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實施“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財稅政策研究，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實施“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財稅政策研究；關鍵詞：“一帶一路”/稅收制度/稅收政策/國際稅；"OneBeltandOneRoad&；摘要：“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需要有對應的稅收制度；2013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一帶一路”戰(zhàn)略實施的成功，需要各國的精誠合作；“一帶一路”戰(zhàn)略提出的時間不長，直接針對此的研究；二、“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經濟

實施“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財稅政策研究

關鍵詞：“一帶一路”/ 稅收制度/ 稅收政策/ 國際稅收秩序

"One Belt and One Road";tax system;tax policy;international tax order/

摘要：“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需要有對應的稅收制度和政策。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發(fā)展背景發(fā)生了深刻的變化。國際資本流動經歷了從“引進來”到“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的轉變。中國已經進入資本輸出時代，稅收制度與政策均需要作相應的調整。發(fā)達國家經驗值得借鑒。為配合“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在世界新秩序的約束下，中國短期內應注重加強納稅服務，加強跨境稅源管理，進一步優(yōu)化稅收抵免制度，采取更加靈活的國際稅收管理政策；從長期制度建設來看，需要加強稅收立法，加強數據庫建設，探索國際稅收經濟分析新方法，促進稅務組織的現代化。

2013年9月和10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出訪中亞和東南亞國家期間，先后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帶一路”)的重大倡議。2015年3月28日，國家發(fā)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務部聯合發(fā)布《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①“一帶一路”戰(zhàn)略已轉化為實際行動。“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將有利于促進沿線各國經濟繁榮與區(qū)域經濟合作，加強不同文明交流互鑒，促進世界和平發(fā)展，造福世界各國人民。

“一帶一路”戰(zhàn)略實施的成功，需要各國的精誠合作。“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要實現區(qū)域的“互聯互通”，只能在開放合作、市場運作、互利共贏的前提下進行。市場運作要求“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必須遵循市場規(guī)律和國際通行規(guī)則，充分發(fā)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各類企業(yè)的主體作用，同時發(fā)揮好政府作用。在這一過程中，市場、企業(yè)在資源配置中唱主角。實現互利共贏目標，必須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體現各方智慧和創(chuàng)意，各施所長，各盡所能，把各方優(yōu)勢和潛力充分發(fā)揮出來�！耙粠б宦贰毖鼐�各國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力與空間大。各國的合作重點主要包括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內容�！耙粠б宦贰苯ㄔO需要有相應的稅收政策支持。

“一帶一路”戰(zhàn)略提出的時間不長，直接針對此的研究成果很少。但是，相關研究成果已較為豐富。過去的大量國際稅收研究成果實際上就成為了“一帶一路”稅收對策思路的研究基礎。無疑，未來的制度調整只能基于既有的國際稅收管理體系。王力(2014)對中國國際稅收管理作了較系統(tǒng)的回顧�！耙粠б宦贰睉�(zhàn)略實施對國際稅收管理和國內稅制改革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這些要求，不僅僅是適應“一帶一路”戰(zhàn)略實施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國進入資本輸出新時代的需要，更是國際稅收新秩序形成的需要。為此，中國有必要在回顧既往稅收制度與政策的基礎之上，按照新規(guī)則的要求，探索積極的有利于國際稅收新秩序形成的稅收制度與政策。

二、“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經濟發(fā)展背景

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規(guī)模約為1400億美元，超過利用外資約200億美元，成為資本的凈輸出國。②“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是在國內外經濟發(fā)展背景發(fā)生變化的條件下進行的。2014年，中國承接“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服務外包合同金額和執(zhí)行金額分別為125億美元和98.4億美元，同比增長分別為25.2%和36.3%。其中，承接東南亞國家的服務外包執(zhí)行金額53.8億美元，同比增長58.3%。③這說明，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聯系在加強。中國正在致力于經濟發(fā)展方式的加快轉變，穩(wěn)增長調結構是經濟新常態(tài)發(fā)展的要求，國內資本需

求也發(fā)生了變化。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資本匱乏，而今，國際資本雙向流動更加頻繁，“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局面已出現。隨著人民幣匯率管理制度等國際資本流動條件的變化、外匯儲備管理制度的進一步改革、我國人民資產全球配置的增多，國際資本流動已呈現出新特點。

