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關鍵詞：中國哲學史學科范式的歷史考察，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事實上，老子認為要解決事物的矛盾重要的就是要認識到事物發(fā)展的規(guī)律，并從這些規(guī)律中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而莊子在這一觀點上也是承認矛盾是對立與有差別的，但也相對來說是有限的，事物的矛盾絕對無限上來看，事物已經不存在差別和對立，任何矛盾與對立也將在這種絕對無限中混為一體。可以說，莊子的觀念已經將老子的觀點否定，追求的是將同一境界的思想推到極致。

　　2、發(fā)展思想循環(huán)論不足

　　中國古代的哲學對于運動變化的研究其實早有涉及，古代哲學家們普遍認同事物是變化的，而在進一步的認知中也認知到事物的這種運動變化是有規(guī)律可循的。因此，古代哲學家們用“道”“理”等詞語來概括這種事物的運動規(guī)律，主要認為自然與人類社會都有道和理之分。如上面講到的《易經》，《易經》中用數與象來表示很多變化的事物。而中國哲學大多有一個一致的傾向，就是承認事物變化的事實，也承認事物變異的根本，一切事物都是在變化中存在的，我們生存在一個變化不息的世界當中。由此看來，很多人說中國古代哲學是一種“變的哲學”這種觀點還是有一定根據的。然后，中國古代人們承認事物的變化但不等于就認識到了事物的發(fā)展，他們對于事物的運動變化還有兩種看法。一方面，人們認為是事物運動變化是在進行著無限的往復循環(huán)，而另一方面則是說運動變化也始終是保持上升、更新和發(fā)展的過程。第一種支持循環(huán)論，是與辯證法完全相背離的，而第二種觀點主要秉持的是辯證法的發(fā)展觀，是符合辯證法思想的。正是由于這樣的錯誤認識，才形成了各種各樣的循環(huán)論。

　　3、認識論辯證法滯后

　　中國古代的哲學辯證法思想在形成一定的方式之前，主要還是依靠概念的分析和語言的陳述，因此古代哲學史上對各種辯證法思想都想要總結出具遺體的認知過程與形式，并以某種直觀的語言或者象征性的方式來表現(xiàn)事物的辯證性質。在這樣的傾向下，就鮮有哲學家會對自己范疇內的概念解釋清楚，因此當時各種各樣的辯證法思維都是模糊不清，甚至隨意流動的。總之，我國古代的哲學思想辯證法一直表現(xiàn)為求通尚中、求穩(wěn)防變的狀態(tài)，一直想要阻止事物的這種矛盾變化，因而表現(xiàn)得十分極端�？梢钥闯觯覈糯軐W辯證法思想利用的是非邏輯思辨的外推方式，但這種方式缺乏明確的規(guī)范和邏輯，不僅會混淆不同事物的本質，更可能使得辯證法走向反面。

　　四、中國古代哲學辯證法思想的現(xiàn)實意義

　　1、為戰(zhàn)略思維提供了思想基礎

　　前面介紹過，在我國春秋時期，有過像《孫子兵法》一樣的戰(zhàn)略兵家辯證法思想書籍，作為一名著名的哲學家與戰(zhàn)略家，孫子留給世人的是一部絕世瑰寶，為我國的軍事戰(zhàn)略思想提供了思想基礎，這也讓其成為中國哲學史上的經典。下文就以《孫子兵法》為例，本書中關涉及到的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主要探討戰(zhàn)爭的一系列矛盾的對立與統(tǒng)一，以及這種矛盾的轉化。正是這種矛盾與轉化的研究，充分體現(xiàn)了辯證思想和戰(zhàn)略思維之間的轉換。這種辯證思維對于中國的發(fā)展有著重要的意義，在世界軍事思想領域也得到了極大的贊許。事實上，戰(zhàn)略思維是一種事關根本、長遠重大的思維，既符合身后的歷史感，又有強烈的現(xiàn)實性。因此，能夠為我們的戰(zhàn)略思維提供基礎性指導思想，也是對未來發(fā)展趨勢以及不確定因素的一種預見和把握。

　　2、對現(xiàn)代管理的思想指導

　　說到思想，我國華夏文化光輝的思想就是無為而治，這種思想主要論述管理者如何使用各種手段達到自己的管理目的。從實踐上來看，無為而治的思想理念就是辯證法理論的一種表現(xiàn)，其過程就是辯證法的指導性思想。不僅體現(xiàn)了事物的矛盾統(tǒng)一性，強調了事物的因果性，其尺度把握得非常好，且運用的是剛柔相濟的方式，遵循超脫和感化的思想指導來治理天下。事實上，這些思想在現(xiàn)代的管理行為看來，都是無為而治的閉合圈，因此我們說中國古代辯證法思想對現(xiàn)代管理有著重要的思想指導作用。

