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西方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的文化詩學——試析格林布拉特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的理論構架，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西方馬克思主義視域中的文化詩學——試析格林布拉特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的理論構架

作者： 傅潔琳      2008-12-10   閱讀人次： 2867

版權聲明：本文為本站首發(fā)，轉載請注明轉自“實踐與文本”和文章具體出處（《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濟南大學 文學院， 濟南 250022)

  摘 要：格林布拉特的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理論內蘊著諸多西方馬克思主義因素，特別是他對文本中的意識形態(tài)政治的透視和解剖，使其理論披上了撲朔迷離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色彩，被人們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另一個版本”。雖然不能把格林布拉特的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理論完全歸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體系，但應該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對它的影響，并可以從這一視角來透析格林布拉特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的理論構架：一是歷史思維和歷史的解釋原則；二是秉持一種整體的文化觀；三是對隱含的意識形態(tài)的揭示。
   關鍵詞：格林布拉特； 新歷史主義； 文化詩學； 西方馬克思主義
   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度資助項目（08JHQ0034）

   哈佛大學教授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 1943-）首倡的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理論，在美國已經(jīng)形成比較成熟的理論研究領域。作為“新歷史主義之父”，格林布拉特的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理論似乎內蘊著諸多西方馬克思主義因素，特別是他對文本中的意識形態(tài)政治的透視和解剖，使格林布拉特的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理論披上了撲朔迷離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色彩而受到種種非議。格林布拉特遭受攻擊的焦點在于他在廣泛的文化視域中進行文本闡釋，有學者認為，這不僅凸顯和標示出意識形態(tài)與政治觀念，而且模糊了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的區(qū)別，例如，當格林布拉特大量引證日常生活事件，甚至把主教的帽子也作為文化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文本進行分析時，文學理論批評在這種泛政治化、泛社會化理論批評方法的審視和分析之下被稀釋、異化甚至被覆蓋。（注：Stephen Greenblatt,Learning to Curs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1990，p.216.）美國著名文論家凱瑟琳·伽勒爾談道：“關于‘新歷史主義’的政治涵義，批評家們已作出各種極不相同的解說，但是他們基本上同意，它的政治性是令人厭惡的。一方面，它被指責為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粗淺版本。另一方面，它又被當作一種后殖民主義的形式等同體加以譴責……左傾及右傾批評家似乎都被惹惱了，因為新歷史主義拒絕承認文學及其批評外延能夠理想地超越于政治之上，也不認為文學及其批評僅僅是可以適當解碼的政治。”（注：凱瑟琳·伽勒爾：《馬克思主義與新歷史主義》，趙一凡譯，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編：《文藝學與新歷史主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61-162頁。）