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yè)海外投資風險的社會嵌入性治理機制——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研究
發(fā)布時間:2021-11-02 23:03
發(fā)展海外投資需要建立有效的風險治理機制。已有大量文獻討論了國家層面的良好關系如何有助于降低微觀層面的企業(yè)海外投資風險,但東道國國內(nèi)政局變動及國際形勢的變化,會在相當程度削弱國家關系對投資風險治理的有效性,因而有必要將風險治理從國家關系層面拓展到社會關系層面,探討海外投資企業(yè)通過嵌入當?shù)厣鐣嵘L險治理能力的作用機制,并進一步討論社會嵌入與國家關系這兩種治理之間的協(xié)同效應。以長三角和珠三角企業(yè)家為對象的研究表明,我國同時存在"雙邊關系—政府認同—投資風險"的國家治理模式和"社會嵌入—社會認同—投資風險"的社會治理模式,二者的協(xié)調效應表現(xiàn)在社會認同的增強有利于促進政府認同。因而中國企業(yè)走出去應避免"國家中心論"或"社會中心論"的片面性,"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雙管齊下,才能全面提升海外投資的風險治理能力。
【文章來源】:廣東財經(jīng)大學學報. 2020,35(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13 頁
【部分圖文】:
投資風險的國家治理模式框架圖及影響路徑
本文以“已經(jīng)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中國企業(yè)家”為研究對象,實證考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的社會嵌入性影響機制及治理模式,為國家從微觀層面推動企業(yè)更好地規(guī)避投資風險提供對策建議。由于跨國調研有較大難度,本文將調查地點選擇在國內(nèi)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對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的中國企業(yè)家進行調研,探知其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的切實感受和主觀認知。之所以選擇在長三角和珠三角,一是研究團隊多年來一直關注和研究長三角、珠三角企業(yè),已建立了良好的社會關系,能為調研提供便利;二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85%集中于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一帶[28]。具體調研過程中,研究團隊在各地經(jīng)委、工商聯(lián)、企業(yè)家協(xié)會和學!吧虾辖M織培訓基地”的支持下,實地走訪相關企業(yè),與企業(yè)家面對面訪談,以較好地了解企業(yè)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切實感受,獲取有深度的第一手資料。同時通過這些企業(yè)家的介紹,接觸更多的已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中國企業(yè)家,充實和擴大調研對象。在此基礎上,采取便利抽樣(因為企業(yè)問卷調查進入難度較大,很難做到隨機抽樣)加分層抽樣(保證樣本盡量與總體分布一致)的方法,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qū)共發(fā)放300份問卷實施“結構式問卷調查”,最終回收有效問卷292份,通過“結構方程”(AMOS軟件)定量分析,驗證社會嵌入性如何通過“社會認同—政府認同”的中介效應影響投資風險,并得出不同路徑的影響系數(shù)。(二)研究框架
研究過程中,本文首先通過問卷調查收集到民營企業(yè)家的主觀評價,再采用因子分析定量研究方法進行分析并得出判斷。社會嵌入性問卷調查共列舉了15個測項(見表4),所有測項的巴特利特球度檢驗統(tǒng)計量卡方值為7564.625,相應的概率P值接近于0,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這15個測項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同時,KOM值為0.906,也適合進行因子分析(KOM值大于0.5即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再采取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提取的5個公因子解釋了93.926%的總方差。根據(jù)分析需要,給這5個公因子分別命名為環(huán)保團體因子、當?shù)厣鐓^(qū)因子、宗教組織因子、當?shù)孛襟w因子和當?shù)毓蜃。量化的因子分析結果能檢驗社會嵌入性的多維意義結構。按照假設2的預設模型進行結構方程擬合。圖3以直觀的形式反映了投資風險的社會治理模式,表5則報告了“關系嵌入—信任—轉移意愿”的路徑分析結果?梢钥闯,社會嵌入的5個測量變量對社會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影響路徑均明確。