在中國經濟開放新格局中，“走出去”不僅有民間層面的，也有國家層面的。國家積極推動“走出去”的舉措包括“一帶一路”戰(zhàn)略、推動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成立、加快自由貿易區(qū)建設等等。與此同時，“引進來”的戰(zhàn)略沒有改變。在這樣的開放型經濟中，企業(yè)和行業(yè)升級要求更加迫切，國際經濟呈現出新秩序的特點。相應地，全球商業(yè)模式也在轉變，從國別化經營模式逐步轉向全球化經營模式，全球價值鏈模式也表現出新特點。

國際投資與國際貿易的融合越來越多，貿易與投資的轉化也日益常見。國際投資形式多樣化，直接投資、間接投資兼而有之；投資規(guī)模也在不斷擴大。不同投資方式需要不同的配套條件，資本輸出與國內資本的發(fā)展需要相互協(xié)調，國際資本流動監(jiān)控環(huán)境也在發(fā)生變化，這些都表明，按照不同的稅收管理節(jié)點的要求，進一步完善相關稅收制度與稅收政策，已迫在眉睫。跨國并購要求有適宜的稅收制度，基于全球價值鏈的投資布局對稅收制度的挑戰(zhàn)必須積極應對。“一帶一路”戰(zhàn)略是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實現多贏共贏的積極舉措。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選擇服務于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目標，理所應當。

三、適應經濟開放需要的中國稅制進展與未來優(yōu)化空間

(一)適應對外開放需要而不斷發(fā)展的中國稅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涉外稅制與國際稅收管理不斷發(fā)展。改革開放初期是引進外資的時代。那時，中國對外資實行“超國民待遇”的稅收優(yōu)惠政策。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確立，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不再區(qū)分內資外資，公平稅負已經成為經濟社會發(fā)展對中國稅制建設和稅收政策的新要求。國際資本流動的雙向特征越發(fā)明顯，“引進來”和“走出去”都變得尋常。為適應經濟開放新格局的要求，中國稅制在不斷地改革，國際稅收管理體系也在不斷完善之中，如在規(guī)范一般反避稅管理、規(guī)范非居民企業(yè)間接轉讓財產企業(yè)所得稅問題、加強對外支付費用的轉讓定價管理等方面都取得新進展。與此同時，資本輸出對稅收負擔的穩(wěn)定性、確定性與合理性都提出了要求(如減少重復課稅、改善納稅服務等)。統(tǒng)籌國內外資本發(fā)展需要有相應的稅收制度與政策。稅收是否應該做到中性以及如何實現相應的目標，一國視角與國際視角的差異，“引進來”與“走出去”對稅收需求的差異，資本輸出后國家稅收權益的保障，都是稅收制度與政策選擇必須面對的難題。

(二)資本輸出時代中國稅收制度與政策的進一步優(yōu)化空間

適應國際資本流動新時代的需要，中國應加強自身稅制建設。一些問題甚至要通過根本性的稅制改革才可能得以解決。例如，徹底的出口退稅、跨境電子商務稅收等難題，可能更需要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結構的轉變才可能得到解決。直接稅制的優(yōu)化也有很大的空間�！镀髽I(yè)所得稅法》亟待修訂，以適應現實不斷變化的需要。與此同時，中國還應積極參與國際稅收事務，采取相應的稅收對策，并推動國際稅收新秩序的形成。

四、資本輸出稅收對策的國際經驗

(一)不同歷史階段的資本輸出稅收對策的演變

中國在“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中，需要充分借鑒其他國家發(fā)展經驗，在對現有的稅收制度、稅收政策和國際稅收秩序作出合理研判的基礎之上，尋找對自己最有利的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

發(fā)達國家在市場經濟發(fā)展的初期，多推行鼓勵商品出口的政策。這種政策至今仍在推行，并已成為制度。以消費地為納稅地，早已成為商品稅國際協(xié)調的基礎。但是，隨著電子商務的興起，特別是跨境電子商務的發(fā)展，商品稅的國際協(xié)調也成為問題。

當發(fā)達國家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特別是進入經濟全球化時代后，國際貿易與投資并舉，對稅收制度和政策提出了新要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后，在發(fā)達國家調整國內經濟秩序的同時，全球經濟治理秩序實際上已經在發(fā)生改變。

一些發(fā)達國家已經在采取行動，加強之前幾乎無法觸及的跨境稅源的管理，并特別注意稅法與其他相關法案的配合。例如，美國的《外國銀行和金融賬戶申報制度》(Foreign Bank and Financial Account Report Act，FBAR)和《海外賬戶稅收遵從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FATCA)就是如此。德國的《功能轉移條例》也旨在維護稅源。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在經濟快速發(fā)展的初期，就與經濟開放有著密切的關系，這些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融入經濟全球化大潮中發(fā)展起來的。