愛德華·佩奇特認為新歷史主義的核心是“一種馬克思主義批評理論”，他用馬克思《共產(chǎn)黨宣言》式的語氣說道：“一個幽靈在批評理論界游蕩，一個叫新歷史主義的幽靈。”（注：張中載、王逢振、趙國新主編：《二十世紀西方文論選讀》，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2年，第595頁。）我們雖然不能把格林布拉特的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理論完全歸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體系，正如伽勒爾所說，“沒有任何文化或批評實踐是種單純的政治偽裝物”（注：凱瑟琳·伽勒爾：《馬克思主義與新歷史主義》，《文藝學與新歷史主義》，第162頁。）；但是應該注意到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對格林布拉特理論的影響，我們試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具體分析：
一、歷史思維和歷史的解釋原則
   歷史思維和歷史的解釋原則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恩格斯認為：“每一個時代的思維，以及我們時代的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chǎn)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內容。”（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84頁。）在《德意志意識形態(tài)》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chǎn)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xiàn)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活動的直接產(chǎn)物。表現(xiàn)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chǎn)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的生產(chǎn)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xiàn)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chǎn)力和與之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fā)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tài)——所制約。……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72-73頁。）
   在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思維和歷史解釋原則時，不同時代的思想家對于歷史與文本的關系有不同的認識。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闡釋學在過去的文本和現(xiàn)在的闡釋問題上持“絕對歷史主義”態(tài)度，以對現(xiàn)存社會的科學剖析來看待過去并推測未來，特別強調歷史的暫時性。而在格林布拉特看來，文學和歷史不是對立的，而是同處于社會符號化的人類思想空間之中，文學參與了歷史的構成，文學是歷史的一部分；歷史是斷裂的、是由種種偶然性構成的、是被不斷構塑的；歷史的再文本化過程是多重往返的社會能量的匯聚、交流、碰撞的過程。這種歷史觀涉及過去的文本與現(xiàn)在的闡釋之間的重要關系，即把歷史文本的闡釋看成是一個流動性的過程，是種種能量關系的重組、構建、延展。我們再也不能把過去看成是僵死的對象，仿佛過去全靠我們去復活、保存和維持；恰恰相反，在（現(xiàn)今和過去的）交遇中，過去是一個積極的動因，它向我們走來，作為一種與我們迥然有異的生活方式，向我們的生活方式提出質疑，它評審我們存在于其中的社會。（注：徐賁：《走向后殖民與后現(xiàn)代》，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37-38頁。）