標準化影響系數(shù)表明,企業(yè)與當?shù)孛襟w的關系對社會認同的影響程度最強,為0.603;企業(yè)與當?shù)毓年P系對社會認同的影響程度最低,為0.130;企業(yè)與當?shù)厣鐓^(qū)的關系、企業(yè)與宗教組織的關系、企業(yè)與環(huán)保團體的關系對社會認同的影響程度依次為0.466、0.362、0.201。究其原因,主要是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東道國民眾畢竟是少數(shù),所以其通過工會對整個社會認同的影響作用有限。數(shù)據(jù)還顯示,社會認同對投資風險的負影響效應顯著,影響路徑明確,標準化影響系數(shù)為-0.303,影響程度較高。通過AMOS軟件運算得出的?2值為4264.7,通過了α=0.001假設檢驗,模型擬合很好;擬合優(yōu)度指數(shù)RMSEA=0.137,說明模型適配性不錯;相對擬合度指數(shù)CFI=0.885,RFI=0.833,NFI=0.873,因而擬合為優(yōu)?傮w而言,模型的擬合優(yōu)度較好。假設2得到驗證。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逆全球化下企業(yè)海外投資風險防控的中國方案——基于“一帶一路”視角[J]. 郭周明,田云華,周燕萍. 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06)
[2]“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對外投資的風險與信用問題——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為例[J]. 孫志毅,許可,楊文靜. 河南社會科學. 2019(10)
[3]當代民粹主義思潮的孕育、生成與有效應對[J]. 林紅.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2019(17)
[4]我國“一帶一路”沿線大型項目投資風險——東南亞地區(qū)的證據(jù)[J]. 張曉濤,劉億,王鑫. 國際貿(mào)易. 2019(08)
[5]“逆全球化”風潮下中國在美洲非常規(guī)油氣投資風險分析[J]. 王雙,周云亨. 南京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04)
[6]“一帶一路”投資風險與中國企業(yè)ODI方式選擇——基于企業(yè)內(nèi)外部雙因素視角的實證檢驗[J]. 張長征,徐藝. 管理現(xiàn)代化. 2019(03)
[7]“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投資風險識別與對策研究[J]. 張棟,許燕,張舒媛. 東北亞論壇. 2019(03)
[8]“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新媒體公共外交:理論與實踐[J]. 李紅秀. 學術論壇. 2019(02)
[9]非政府組織、地方治理與海外投資風險——以湄公河下游水電開發(fā)為例[J]. 韓葉. 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 2019(01)
[10]東道國投資風險、國家距離與我國OFDI布局選擇——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jīng)驗證據(jù)[J]. 黎紹凱,張廣來,張楊勛. 商業(yè)研究. 2018(12)
本文編號:3472545
【文章來源】:廣東財經(jīng)大學學報. 2020,35(01)北大核心CSSCI
【文章頁數(shù)】:13 頁
【部分圖文】:
投資風險的國家治理模式框架圖及影響路徑
本文以“已經(jīng)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中國企業(yè)家”為研究對象,實證考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的社會嵌入性影響機制及治理模式,為國家從微觀層面推動企業(yè)更好地規(guī)避投資風險提供對策建議。由于跨國調研有較大難度,本文將調查地點選擇在國內(nèi)的長三角和珠三角,對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的中國企業(yè)家進行調研,探知其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的切實感受和主觀認知。之所以選擇在長三角和珠三角,一是研究團隊多年來一直關注和研究長三角、珠三角企業(yè),已建立了良好的社會關系,能為調研提供便利;二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85%集中于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一帶[28]。具體調研過程中,研究團隊在各地經(jīng)委、工商聯(lián)、企業(yè)家協(xié)會和學!吧虾辖M織培訓基地”的支持下,實地走訪相關企業(yè),與企業(yè)家面對面訪談,以較好地了解企業(yè)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切實感受,獲取有深度的第一手資料。同時通過這些企業(yè)家的介紹,接觸更多的已參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的中國企業(yè)家,充實和擴大調研對象。在此基礎上,采取便利抽樣(因為企業(yè)問卷調查進入難度較大,很難做到隨機抽樣)加分層抽樣(保證樣本盡量與總體分布一致)的方法,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地區(qū)共發(fā)放300份問卷實施“結構式問卷調查”,最終回收有效問卷292份,通過“結構方程”(AMOS軟件)定量分析,驗證社會嵌入性如何通過“社會認同—政府認同”的中介效應影響投資風險,并得出不同路徑的影響系數(shù)。(二)研究框架