跨境稅源監(jiān)控離不開國際稅收合作。傳統(tǒng)的國際稅收合作機制，無論是基于經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OECD)范本，還是基于聯合國(UN)范本，或者是其他雙邊或多邊稅收合作機制，都在面臨挑戰(zhàn)�！叭蚨愂照搲�(Global Forum on Transparency and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for Tax Purposes)的創(chuàng)設，為各國稅收合作中的對話提供了一個更高層次的交流平臺。稅收制度的實施必然涉及稅收征管難題。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稅收征管互助公約》(Convention on 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in Tax Matters)，意味著國際稅收合作的空間越來越大。國際聯合反避稅信息中心(Joint International Tax Shelter Information Centre，JITSIC)由美、英、澳、加四國稅務局長于2004年發(fā)起成立，旨在實現成員國之間的實時信息交換、案件調查和信息共享，有效地識別和打擊惡意稅收籌劃行為。該中心成員國雖然較少，但是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韓國、中國、法國、德國都是成員，在國際經濟政治領域有著廣泛的影響。2010年，中國加入該中心，對于維護稅收國家主權和促進國際稅收新秩序的形成都有著積極影響。OECD啟動的《解決稅基侵蝕和轉移利潤的行動計劃》(Action Plan on 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APBEPS)，正在對OECD和G20成員國產生重要影響。

(二)國際經驗

跨境稅源管理是國際稅收管理的基礎工作。國際稅收管理的成功不僅需要稅收制度的調整，也需要稅收制度與其他制度的配合。特別是，稅收征管所需信息問題絕非稅務部門獨家所能解決。如果沒有國際間的協(xié)調，那么國際金融機構的信息就不會輕易被獲取。即使有了協(xié)調合作機制，在實際操作中，仍然可能面臨各種各樣的挑戰(zhàn)。

國際稅收管理離不開高水平的專業(yè)管理。國際稅收事務專業(yè)性極強，涉及稅法、會計、金融、

經濟、國際政治等多個領域，沒有專業(yè)力量的支撐，諸多事務都會舉步維艱。轉讓定價、稅收抵免等傳統(tǒng)的國際稅收問題有了新的表現方式，對稅收征管提出了很大的挑戰(zhàn)。國際金融活動的增多與復雜化，使得國際稅收事務所面對的跨境稅源管理難度越來越大。超越法人實體界限的轉讓定價，各種離岸公司及合伙企業(yè)的創(chuàng)設、離岸基金的成立、離岸信托業(yè)務的開展，都意味著稅收征管需要更多更高水平的專業(yè)人才。為此，各國更加注意加強立法，將已有的措施轉化為法律，提高稅法的權威性。與此同時，各國還特別注意高水平人力資源的配備。

五、“一帶一路”戰(zhàn)略實施的稅收對策：短期對策與長期制度建設

(一)稅收對策選擇的基礎：世界新秩序的影響

稅收治理是國家治理的一部分。稅收治理水平的高低關系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能否順利實現。國際稅收治理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一部分。積極推動國際稅收新秩序的形成，是中國國際稅收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務。

Kissinger(2014)認為，每一種國際秩序遲早會受到兩種趨勢的挑戰(zhàn)：一是義理性(legitimacy)的重新界定(當國際安排的價值發(fā)生根本性變化時)；二是權力平衡的顯著轉移(源于國際秩序不能適應國家權力關系發(fā)生重大變化時)。國際秩序需要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在他看來，21世紀世界秩序結構中，世界政治和經濟組織不一致。國際經濟體制已是全球化的，而世界政治結構仍然主要基于國家民族利益。全球經濟動力來自于清理商品和資本流動的障礙。國際政治體制卻在拖后腿。

王逸舟(2012)在談到如何看待全球主義的追求與本民族利益之間的關系時所主張的“本土情懷與全球視野”理念，值得我們在積極推動國際稅收新秩序時予以重視。按此理念確立起來的國際稅收秩序，才可能實現民族情懷與國際主義間的動態(tài)均衡。大量現實稅收問題解決方案的背后是理論支撐。稅收是經濟、政治、社會等多個領域問題的交匯點。國際政治(國際關系)理論，對于國際稅收秩序的形成與發(fā)展有著重要的影響。中國參與國際稅收新秩序的建立，是促進世界秩序改變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此，我們需要深入了解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發(fā)展，并將之融入國際稅收新秩序方案中。王逸舟(2006)認為，西方國際政治研究包括四大方面，即決策過程分析、思想史分析、政治學基礎和多學科方法論，可概括為西方國際政治研究的“外交學、思想史、政治學和方法論”不同角度，且這些角度是互補和交叉的�！耙粠б宦贰睉�(zhàn)略實施的稅收對策選擇要解決的國際稅收管理問題，只能在國際政治框架內進行。為此，中國要特別注意國內稅法與國際稅法的結合與銜接，要注意構建雙邊、多邊與國際稅收合作機制。在互聯網和數字化時代，國際稅收管理仍有一些新問題需要面對。④