　　3、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現(xiàn)實意義

　　最后，我們再來討論一下中國古代哲學辯證法思維為現(xiàn)代社會帶來的現(xiàn)實意義。開篇我們提到，中國古代主張陰陽相接，以成和氣。也就是說，陰陽兩者需要協(xié)調才能生“和”，“和”也就是宇宙的基本原則。“和”不僅是我國的優(yōu)良傳統(tǒng)，更是我國道德傳統(tǒng)的重要規(guī)范。“和”的文化傳統(tǒng)深深扎根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心中，也出現(xiàn)在每一個國民的實際生活中。而面對逐漸多元化的社會環(huán)境，在新的形勢下，弘揚“和”的優(yōu)良文化傳統(tǒng)與道德傳統(tǒng)，對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變化，人們在處理不同層次、不同方面的群眾利益時，往往運用的就是古代哲學辯證法思想中的“和”。以妥善的處理形式，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從經濟、法律、行政等方式中得到協(xié)商和調節(jié)，及時合理的處理與反應群眾的問題，引導群眾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對于維護國家安定團結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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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哲學其辯證法思想與現(xiàn)實意義(2)相關推薦

　　摘 要：從柏拉圖時代到休謨時代，學者們關于集體行動的觀察和思考從未間斷。其中曼瑟爾·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的邏輯》對政治學乃至社會學的發(fā)展都產生重大影響。書中，奧爾森以“經濟人”、“理性人”作為邏輯起點，否定社會學家習以為常的觀點，建立自己的集體行動邏輯。而分析奧爾森的集體行動思想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奧爾森 搭便車 有選擇的激勵 集體行動

　　一、相關概念

　　1.1集體行動的相關概念

　　1.1.1集體(組織)

　　不同學者對“集體”界定不同。一般認為：相對于個人而言，集體是由多個個體組織聚集在一起，為了共同目標、利益而進行的活動。當我們在界定個人與集體的相互關系時，通常是把它理解為個人與整體的關系、個人與社會的關系，或具體理解為個人與代表整體或社會的某一集團、階級或國家的關系。文中所指具有共同利益的多個個體集聚起來形成有組織的群體。

　　1.1.2行動

　　本文借鑒沃特斯對行動的界定，即行動是與一套意義、理由或意圖相關的行事過程，對行動的強調意味著個體是社會的能動者，作為主動的行動者，面對種種社會刺激，他們感覺著、思考著、行動著。

　　1.1.3集體行動

　　集體行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集體行動是指集體所采取的行動，包含突發(fā)的集體行為和正式社會運動。狹義的只是指經濟組織、社會組織等這類有共同利益、共同目標的組織所采取的促進集體利益的行動。本文將集體行動界定為：為了共同利益、共同目標的實現(xiàn)，許多個體聚集起來，采取有利于實現(xiàn)共同利益、共同目標的共同行動。

　　1.2“經濟人”與“理性人”

　　1.2.1“經濟人”

　　包含三方面的意思：第一，人是“自利性”的個體，經濟學家認為社會競爭的幸存者都好像是按照“自利原則”行事的人，而那些不按照自利原則行事的人已經消亡;第二，個人的理性選擇導致對幸福最大化的追求;第三，每一個人的自利行為與群體內其他人的自利行為之間的一致性假設。

　　1.2.2“理性人”

　　作為一個理性的人，做事之前會“三思而后行”，即行事前后都會時刻以自己的得失、理想目標以及自己的愿望、興趣等作為衡量標準。換句話說，理性人是指在現(xiàn)有約束條件下，根據某個實踐理性或者效用最大化的標準，鑒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來選擇可用、最佳行動方案的人。經濟人是理性人的典型代表。但奧爾森認為，理性人并不簡單等同于經濟人，理性人并不一定像經濟人那樣完全自利。

