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布時間：2016-12-01 16:47

  本文關鍵詞：“庶民研究”與后殖民史學，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庶民研究”與后殖民史學 18834字 投稿：侯賚賒

全文17頁 共18834字

 

 

《十八歲和其他》被收錄于蘇教版必修一“向青春舉杯”模塊，是臺灣作家揚子為慶賀長子的生日，以自身的親身感受，圍繞著“十八歲”這個話題，用朋友口吻訴說著對長子的期望。全文緊緊圍繞十八歲、兩代人的矛盾、讀書的苦樂，以及戀愛、青春進行敘述。從中我們可以得到許…

［中圖分類號］K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1873（2006）05—0150—06歷史研究是要占有充分資料的，只有充分占有資料，進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才能獲得科學的結論。“文革”前，歷史所出版了《鴉片戰(zhàn)爭末期英軍在長江下游的侵略罪行…

綜觀審視中學語文教材，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一些課文甚為淺顯，而有些課文相對中學生的認知水平而言過于深奧。對這些“淺文”和“深文”靈活處理，因材施教，既要讓學生吸收到“充足營養(yǎng)”，又要避免“消化不良”，就顯得尤為重要了。筆者認為，教師應本著“因文而異，因人而…

 

作者：張旭鵬

史學理論研究 2007年01期

 

　　一如霍米·巴巴所指出的，我們生活在時代的邊界上。這并不是說，人類即將把過去拋諸腦后，從此進入一個新境界，而是表達了一種對傳統(tǒng)范式的超越之情，不論它是思想的、文化的、制度的抑或其他形式。① 似乎唯有那些時興的、但又充滿爭議的被冠以“后”字的種種術語才能概括當前的現(xiàn)實感。如果后現(xiàn)代主義的旨趣僅限于對啟蒙理性作出否定的話，那么就它所引發(fā)的思想上的激動人心而言，不過是在做一件眼光狹隘的工作。“后”（post）的意義不在于強調時間的連續(xù)，如女權主義之后（after）；或者暗示時代的斷裂，如反（anti）現(xiàn)代主義。相反，這些術語不斷體現(xiàn)出一種越界的渴望，顯示了它們那用之不竭的修訂事物的能量。近年來興起的后殖民史學體現(xiàn)了這一特征，它試圖超越西方與非西方之間的知識邊界，對源自西方繼而又傳播到非西方的現(xiàn)代史學范式作出大膽的修訂，力求在批判西方史學和反思非西方史學的基礎上構建一種書寫非西方歷史的新模式。后殖民史學的理念與方法在以“庶民研究”為總題的一系列論著中得到了明確體現(xiàn)。本文將考察“庶民研究”的發(fā)展脈絡與后期轉向，以期揭示后殖民史學的若干特點及其在重新定向歷史學上的意義。

 

 

　　一、“庶民研究”的興起

 

 

　　當代后殖民史學的范例要首推持續(xù)二十余年的“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計劃，這是一項以印度歷史學者為核心，參與者來自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的國際性學術工作，旨在探討南亞社會底層民眾的歷史、文化、生存狀況和反抗斗爭。1982年，拉納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編輯出版了《庶民研究》的第1本專輯，到2000年，該文集已經出版了11卷。② 其中，前10卷均以《南亞歷史與社會文集》（Writings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為副標題，第11卷則改為《共同體、性別與暴力》（Community,Gender and Violence），預示著21世紀的庶民研究開始關注新的領域和主題。1988年、1997年《庶民研究》先后推出了一本選集和讀本，集中了不同時期的代表性文章。③ 此外，庶民研究小組的成員還分別在一些頗具影響的后現(xiàn)代主義刊物如《社會文本》（Social Text）、《文化批評》（Cultural Critique）、《再現(xiàn)》（Representations）以及主流學術期刊《社會與歷史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上撰文闡述自己的觀點，引起了更為廣泛的回響與爭論。如今，庶民作為一種研究視角④ 已經不再僅限于印度和南亞的歷史經驗，關注不同社會的庶民及庶民意識越來越具有某種普遍性。⑤ 庶民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價值顯然也超出了歷史學的疆界，正在參與著對當代全球文化空間內的新殖民主義、文化帝國主義和社會科學知識中的東方主義、歐洲中心主義的批判。

 

 

　　“庶民”（subaltern）的概念來自于意大利馬克思主義者安東尼奧·葛蘭西。葛蘭西在《獄中札記》的《意大利歷史隨筆》一節(jié)中首次使用了這一理論術語，并為人們勾勒出“庶民歷史”的方法論標準。葛蘭西指出，庶民的歷史與市民社會的歷史進而與國家和國家集團的歷史交織在一起，研究庶民的歷史就必須關注以下問題：1.在經濟生產領域的發(fā)展和變化的作用下，庶民社會集團的客觀形成，它們在數(shù)量上的擴散及其與早已存在的社會集團之間的淵源關系，它們在一段時間內保存著這些集團的心態(tài)、意識形態(tài)和目標；2.它們積極或消極的加入統(tǒng)治政治階層，為了堅持自己的要求而試圖影響這些階層的綱領，它們所作的這些努力在分化、改造和新生過程中的決定作用；3.旨在保住庶民集團首肯并維持對它們的控制的統(tǒng)治集團的新政黨的誕生；4.為了堅持對部分優(yōu)先地位的要求，庶民集團自身所造就的階層；5.那些維護庶民集團自治權（在舊體系內部）的新階層；6.那些維護整體自治等等的階層。⑥

 

 