   格林布拉特認為，歷史真相往往潛存于歷史檔案和并不引人注意的游記、日記、繪畫、軼聞記載等文本之中。所以格林布拉特常常把對過去所謂的單數(shù)大寫的歷史（History）的關注，轉向注意眾多復數(shù)小寫的歷史（histories），通過講述一些故事，探視歷史中隱藏的文化密碼。這一歷史觀與杰姆遜的觀點非常相似。杰姆遜在《政治無意識》中有一個著名的論述：依照阿爾都塞的“不在場的緣由”，或者拉康的“真相”說，，歷史都不是一個文本，因為從根本上說，歷史是非敘述、非再現(xiàn)的；不過，我們又可以附帶一句，除了以文本的形式，歷史是無法企及的，或換句話說，只有先通過文本化的形式，我們才能接觸歷史。（注：Fredric Jameson,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5.）歷史本身雖然不是文本，但是我們接觸的和對象化的歷史只能是文本，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歷史就是文本本身。
   如果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哲學思想運用到文學闡釋中去，就必須將文學放在文化社會政治歷史的大背景中進行闡釋，從具體語境中來理解和透視人的本質。在格林布拉特看來，必須將文學和實際生活結合起來進行分析和闡釋，要注重考察人在社會中的實際生活，他在此基礎上建立了“自我造型”理論，并成為其新歷史主義與文化詩學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我造型”問題主要是探究具體現(xiàn)實的人與人、社會與社會、文化世界與文化世界之間的種種聯(lián)系、交往、沖突的關系，是具體的主體間關系的展開和遮蔽，是順從和破壞雙重力量的對話與交流。在這個過程中，自我不斷被別人的、異己的、外在于我的東西影響和構塑。這種“自我造型”過程一方面通過虛構的事件、人物，尋繹自我與他人的復雜關系，讓不可控制的外在社會力量穿越自身，這樣，不僅創(chuàng)作的自我得以塑造，閱讀文本的他人也得到塑形，而文本闡釋更是一次“自我塑造”的復雜的理論旅程。格林布拉特談到：“對于某個特定的‘我’來說——這個我是種特殊的權力形式，它的權力既集中在某些專門機構之中——例如法庭、教會、殖民當局與宗教家庭——同時也分散于意義的意識形態(tài)結構，特有的表達方式與反復循環(huán)的敘事模式中間。”（注：格林布拉特：《〈文藝復興時期的自我造型〉導論》，《文藝學與新歷史主義》，第81頁。）在此，格林布拉特說“這個我是種特殊的權力形式”，因為每個人的行動都構成社會生活的一部分，個人不僅要接受社會習俗、各種制度的制約，而且我的存在對他人與社會都產(chǎn)生了某種影響。不僅像托馬斯·莫爾那樣的大法官會因為對法律的監(jiān)管而作用于社會，并在某些特定時刻成為社會法律的化身，而且普通人也會因為生命在某種層面上的社會意義，在某種程度上成為權力的現(xiàn)實存在形式。
二、 秉持一種整體的文化觀
   整體的、聯(lián)系的觀點是唯物辯證法的精髓。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整體的、聯(lián)系的原則并不是把它的各個環(huán)節(jié)歸結為有差別的統(tǒng)一性和同一性，而是整體各環(huán)節(jié)彼此處于一種動態(tài)的、辯證的聯(lián)系之中。在格林布拉特看來，理論批評不是高居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空談，而是實際生活結構中的文化密碼和建構性力量，無論理論問題走多遠，都與人的物質生活密不可分。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就是要堅持對文學文本與其他文本之歷史聯(lián)系的詩學闡釋，這種闡釋要求打破一切人文的界限，形成一種整體的文化思維方式。格林布拉特的這種整體文化觀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致的，我們可以從如下兩方面來理解：
   1跨越文學文本與非文學文本的界限
   格林布拉特認為，當代理論對文學批評實踐的最重要影響是顛覆了過去那種把審美再現(xiàn)看成是與文化語境無關的觀點，審美不再是與文化、意識形態(tài)、物質存在完全脫離的領域，可以說文化、意識形態(tài)、物質社會是產(chǎn)生和消費一切藝術的根本所在。這一顛覆不僅得到公開反對文學獨立自足說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認可，而且也得到解構理論的認可。解構理論在文學闡釋中不斷發(fā)現(xiàn)的不確定性，使所謂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也受到了質疑。生產(chǎn)文學作品的意圖并不能保證文本的自足獨立，因為能指總是要超越意圖，使意圖受到破壞。這種不斷的超越，使得所有本來一直是穩(wěn)定的對立不得不分崩離析，這也恰好是所謂意義的無限延宕的一種表現(xiàn)。歷史不能脫離文本，一切文本都不得不面對文學文本所揭示的不確定性的危機，這樣一來，歷史失去了它在認識論方面的純真，而文學則失去了與其說是特權、毋寧說是牢房的那樣一種孤立狀態(tài)。（注：Stephen Greenblatt, "Shakespeare and the Exorcists," Robert Con Davis and Ronald Schleifer,Contem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New York and London:Longman,1989, p.429.）對文學與非文學界限的跨越是格林布拉特文化詩學理論極為重要的方面，這是一種新的將文化視為互相聯(lián)系的整體之觀念的文本闡釋策略。
