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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制度設計的領導權分析

[摘要]關于國際制度設計的理論分析中，有幾個具有政策參考價值的要點。第一，國際制度的設計需要有一個具有承擔相應成本意愿和能力的國家來發(fā)揮領導作用，引領和協(xié)調諸多國家之間的合作。第二，發(fā)揮領導作用的國家應認識到眾多參與者之間會出現(xiàn)策略分化，因而需要爭取追隨者，也需要允許搭便車者的參與，并在制度設計的不同環(huán)節(jié)靈活地調整策略。第三，應該注意具體分析領導權競爭的不同特征，充分利用參與者之間的策略分化，擴大在參與者中的支持，增強在領導權競爭中的主動權。 Piffle365.com

　�。ㄊ澜�(jīng)評論·北京）
　　一、問題的提出
　　
　�。玻埃埃改杲鹑谖C以來，世界經(jīng)濟一直振興乏力，既有的主要全球經(jīng)濟治理機制不僅難以有效地推動危機的化解，而且世界貿易組織（ＷＴＯ）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ＩＭＦ）還出現(xiàn)了機制優(yōu)化緩慢和規(guī)則更新滯后等問題。在不少學者看來，二戰(zhàn)后美國領導建立的國際政治經(jīng)濟制度，不僅面臨著新興國家崛起的沖擊，而且存在諸多內在的治理難題，出現(xiàn)了“治理失靈”問題。為此，美國政界和學界出現(xiàn)了重塑既有國際制度和規(guī)則的聲音。在實踐層面，美國試圖通過推動“超區(qū)域貿易協(xié)定（ｍｅｇａ?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來更新國際經(jīng)貿規(guī)則。
　　
　　與此同時，中國開始積極參與國際經(jīng)濟治理機制的改革，實現(xiàn)了從加入ＷＴＯ初期的“與國際規(guī)則接軌”到“統(tǒng)籌國際國內兩類規(guī)則”的重大理念轉變與創(chuàng)新。中國提出“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而是要做參與者、引領者”，并積極爭取全球經(jīng)濟治理“制度性權力”。在實踐層面，中國還逐漸調整了周邊外交政策，著重倡議并推動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經(jīng)濟合作機制。 Piffle365.com
　　
　　中美兩個大國在國際經(jīng)濟治理方面的上述倡議和行動具有某種競合關系，都共同指涉國際制度設計這一關鍵問題。具體而言，在這一革舊立新的制度設計過程中，決策者和公眾一般比較關心誰的倡議更有可能被采納，制度安排更符合誰的偏好以及誰更能影響制度的運作等問題。例如，在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建設過程中，出資份額的分配、機構總部的選址和機構主要管理人員的遴選等，往往成為公眾判斷哪個國家在新國際制度中更具影響力的關鍵指標。這些問題本質上反映的是制度設計的領導權（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問題。那么在國際制度設計過程中，領導權問題何以出現(xiàn)？又如何影響制度設計活動？
　　
　　本杰明科恩（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Ｊ．Ｃｏｈｅｎ）在對國際政治經(jīng)濟學（ＩＰＥ）發(fā)展史進行總結時認為，作為ＩＰＥ學科重要組成部分的國際制度研究有兩個關鍵難題，即供給難題（ｓｕｐｐｌｙｐｕｚｚｌｅ）和遵約難題（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ｐｕｚｚｌｅ）。供給難題就是指國際制度如何被創(chuàng)設出來。２０世紀７０８０年代美元危機、石油危機和爭取國際政治經(jīng)濟新秩序斗爭等此起彼伏，美國在戰(zhàn)后建立起來的主要國際政治經(jīng)濟制度受到嚴重沖擊。在此背景下，學科關注對象從具體的國際組織轉向抽象的國際機制。但是，受當時國際政治經(jīng)濟現(xiàn)實和理論爭論的影響，相關研究集中在國際制度的“有效性”問題上，其中以奧蘭揚（ＯｒａｎＲ．Ｙｏｕｎｇ）為代表的部分學者重點關注國際制度的創(chuàng)設問題。 Piffle365.com版權所有
　　