　　葛蘭西至少在兩重意義上使用了“庶民”一詞。首先，用作產業(yè)無產者的代名詞。不過，和以往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同，葛蘭西聲稱資產階級在獲取權力的過程中，不是簡單地通過國家機器強行獲得支配地位，而是把市民社會的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制度轉化為對整個社會的領導權，⑦ 這種領導權甚至是在庶民認可的過程中得以確立的。其次，葛蘭西是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結構中討論庶民問題的。他指的是在以階級分等級的社會里，占支配地位的階級和從屬階級之間更一般的關系。葛蘭西主要在南部意大利這一背景下，談到了作為從屬階級即庶民的農民。與歐洲某些馬克思主義者對農民的文化、信仰、實踐活動和政治潛力的輕視相反，葛蘭西特別提到了農民的宗教信仰和實踐的獨特性質、他們的語言和文化產品、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斗爭以及革命的知識分子研究和理解農民的必要性。他同時提醒人們注意，與統(tǒng)治階級的整體性、獨創(chuàng)性和具有活力的歷史動力機制相比，破碎的、被動的和依賴性的農民意識往往被統(tǒng)治階級支配性的意識形態(tài)所拘囿，即使在抵抗運動中亦是如此。

 

 

　　葛蘭西的這些討論在庶民研究中得到了富有成效的應用。但是，對庶民研究小組而言，庶民的所指更為廣泛。古哈在庶民研究的綱領性文獻《論殖民地印度史編纂的若干問題》中給庶民作了如下界定：“作為一種總稱，指稱南亞社會處于從屬地位的下層，不論是以階級、種姓、年齡、性別和職位的意義表現(xiàn)的，還是以任何其他方式來表現(xiàn)的。”⑧ 這樣看來，庶民實際上成為人民的同義語，等同于后者范圍所及的各種社會群體和成分。將庶民作為一個分析性范疇單獨開列出來，不僅僅是為了表述上的方便，更重要的是體現(xiàn)它的特殊性，將之從長期以來被“精英”——外來的殖民統(tǒng)治者和本土的勢力集團——的歷史所掩蓋的狀態(tài)中拯救出來，以此來糾正印度歷史研究中只關注精英，卻忽視庶民的現(xiàn)象，重現(xiàn)庶民作為歷史主體的重要性。

 

 

　　古哈指出，印度現(xiàn)代歷史研究長期被一種精英主義所主導，它包括殖民主義者的精英主義和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精英主義兩種形式。兩種史學研究方法都帶有一種偏見，即把印度民族的形成與民族主義的發(fā)展歸結為精英的成就。前者將印度的民族主義解釋為一種刺激和反應的作用，認為它是印度的精英對殖民統(tǒng)治產生的制度、機遇和資源等作出的回應和“學習過程”；后者則把印度的民族主義描述為理想主義者的冒險行為，本地精英投身其中是為了領導人民從被征服狀態(tài)走向自由。⑨ 雙方都假定民族主義完全是精英行動的產物，在任何一個敘事中都沒有庶民進行獨立政治行動的位置。⑩

 

 

　　庶民研究小組試圖表明，殖民精英主義的那種認為印度的民族主義不是為了民族的普遍利益而采取行動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民族主義歷史學家關于庶民的政治意識是在民族主義精英的影響和激發(fā)之下才覺醒的說法，也被證明是不正確的。事實上，在很多時候，庶民在民族運動中并沒有受到精英的控制，庶民政治的目的、方法和行動與精英不盡相同。1942年，印度北部的比哈爾邦和東部聯(lián)省地區(qū)爆發(fā)的讓英國殖民者“離開印度”（Quit India）的運動即是一例。這場運動具有雙重性質，它既有以國大黨為主的民族主義精英尋求印度獨立的目標，也包括廣大下層人民希望改善經濟狀況的要求。運動由民族主義精英發(fā)起，下層人民只是后來才加入。“離開印度”運動最終還是失敗了，原因在于民族主義精英沒能將兩股力量凝聚起來，制定一個長遠的共同目標。(11) 這說明，即使在民族主義政治的領域內，精英的民族主義與庶民的民族主義也多有抵牾。

 

 

　　如果庶民政治不同于精英政治，那么它的自主性的來源是什么？這一政治的原則是什么？庶民研究小組提供的答案是：庶民意識的獨特結構或所謂的庶民性（subalternity）塑造了庶民政治。在他們看來，庶民意識是由從屬階級的經驗發(fā)展而來，從抵抗日常的奴役、剝削和剝奪的斗爭中發(fā)展而來，這些經歷使得庶民政治帶有許多它特有的語言、規(guī)范和價值，成為一個自主的領域。然而，尋找表現(xiàn)庶民意識的歷史證據(jù)是困難的。這一方面是由于庶民的歷史記述本身就是零碎的，缺乏應有的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另一方面，有關庶民的歷史記錄大多是片面的，為支配集團所準備和保存，也因而被后者所置換或挪用，它們存在于諸如法庭上的審判、集市里的謠言或造反者的口號中，歷史學家在慣常使用的檔案中找不到對庶民的真實描述。即使那些較為客觀的并對庶民抱有同情的記載，也試圖將庶民政治桀驁不馴的事實塞進理性的框架中來理解，失去了庶民意識中最強有力的、最重要的因素。其結果正如葛蘭西所指出的：“庶民集團的歷史必然是支離破碎的……庶民集團一方所表現(xiàn)出的每一點獨立的進取心對于整體的歷史學家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最終，這類歷史只能付諸專著的形式，而每一部專著都需要大量的、往往難以收集到的資料。”(12)