   格林布拉特在《通向一種文化詩學》中舉了一個實例：里根總統(tǒng)在其政治生涯的關鍵時刻，不經(jīng)意地援引了通俗電影道白以及白宮發(fā)言人的政治解釋。藝術與現(xiàn)實、虛構與政治、審美與真實是有確定的界限，由此構成“差異性”，但在歷史的發(fā)展中，這種界限又總是不斷被消解，從而形成權力獨白話語所構成的“整體性”。電影與現(xiàn)實生活界限的跨越，造成了總統(tǒng)自我形象的演變，這種演變說明了演藝資本與政治資本的一種“交易”和“商討”，藝術與資本的關系產(chǎn)生了實際的政治結果。格林布拉特認為，總統(tǒng)援引道白表明他是借助于審美的，這就標示了政治生涯與審美藝術的某種隱在關聯(lián)。當他這樣做時，他肯定沒有顧及總統(tǒng)的話語和過去使用的虛構話語的區(qū)別；而他從演員過渡到政客則抹除了這種區(qū)別。正是在這種疆界的確立和顛覆的過程中，文學藝術與社會生活等種種歷史關系因為滲透和融合產(chǎn)生了新的意義。格林布拉特是用 “振蕩”（oscillation）一詞來說明“完整性”與“差異性”的相互關系。“振蕩”意味著文學藝術和社會生活的各種因素既確立又消解的多重復雜運動，這構成了美國日常生活的詩學本質。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闡釋代表了一種新的理論和實踐的闡釋框架，體現(xiàn)了一種消解學科界限的理論氣度，以及宏闊開放的學術眼光。當代史學也好，當代批評理論也好，不能僅僅只囿于特定的學科界限之內進行研究，因為思想是流動的，只有摒除思想成見，敢于跨越學科邊界，才會帶來學術研究新的生命力。
   2文學文本與社會生活的“商討”、“交易”與“流通”
   格林布拉特在劍橋大學期間受到英國新馬克思主義者威廉姆斯的影響，其文化政治觀的覺醒和形成與威廉姆斯息息相關。威廉姆斯針對馬克思主義藝術“反映論”的弊端提出了藝術“中介論”， 認為文化是社會的中介，在經(jīng)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不存在直接的關系，而是要通過藝術的中介活動。威廉姆斯的“中介”概念意在描述一個能動的過程，它最突出的意義就是在對手或陌生人之間進行“商討”、“協(xié)調”或“解說”的行為（注：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97-98.）；威廉姆斯還注意到了“對手或陌生人之間”對立力量的沖突和演變。這些理論觀點與格林布拉特的“自我造型”理論是一致的。格林布拉特在提到文本與各種社會能量的流通時，也反復不斷地提到“商討”、“流通”和“交易”，認為文學藝術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在符號結構中互相運動的能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產(chǎn)生了新的社會能量。“商討”意味著各種社會能量潛在的交易和各種能量的轉化，它既是世界與文本的商討，也是各種文本之間的商討，是諸種社會能量之間的商討。
   格林布拉特在《神奇的財產(chǎn)》（Marvelous Possessions）里描述了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后，宣布一切財產(chǎn)都歸西班牙國王所有的過程，以此說明語言與文化作為社會的中介，產(chǎn)生了社會能量的“商討” 與變化。當?shù)厝俗畛醢l(fā)現(xiàn)哥倫布時很膽怯，但很快就向他們敞開了真誠的胸懷，并拿來所有的好吃的、好喝的款待他們。因為他們神奇的款待，日記這樣寫道：總督（哥倫布）給他們玻璃珠子和銅戒、銅鏈子，不是因為他們要這些東西，而是因為這樣才對。更為重要的是，總督說他已經(jīng)把他們看成屬于凱斯特（Castile）的統(tǒng)轄因而是凱斯特人，并且說他們什么都不缺，就缺少語言和命令，因為他發(fā)出的所有命令他們都會遵守，而不會反抗。（注：Payne, Michael,The Greenblatt Reader,Malden, MA : 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p.99.）這些當?shù)厝藢ξ靼嘌廊朔浅崆椋以诔醮卧庥鼍统蔀槌紝�，同時也就成為基督徒，由于他們會很淳樸地服從，所有這些地方都被占領而沒有發(fā)生任何武力沖突。為了讓當?shù)厝四軌蚋玫貓?zhí)行他的命令，哥倫布還給他們一些取自于島上的物品，讓他們學習語言，又派五名當?shù)厝说轿靼嘌廊W習語言。格林布拉特用原始資料進行分析闡述，以揭示神奇的殖民過程中的權力征服。殖民過程是在贈送一些玻璃珠子等小禮物的友好氣氛中進行的，語言知識和權力結合起來，處理他者和異端的最好辦法就是將之同化，通過語言訓練的辦法，從文化上改變和鼓勵這些當?shù)厝擞脷W洲的方式來思考問題和解釋世界。這樣，殖民過程也是一種帝國自我合法化的過程。在歐洲文化語境中，帝國強大的合法化的自我是建立在他者文化的臣服之上的，于是，文本和語言都成為重要的殖民工具。