　　冷戰(zhàn)結束之后，世界范圍內出現(xiàn)了區(qū)域合作浪潮，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歐洲一體化的深化與東亞區(qū)域合作的啟動。不同議題領域與層次的區(qū)域性制度安排是區(qū)域合作的重要依托，而且政策和理論討論都無法回避領導權問題對區(qū)域合作制度建設的影響。例如，在歐洲區(qū)域合作中，法德兩國一直被視為推動一體化的領導核心。與歐洲的經(jīng)驗不同，在東亞區(qū)域合作的制度建設過程中，實力相對較弱的東盟至少在名義上發(fā)揮著領導作用。中國一直明確支持東盟在東亞區(qū)域合作中的領導角色，但相關大國之間的領導權競爭仍不可避免，并深刻地影響著東亞區(qū)域合作的走向。有研究認為，現(xiàn)階段東亞地區(qū)出現(xiàn)了“制度過剩”困境，一個主要原因即為大國對區(qū)域合作領導權的爭奪。東亞區(qū)域合作的相關各方對區(qū)域制度建設有著不同的偏好和利益訴求，各方都致力于推動建立符合自己偏好的區(qū)域制度，結果導致多種區(qū)域經(jīng)濟合作制度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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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全球和區(qū)域層面制度建設等豐富實踐活動的驅動，國際制度的理性設計研究興起，這是國際制度設計研究系統(tǒng)化、理論化的一個新起點，開啟了制度設計的不同研究方向。本文在既有理論研究的基礎上，集中關注制度設計中的領導權問題。通過總結相關研究，我們可將領導權影響國際制度設計的理論類研究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合作與制度設計需要領導權，二是領導權的不同類型對制度設計的影響，三是領導權在合作或制度設計中的作用方式。
　　
　�。ㄒ唬﹪H制度設計需要領導權的存在
　　
　　羅伯特基歐漢（ＲｏｂｅｒｔＯ．Ｋｅｏｈａｎｅ）在論證霸權與國際合作的關系時，認為不僅要理解霸權國家建立國際制度的動因，還要解釋其他國家在創(chuàng)建國際制度時為什么服從霸權國家的領導。他進一步指出，霸權國僅依靠物質力量優(yōu)勢難以建立有效的領導，還需要用自己偏好的規(guī)則來規(guī)范其他國家的行為。不過，基歐漢并沒有具體論述領導權問題以何種方式影響國際制度的產(chǎn)生，而是轉借“功能理論”，演繹出國家在合作中面臨信息難題，從而產(chǎn)生了對國際制度的需求。但是，正如批評者所指出的那樣，需求并不會自動產(chǎn)生供給，因為供給本身就是有待于解釋的集體行動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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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如此，基歐漢也認識到“需求說”不能充分解釋國際制度的創(chuàng)設。他承認，國家需要有動機和能力才會“投資”創(chuàng)建國際制度，其前提是承擔成本的國家預期可以從其所創(chuàng)建的制度中得到額外的收益。
　　
　　約翰伊肯伯里（Ｇ．ＪｏｈｎＩｋｅｎｂｅｒｒｙ）集中探討了國際制度創(chuàng)設中霸權國家的作用。他指出，美國在領導構建戰(zhàn)后世界秩序過程中，建立了涵蓋政治、安全和經(jīng)濟等領域的國際制度，這些制度安排至今仍是美國全球霸權的重要支柱。因此，他認為霸權國在制度設計方面發(fā)揮領導作用，決定制度安排的基本結構和形式。伊肯伯里將霸權國領導建立國際制度的過程稱為“制度交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ｒｇａｉｎ）”，他認為在體系性戰(zhàn)爭之后，霸權國為保證自己的權力地位，需要建立合法秩序以減少采取強制措施。他的邏輯是，強國希望降低其他國家的遵從成本，弱國希望降低安全成本，強國通過限制自身行為和提供穩(wěn)定的秩序，換取弱國對強國所主導國際制度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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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蘭揚也強調國際制度創(chuàng)設中不可缺少領導權，并從集體行動理論出發(fā)論證國際制度創(chuàng)設中領導權的作用。