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關于先秦時代君主權力形態(tài)的研究。君權形態(tài)一方面是指君主所擁有的實際權能,另一方面也是指君主對自身權力的意識。綜合這兩個方面的觀察,本文將先秦君權劃分為四個形態(tài)類型,分別是長君型、邦君型、王君型和帝君型。長君型君權存在于夏代以前,該型君權的典型模型是堯、舜的君權形態(tài);邦君型君權存在于夏、商兩代,其現(xiàn)實模型是商末期時代的殷王。王君型君權出現(xiàn)于西周政權大規(guī)模分封完成之后,以西周君主為現(xiàn)實模型。帝君型君權出現(xiàn)于秦始皇統(tǒng)—六國并創(chuàng)制皇帝制度與名號之后,其權力形態(tài)和權力意識以秦始皇為模型。本文第一章探討長君型君權。利用現(xiàn)有國家起源理論梳理夏代以前的五帝時代的社會組織和君主權力結構。推測出夏世以前的社會可能存在的一種部落聯(lián)合體形態(tài)的權力組織。并認為在國家社會到來之前,中華大地上呈現(xiàn)一種以血緣氏族為社會基礎組織的,大量族邦林立的局面。族邦聚合成為部落,部落聚合成為部族,若干部族再通過聯(lián)合的方式形成了一種高級社會組織,即“部落聯(lián)合體”。部落聯(lián)合體的最高首領往往由強勢地位的部族壟斷,該部族的某一部落酋長出任聯(lián)合體長君。這種類型的君主權力是依靠出眾的個人素質(zhì)和彪炳功績來換取的,這種君權類型本文稱之為“長君”型,其權力的合理性基礎是英雄主義。第二章論述邦君型君權形態(tài)。在五帝時代末期,夏部落的禹成為了長君,他個人能力突出,功績卓越,依托自身的英雄形象,帶領夏部落迅速強大起來。夏部落在相對和平的歷史演進中走入國家形態(tài),成為夏邦國。該發(fā)展路徑符合塞維斯所提出的“酋邦—國家”轉型模式。原本的部落聯(lián)合體也逐漸發(fā)展為邦國聯(lián)合體。各邦國君主也擁有了不以個人素質(zhì)為前提,而以血緣傳子繼承為主要方式的權位繼承制度。出于強化這種觀念和制度,君主對自我形象的塑造發(fā)生了轉變。君主逐漸脫離了英雄的既有身份,轉而更加強調(diào)先君先王與在世君主的血緣關系,形成了較為濃厚的祖神信仰氣氛。至商代以后,祖先信仰非常發(fā)達,人們認為先君先王升天為神,并且對人間生活具有較大的操縱能力。而在世君主作為其血緣后代,則能與之溝通并傳遞人間訴求。這樣一種“神—人”關系建立后,君主也就變成人間的大巫首,成為了極少數(shù),甚至唯一能與神靈溝通的巫靈。其權力地位通過神秘主義得以鞏固。但由于當時各邦國都分屬于不同血統(tǒng)淵源,故而這種以祖先信仰為前提的權力神圣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礙了跨宗族權力的形成。這種君權形態(tài)被命之為“邦君”型。第三章對“王君”的探討圍繞商周易代所造成的社會與思想變革展開。因為商政權的衰落,姬周政權開始對固有的社會思想行了改革。祖先神不再是直接操控人間的神,人間君主的權力由無聲無臭的理性至高“皇天”來掌控。由于皇天不具有人性,那么對于不同血緣的宗族也就有了接受其為崇拜對象的可能。姬周政權又通過宗法改造、分封建國、立社群姓等制度和思想的改革,將一種“王君”型君權理想付以實現(xiàn)。第四章結合西周末期之后的社會動蕩和信仰崩潰展開討論。隨著舊有的王君型君權思想的根基逐一崩塌,新的君權思想也就有了萌生的機會。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興起的民主思想、崇圣風潮影響下,以萬民君父和在世圣人為要求的新型君主思想開始出現(xiàn)。但是這種君主形象的設計在諸子的爭鳴中卻走向了絕對化與極端化,并被秦君用以實踐。也正是在這種君權思想下,一種中央集權式的、以法治國、實行郡縣制度的帝國國家形態(tài)橫空出世。
【學位授予單位】：中央民族大學
【學位級別】：博士
【學位授予年份】：2018
【分類號】：K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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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編號：26625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