 

 

　　為了強調庶民意識的自主性和連貫性，以補償它在相關題材文獻中的缺失，早期的庶民研究更多地關注于南亞不同地區(qū)、不同時期農民反叛的歷史，力求發(fā)現(xiàn)一些新的材料，從中聽到庶民自己的聲音。古哈確信，庶民意識的“純粹狀態(tài)”是在反叛的行動中成功地表現(xiàn)出來的。(13) 一旦確立了反叛在庶民歷史中的核心位置，研究者便開始尋求精英主義表述之外的農民反叛的模式，他們不再將反叛納入謀求獨立、建立民族國家的框架內來理解，反對將農民反叛視作精英意志的體現(xiàn)，認為它有著自己獨立的價值和目標，以此說明庶民并非在消極地接受統(tǒng)治，而是在與異化的權力相抗爭。由此出發(fā)，研究者在面對農民反叛的歷史材料時，也采取了一種更為審慎和批判的態(tài)度。古哈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的關于農民反叛的歷史記錄，按照它們在時間上出現(xiàn)的順序及其相互關系，可分為三級話語類型：官方的記錄（第一級）；當事人的回憶錄和同時代人的歷史著作（第二級）；距離事件的發(fā)生已有很長時間的不代表官方立場的歷史著作（第三級）。(14) 從內容上看，前兩級話語因其官方特性和時代的局限性而不能反映農民反叛的歷史，似乎唯有第三級話語才具有某種客觀性。事實上，當歷史學家在構建第三級話語時，他所依賴的材料依然是經過挪用的前兩級話語，即使其努力保持中立的態(tài)度，也還是不自覺地成為官方或精英的共謀，因而無法揭示農民反叛的真正原因。古哈對此的評論是：“一旦農民抗爭被收編于英國殖民統(tǒng)治（the Raj）、國家或民族的事業(yè)等主導統(tǒng)領的敘述內，歷史學家就很容易放棄他應該探討并描述該抗爭特有的意識之責任，而滿足于把它歸因于某種超驗意識……僅僅把他們再現(xiàn)為某種其他意志的工具。”(15)

 

 

　　既然發(fā)現(xiàn)真正的庶民意識有諸多限制，歷史學家能采用的唯一方法就是站在農民的立場上去閱讀主流歷史，從文本記錄中找出體現(xiàn)著對抗性的那些環(huán)節(jié)并對之予以新的解釋。這樣做盡管困難重重，但畢竟為深入研究開辟了新的途徑，使之能夠繞開精英主義的邏輯，達到重寫殖民與后殖民時期南亞歷史的目的。這種方法論上的變革在古哈對早期庶民研究的構想中得到了應有的體現(xiàn)：“史學編纂的任務在于解釋過去，為變革世界提供幫助，這種變革涉及一種意識上的激進轉變。”(16) 庶民研究也因此取得了非同反響的成功，以一種激進的史學觀念確立了它在學術界的地位。(17)

 

 

　　二、“庶民研究”的轉向

 

 

　　早期的庶民研究由于確信存在一種自主的庶民意識，這就使得對農民反叛歷史的真實再現(xiàn)變成了尋找庶民意識的特有結構，似乎有意將作為從屬階級的庶民從復雜的社會結構中分離出來，形成與精英的對立。誠然，通過庶民主體的再建，確立統(tǒng)治／抵抗、殖民者／受殖者以及西方／非西方的對立，有助于在一個簡單明了的二元架構中分析權力的運作。但是，這種非此即彼的模式卻制約著對權力參與形式、斗爭方式及其發(fā)生偏離和遭到挪用的理解。一些持不同觀點的學者對此提出了異議和批評。加亞特里·斯皮瓦克在《庶民研究：解構歷史編纂》中指出，庶民研究小組設想存在一種純粹的或基本的庶民意識形態(tài)，可以不依靠殖民話語和實踐達到其真理，這樣做實際上已經違背了他們的初衷。因為庶民研究的本意是反對精英主義的歷史撰述，即反對將精英視作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也就是說否定了歷史上必須有一個統(tǒng)領一切的結構的觀念。而將庶民作為一個特定的結構獨立于精英，進而將之作為書寫歷史的主體，又不可避免地墜入到他們所反對的本質主義之中。(18)

 

 

　　這種研究趨勢同樣引起了庶民研究小組內部的注意。在之后出版的《庶民研究》專輯中，研究者在以下兩方面有了更多的認識。首先，如同統(tǒng)治和抵抗都不是獨立存在，不能排除一方去單獨討論另一方一樣，庶民與精英的歷史也總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發(fā)現(xiàn)未被精英主義的權力所玷污的純粹的庶民意識其實是很困難的。吉安恩德拉·潘迪強調，縱然是底層的各種敘述也不能使人們直接聽到庶民真實的聲音，自動帶來歷史的真相。聆聽來自邊緣的聲音、發(fā)掘記錄庶民言行的“斷片”（fragment）只是提供了一個了解過去的機會。閱讀歷史文本的目的在于跨越傳統(tǒng)的界線，打破其固定含義，對之作出新的解釋，從而獲得一種替代性的視野或者至少是另一種視野的可能性。(19) 這樣一來，發(fā)現(xiàn)庶民歷史的目的就不是為了取代精英的歷史，而是追蹤精英歷史實行刪改、壓抑、排斥的痕跡，以便提供不同的敘述。

 

 