他認為，國際制度創(chuàng)設是自利行為體之間解決集體行動難題的“制度性議價（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ｂａｒｇａｉｎｉｎｇ）”過程，當存在有效的領導權（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時，該討價還價的過程更有可能達成一致。擁有領導權的行為體，通過設計合作方案與尋找利益共同點等方式發(fā)揮作用，而不是使用強制力，也不試圖單方面提供公共產(chǎn)品，其目的是創(chuàng)設對自己有利的制度安排，或者在制度創(chuàng)設過程中獲得聲譽與更多的回報�？傊瑠W蘭揚認為有效領導權的存在有助于解決討價還價中的不確定性等問題，有助于促使妥協(xié)方案的形成，從而使得制度創(chuàng)設更容易實現(xiàn)。
　　
　�。ǘ╊I導權的不同類型對制度設計的影響 本文來自派智庫
　　
　　在制度創(chuàng)設需要有效的領導權等研究基礎上，奧蘭揚將“制度性議價”過程中的領導權區(qū)分為結構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企業(yè)家型（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ｉａｌ）和智力型（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三類。在他看來，結構型領導通過將物質資源轉化為討價還價的手段來影響制度的創(chuàng)設；企業(yè)家型領導通過談判技巧促使國際制度在討價還價過程中形成；智力型領導則是通過提供知識和信息來塑造參與者在議價過程中的預期。他認為，領導權的存在是“制度性議價”能夠取得成果的前提條件，而且在制度創(chuàng)設過程中僅僅依靠任何一種類型的領導權都不充分，需要議價手段、談判技巧和知識創(chuàng)新等方面綜合起來發(fā)揮作用。
　　
　�。ㄈ╊I導權在國際合作或制度設計中的作用形式
　　
　　喬納斯陶伯格（ＪｏｎａｓＴａｌｌｂｅｒｇ）認為，在國家之間為達成合作而進行談判的過程中，存在議程失靈（ａｇｅｎｄａｆａｉｌｕｒｅ）、談判失效（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和代表性不足（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ｆａｉｌｕｒｅ）等難題。具體而言，議程失靈是指由于議程過度擁擠或議程易變導致談判難有進展。談判失效是指由于參與談判者的真實偏好被談判者采用的策略所隱藏或扭曲，導致各方難以辨識和找到潛在的能夠達成一致的方案，從而使談判相持不下，甚至陷于停頓。代表性不足是指一群密切聯(lián)系和依存的談判者，他們談判的結果不僅取決于集團內部的博弈，還會涉及與第三方的談判，這就需要集團中有愿意充當集團整體利益的代表。解決這些難題需要某個國家（個人）發(fā)揮領導作用，進行議程管理（ａｇｅｎｄ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過程協(xié)調（ｂｒｏｋｅｒａｇｅ）和代表整體利益（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促使談判達成最佳結果。 派智庫：政經(jīng)資訊專家
　　
　�。ㄋ模⿲扔醒芯康脑u價
　　
　　上述相關研究都表明，國際制度設計的實現(xiàn)需要領導權的存在。在此前提下，有的研究分析了行為體承擔領導權的成本收益，有的區(qū)分了領導權不同類型的作用，有的明確了領導權在促進國際合作中的作用方式等�？梢哉f，既有研究包括了領導權如何影響國際制度設計這一問題的主要方面，但也存在需要進一步明晰和深化之處。
　　