(二)短期對策

1.加強納稅服務。

“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涉及國家和地區(qū)眾多。其中，有不少國家和地區(qū)的稅制情況或因語言或因稅制較為復雜，國人并不了解。⑤提供這些國家和地區(qū)的稅制信息，可以幫助納稅人降低稅收風險，促進對外投資的可持續(xù)性。稅制信息的提供既可以是國家層面的，也可以是地區(qū)層面的。地區(qū)層面的可以因地制宜，提供對外投資者最迫切需要的當地信息。⑥中國對外

簽訂的稅收協(xié)定，同樣要讓納稅人受益。稅務部門應該積極收集并傳播相關信息，讓相關納稅人盡可能多了解相關信息，從而將既有的稅收協(xié)定的功用發(fā)揮到極致。同時，稅務部門應積極吸收相關納稅人的意見和建議，爭取機會，進一步優(yōu)化稅收協(xié)定的內容，以更好地為納稅人服務。

同時，還要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納稅服務要付出成本，顯然，政府不可能滿足市場對國外稅制信息和稅收協(xié)定個性化運用的所有需求。在此，市場作用需要得到充分的發(fā)揮。一些會計、稅務中介機構可以提供更加個性化的涉稅服務，從而更好地滿足對外投資者的需要。

2.加強跨境稅源管理。

只有公平地對待納稅人，稅收的公正與促進效率作用才能得到充分的發(fā)揮。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首先影響國家稅收利益，其次也會影響不同納稅人的平等稅收待遇，從而帶來不公平競爭。為此，必須加強跨境稅源管理，進一步優(yōu)化稅源監(jiān)控制度。

“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對跨境稅源監(jiān)控制度的優(yōu)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稅收主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國稅務當局通常很難直接到另一國進行稅務稽查。因此，國際稅收情報交換機制的確立與運作就顯得至關重要。國際稅收協(xié)定多涉及相關內容，但在具體操作上，仍然需要更多更積極的配套措施�；ダ献魇菄H稅收情報交換的基礎。國際稅收情報交換既要注意運用雙邊合作機制，又要積極爭取多種途徑配合，在多邊合作機制下甚至在各種國際組織框架內解決問題。

企業(yè)和居民的納稅申報，是跨境稅源監(jiān)控制度優(yōu)化的基礎。這也是一國自身稅收制度所能規(guī)定的。關鍵在于，如何讓在海外的企業(yè)和居民有效地申報海外稅收信息。為此，必須有一套有效的獎罰分明的機制，在一定的征管成本約束下，促進跨境稅源的高效監(jiān)控。只要涉及國際稅收事務，“避稅地”就是一個不可忽略的難題。應該說，近年一些國家和國際組織，在反對“避稅地”濫用上取得了積極成果。不同國家所面對的“避稅地”問題有不同的特點，應該根據自身情況選擇合理的應對措施。但是，“避稅地”對于資本輸出國的負面影響是一樣的。在這個資本大流動的時代，加強國際間的合作，讓各國按貢獻得到自身應該得到的稅收份額，應該成為國際合作努力的方向。

3.優(yōu)化稅收抵免制度。

不同的稅收抵免方法對投資者的影響是不同的。對于投資者，不分國不分項的稅收抵免是最有利的，但這可能嚴重影響國家稅收利益。因此，稅收抵免制度的優(yōu)化只能在投資者和國家利益之間選擇一個均衡點。分國綜合抵免和分國分項抵免都可以是選擇項。在投資活動日趨復雜的背景中，間接抵免的層次也變得特別重要。何種層次的間接投資可以享受抵免待遇，會直接對投資者利益產生影響。⑦

4.其他。

特別納稅調整屬于技術性較高的稅收事務，“一帶一路”戰(zhàn)略的實施將對中國特別納稅調整制度(轉讓定價、預約定價安排、成本分攤協(xié)議、受控外國企業(yè)、資本弱化以及一般反避稅等)提出新要求�！耙粠б宦贰睉�(zhàn)略實施的初期，基礎設施建設更受重視。在“互聯互通”的投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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