　　其次，就庶民本身而言，它所涵蓋的多種社會成分，因其各自生存環(huán)境的不同，無法在經濟、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形成統(tǒng)一的意識，更不用說庶民內部就存在著不平等的權力關系。馬隆認為，庶民群體中可能存在的與精英的同謀關系、等級制度和監(jiān)督體制清楚地表明，沒有所謂純粹的和透明的庶民認同，大多數(shù)庶民既是被統(tǒng)治的對象也是統(tǒng)治者。(20) 斯皮瓦克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強調，即使具有主體意識的庶民階層得到再現(xiàn)，仍然無法揭示男權支配下的性別差異。庶民中的女性群體消失在男權話語的喧囂中，她們不能發(fā)聲，沒有自己的歷史。(21) 古哈在后期的著作中也意識到了這一問題，他承認，那些有關農民反叛的歷史記錄的確沒有考慮過婦女的感受和要求，以及她們在運動中的能動作用。古哈同時還呼吁人們注意處于殖民者的權力尚未確立的地區(qū)的人民，他們由于研究者過多關注于庶民與精英的對立關系而被忽視。(22) 這些都說明庶民內部也有著不同的聲音和意愿，不能簡單地加以概括。

 

 

　　對庶民歷史破碎性、不連貫性和不完整性的認識，使學者們逐漸肯定了庶民意識內部的分裂性，以及庶民意識是由來自支配和從屬階級雙方的經驗共同建構而成的事實。問題的焦點也因而從“什么是純粹的庶民意識？”轉向“庶民意識是怎樣被表述的？”庶民研究的方法和主題也隨之發(fā)生了變化。在研究方法上，庶民研究接受了文化研究和人類學的影響，(23) 不再將視野局限于農民反叛的歷史，開始關注庶民的日常經驗和歷史記憶。這使得研究者更加注重對文本的分析和解讀，以一種“逆其紋理”（against their grain）的閱讀方式從中獲得一些鮮為人知的事實。(24) 薩義德·阿明的《事件、隱喻、記憶：1922—1992年的曹里曹拉》一書表明：在書寫“替代性歷史”的過程中，即使不能找到關于曹里曹拉的真正替代性敘事，仍會有許多新發(fā)現(xiàn)。(25) 1922年，一群忠于甘地領導的非暴力民族主義運動的人，攻擊了曹里曹拉鎮(zhèn)的一個警察局，打死燒死了22名警察。這次事件震驚了整個印度，甘地因為沒能制止群眾的暴力行為而承認這是自己“最慘痛的恥辱”，“曹里曹拉事件”也因而在有關民族主義運動的敘事中成為不光彩的污點。阿明梳理了地方檔案館和英國官方記錄中所有能找到的文獻，以便重構歷史事件本身以及全國和地方對這一事件的記憶方式。此外，他還花費了數(shù)周時間從事他稱為“歷史田野調查”（historical fieldwork）的工作，與歷史事件的當事人在事件的發(fā)生地交談。借助這些“斷片”性的史料，阿明質疑了既存歷史文獻的真實性，揭示了它們被制造出來的過程：英國殖民地法庭用于判定事件的大部分證據(jù)從法律上看是真實的，但在它背后，卻是對同案檢舉者（那些提供證詞以換取豁免的事件參與者）復雜的審判過程，以從中誘導出滿足法律真實性的敘述。(26) 據(jù)此，阿明一方面通過探討經濟、文化的空間與活動，喚起曹里曹拉事件在1922年所具有的各種意義和可能性；另一方面又通過“歷史田野調查”拓展了這一事件的當下意義。無論是討論刑法的程序還是對事件的當前回憶，阿明對于事件意義在時空中的散布都異常敏感。即使他不會創(chuàng)造出“替代性的歷史”，但多層次的調查還是引出了許多不同的故事。(27)

 

 

　　一旦庶民意識的表述問題被推上前臺，在殖民地印度傳播的現(xiàn)代知識的整個領域就向庶民歷史敞開了。很多以前研究過的主題，如殖民統(tǒng)治的擴張、英語教育、宗教和社會改革運動、民族主義的興起等，都被庶民研究學者賦予新的探究方向。更多的研究重點則集中在現(xiàn)代國家和公共制度方面，正是通過它們，理性和科學的現(xiàn)代觀念以及現(xiàn)代權力體系才得以在殖民和后殖民的印度傳布開來。學院和大學、報紙和出版社、醫(yī)院和醫(yī)療體系、人口普查、登記注冊機構、科學制度等等，所有這一切都成了庶民研究的新主題。1999年出版的《庶民研究》第10卷進一步強調了這一轉變，編者在《前言》中聲稱：“我們已經擴展了批評的焦點，以便將精英的文本和實踐包括進來，我們的興趣范圍也超越了歷史學科，并且去解決當代政治和知識政治學的問題……不論是精英的實踐、國家政策、專業(yè)學科、文學文本、檔案資料還是語言都將包含在庶民性的效用之內。本著這一思想，近來出版的幾卷《庶民研究》試圖擴大我們的探詢，探索新的方向和解決新的問題。”(28)

 

 