   殖民征服就是一種權力征服，問題不僅僅在于征服本身，而且在于種種被忽略的征服者的角度、立場和思維方式。殖民者不是把那些被殖民的當?shù)厝丝醋魇且恍┬袨閭�體或是與自己一樣的獨立的生命存在，而是把他們看成是另類的“他者”，是一種物化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好像即使送一個玻璃珠子也是莫大的恩惠和高貴的行為，而當?shù)厝怂械目犊�，都是他們作為主人應該擁有的一種權力。這種潛在的意識構成了一種無形的文化暴力，通過將他人在思維上非人化，保持了自己優(yōu)越的占領者的優(yōu)勢。整個殖民過程用航海日志、卷宗文獻、調查統(tǒng)計、法規(guī)律令等記錄下來，成為土地財富占有的證據(jù)，殖民過程也是文本化的過程。因此，“對任何殖民權力來說，文字銘刻都是使非歐洲的環(huán)境塑造成形，得到表現(xiàn)的手段。文本性的投射——無論是記錄事實，還是寫成故事、詩歌——既是全面詳盡地理解殖民地的一種手段，也是一種通盤的控制。”（注：艾勒克·博埃默：《殖民與后殖民文學》，盛寧、韓敏中譯，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11頁。）這樣看來，歷史文本與文學文本并非是單純記載和流通社會信息，在大多數(shù)的情況下，它承載和負荷了巨大的社會能量，產(chǎn)生了政治媒介和輿論作用，從而促成社會能量的交易與流通。
三、對隱含的意識形態(tài)的揭示
   法國“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阿爾都塞認為：意識形態(tài)具有巨大的虛幻和欺騙空間，它是個人同他所存在于其中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想像性關系的表現(xiàn)（注：Loris Althrsser,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p.152.），意識形態(tài)是一種回避歷史真理從而想像性地解決現(xiàn)實矛盾的途徑。西方馬克思主義闡釋學代表性人物杰姆遜則認為：意識形態(tài)分析可以被描述成對某一特別敘事特征的重寫，或者是具有社會、歷史、政治語境的一種功能。“語境”出于分析的目的總是在事實之后重建，這樣，不僅意味著把意識形態(tài)分析轉化成對文學作品的重寫，而且，這種重寫本身，就是對先前的意識形態(tài)或者歷史潛文本的重寫或重構。因此，文學或者美學的姿態(tài)總是同現(xiàn)實保持某種能動關系，即文學的或者美學的活動已經(jīng)被限制在“反映”現(xiàn)實這樣一個相當復雜的操作中。所以，為了對現(xiàn)實作出反映，文本不能簡單地讓現(xiàn)實被動地處于文本之外的距離中，而是必須把現(xiàn)實納入自身的肌理中。（注：詹姆遜：《批評理論和敘事闡釋》，《詹姆遜文集》第2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315-316頁。）用杰姆遜的這個觀點可以洞悉格林布拉特 “敘述”的奧妙。格林布拉特的“敘述”本身就是一種事實的文本化過程，通過這種對現(xiàn)實的摹寫，將現(xiàn)實納入文本創(chuàng)作與文本闡釋之中，從而顯示了意識形態(tài)力量在構塑自我時所產(chǎn)生出來的諸種現(xiàn)實狀態(tài)。
   杰姆遜認為，文學批評的過程不是去解釋文化現(xiàn)象，而是把文本內容當作一種被遏制力量所扭曲的一種提示，從而揭示被壓抑的隱在內涵。這種遏制的力量或者遏制的策略是無處不在的，它是意識形態(tài)本身。這種對阻礙歷史之力量的揭示，被杰姆遜稱為“元批評”。格林布拉特在文化的詩學闡釋中也是力圖凸顯意識形態(tài)的壓制和阻礙，發(fā)現(xiàn)被隱藏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力量塑形的歷史因素。這種文本闡釋方式主要是通過對具體文本的細讀(例如對文藝復興時期的戲劇分析)，同時采用“講述”的方式，將日常生活的歷史融入文本的闡釋之中，以此體現(xiàn)了自己堅定的文化政治觀，這種文化政治觀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很相似。例如格林布拉特在《神奇的財富》中重述了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的歷史資料，重新闡釋了哥倫布占領新大陸的政治與意識形態(tài)特點。