章從題目看更具有鮮明的反思性，但很可惜里面的論述卻與反思相去甚遠，基本上是對各方討論成果的復述以及對劉禾簡單反駁，因此價值不大。

此外，從這四篇文章中，還能發(fā)現一個不小的疏漏，就是對討論中最激烈的雙方的概述嚴重失衡，總是正方多，反方少。這就很容易給讀者以錯覺，仿佛只有劉禾、馮驥才等極少數人質疑過魯迅的國民性思想，而且已被有力地駁倒了。然而，事實卻遠非如此。一方面，受劉禾啟發(fā)進而質疑甚至否定魯迅國民性思想的文章實在不少，而且其中有些文章的犀利程度還不比劉文差，甚至是更激烈。比如，周寧的《被別人表述——國民性批判話語的西方話語譜系》（2003年）一文就不僅僅滿足于劉禾所使用的西方種族主義理論，而是試圖將其擴大到西方整個現代性話語中，梳理出一個能夠證明包括魯迅在內的中國思想家，落入西方陷阱的理論譜系。正如其在文末所指出的：“中國早期現代思想家不僅在國民性改造前提上認同西方現代性話語，假設民族性格是決定民族歷史命運的基本因素。而且，關于國民性特征的討論，也在西方話語中進行，這套話語在杜赫德、孟德斯鳩的文本中始建，到黑格爾、明恩溥完成。描述這一‘知識譜系’，可以揭示現代性理念中潛在的帝國主義種族主義的文化邏輯�！保�8］此外，還有劉曉南的《“國民性”：一個假想敵》（2008年）［9］與賀仲明《國民性批判：一個文化的謊言》（2009年）［10]，都是不容忽視的反方文章。

另一方面，從后續(xù)的討論情況來看，劉禾的質疑至今不僅未得到有力的反駁，相反倒是與她觀點趨近的文章或言論越來越多。比如，摩羅在2011年短短一年間就出版了三部旨在質疑改造國民性思想的編著，即《人性的復蘇：國民性批判的起源與反思》［11］《月亮的寒光：魯迅國民性批判文選》［12］以及《中國的疼痛：國民性批判與文化政治困境》［13］，可見這項討論仍在激烈的延續(xù)。再如，2012年鄧招華在《魯迅研究月刊》上發(fā)表的《風景的發(fā)現：國民性話語再思考——以魯迅為中心》一文也能夠說明這一現象。鄧文表面上雖然沒有否定魯迅，但事實上卻運用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的“風景”理論，認同了劉禾所謂“國民性”是神話的論斷。［14］再如，楊震在其論文《詩意抹殺理性——反思魯迅國民性思想》（2013年）中認為：魯迅的“國民性”思想對“變革主體”的建構因缺乏先驗意義上的穿越，與理性和客觀性隔膜而最終導致失敗，其后果構成了現當代中國人文思想的一項重要非理性和反理性資源，因而大力呼吁建立起從理性立場認知現代社會的基礎和傳統(tǒng)，以避免重蹈魯迅的覆轍［15］。另如，熊培元在2014年1月12鳳凰網舉辦讀書會上反感地說到：“我是打心底不認同‘國民性’這個詞”；“所謂的國民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變動的觀念�！保�16］

從以上這個疏漏來看，以往的反思其實都未能抓住隱含大量討論中的最為尖銳的問題，也就是劉禾所質疑的“國民性”虛構與否的問題。這是近年來有關國民性研究中的最難解答的問題，是所有討論中最困擾研究者的“要害”所在。試想如果“國民性”一旦被論證為虛構，那么整個國民性思想大廈就會坍塌，而魯迅這方面的思想以及以此來改良人生的文學世界豈不失去價值與意義，甚至淪為笑柄。可見，問題的尖銳性和嚴重性。然而，這個問題不僅沒有引起魯研界足夠重視，從事思想史的研究者們也沒有給予多少關注。這從袁洪亮的專著《人的現代化——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想研究》［7］、田廣文的博士論文《群與己的嬗變》（2005）［17］，以及閆潤魚、陸央云的論文《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近代國民性改造思潮研究述評［4］都可以看出這種傾向。袁著和田文對劉禾只字未提；閆文雖然注意到了劉禾所引發(fā)的論爭，卻將其歸類到關于改造國民性思潮興起的歷史機制方面的研究，并沒有意識到這是個挑戰(zhàn)“國民性”本質之有無的重要問題。因此，目前十分有必要加強對這方面的論爭的重視，進行一番重新的審視。