　　首先，在既有研究中，領導權的概念界定比較模糊。基歐漢和伊肯伯里都將“霸權”與“領導權”等同使用，沒有明確區(qū)分兩者之間的關系。實際上，霸權與領導權應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例如，一般認為東盟在東亞區(qū)域合作中發(fā)揮領導作用，但東盟并不是東亞區(qū)域的霸權。在奧蘭揚的研究中，他更多地將領導權視為解決集體行動難題的能力。因而，進一步研究領導權問題與國際制度設計的關系，需要明確領導權的本質、要素和類型。其次，對領導權問題在國際制度設計過程中何以出現(xiàn)這一關鍵問題，既有研究并沒有給出系統(tǒng)的解釋。領導權發(fā)揮作用的前提是必須存在追隨行為，即國際制度有效設計的必要條件是國家之間出現(xiàn)行為分化。既有的相關研究著重論述了領導權存在的重要性，說明了成功的國際制度設計需要領導權，但有需要并不意味著領導權就會自動形成。因而，進一步研究必須說明在制度設計過程中領導權得以出現(xiàn)的基本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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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對領導權在制度設計不同階段的作用區(qū)分，既有研究關注相對不足。在奧蘭揚的論述中，領導權類型不同實際上就是策略不同。喬納斯陶伯格從整體上論述了對領導權的需求和不同領導策略的作用。換言之，他們都將國際制度設計看作一個整體。但正如奧蘭揚自己所指出的，，國際制度設計是一個“討價還價”的集體行動過程，該過程存在不同的階段性機理，領導權的作用方式必然呈現(xiàn)差異。所以，后續(xù)的研究應將過程進一步細分，探討不同階段的領導權的主要影響方式。
　　
　　因此，本文將在界定領導權概念的基礎上，分析國際制度設計過程中領導權問題出現(xiàn)的原因，進而探討不同設計階段領導權的主要作用方式。筆者不試圖提出因果關系解釋或新的分析路徑，而是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就領導權問題對國際制度設計的影響，總結出比較系統(tǒng)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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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國際關系中領導權的概念
　　
　　不同理論視角對國際制度本質的認識不同。本文將先說明所采用的現(xiàn)實主義視角對國際制度本質與特征的認識，進而以此為前提，進一步推論和界定國際制度設計中領導權的本質、要素和類型。
　　
　　（一）權力政治視角中的國際制度
　　
　　對于國際制度的性質，學界一直存在爭論。歸納起來，大致有四種不同的觀點。第一，國際制度自主起作用，它可匯聚和促進成員的利益，影響國家的行為選擇。第二，國際制度是國家的工具，附屬于權力結構。第三，國際制度為中間變量，介于權力、利益與國家行為之間。第四，國際制度為一種社會環(huán)境因素，通過社會化機制改變國家的行為。關于國際制度設計，也有權力政治路徑、理性設計路徑和建構主義路徑。本文探討領導權與國際制度設計，屬于權力政治路徑。從權力政治角度看，國際制度有三個方面的內涵。首先，國際制度的核心是行為規(guī)則，其中關鍵部分為關于權利和義務的規(guī)則。國際制度不同于國際規(guī)范，后者是國家交往中適當行為的原則，一般具有持續(xù)性和普遍性。而國際制度是某一特定時期和議題領域的規(guī)則體系，隨國家需要的變化而調整。其次，國際制度是國家之間用以維持或促進合作，從而解決共同問題的一種手段。它能促進合作，但并不能確保國家之間的合作，有時候圍繞國際制度中權力和利益的分配，甚至會引發(fā)沖突。最后，國際制度是國家之間基于權力與利益互動均衡的結果。從這個角度看，現(xiàn)實主義者一般認為“國際制度主要服務于國家利益而非國際利益”，“強國以符合自己需要的方式利用制度”，“弱國很難以自己的方式建立為自身利益服務的制度”。例如，在貿易領域，ＷＴＯ貿易爭端機制雖然制定了嚴格的程序，但也不乏“遷就強權”的案例。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國際制度對強國也有一定的約束作用。 內容來自Piffle365.com
　　
　　根據(jù)現(xiàn)實主義對國際制度本質的理解，我們可以推論出國際制度具有功能性、分配性和非中性三種特征。第一，國際制度的功能性，即國際制度具有滿足國家某種需要的功能。這是國際制度本身的價值所在，也是國家愿意通過協(xié)調建立國際制度的主要原因。功能主義理論認為，國際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減少不確定性和促進合作。這與制度經(jīng)濟學中關于制度功能的看法相似，比如，道格拉斯諾思（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Ｃ．Ｎｏｒｔｈ）認為“制度通過為人們提供日常生活的規(guī)則來減少不確定性”，“制度通過其對交換與生產(chǎn)成本的影響來影響經(jīng)濟績效”。當然，一種國際制度能否發(fā)揮其應有的功能，主要取決于建立它的國家是否愿意支持和遵守該國際制度，而非取決于該制度本身有多么科學或精妙。