　　二、核心觀點及解讀

　　在書中，奧爾森圍繞一點，即一般認為，由具有相同利益的個人所形成的集團，均有進一步追求擴大這種集團利益的傾向。提出“搭便車”和有選擇的激勵機制。

　　2.1否定習以為常的觀點

　　有共同利益的個人組成的集團通�？偸窃噲D增進那些共同利益。這一觀點至少在涉及經濟目標的時候被認為是理所當然。就像個體往往會為了自己的個人利益而努力做些有利的事，而集團是由多個個體組合而成的一個整體，這個整體類似一個“人”，他也會為了自己的集體利益而行事。這種觀點在很多學術著作中俯拾皆是。奧爾森認為，組成集團的每個個體是“經濟人”，所以，集團中的個人是不會為了集體利益的實現(xiàn)而努力行事，即使知道實現(xiàn)這種集體利益后他能從中獲利。如果某一個消費者打算去抵制來自生產者或攻擊者方面的壟斷或去對立法議員進行游說疏通由他們提出和通過減稅的議案，如果這個消費者花費幾天時間和支出若干金錢來進行這類活動，他付出了成本，但是得到的收獲又有多少呢? 實際上，除非一個集團中人數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強制或其他某些特殊的手段，否則，凡是有理性的、尋求自我利益的個人是不會采取行動以實現(xiàn)他們共同的或集團的利益。奧爾森認為，在一個集團中，集團的收益是公共的，每個成員都可以分享它，不管他是不是付出成本。只要某種商品的價格下降，購買這種商品的所有消費者都會受益，因此，這就促使集團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想“搭便車”，不勞而獲。

　　2.2建立核心觀點

　　2.2.1“搭便車”

　　奧爾森在書中將“搭便車”理論發(fā)揮的淋漓盡致。他認為，集體利益是集團的公共物品，因而具有非排他性，也就意味著任何集團成員為集體利益作貢獻所獲得的收益必然由集團中所有的成員共同且均等地分享，而無論他們是否為之付出了成本。這種非排他性就為集體成員“搭便車”預留地盤，提供可能。作為自利的理性人，集團中的每個成員都想不勞而獲，都喜歡“搭便車”，這樣即使自己不付出，也能照常享受集體收益。同時，自利的理性人的本性驅使每個成員在決定是否參加集體行動前都會權衡一下收益，然后再決定是否參加集體活動或參加時投入多少成本和努力。這樣就促成了“搭便車”。可以說，隨著集團的增大，成員越來越多，分享收益的人越來越多，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人想坐享其成、搭便車，這樣為實現(xiàn)集體利益而進行活動的個人分享的份兒就越來越小，長此下去，集體利益的實現(xiàn)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那么如何解決“搭便車”問題呢?

　　2.2.2解決“搭便車”問題的途徑

　　在奧爾森看來有三種途徑：

　　(1)集體成員的不對稱。“在存在著相當程度的不平等的小集團中――即在成員的‘規(guī)模’不等或對集體物品的興趣不等的集團中，集體物品最有可能被提供。因為某個成員對集體物品的興趣越大，他能獲得的集體物品帶來的收益的份額就越大，即使他不得不承擔全部的成本，他也會提供這種集體物品。”其前提是，集團足夠小，如果是大集團，即使成員的‘規(guī)模’不等或對集體物品的興趣不等，也不見得就會有人愿意提供成本或自愿多提供。面對這種情況，奧爾森的辦法是把大集團分成若干小集團，即“聯(lián)盟”集團�？墒�，“不對稱”說的是集體成員收益的不對稱，而非成員數量或規(guī)模的不對稱;“不對稱”雖未消除“搭便車”，但已使它不足以構成對集體行動的威脅，因為個別成員從集體行動中得到的收益超過了即便讓其承擔的全部成本。所以，形成了少數“剝削”多數的現(xiàn)象。即便集團行動起來了，“然而，即使在最小的集團里，集體物品的提供一般也不會達到最優(yōu)水平”。“造成這一低于最優(yōu)水平的傾向的原因是，一旦集團中的任一個體為自己提供了集體物品，就不可能把集團中的其他成員排除在對這種集體物品的享用之外。另外，一個集團成員從他人那里免費得到的集體物品會進一步降低他自己支付成本來提供那一物品的動力。因此，集團越大，它提供的集體物品的數量就會越低于最有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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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奧爾森的集體行動理論相關推薦

　　摘要：《管子》高度重視管理中的人的因素，這與它對人及其作用的認識是分不開的。循道思想、人性論、義利觀等構成了《管理》人才思想的哲學基礎。

　　關鍵詞：循道 義利兩有 廢私立公 以人為本

　　在中國古代的諸多典籍中，唯有《管子》一書把對人和人才的重視推到至高無上的地位。在《管子》一書中有大量的關于人和人才管理的論述，這為當代的人力資源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啟發(fā)和借鑒意義。《管子》之所以高度重視人的因素，是與它對人及其作用的認識分不開的�！豆茏印分械难浪枷�、人性論、義利觀等構成了其人才思想的哲學基礎。