二、重審：偏頗中的價值

相比之下，更具說服力的文章則是陶東風的《國民性的神話》（2006年）。此文對劉禾進行了激烈地反駁，認為劉文的理論困境在于：“在運用后殖民主義的反本質主義理論來批判‘國民性’話語的本質主義時，自己也陷入了無法自拔的本質主義”；“后殖民理論的真正重要性就在于它的引入激發(fā)了中國知識分子對于近代以來的思想史，尤其是啟蒙主義與傳統(tǒng)文化批判的重新思考。它使得近現代以來思想文化界的幾個老話題借機被重寫了一遍”［21］�？梢姡瘴牟粌H揭示了劉禾所持的后殖民主義的致命弱點，而且還肯定了借助此種理論對于活躍學術思維，重新認識思想史的價值，因而不失為一篇難得的佳作。然而，此文的問題也十分明顯，主觀情感介入太多，這是不應當的。

經過以上簡要的分析，可得出結論：劉禾的質疑確有偏頗，但并非聳人聽聞，所提的問題非常值得思考；反駁的文章言辭雖然尖刻，但反駁的力度不足，即使有些道理，卻不足以駁倒對方。

此外，還不難發(fā)現學術界對劉文的偏頗關注有余，但對其中價值卻認識不足。其實，劉文最重要貢獻在于真正推動了魯迅國民性思想乃至整個魯迅研究。它促使我們打破思維的慣性，比以往更加地注重對相關“概念”和“話語”的研究和考證，更加重視在更為廣闊的視野中細細考察每一論題的歷史語境，因此學問也便因之而變得更為扎實。事實上，近兩年魯迅研究領域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都多少與此有關。比如，李冬木的兩篇考據文章《“國民性”一詞在中國》（2013）［22］、《“國民性”一詞在日本》（2013）［22］，董炳月的《“國民”的想象與文學的表象》（2012年）［23］，就是在此促動下，在魯迅國民性思想淵源方面貢獻的扎實之作。他們的結論在揭示了歷史的真相的同時，使我們對魯迅認識也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三、推進研究的三種思路

第一，“國民性”概念研究。概念可分為兩種，一類是本質意義上的，一類是功能意義上的。魯迅的“國民性”概念究竟屬于哪類，這是首先需要論證清楚的。另外，目前對國民性認識存在泛化的傾向，將許多相似的話題都歸到這里，比如有論者將沈從文的某些觀點也視為國民性問題，這樣做是否合理？魯迅雖然不曾對“國民性”做出界定，但從他的著述中可見，他對國民性不同時期，不同語境有著自己具體的認識，不可將之泛化和抽象化。這需要進一步的甄別和梳理，甚至進行量化分析，唯有如此才能得出扎實的結論。

第二，西方國民性思想發(fā)展脈絡研究。目前經李冬木、董炳月兩位學者的考證，魯迅國民性思想的日本源頭、清末至五四的發(fā)生脈絡已經基本清楚了，但對西方國民性思想的生成、發(fā)展以及輸出的歷史尚不了解，因此無法評說劉禾所認定的它是種族主義的產物的這一觀點的正確與否。如果確如她所言，魯迅談國民性是中了圈套，那么西方人也在談論國民性，他們又是中了誰的圈套呢？這些問題都亟待展開研究。

第三，國民性思想的評價問題。劉禾的質疑，其實就是談魯迅國民性思想的局限。只是跟以往角度不同，不再糾纏于“唯心史觀”的問題上，而是企圖徹底將其顛覆掉。顯然，在“國民性”之虛構與否這個問題沒有得到有力的論證之前，這種理解實在過于偏激。相比之下，對魯迅國民性思想的“不可操作性”這一局限，倒是受到了較為普遍的認同。如林毓生在《“國民性”論述的深刻性、困境與實際后果》［25］一文認為魯迅的思想非常深刻，但不能實踐。那么，魯迅的國民性思想果真如此，對現實來說毫無意義，甚至有害么？對此應如何理解？事實上，從魯迅所處的時代來看，他的國民性思想確實在民族反省，促人覺醒，瓦解封建思想，構建現代思想發(fā)揮著重要的實際作用。而這又將如何解釋？我們應該認識到，社會改革是一項系統(tǒng)工程，國民性的改造的思路本身并無問題，也具有操作性，但它的作用卻是長遠的，不是立竿見影的，而現實問題卻又總是那么緊迫，因而應將之置于與政治、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互動中加以實踐，才能共同促進社會的進步。

綜上所述，經過反思，二十多年來有關魯迅國民性思想討論，與其說給帶來的是更多的困惑，不如說帶來的是勃勃生機和更為廣闊的思考空間。在當下的社會現實中，魯迅當年所批判的我們民族的痼疾仍然存在著，因此魯迅國民性思想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作為研究者我們有責任繼續(xù)深化這項研究，為解決目前我們精神文明中的某些危機提供有價值的參考。

參考文獻：

本文關鍵詞：魯迅研究月刊，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