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從同治三年四月庀局安慶,到宣統(tǒng)三年并入江南圖書館,金陵書局在晚清的主要活動時間延續(xù)了近半個世紀。作為晚清最負盛名的地方書局之一,金陵書局在創(chuàng)建者、編校人員、刊刻書籍等方面無一不展示出它的經典性,而它近半個世紀的興衰歷史也與晚清社會、政治與學術文化的演變息息相關。從刻書重心的轉變來看,金陵書局的歷史發(fā)展明顯呈現(xiàn)出安慶曾氏書局、“金陵書局”、“江南書局”三個階段。安慶曾氏書局時期,始自同治三年四月曾國藩與曾國荃設書局于安慶,九月遷局金陵鐵作坊,次年八月撤局。安慶曾氏書局專為刊刻《船山遺書》而設,其性質仍是傳統(tǒng)的幕府刻書組織,但較之傳統(tǒng)幕府刻書又具有特殊性與復雜性。“金陵書局”時期,始自同治四年五月底李鴻章繼任江督、組建“堂子巷”新局并開始使用“金陵書局”牌記。堂子巷新局替代銅作坊舊局,標志著金陵書局完成了從幕府刻書向地方書局的轉變。“金陵書局”時期以編刻《四書十三經》《十四史》為重心,自李鴻章刻《四書十三經》、曾國藩遷局“飛霞閣”續(xù)刻《四史》、馬新貽參與五局合刻《二十四史》至曾國藩謀刻《十三經注疏》,金陵書局維持了近十年的繁榮,發(fā)展成為晚清最有影響力的地方書局。地方書局的興起是19世紀中后期令人矚目的政治文化現(xiàn)象,它是太平天國和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后社會變遷、政治變局與學術衍變交織促成。光緒初年,“金陵書局”更名為“江南書局”,刻書重心轉為“經史善本及海內稀有之書”。雖然經歷了經費危機與人事變動,江南書局在光緒初年仍維持著較大的影響力。光緒六年以后,江南書局逐漸走向衰落,戊戌、庚子新政時期,江南書局先是改歸江寧府管轄,不久并入江楚編譯局,宣統(tǒng)三年并入江南圖書館。清末地方書局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清廷裁撤局所,地方書局的普遍裁撤是清末育才興學、教育近代化過程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顯示了時代重心與學術潮流的變化。經歷了咸豐朝的戰(zhàn)亂與動蕩,傳統(tǒng)學術遭受重創(chuàng),金陵書局在近半個世紀中刊印了大量書籍,對晚清學術的重建與更新發(fā)揮了重要作用,也在思想文化領域產生了影響。金陵書局以刊刻理學書籍為主,漢學書籍為輔,可謂兼容漢宋;兼重地志與當代史、傳統(tǒng)科技與軍事著述,旁及南宋永嘉學派、桐城派、佛教、陽明學等非主流學派著述,呈現(xiàn)多元化的學術傾向。這是晚清地方書局刻書的整體特征,只是各書局的側重有所不同。它們既是傳統(tǒng)學術自身嬗變的表征,又進一步推動了晚清學術多元化的發(fā)展,也一定程度上繁榮了晚清官書局的刻書事業(yè)。學術史不只是書籍出版的靜態(tài)歷史,還是在特定空間中學人著述與學術交游的動態(tài)歷史。金陵書局不僅是晚清江南地區(qū)的重要圖書出版機構,也是一個開放性的學術交流空間與文化傳播中心。金陵書局匯集了同光年間一群有影響的學者,他們除了日常校書、詩文唱和之外,撰著與論學活動也十分活躍,對于漢宋學、今古文及諸子學亦多有學術爭論與辯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戴望與韓弼元、強汝詢之間的宋漢分歧,劉恭冕與戴望的《論語》研究以及戴望與孫詒讓的諸子學研究。這些著述與論學活動,不僅展現(xiàn)學人之心性情懷、師友之切磋砥礪,更是學術思想史的延伸和補充,也構成了學術史的一幅幅生動畫面。
【學位授予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8
【分類號】：K25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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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601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