　　一、《管子》中的循道思想

　　“道”是《管子》人才思想的本體論依據。“道”在《管子》中有著多重含義，其中之一是指自然和社會運動變化的規(guī)律。《管子》重視“天道”，“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而不安”(《中匡》);“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jié)”(《形勢》)，可見它對自然規(guī)律的肯定。同樣，社會變遷也有自身的規(guī)律性，“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形勢》)。雖然《管子》沒有直接提出“規(guī)律”的概念，但是通過“順道”“守常”“守則”等樸素的語言形式，把遵循規(guī)律作為管理活動的重要指導思想的含義已經清楚地表達了出來。正是在此思想基礎上，《管子》才提出順應人性的管理理念。人性的自然傾向是“道”在人身上的具體表現(xiàn)，制度與道德都是“道”的具體化，而管理就是循道而行的行為。

　　因此，《管子》強調循道定策，即依據客觀規(guī)律制定政策。在人才管理上，《管子》同樣強調因循自然的原則，提倡順應人性的管理，從而到達“無為而治”的管理境界。“故善者勢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推而往，不引而來;不煩不擾，而民自富，如鳥之覆卵，無形無聲，而唯見其成”(《禁藏》)。就此《管子》認為：具有價值合理性的遵道而行的管理就是對人的順應;“善者目之以害，牽之以利。能利害者，財多而過寡矣”(《禁藏》)，而對人一味進行制服的思路卻絕非“道”之所為，“勝民之為道，非天下之大道也”(《小問》)。

　　通過循道而無為，順應人性、遵從自然的法則，就可以成就事業(yè)、達成事功。因此可以說，早于孔子一百多年的管仲才是第一個發(fā)現(xiàn)了人的思想家�！豆茏印吩谥袊枷胧飞献钤缣岢鲆匀藶楸镜膫ゴ笏枷搿＿@主要包括兩層含義：一是重人心的向背，二是重人才的得失。“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牧民》)，管理必須“令順民心”，“從民所欲，去民所惡”(《牧民》)，管理要重視得人之道，用人之道，營造出重視人才、愛惜人才、培育人才、激勵人才、重用人才的良好氛圍。

　　二、《管子》中的人性論

　　《管子》人才思想是以對人性的認識作為其邏輯起點的�！豆茏印肥紫汝U述了它對人性的假設，形成了人性自利的管理邏輯起點，進而提出工具理性的人本管理的管理理念。

　　在《管子》看來，人的本性是一種由“道”而自然生成的客觀傾向，是自然的產物，所有人都不能完全擺脫這種本性的驅使�！豆茏印穼⑷说谋拘愿爬橐环N趨利避害的自利本性，“百姓無寶，以利為首，一上一下，唯利所處”(《侈靡》)。從這個角度來看，人對利益的追逐是合理的，同時也是必然的。而這種逐利欲望又直接推動了人類經濟活動的運行，“夫凡人之情，見利莫能勿就，見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賈，倍道兼行，夜以續(xù)日，千里而不遠者，利在前也;漁人之入海，海深萬切，就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雖千切之山，無所不上;深源之下，無所不入焉”(《禁藏》)。既然自利的人性是人類活動的源泉和動力，那么為了滿足人的利欲而進行的經濟活動也理應得到道義上的肯定。把這種思路運用到人才管理上，《管子》肯定了人性自利的正當性，因此，順應人性的管理才是統(tǒng)治者制勝的法寶。要實現(xiàn)有效的人才管理，就必須順應“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形勢解》)的人性特點。因此，《管子》的人才管理觀是以人性自利為價值前提，以順應人性為管理原則，并進一步發(fā)展出理性的人本管理的管理理念。

　　在《管子》看來，人才管理的要則就是要經營人心。一是做到“從民四欲”�！豆茏印分辛信e了“從民四欲”的具體要求：百姓厭惡憂苦勞頓，我們就使其安樂;百姓厭惡貧賤，我們就使其經濟富足;百姓厭惡動蕩，我們就使其生活安定;百姓厭惡沒有后代，我們就使其生養(yǎng)，等等。總之，管理要取得好的效果就應該幫助人民滿足他們的需要。二是做到“取民有度”。“取民有度”是指管理要“量民力”而行，“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yǎng)無窮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間，則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于民無度，用之不止，國雖大必危”(《權修》)。由此，《管子》得出了“夫為國之本，得天之時而為經，得人之心而為紀”(《禁藏》)的結論，將其人本管理的核心任務設定為經營人心，并以此作為其基本的管理理念來指導具體的管理活動。