研究過程中,本文首先通過問卷調查收集到民營企業(yè)家的主觀評價,再采用因子分析定量研究方法進行分析并得出判斷。社會嵌入性問卷調查共列舉了15個測項(見表4),所有測項的巴特利特球度檢驗統(tǒng)計量卡方值為7564.625,相應的概率P值接近于0,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這15個測項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同時,KOM值為0.906,也適合進行因子分析(KOM值大于0.5即適合進行因子分析)。再采取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提取的5個公因子解釋了93.926%的總方差。根據(jù)分析需要,給這5個公因子分別命名為環(huán)保團體因子、當?shù)厣鐓^(qū)因子、宗教組織因子、當?shù)孛襟w因子和當?shù)毓蜃。量化的因子分析結果能檢驗社會嵌入性的多維意義結構。按照假設2的預設模型進行結構方程擬合。圖3以直觀的形式反映了投資風險的社會治理模式,表5則報告了“關系嵌入—信任—轉移意愿”的路徑分析結果?梢钥闯,社會嵌入的5個測量變量對社會認同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且影響路徑均明確。標準化影響系數(shù)表明,企業(yè)與當?shù)孛襟w的關系對社會認同的影響程度最強,為0.603;企業(yè)與當?shù)毓年P系對社會認同的影響程度最低,為0.130;企業(yè)與當?shù)厣鐓^(qū)的關系、企業(yè)與宗教組織的關系、企業(yè)與環(huán)保團體的關系對社會認同的影響程度依次為0.466、0.362、0.201。究其原因,主要是參與到“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東道國民眾畢竟是少數(shù),所以其通過工會對整個社會認同的影響作用有限。數(shù)據(jù)還顯示,社會認同對投資風險的負影響效應顯著,影響路徑明確,標準化影響系數(shù)為-0.303,影響程度較高。通過AMOS軟件運算得出的?2值為4264.7,通過了α=0.001假設檢驗,模型擬合很好;擬合優(yōu)度指數(shù)RMSEA=0.137,說明模型適配性不錯;相對擬合度指數(shù)CFI=0.885,RFI=0.833,NFI=0.873,因而擬合為優(yōu)?傮w而言,模型的擬合優(yōu)度較好。假設2得到驗證。
【參考文獻】:
期刊論文
[1]逆全球化下企業(yè)海外投資風險防控的中國方案——基于“一帶一路”視角[J]. 郭周明,田云華,周燕萍. 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9(06)
[2]“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對外投資的風險與信用問題——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風險為例[J]. 孫志毅,許可,楊文靜. 河南社會科學. 2019(10)
[3]當代民粹主義思潮的孕育、生成與有效應對[J]. 林紅. 人民論壇·學術前沿. 2019(17)
[4]我國“一帶一路”沿線大型項目投資風險——東南亞地區(qū)的證據(jù)[J]. 張曉濤,劉億,王鑫. 國際貿(mào)易. 2019(08)
[5]“逆全球化”風潮下中國在美洲非常規(guī)油氣投資風險分析[J]. 王雙,周云亨. 南京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04)
[6]“一帶一路”投資風險與中國企業(yè)ODI方式選擇——基于企業(yè)內(nèi)外部雙因素視角的實證檢驗[J]. 張長征,徐藝. 管理現(xiàn)代化. 2019(03)
[7]“一帶一路”沿線主要國家投資風險識別與對策研究[J]. 張棟,許燕,張舒媛. 東北亞論壇. 2019(03)
[8]“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新媒體公共外交:理論與實踐[J]. 李紅秀. 學術論壇. 2019(02)
[9]非政府組織、地方治理與海外投資風險——以湄公河下游水電開發(fā)為例[J]. 韓葉. 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 2019(01)
[10]東道國投資風險、國家距離與我國OFDI布局選擇——基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jīng)驗證據(jù)[J]. 黎紹凱,張廣來,張楊勛. 商業(yè)研究. 2018(12)
本文編號:3472545
本文鏈接:http://sikaile.net/shekelunwen/ydyl/3472545.html
最近更新
教材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