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關是長江流域重要的流通樞紐,也是中、上游糧食輸往江浙的必經關口。該關的稅收在乾隆前期有三四十萬兩,乾隆后期達到六七十萬兩的最高水平;嘉道以來穩(wěn)定在五六十萬兩,其稅收雖不及乾隆后期,仍然遠高于乾隆前期的稅收水平。嘉慶九年至道光三十年共48屆關期中,九江關有39個年分征收時船料銀22萬兩以上,其中有20個年分達30萬兩或以上。以船料銀占比估算乾隆后期的平均時船料銀數(shù)在34萬～38萬兩間。嘉道時期九江關時船料銀較乾隆后期有所削減,但仍超過了乾隆前期水平。嘉道時期,江北頻繁發(fā)生災歉,在江西、湖南收成較好時有大量糧食運往災區(qū),九江關所征船料銀便會較為豐足。 

【文章來源】：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42(06)

【文章頁數(shù)】：8 頁

【部分圖文】：

清代中期九江關時船料銀征收變動曲線(單位:萬兩)

經歷了康熙雍正時期的恢復整頓,乾隆時期九江關稅收進入了蓬勃增長階段,在乾隆后期達于頂峰。雍正二年(1724年)稅收為22.49萬兩,乾隆五十一年稅收達到74.3萬余兩,稅收額增長了2.3倍。嘉道時期以來,稅收有所下降:道光十一年分(1831年)稅收值最低,僅有37.14萬兩;道光十七年分⑥(1837年)稅收額最高,有60.3萬兩;其余年分稅收額總體在40萬～60萬兩上下浮動。筆者以嘉道時期稅收為基準,觀察道光以前百余年來的九江關稅收。雍正初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24—1771年)共48年間,僅個別年分九江關稅收40萬兩以上,高于嘉道時期稅收下限;乾隆三十七年至五十八年(1772—1793年)間的稅收額則高于嘉道時期水平。乾隆前30年稅收均值在三四十萬兩,乾隆后期20年是九江關稅收額最高時期,平均稅收在六七十萬兩;嘉慶道光年間九江關稅收額在五六十萬兩之間,雖不及乾隆后期20年,但也遠高于乾隆前30年的稅收水平。清代九江關稅定額經歷了幾次變動�？滴酢⒂赫觊g, 九江關關稅定額為153 890兩。乾隆十四年以后,九江關稅額增至320 879兩;嘉慶四年欽定九江關盈余額為347 800兩,合計稅額為520 081兩。嘉慶九年(1804年),又將九江關盈余額增至367 000兩,合計稅額539 281兩。此后九江關稅收皆以嘉慶九年欽定數(shù)字為準⑦。

下文對表2以外年分的時船料銀征收情況進行分析。根據(jù)九江關監(jiān)督的歷年奏報,嘉慶九年至道光末年,有18個年分,九江關征收稅銀盈余短缺在8萬兩以內。其中,嘉慶二十二年、二十四年、二十五年,道光五年、六年、十五年、二十六年、二十九年,計8個年分,稅關監(jiān)督僅奏報了時船料稅短少。如嘉慶二十四年,“本年鹽木茶稅尚屬敷額。惟時船較短一萬三四千號”(23)。道光五年,“本年鹽木兩項稅銀牽算尚屬有余。惟船料一項,較足額之年少過船一萬六千余號”(24)。嘉慶九年、十二年、十六年、二十一年,道光二十一年,計5個年分,除船料銀短缺外,過關木植等項也有短少。如嘉慶21年奏“木稅較往年已虧銀六萬有余”“過關大小時滿船只又較少二千五百余號”(25)。道光二十一年,“商販船只較少”“木稅又形減少”(26)。此外,還有5個年分,九江關奏報稅收盈余短缺,但未奏明緣由:嘉慶十九年短收盈余4千余兩,道光元年短5萬余兩,道光十三年短7萬余兩,道光十九年短1萬兩,二十年短2萬余兩。對于上述年份,即使將短缺盈余銀統(tǒng)統(tǒng)算作時船料稅銀項下作保守估計,以上18個年分九江關征收船料稅銀數(shù)也當在22萬兩以上。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明清時期蕪湖關的稅收與商品流通[J]. 許檀,徐俊嵩.  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7(02)
[2]清代前期的九江關及其商品流通[J]. 許檀.  歷史檔案. 1999(01)
[3]清代糧食市場和商品糧數(shù)量的估測[J]. 郭松義.  中國史研究. 1994(04)
[4]明清江南與外地經濟聯(lián)系的加強及其對江南經濟發(fā)展的影響[J]. 李伯重.  中國經濟史研究. 1986(02)
[5]清前期榷關及其管理制度[J]. 吳建雍.  中國史研究. 1984 (01)



本文編號：3586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