　　需要指出的是，《管子》雖然意識到了“人”才是管理的關鍵之所在，但是它提出的“以人為本”理念還局限在經營人心的技術和藝術上，并未能真正達到以人為管理目標的現(xiàn)代管理思想境界。它只是從工具意義上來對“人”進行了價值肯定，所以《管子》的“人本管理”思想只是一種管理手段而非目的。雖然，它也在管理中提出了諸如“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霸言》)，或者“遠舉賢人，慈愛百姓”(《中匡》)的管理思想，也只是為了將人的需要滿足作為必要的先期投入或者管理手段而加以肯定的。《管子》在分析人與管理的相互關系時，雖然意識到了管理要以人為對象，但是他們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在這個意義上人與物在本質上并無太大的不同，“治人如治水潦，養(yǎng)人如養(yǎng)六畜，用人如用草木”(《七法》)。那么，管理的最終目標也就不在于為人提供發(fā)展的前提，而在于為組織利益的實現(xiàn)提供更好的手段。所以，《管子》的“以人為本”帶有明顯的工具理性色彩，還遠未達到以人為主體的思想境界，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提供了對管理活動中人的因素前所未有的理性思考。

　　三、《管子》中的義利觀

　　在人的行為價值標準上，義與利的矛盾是長期困擾人們的兩難選擇。先秦時期的各學派都對這一對價值導向和價值標準的問題進行過深入的討論。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強調“義以為上”“見利思義”;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則把義利問題簡化為公利與私利的關系問題，強調“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私利行而公利滅”。從思想傾向上講，這兩派都是把義與利的關系對立起來而執(zhí)于一端。《管子》對待義和利的態(tài)度與儒法兩家有很大的差異。它提出“義利兩有”的思想，主張二者的選擇可以兼容，二者的矛盾可以調和。

　　一方面，如上文所言，《管子》承認人性的自利傾向，承認追求正當利益是人的本性，是人所共有的情結，這是不能抹殺的。“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形勢》)，因此，民眾重視和關心利益就像水往低處流一樣自然;另一方面，這并不排斥《管子》在價值觀上重義。“通之以道，畜之以德，親之以仁，養(yǎng)之以義，報之以惠，結之以信，接之以禮，和之以樂，期之以事，攻之以言，發(fā)之以力，威之以誠”(《幼官》)。這告訴我們：為人要講仁義、講禮節(jié)、講誠信、講道德。“明王之務，在于強本事，去無用，然后民可使富;論賢人，用有能，而民可使治;賦稅，毋茍于民，待以忠愛，而民可使親。三者霸王之事。事有本，而仁義其要也”(《五輔》)。賢明的君王，應致力使民眾富裕，選拔、任用賢能的人，以忠信和仁愛對待民眾。這三方面是成就霸業(yè)所要求的，其中“仁義”是最根本的要求。由此可見，《管子》在義和利的問題上，主張不管是個體還是國家都應注重義與利的統(tǒng)一。否則就沒有正義與公平可言。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義利兩有”論實質上是把人性論和價值觀結合在一起進行討論，是在重利的基礎上的重義，是在功利主義導向下的“義利兩有”。同時，這種功利主義之中又有濃厚的道德主義的色彩，在注重功利的同時非常重視道德原則的不可違背。

　　實際上，義利觀一直包括兩個互相聯(lián)系的層面：其一指道德與利益、精神追求與物質生活的關系;其二，是指公利與私利的關系。先秦法家主要在第二個層面上考慮義利問題。就第二個層面而言，“義利兩有”的思想只是一種價值或哲學層面的追求，一旦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遇到兩者沖突和矛盾的地方，應該如何選擇?《管子》認為道德原則及其規(guī)范應該以維護公共利益為主，私利的過分膨脹會不可避免地傷害到公共利益。因此，《管子》在進一步提出了“廢私立公”的主張，并把它作為道德評價的標準和對管理活動進行價值判斷的依據。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管子》把“廢私立公”作為統(tǒng)治階級和被統(tǒng)治者共同遵守的道德規(guī)范，而且首先是統(tǒng)治者必須遵守的道德規(guī)范，作為一國之主的君主要首先做出表率。如果他們沒有愛民和利民的德性和德行，不能夠做到公而無私就不能夠完全贏得人民。而為了使“廢私立公”的道德評價標準在現(xiàn)實的生活中得到貫徹，《管子》認為要采取法律和道德兩方面的措施。它認為道德具有立公去私的作用。它把實行公利的行為或有益于公利的行為看成是道德的行為，“愛民無私曰德”(《正世》)，“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形勢》)，可見道德的行為就是公而無私的行為，道德與法律的性質都是公的體現(xiàn)，都是實施“廢私立公”的保證。相反，“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正世》)，道德與私是不相容的。這樣看來，守法、“愛民無私”、“予而無取”等諸行為都是合乎道德的行為，與此相反的行為都是違背道德的行為，這樣《管子》就明確了其善惡的標準：以行公為善，以行私為惡，以公私來作為善惡的標準，以公私作為道德判斷的依據。雖然《管子》把“廢私立公”作為處理公與私的矛盾的準則，但是它并不一味地否定個人的利益。“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者也”(《任法》)，它所反對的只是“用不稱其人，家富于其列”(《法禁》)的貪利，和那些“逾節(jié)”“自行”而求利的行為。可見《管子》處理公與私、個人與社會之間關系時，是在不否定個人正當的私利的前提下，提出的“廢私立公”的原則導向的。當然《管子》中所言的公利和私利有其不可避免的時代局限性。如何解決公與私之間的矛盾，這是人類永恒的難題。《管子》能夠在兩千多年前就提出這樣的解決辦法，這是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的。