　　庶民研究的這一轉變表明，在重寫殖民地時期印度的歷史時，更為可行的辦法或許不是在精英話語之外確立一種對立的模式，而是“從占支配地位的結構的內部縫隙中來尋找其基礎”，(29) 也就是說從精英話語內部著手，清除其中的普遍性論斷，盡可能地展現(xiàn)那些被掩蓋了的、體現(xiàn)著差異的事實。拉塔·曼尼在對殖民地時期有關印度婦女殉夫自焚現(xiàn)象的爭論的考察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范例。她指出，不管是反對還是支持殉夫風俗，傳統(tǒng)的觀點都建立在某種預設的普遍話語之上，即將這一習俗置于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奴役婦女與解放婦女、野蠻的印度教言行與英國的教化使命等二元對立的框架內來分析，都帶有19世紀早期殖民統(tǒng)治和本土男權話語的痕跡。這種作法不僅掩蓋了婦女真實的心聲，也為利用性別觀念來強制實施新形式的統(tǒng)治創(chuàng)造了條件。(30) 曼尼試圖以此說明，對庶民歷史的還原與重構，首先應當將“歷史”從精英主義的主導敘事中解放出來，把那些遭到挪用的，代表著本土歷史的破碎的證據(jù)和失落的環(huán)節(jié)重新整合起來，寫出另一種體現(xiàn)著多樣性的和更為豐富的歷史。

 

 

　　三、后殖民史學與歷史學的重新定向

 

 

　　總的說來，庶民研究在對現(xiàn)代西方歷史觀念乃至整個現(xiàn)代西方知識體系的批判中取得了一定成功。伊格爾斯在為新版的《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xiàn)代的挑戰(zhàn)》（2005年）一書所寫的后記“21世紀初的回顧”里，將庶民研究作為非西方抵制單向流動的西方社會科學的一個“例外”，認為它“在后現(xiàn)代主義對于西方現(xiàn)代性的批判中，參與了西方的對話”。(31) 盡管庶民研究的主題和內容大多與印度或南亞的歷史相關，但就其方法論而言，庶民研究所采取的后殖民主義立場，對非西方或第三世界的歷史編纂具有某種借鑒意義。

 

 

　　什么是后殖民主義？對它的界定因其在不同領域的多重表現(xiàn)而顯得既困難又復雜。(32) 簡言之，后殖民主義可以看作是這樣一種視角：(33) 通過對殖民主義之后全球范圍內的歐洲或西方強勢意識形態(tài)的批評與反思，為非西方的文化建設與發(fā)展提供一種選擇。從歷史編纂學的角度來說，后殖民主義是對作為純粹客觀研究范式的啟蒙主義歷史傳統(tǒng)的批判和質疑，這一傳統(tǒng)的核心是理性主義和進步觀念，它相信人類的歷史會沿著一條不斷向前發(fā)展的直線持續(xù)下去，最終進入更為理想的狀態(tài)。在黑格爾那里，這一線性的歷史觀得到了極大的發(fā)展，形成所謂的歷史主義，它不但強調了西方歷史發(fā)展的普遍性，也把非西方的歷史作為“個別的”和“特殊的”形態(tài)納入自己的表述體系內。(34) 歷史主義盡管有著濃厚的歐洲中心主義和西方優(yōu)越論色彩，但在歐洲殖民主義擴張和現(xiàn)代性傳播的過程中，它和那些看上去更加客觀和中立的科學、民主等觀念一起，被非西方欣然接受。從19世紀晚期開始，非西方的歷史學者逐步意識到線性的、進步的歷史與現(xiàn)代民族國家相生相成的密切關系，在他們眼中，“歷史”不再是一種中性模式或認知過去的科學，而是非民族國家向民族國家轉變的主要政治工具，非民族國家必須自我建構為歷史性的民族國家才能求得生存，進而獲得機遇，通過競爭步入“現(xiàn)代”。(35)

 

 

　　一旦某種目的論（如獲得現(xiàn)代性）成為非西方追求的終極目標，重建自我的歷史就顯得十分必要，那些對西方興起予以肯定描述的話語被非西方有意識地接受下來，以此作為重塑過去和將自身從歷史的邊陲拯救出來的修辭。這樣一來，非西方的歷史學逐漸脫離了與其文化傳統(tǒng)密切相關的寫作實踐，它的敘事方法和編纂模式也被一種普遍意義上的“歷史科學”所代替。佐藤正幸在談到東亞歷史學界對西方史學范式的接納和適應時指出：“令人吃驚的是，中國這個有著2000年歷史編纂傳統(tǒng)的國家竟然也轉向了西方的撰史傳統(tǒng)……對東亞來說，現(xiàn)代西方歷史研究的介入宣告了東亞史學編纂風格的結束，這一風格曾力圖對整個世界作出全面的描述。”(36) 與此同時，憑借著強大的學術生產能力，西方能夠把各種歷史話語和理論進一步輸出到非西方，引導后者的學術取向，使這些話語和理論成為全球性現(xiàn)象。(37) 迪皮什·查克拉巴蒂把這種國際學術體系中的不平等關系形象地稱作“無知的不對稱性”（asymmetry of ignorance），也就是說西方可以對非西方的知識和經驗保持無知或漠視的態(tài)度，，非西方卻不能這樣。這種不對稱的結果無疑會加速西方歷史觀念的普遍化，有可能使“其他的歷史在一種特定的方式里都成為‘歐洲歷史’這一主導敘事的變體。”(38)

 

 

