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新聞專業(yè)主義，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對于她認為沒有分量或者不專業(yè)的報道，她會用“瞎說亂寫”來評價記者和編輯。她認為記者們要想在兩種強大的力量（政府和市場）之間保持清醒，除了正直和敏感外，還必須專業(yè)

5月12日下午3時，胡舒立突然對會議室內正在討論“財經媒體的專業(yè)分化”的人們說：“地震了，在四川。”看到她低頭擺弄手機，有人試圖繼續(xù)剛才的發(fā)言。“在汶川，震級七級以上！”她再一次抬起頭來說話，目光閃亮，看著大家。

現場的人里，除了發(fā)表過《唐山大地震》的錢鋼，沒人領略過大地震的慘痛景象。與當時正輕微搖晃的北京東部地區(qū)不同，地處西部的香山臥佛山莊平靜如常。但大家再也不能平靜下來，空氣里夾雜著震驚、擔心和恐懼。

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話題轉入“地震報道與地震防護”，有人陸續(xù)離開，而胡舒立則不時大聲引用錢鋼的觀點，提醒大家在報道中要注意交通、通訊、飲用水等問題。至4點多，所有人撤離。

此時，《財經》記者歐陽洪亮和法滿已出發(fā)，帶上了胡舒立剛用2.5萬元幫他們租到的一部海事衛(wèi)星電話。全國各地的記者、編輯都在行動，包括剛從臥佛山莊離開的那幾十個人。

財經百人會

本來，他們是懷著輕松的心情，從全國各地趕來參加“財經百人會”的。

自1998年剛創(chuàng)刊起，《財經》聯合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CCER），每年選拔10名國內優(yōu)秀記者，對他們進行“財經新聞”方向的專業(yè)脫產培訓，為期3個月。在這3個月里，《財經》負責他們所有的費用，包括教學、住宿、生活費。至2008年，這個被命名為“《財經》雜志獎學金”的項目受惠者累計達100人，其中絕大多數成為各媒體機構的中堅。

有人為這次聚會寫了對聯掛在墻上：“十年財經、談股論金、激濁揚清、每有佳篇驚天下；百人聚首、篤學求實、鐵肩錚骨、常懷壯志報神州”，隱然有“精英同盟”的味道——而胡舒立則是當然的盟主。

地震的突然發(fā)生，使這次聚會出現了另外一層含義：災難報道的現場動員。相信在那短短半個小時的討論之后，很多人的記憶是混亂的，他們要一邊留心各種傳言和建議，一邊擔心家人朋友的安全。但是很多人都會記得這樣的話：“重大災難報道一定要去現場，要快！”

作為一個越來越響亮的品牌，“財經獎學金”項目在從容挑選國內新聞業(yè)優(yōu)秀年輕人加以培養(yǎng)的同時，也正通過他們的媒體實踐傳播“財經新聞專業(yè)主義”的基本理念。10年積累，這一理念在財經報道領域已經成為主流。

概括下來，它有如下主張：新聞業(yè)可以憑借專業(yè)的觀察、記錄和預測能力贏得公眾，并且可以憑借與公眾的互動參與社會的變革。它要求新聞業(yè)者不僅具有宏觀視野，而且應該掌握分析工具，具備分析能力。按照胡舒立的話說，就是能夠“看到事物的關聯度，小中見大，由表及里”。

對于她認為沒有分量或者不專業(yè)的報道，她會用“瞎說亂寫”來評價記者和編輯。她認為記者們要想在兩種強大的力量（政府和市場）之間保持清醒和獨立，除了正直和敏感外，還必須專業(yè)。“你不明白正在發(fā)生或者即將發(fā)生什么，你當然就不敢寫，或者寫不好。”