　　我們可以把《管子》的“廢私立公”的道德評價標準總結為以下幾點：首先，以公私來區(qū)分善惡，區(qū)分道德與不道德。符合公利的經濟行為就是合乎道德的，相反就是違反道德的。其次，在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系上，《管子》主張把前者放在第一位，后者處在從屬的地位。個人的利益不能作為道德評價的標準。第三，道德的社會作用在于對公利的維護。最后，在對個人利益的態(tài)度上，《管子》并不否認和排除個人的利益，但是個人利益的獲得必須在不損害公利的前提之下，以無條件服從公利為前提，這樣獲得的私利才是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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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自然”是盧梭美學思想中的核心范疇之一，也是盧梭表達現(xiàn)代性批判思想的一個關鍵概念。“自然”既表現(xiàn)為與上帝相對立的啟蒙現(xiàn)代性，也表現(xiàn)為與現(xiàn)代物質世界相對立的審美現(xiàn)代性。“回歸自然”的提出即是試圖通過賦予自然以精神內容，重新建立人和自然的情感紐帶，從而重塑自然在人們心中的靈性形象。

　　關鍵詞：盧梭 回歸自然 現(xiàn)代性 自然

　　“自然”是盧梭美學思想中的一個核心范疇。對于墮落的文明和不自由的社會，盧梭提出了“回歸自然”的著名命題，這一命題也是盧梭最受質疑的一個理論主張。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種原始主義的倒退，是要人類社會重新退回到茹毛飲血、愚鈍蠻荒的前文明時代。很多人因此給盧梭貼上“反人類”的標簽。當盧梭把《論人類社會不平等的根源》送給伏爾泰時，伏爾泰曾回信說：“我收到了你的反人類的新書，謝謝你。在使我們都變得愚蠢的計劃上面運用這般聰明伶巧，還是從未有過的事。讀尊著，人一心向往四腳走路。”對于盧梭自然美學思想的誤讀和曲解一直存在。到20世紀初，新人文主義的著名學者白璧德仍然認為，盧梭回到自然的主張是消極遁世的野蠻主義思想，他把浪漫主義稱為“盧梭主義”，認為浪漫主義美學在本質上是原始主義的。盧梭拒絕這種曲解，說他從未打算讓人“再返回森林去和熊一起生活”。另一種誤讀認為盧梭“回歸自然”的理論是向基督教神學時代的倒退，體現(xiàn)了盧梭對于中世紀教士式貴族制文化的向往。尼采是這一種誤讀的代表人物。

　　一、“nature”在18世紀的涵義

　　為了弄清盧梭的自然美學思想，消除一直以來的誤讀，我們有必要首先對盧梭的“自然”概念進行分析和界定。

　　“自然”一詞源自拉丁語natura，中古英語解釋為事務的內在屬性——essential properties of a thing。因此在歐洲語言中，nature一詞有指自然界(Nature)和人與事物的本性(nature)這兩層含義。

　　“自然”這個詞語在盧梭生活的18世紀是一個無所不包的神圣的詞匯。自然、自然律、自然法、自然神論成為啟蒙世紀最熱門的時髦詞匯。卡爾·貝克爾發(fā)現(xiàn)：啟蒙思想家砸爛了圣·奧古斯丁的宗教《天城》，只是為了用更時興的材料重建它。材料之一就是自然。啟蒙時代人們普遍對于自然的權威抱有一種天真的信仰。在18世紀的每個哲學家那里，“自然都毫無疑問地占有著通常只是為貴賓保留著的那種地位。”