　　后殖民史學反對這種帶有強烈歐洲中心主義色彩的歷史主義話語，也反對將這一歷史觀念不加分析地應用于非西方或第三世界的歷史編纂中。盡管人類歷史的發(fā)展遵循某些共同的規(guī)律，但必須看到不同社會歷史演進的獨特性，如果一味地將全體社會納入同一的框架內分析，無疑會忽視歷史的差異性和多樣性。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查克拉巴蒂主張將代表了普遍價值的歐洲歷史“地方化”（Provincialize），(39) 認識到它在解釋不同社會歷史發(fā)展時的局限性，從而揭示出掩蓋在普遍歷史之下的多種可能。一般而言，人類總是根據(jù)自己在歷史中的位置來想像它的未來，這就使得對過去的敘述變得十分重要。敘述過去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當西方以所謂的“大寫歷史”（History）確立了敘述過去的模式后，非西方所要做的并不是去追隨這一模式以“發(fā)現(xiàn)”自我的歷史（這曾經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式），(40) 而是去自主地建構關乎自我的多種歷史（histories），將之從被普遍歷史否定或邊緣化的境地中顯現(xiàn)出來。后殖民視角的引入，有助于認識到非西方歷史的能動性，進而對它的未來發(fā)展作出新的定向。

 

 

　　當然，正如庶民研究后期轉向所顯示的，重新定向非西方歷史學的關鍵不是要否定西方的各種理論范疇，而是與這些范疇建立一種新的和獨立自主的關系。這首先需要我們意識到前者所代表的普遍價值的種種局限與不足，看到它的問題與危機以及西方在應對這些危機時所采用的辦法。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保存西方理論中的精華，同時克服其消極影響，不再重蹈覆轍。其次，盡管批判或解構線性的進步的歷史模式，但重建自我的歷史并不是一種虛無的顛覆行為，它仍然需要把重新闡釋西方作為回歸自己歷史性的有效途徑。以現(xiàn)代性為例，由于后殖民批評的首要任務是摒棄所有歐洲中心主義的主導敘述，現(xiàn)代性敘事便率先成為被清算的對象。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不只存在一種現(xiàn)代性，而是有著各種各樣的現(xiàn)代性。后殖民主義還應當關注西方現(xiàn)代性在進入世界其他地方時發(fā)生的變化，以及新的不同形態(tài)的現(xiàn)代性的出現(xiàn)。(41) 再次，那種認為反理論一定要回歸傳統(tǒng)，從自我社會和文化內部尋找分析和描述歷史動力機制的觀念也是不可取的。由于在我們的當下和傳統(tǒng)之間隔著一個現(xiàn)代西方，無論從現(xiàn)實生活的角度還是從學術生產的意義來說，西方曾經設定或正在設定的框架已經成為我們所處世界的一個部分。我們無法擺脫它，只能應對挑戰(zhàn)，更為積極地尋求解決之道。執(zhí)意回歸傳統(tǒng)，不能說是一廂情愿的虛妄，也是一種為現(xiàn)存文化和社會秩序辯護的保守行為，更會以非西方與西方的對立代替對自身歷史和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和反思。退一步說，即使能夠回到傳統(tǒng)，用之來療救西方的種種弊病，但考慮到傳統(tǒng)被附加的太多現(xiàn)代含義，它已經失去了其真正內涵。(42) 最后，重新定向非西方歷史學的有效辦法可以采取一種比較的視野。比較的價值在于從比較的行動中找到兩者之間的差異，進而尋找雙方的交匯點和共同接受的原則，而不必去陳述具體的歷史事件或抹殺任何一方的特點。合乎規(guī)范的比較標準因而十分重要，這就需要歷史學家在關注宏觀歷史理論的同時，加強對具有個案性的區(qū)域歷史的研究，尤其關注那些被忽視和被曲解的歷史，傾聽來自不同地方的各種細微的聲音。唯有吸納盡可能多的事實，才能確立客觀切實的比較原則。

 

 

　　如此看來，后殖民史學的目的是要穿越橫亙在西方／非西方、中心／邊緣之間的邊界，創(chuàng)造出一種第三類的書寫歷史的形式�；裘�·巴巴在對文化混雜性的研究中，提出了一種頗有新意的“第三空間”理論，借助這一理論，我們可以更好地看清后殖民史學的意圖。巴巴指出：“文化的所有形式都不斷處在混雜的過程之中……混雜性的重要之處不在于能夠追溯產生第三種東西的兩種本原，混雜性不如說就是那個令其他各種立場得以出現(xiàn)的‘第三空間’。這個‘第三空間’置換了建構它的歷史，樹立起新的權威結構和政治動因，而這些都是現(xiàn)有的知識未能充分了解的……文化混雜的過程引發(fā)了一種不同的東西，一種嶄新的以前未被認識的東西，引發(fā)了一個意義和表征的談判的新時代。”(43) 同樣，后殖民史學的這種策略上的混雜亦非對西方的妥協(xié)，或者將本土多元的表達置于高等的價值地位，它所努力建構的書寫歷史的新模式是為了消解居于霸權地位的歷史話語，使非西方被壓抑的歷史或文化形式能夠參與到一種平等交流的語境中來。

 

 

　　然而實際上，正如查克拉巴蒂所述：“將‘歐洲’地方化的計劃指向一種尚未存在的歷史”。(44) 這一方面是說，后殖民史學至今無法在主流的歷史研究領域占有一席之地，當然，這也并非后殖民史學的目標，因為一旦進入主流，也就失去了它的批判力量。另一方面，它也暗示了一種矛盾，因為后殖民史學所追求的平等與社會正義正是它所批判的啟蒙理性的一個內在準則。這一矛盾決定了后殖民史學在對歷史學重新定向的努力中，不會僅僅滿足于對啟蒙敘事的否定。“后殖民”的“后”在這里的意義不只是顛覆性的，相反，它必須承擔更多的建設性義務。約恩·呂森在對歷史思考新途徑的展望中建議走一條中間路線，既不放棄現(xiàn)代主義的成就，也要給予后現(xiàn)代主義同等觀照，只有這樣，才能拓寬和深化對歷史的思考，理解歷史的整體復雜性、它的美學和認知特征、它脫離實踐的方法上的獨立性以及它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的功能聯(lián)系。(45) 后殖民史學的意義或許正在于此。

 

 

　　注釋：

 

 

　�、� Homi K.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4,p.1.