哥倫布發(fā)現(xiàn)新大陸不僅僅是一種經(jīng)濟行為、航海冒險行為，而且是一種語言殖民、經(jīng)濟殖民、政治殖民的綜合過程。格林布拉特寫道，哥倫布奪取財富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系列語言動作：宣布、證明、登記。這種行為是公開的和正式的，哥倫布代表國王和王后說話，他的話必須被聽取，并被視為與國王和王后的話一樣，這就叫證明。如果將來需要證實這一事件的真實性的話，那么，這種展開橫幅、宣布占有財產(chǎn)的過程就成為合法的證明。哥倫布在宣布新大陸所有權時運用的是語言，而語言之所以能夠產(chǎn)生效果，是因為它代表了王權。于是，王權、語言、財富就成為三位一體的運作機制，其中語言是事件成立的媒介和工具。格林布拉特接著寫道，因為哥倫布時代的文化習俗完全不承認口頭證明，法律程序要求有書面證明，因此，哥倫布把自己的語言行為寫進航海日志里，這樣就能夠保證所有的事情都記錄下來，將來這些記錄會有很大的權威性。他們把這些文件蠟封好，千里迢迢帶到那些官員面前，由他們來肯定這些材料的真實性和合法性，從而保證了在哥倫布的聲音消逝之后，這些事件的記憶被固定下來，書寫是使這種記錄成為制度化的形式。（注：Payne, Michael,The Greenblatt Reader, p.85.）
   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闡釋不是中立的文化行為，而是彰顯出被意識形態(tài)壓抑了的他異的聲音，揭示出主導意識形態(tài)對社會和文學中他異因素的同化、化解和利用。杰姆遜認為意識形態(tài)的“遏制策略”早就深深嵌入了一切文本和我們對文本的闡釋和思考之中，意識形態(tài)政治權力是以一種更為隱蔽的形式存在于各種文本的構成中。在杰姆遜看來，文本是內化并真正通往現(xiàn)實的一條途徑，通過語言，文本將現(xiàn)實當成它“固有的”潛文本并加載到自身之中來加以完成，將世界加以內化，而它描述世界的途徑常常是通過象征活動來達到的。（注：詹姆遜：《批評理論和敘事闡釋》，《詹姆遜文集》第2卷，第316頁。）在格林布拉特看來，在“歷史的再文本化”過程中，肯定隱含了語言敘述的詩性品質。歷史寫作是特定人的行為，包含了人的主觀欲望，也含有文化文本的意識形態(tài)性質和潛在企圖，因此文化文本闡釋是復雜的。哥倫布的殖民書寫行為，就直接是一種政治行為，一種有預謀有明確目的的殖民占有，其中中性的語言成了事件的媒介和幫兇。歷史書寫有時候就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政治得以實現(xiàn)和發(fā)揮作用的形式，其中隱含了種種復雜的社會力量的較量。
   格林布拉特在分析闡述英國殖民者對土著居民和東方“他者”的殘暴虐殺時說，傳統(tǒng)馬克思主義的優(yōu)勢在于它認識到了司各特敘述的恐怖，他們不僅僅把它看作是一種脫離常規(guī)的、過去時代的未開化的狀況，而是試圖從新生資產(chǎn)階級和帝國主義原始積累的層面來理解這一現(xiàn)象。但是這種潛含著歷史必然性的理論，又往往存在著失掉其敘述黑暗獨特性的危險，也存在著吸收了無法言說的事件性質的危險，這樣就有可能使這種人類關系的言說破裂或對其進行意識形態(tài)理論規(guī)置，進而把它的災難性演變成一種抽象預示性的圖畫。（注：Stephen Greenblatt, Learning to Curse, p.17.）在格林布拉特看來，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殘酷性，并把它上升到歷史必然性的高度，以此說明了資本主義血腥發(fā)展的實質；但是，這樣的抽象概括往往容易喪失文本對人類殘酷事件敘述的詩學品質，從而無意中把人們感性的痛苦歸化成抽象的政治理論而失掉文本中震撼人心的詩學力量。
   總之，格林布拉特的成功之處就在于將理論與現(xiàn)實生活結合起來，善于將現(xiàn)實故事揉進枯澀的理論之中、又將理論用在生活的深處，讓人們不得不正視和面對那些被隱藏和回避的真相，找出它的意識形態(tài)實質，所以，格林布拉特強調說新歷史主義不是一種教義，而是一種實踐，這種將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的觀點，與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是契合的，我們應該充分正視和肯定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詩學理論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關系。
  

(責任編輯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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