　　關于自然的這些概念和詞匯并不是新的。早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人們便在積極意義上使用自然律的概念。亞里士多德用“與自然相一致”來證明奴隸制的合理性;羅馬帝國皇帝馬爾庫斯·奧勒留表達了斯多葛派對于自然的認識：“按照大自然的事物，是沒有壞事的。”中世紀最著名的美學家托馬斯·阿奎那說：“有理性的生物的身上所分享的永恒法則就叫做自然法”。1但是，無論在古希臘、古羅馬、還是在隨后的基督教統(tǒng)治時期，自然界的理想形象和人格化理解都籠罩著濃重的神話或神學色彩，“自然”只不過是在現(xiàn)實世界之外與之上的一個概念的世界。17世紀的科學發(fā)現(xiàn)改變了人與自然界的關系，消除了自然的神學面紗，因而改變了自然界的理想形象。一直以來讓人們感覺神秘、危險的“自然”被人們用科學主義和自然哲學的眼光重新審視。

　　特洛爾奇認為，啟蒙運動的所有變革都基于一場關于自然理念的革命，新的自然觀念使社會生活的變遷方向正當化了，這才是啟蒙運動的思想根源，是啟蒙運動的實質意義之所在。如果說啟蒙運動是一場思想和生活樣態(tài)的全面革命，那么，啟蒙時代最重要的思想革命就是確立了自然之神的地位。洛維特則分析說：啟蒙思想實是一場歐洲精神危機的表達，它以歷史的自然演化論取代了古代的“天意”說，從而使歷史與神性秩序脫離了關系，這就是為什么自啟蒙運動以來，歷史哲學-科學迅猛發(fā)展的原因。

　　二、盧梭美學中的“自然”涵義

　　那么，在以號召“回歸自然”而著稱的盧梭那里，自然又有怎樣的含義呢?

　　“自然”一詞在盧梭的著作中頻繁出現(xiàn)，是盧梭表達現(xiàn)代性批判思想的一個關鍵概念。“自然”在盧梭那里，兼有幾種所指，它既可以指稱物，也可以指稱人，還可以作為形容詞表達某種屬性或性質。具體說來，盧梭美學思想中的“自然”一詞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一、在最平常的意義上使用，指大自然，即自然環(huán)境或自然風光;二、人類的種種自然條件，包含生理器官、心理本能;三、人類的種種天性和自然喜好，和“人為的”、“藝術的”相對立;四、人類社會的自然秩序或自然屬性，如天賦平等;五、人類生存或建構社會的原始手段或技能，如手工勞動。盡管盧梭的自然概念所指各異，但它們在各自的語境中都承擔著批判現(xiàn)代文明的功能，集中反映了盧梭美學思想中啟蒙現(xiàn)代性和審美現(xiàn)代性的對立統(tǒng)一。在盧梭的著作中，“自然”有時候承擔反對基督教神學美學的作用，這時候，它主要表現(xiàn)為與上帝相對立的啟蒙現(xiàn)代性;但是更多的時候它承擔起對啟蒙理性主義美學的彌補，指向現(xiàn)代文明的反面，主要表現(xiàn)為與現(xiàn)代物質世界相對立的審美現(xiàn)代性。

　　首先，自然不僅指物質自然，更是指精神自然。在盧梭美學中，“自然”具有啟蒙美學的世俗的含義，而且他把藝術所摹仿的世俗生活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向外延伸到鄉(xiāng)村，向內深入到人的內心。

　　其次，自然與人的關系被分層次厘清。盧梭區(qū)分了現(xiàn)實的人和自然的人，現(xiàn)實社會和理想的人類社會。其中，自然的人、自然的人類社會與“自然”一詞的內涵相一致;現(xiàn)實的人與現(xiàn)實的人類社會則站在“自然”的反面，是自然的蛻變和墮落。現(xiàn)實的人和現(xiàn)實的人類社會都被排除在自然的概念之外。盧梭認為，是文明破壞了人與自然之間的精神聯(lián)系，使現(xiàn)代人陷入精神危機。他說：“出自造物主之手的東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變壞了。”“偏見、權威、需要、先例以及壓在我們身上的一切社會制度都將扼殺他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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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研究歷史現(xiàn)象與規(guī)律，揭示出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之間的復雜動態(tài)關系，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歷史的方法論�！吨袊F(xiàn)代史綱要》的核心理念，就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透過近代中國百余年歷史的變遷，讓學生深刻認識中國國情、國史，真正理解和領會中國人民為什么“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但是，由于本課程教學時間短、線索復雜、人物眾多，學生的知識背景存在差異、興趣點也不盡相同，再加上通常是上大課，導致在教學實踐中，學生常常是根據個人喜好關注某些事件或歷史人物;對于運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觀把握歷史邏輯主線卻缺乏興趣，直接影響了本課程的教學效果。