 

 

　�、� 《庶民研究》的第1—6卷由拉納吉特·古哈主編，從第7卷開始，改由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薩義德·阿明（Shahid Amin）、迪皮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吉安·普拉卡什（Gyan Prakash）等人輪流主編。

 

 

　　③ 參見Ranajit Guha and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eds.,Selected Subaltern Studies,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Reader,1986—1995,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

 

 

　�、� 有關庶民視角在史學編纂中的特點及作用，參見Veena Das,“Subaltern as Perspective”,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VI,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310—324.

 

 

　�、� 例如，1994年冬季號的《美國歷史評論》就以“庶民研究”為題召集了一場參加者來自南亞、非洲和拉美的討論會。庶民問題在拉美也備受矚目，相關著作可參見Latin America Subaltern Studies Group,“Founding Statement”,Boundary 2,20 (Fall,1993),pp.110—121; Florencia E.Mallon,“The Promise and Dilemma of Subaltern Studies:Perspectives from Latin American Histo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9,No.5(Dec.,1994),pp.1491—1515; Ileana Rodriguez,eds.,The Latin American Subaltern Studies Reader,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1.《庶民研究》系列的各種文選也被譯成西班牙語、法語、孟加拉語、印地語、泰米爾語和日語出版，中文選譯本也于2005年問世，可參見劉健芝、許兆麟選編：《庶民研究》，林德山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5年版。

 

 

　　⑥ 葛蘭西：《獄中札記》，曹雷雨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頁。

 

 

　�、� 這里的“領導權”與通常所說的“霸權”在英文里都表述為“hegemony”，有學者認為可以根據(jù)不同的語境選擇相應的漢語表達方式，如果注重某一文化主體對另一強勢文化的主動選擇，可以使用“領導權”，如果強調文化主體的被動接受，則用“霸權”。參見孫晶：《文化霸權理論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2頁。

 

 

　�、� Ranajit Guha,“Preface”,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I.Writing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vii.

 

 

　�、� Ranajit Guha,“On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I.Writing on South Asian History and Society,pp.1—2.

 

 

　　⑩ 第一種精英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英國劍橋大學學者安尼爾·希爾認為，印度的民族主義不過是受到英國高等教育并在殖民機構中任職的本地精英為了與殖民統(tǒng)治者分享權力和利益的一種行為。參見Anil Seal,The Emergence of Indian Nationalism:Competi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John Gallagher,Gordon Johnson,and Anil Seal,eds.,Locality,Province,and Nation:Essays on Indian Politics,1870—194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而后一種精英主義史學則把本地精英塑造成殖民統(tǒng)治的反抗者和人民解放運動的推動者，卻無視他們與殖民政府合作及壓迫人民的一面，當然也否定了人民大眾在民族主義運動中的貢獻。代表性觀點可參見Bipan Chandra,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in Modern India,New Delhi:Orient Longman,1979.

 

 

　　(11) 參見Stephen Henningham,“Quit India in Bihar and the Eastern United Provinces:The Dual Revolt”,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Ⅱ,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p.130—164.

 

 

　　(12) 葛蘭西：《獄中札記》，第36—37頁。

 

 

　　(13) Ranajit Guha,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13.

 

 

　　(14) Ranajit Guha,“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Ⅱ,pp.1—40.

 

 

　　(15) Ranajit Guha,“The Prose of Counter-Insurgency”,p.38.

 

 

　　(16) Ranajit Guha,Elementary Aspects of Peasant Insurgency in Colonial India,p.336.

 

 

　　(17) 關于庶民研究的激進性，可參見Henry Schwarz,“Subaltern Studies:Radical History in the Metaphoric Mode”,in Henry Schwarz,Writing Cultural History in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India,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7,pp.128—161.

 

 

　　(18)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Subaltern Studies:Deconstructing Historiography”,in Ranajit Guha,ed.,Subaltern Studies Ⅳ,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330—363.

 

 

　　(19) Gyanendra Pandey,“Voices from the Edge:The Struggle to Write Subaltern Histories”,in Vinayak Chaturvedi,ed.,Mapping Subaltern Studies and the Postcolonial,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0,pp.284,285,296.

 

 

　　(20) Florencia E.Mallon,“The Promise and Dilemma of Subaltern Studies:Perspectives from Latin American History”,p.1511.

 

 

　　(21)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Can the Subaltern Speak?”,in C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eds.,Marxism &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London:Macmillan,1988,pp.271—313.

 

 

　　(22) Ranajit Guha,“The Small Voice of History”,in Shahid Amin and Dipesh Chakrabarty,eds.,Subaltern Studies Ⅸ,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12.

 

 

　　(23) K.Sivaramakrishnan,“Situating the Subaltern: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in the Subaltern Studies Project”,in David Ludden,ed.,Reading Subaltern Studies.Critical History,Contested Meaning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outh Asia,London:Anthem Press,2002,p.216.

 

 

　　(24) Vinay Bahl,“Relevance(or Irrelevance) of Subaltern Studies”,in David Ludden,ed.,Reading Subaltern Studies.Critical History,Contested Meaning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outh Asia,p.361.