在專業(yè)主義的旗幟下，“財經百人會”一些成員的新聞實踐取得了突出的成果。比如劉洲偉任主編的《21世紀經濟報道》、王子恢任主編的搜狐財經頻道。這為胡舒立贏得了更多的尊重。不過，也有異見者不能完全認同《財經》所秉持的新專業(yè)主義價值觀，5月11日，李楠在“百人會”現場代表第五期學員發(fā)言，他的“新左”論調剛一冒頭，就被主持人強行按下。事后胡舒立親自向李楠致歉，表示觀點不同，但可以平等討論。

所有的獎學金學員都認為，在過去的10年中，他們從這個平臺中收獲的，除了知識、眼光、獨立思考的習慣以外，還有一種特殊的東西，那就是溫暖。有相當多的人在職業(yè)生涯中得到過胡舒立的支持、關照，包括介紹出國留學、培訓或介紹工作。

 “傳媒人是需要互相溫暖的”

2007年1月，《財經》封面文章“誰的魯能？”刊出，對一樁總額700億元的國有資產改制案做了詳盡報道，舉國震動。有人再一次發(fā)問：敢做這樣的文章，胡舒立是否有特殊資源？“那是瞎猜，有些人總是自己嚇自己。”她笑瞇瞇地回答。

這不是她第一次這么干。2000年的“基金黑幕”，2003年的“SARS系列報道”，以及2008年初的“審判陳良宇”，都是在國內媒體“集體失語”的情況下，《財經》率先刊發(fā)的。這些報道被許多媒體同行譽為“奇觀”：很多自己想碰而不敢碰的重大敏感問題，都被《財經》一一拿下。

“這沒什么秘密。一是發(fā)現事實，二是審時度勢——某件事情發(fā)生了，在一定時期內大家不愿意正視這個問題，但是假如我們判斷這個問題會被證明、是不能夠回避的，那么這件事情的新聞價值就比較高。

“短期內不可能改變的事情就不必用力太多，否則就是太猛。中國很多事情就壞在盲動上。”

這回答充滿睿智，但短期內并不能解決其他媒體的問題。關鍵的難點在于怎么判斷出某個問題是會被證明、是不能回避的，而某個問題又是短期內不能改變的。除了她一直堅持的專業(yè)分析工具外，她多年積累的人脈如吳敬璉、王岐山、周小川等，都能在重大時刻發(fā)揮咨詢作用。

不過她認為這是技術性問題，只要媒體愿意努力，愿意學習，這些問題遲早都能得到解決。她真正擔心的，是中國媒體能否形成價值共識。

“我更傾向于把所有的競爭對手看成是一種同盟的關系。原因很簡單，不是說漂亮話，因為我感覺真正做新聞的人有時候會很孤獨，傳媒人是需要互相溫暖的。

“真正讓我比較難過和擔憂的并不是競爭，而是孤獨。我關心中國媒體在競爭中有沒有可能在重大事件上能夠形成所謂的主流媒體共識。這在美國也是經過了好幾十年，我想肯定在中國也會有一個過程。當然這個也跟知識分子獨立思考、公民社會的成長有關系。”

這是她少有的坦露內心彷徨的時刻。這種彷徨并不指向個人命運，而是指向一個社會的未來。按照胡舒立的新聞前輩、《中華工商時報》創(chuàng)辦者丁望的說法，她富有“人文精神”。盡管她從不愿提及她的家世，但我們可以看到，這種“人文精神”從上一輩知識分子如胡仲持（胡舒立外公）、吳敬璉、丁望等人身上傳承下來的脈絡。

在這種傳承的基礎上，，她創(chuàng)造性地引入了“新聞專業(yè)主義”，并以她特有的偏執(zhí)和敏感，十年如一日地堅持下來，終于創(chuàng)造出今日中國新聞界特有的“財經奇觀”。

“我相信舒立愿意見到這種一家獨大的局面被早日打破。”一位參與了地震報道的“財經獎學金”學員說，“這回她不該感到孤獨了。”事實上，中國新聞界在此次地震報道中的總體表現，與5年前相比已經有了巨大的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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