　　一、以辯證唯物史觀培養(yǎng)學生“歷史感”的教學思路

　　“歷史感”是指主體對某一歷史過程產生一種發(fā)自內心的體悟。主體不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把歷史看作單一、直線、扁平的過去的史實，而是以一個參與者的角色把過去的史實作為鮮活、豐富、立體的、并且逐步融入當下自我思想之中的歷程。本課程教學追求的效果，就是在教學實踐中讓學生有這樣一種逐漸沉淀下的“歷史感”，從而真正體會“三個選擇”的必然性以及對當下社會的理性認知，站在現(xiàn)在看歷史，站在歷史看現(xiàn)在，在以史為鏡的同時，緊扣時代的脈搏�；诖�，本課題以往教學經驗、借鑒學術界相關研究成果，擬以七個宏觀問題為線索，運用辯證唯物史觀理論闡釋學生的困惑，同時也體現(xiàn)出本課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第一，鴉片戰(zhàn)爭百余年，如何評判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略?第二，太平天國運動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理論水平最高的農民起義，但同時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破壞，如何評判太平天國運動?第三，孫中山先生創(chuàng)立的“三民主義”是無數仁人志士在探索改變中國命運的歷史過程中的智慧結晶，但為什么“三民主義”在中國并沒有被歷史選擇?第四，，鴉片戰(zhàn)爭以來，西學東漸，如何評判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思想界傳播的必然性?第五，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什么在中國傳播過程中會出現(xiàn)多種偏差，如何理解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化的曲折探索歷程、以及這一歷程的意義?第六，國民黨在抗日戰(zhàn)爭中犧牲了許多高級將領，付出了較大的代價抵御日軍，為什么說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抗日戰(zhàn)爭的中流砥柱?第七，如何看待從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到“文化大革命”這一歷史階段中的問題，以及如何理解改革開放和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民族復興的必然選擇?

　　二、根據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邏輯主線，結合對學生有影響的當代思潮，設計具體的教學內容

　　辯證唯物史觀是學生理解歷史必然規(guī)律，理解“三個選擇”，理解當下社會的的鑰匙。針對傳統(tǒng)教學以“時間、地點、人物、事件、過程、意義、影響”為教學要素，學生對歷史的認識往往只是停留在對純粹的“過去發(fā)生的史實”的單純記憶而言，如何以辯證唯物史觀為橋梁來貫通歷史與現(xiàn)實，從而讓學生對歷史有真正的體悟，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才能切實體現(xiàn)本課程的教學效果。基于此，在教學活動中一方面需要用辯證唯物史觀清楚闡釋出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邏輯發(fā)展脈絡，同時需要用歷史的眼光評析當下的社會思潮尤其是對當代大學生有一定影響的社會思潮。譬如，從2010年以來在北非和西亞一些國家發(fā)生的、以推行西方“民主”、“自由”觀念的反政府“阿拉伯之春”運動，到2014年以來上述地區(qū)的極端勢力突出與反美浪潮此起彼伏的“阿拉伯之冬”;如果結合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西方文化通過不同的方式影響中國文化的變革與轉型，但其根本目的是以其價值觀、文化觀來改變中國歷史發(fā)展方向，在此基礎上再用辯證唯物史觀對史實與現(xiàn)實進行評述，就應該能會取得較好的教學效果。

　　三、運用辨證唯物史觀的教學方法與技巧

　　單純講道理、講理論，學生往往覺得枯燥，并不喜歡聽。這就需要教師在教學活動中根據學生的知識結構、具體的課堂氛圍，運用問題式、討論式、互動式、探究式等不同的教學方法駕馭與引導，正面立說與反面答疑相結合，最大限度調動學生融入教學活動中。其中，問題教學法是闡述辯證唯物史觀的主要的教學方法，這要求提的問題、提問題的方式、提問題的時機、氛圍等等都要根據不同學生、不同教學境況靈活運用;同時，在學生討論問題時，教師要善于把握時機與尺度，既讓學生積極主動參與討論，又要注意學生討論的問題是否言論過激或偏離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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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中國哲學史學科范式的歷史考察，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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