 

 

　　(25) Shahid Amin,Event,Metaphor,Memory:Chauri Chaura,1922—1992,Delhi and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26) 阿明對庭審材料的文本分析顯然受到人類學倡導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理論的影響，即深入到文本的表面之下去尋找積累的推論和暗示的層次。在此之前，新文化史的主將娜塔莉·戴維斯在其名著《檔案中的虛構——16世紀法國司法檔案中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敘述者》中也采用了類似的文本分析方法。她認為，罪犯的求赦書并不像它表現(xiàn)出來的那樣是一種對真實情況的敘述，而是采取了一種欺騙性的策略，以求感動國王，獲得特赦。只不過阿明側重于法庭想達到的目的，而戴維斯強調了罪犯的要求。參見Natalie Zemon Davis,Fiction in the Archives:Pardon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27) 相關評論亦可參見Gyan Prakash,“Subaltern Studies as Postcolonial Criticism”,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99,No.5(Dec.,1994),pp.1488—1489.

 

 

　　(28) Gautam Bhandra,Gyan Prakash and Susie Tharu,“Preface”,in Gautam Bhandra,Gyan Prakash and Susie Tharu,eds.,Subaltern Studies X,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v.

 

 

　　(29) Gyan Prakash,“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Indian Historiography”,Social Text,No.31/32,Third World and Post-Colonial Issues(1992),p.11.

 

 

　　(30) Lata Mani,“Contentious Traditions:The Debate of Sati in Colonial India”,Cultural Critique,No.7(Autumn,1987),pp.119—156.

 

 

　　(31) 伊格爾斯：《二十世紀的歷史學：從科學的客觀性到后現(xiàn)代的挑戰(zhàn)》，何兆武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08頁。

 

 

　　(32) 阿里夫·德里克從全球化的語境對后殖民主義的界定較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參見Arif Dirlik,“The Postcolonial Aura:Third World Criticism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Critical Inquiry,Vol.20,No.2 (Winter,1994),pp.328—356.近期對后殖民主義的全面探討，可參見Vijay Mishra and Bob Hodge,“What Was Postcolonialism?”,New Literary History,Vol.36,2005,pp.375—402.

 

 

　　(33) 通常并不把后殖民主義當作一種“理論”，因為它構不成系統(tǒng)的理論來取代它所批判的東西。后殖民主義更多地被認為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洞察力或視角，能夠提出挑戰(zhàn)傳統(tǒng)觀念的新觀點。參見杜贊奇：《后殖民史學》，金富軍譯，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3卷第1輯，商務印書館2002年版，第94頁。

 

 

　　(34) 有關后殖民主義對歷史研究的影響可參見張旭鵬：《后殖民主義與歷史研究》，《世界歷史》2006年第4期。

 

 

　　(35) 對這種歷史觀的研究和批評可參見Partha Chatterjee,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London:Zed Books,1986;以及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36) Masayuki Sato,“Cognitive Historiography and Normative Historiography”,in Jrn Rüsen,ed.,Western Historical Thinking.An Intercultural Debate,New York and London:Berghahn Books,2002,pp.129,134.

 

 

　　(37) 僅以國內世界史學界為例，從前些時候盛行一時的現(xiàn)代化研究，到不久前頗受爭議的后現(xiàn)代史學，再到現(xiàn)今方興未艾的全球史，我們的學術熱點和學術興趣一直是在追隨和回應西方。當然，其中也不乏站在中國立場上對西方理論的反思，比如，于沛先生最近提出從民族歷史記憶的角度重構全球史即是一例。參見于沛：《全球史：民族歷史記憶中的全球史》，《史學理論研究》2006年第1期。

 

 

　　(38) Dipesh Chakrabarty,“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Who Speaks for ‘Indian’Past?”,Representations,No.37(Winter,1992),p.1.

 

 

　　(39) Dipesh Chakrabarty,“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Who Speaks for ‘Indian’Past?”,p.20—23.

 

 

　　(40) 比如，20世紀中葉的一些中國歷史學家宣稱，從12 世紀開始的周期性蓬勃發(fā)展的商業(yè)活動應該被理解成一種初發(fā)的，或者“萌芽”中的資本主義。甚至，它本身就具備發(fā)展成“真正”資本主義的潛力，而且如果不是西方帝國主義抑制它的話，它早就已經是這個樣子了。這種觀點顯然建立在閱讀歐洲歷史后所產生的憧憬之上，而且形諸于一種中國原本沒有但日后從西方移用過來的論述之中。參見卜正民（Timothy Brook）、格力高利·布魯主編：《中國與歷史資本主義——漢學知識的系譜學》，古偉瀛等譯，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第三章“資本主義與中國的近（現(xiàn)）代歷史書寫”，第132—194頁。

 

 

　　(41) 參見Couze Venn,The Postcolonial Challenge.Towards Alternative Worlds,London:Sage Publications,2006.尤見第二章“Modernity,modernization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sent”,pp.41—76.

 

 

　　(42) 關于這一點，可參考德里克對新儒學的批評。參見阿里夫·德里克：《邊界上的孔子：全球資本主義與儒學的重新發(fā)明》，郝田虎譯，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圍》，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272頁。

 

 

　　(43) Homi Bhabha,“The Third Space:Interview with Homi Bhabha”,in J.Rutherford,ed.,Identity,Community,Culture,Difference,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90,p.211.

 

 

　　(44) Dipesh Chakrabarty,“Postcoloniality and the Artifice of History:Who Speaks for ‘Indian’Past?”,p.20.

 

 

　　(45) 約恩·呂森：《歷史思考的新途徑》，綦甲福、來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頁。

 

作者介紹：張旭鵬，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北京 1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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