　　
　　第二，國際制度的分配性，是指國際制度影響參與國（甚至非成員國）的利益得失。在既定的國際制度下，成員之間權利和義務的分配、成本和收益的分配等都已經(jīng)體現(xiàn)在規(guī)則之中。分配性的另一層含義體現(xiàn)在制度成員與非制度成員之間，非制度成員無法享有制度成員擁有的便利或者益處。顯然，這種“分配性”以權力為基礎，而非僅依靠條文規(guī)定就可實現(xiàn)。 內容來自Piffle365.com
　　
　　第三，國際制度的非中性，是指制度對參與者的影響存在差異。由于參與者的利益訴求存在差異，實現(xiàn)目標的能力也不同，即便是“公平”的制度安排，實際上對成員獲益的影響也會不同。“在同一制度下不同的人或人群所獲得的往往是各異的東西，而那些已經(jīng)從既定制度中、或可能從未來的某種制度安排中獲益的個人或集團，無疑會竭力去維護或爭取之�！币虼耍耙�(guī)則不可能完全顧及每一方的利益。這也就是為什么每個國家在參與全球化過程中都力圖最大限度地影響國際經(jīng)濟規(guī)則制定的原因所在”。
　　
　　總之，國際關系中國家之間實力的差異和國際制度的分配性及非中性使得國際制度設計過程中充滿斗爭與妥協(xié)，而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政治經(jīng)濟制度都是國家之間權力和利益均衡的產(chǎn)物。
　　
　�。ǘ﹪H關系中領導權的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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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導”和“領導權”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國際關系的文獻討論之中，對它們的界定和認識也多種多樣。有些學者直接將領導權看作霸權的專利，或者將二者等同。也有些學者將“領導權”與“主導權”交替使用。這三個概念有相似之處，也存在差別。由于“領導權”是本文的核心概念之一，我們需要對其進行清晰界定，明確它的本質、要素和類型。
　　
　　查爾斯金德爾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Ｐ．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在與主導、支配（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相比較基礎上來界定“領導權”，他認為如果一方可以不考慮另一方的需求而武斷地控制另一方，那么就擁有主導權。不同于主導權，領導權是一國通過施加壓力或利益誘導從而獲取其他國家追隨的能力。羅伯特吉爾平（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出于理論構建需要將“領導”替換成“霸權（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實際上對二者沒有做仔細的區(qū)分。對此，戴維萊克（ＤａｖｉｄＡ．Ｌａｋｅ）認為“霸權穩(wěn)定論”不是一個單一的理論，而是由“領導理論”和“霸權理論”兩個部分組成。其中，“領導理論”的基礎是公共產(chǎn)品理論，關注的是如何維持國際秩序的穩(wěn)定和開放。對于萊克的這一分類，有學者指出“公共產(chǎn)品式國際領導權”只強調領導國家提供公益，暗示承擔國際領導的成本高昂，只有霸權國家才可以擔當。這必然忽視了領導權必備的組織技巧、管理功能和體系治理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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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學者基于二戰(zhàn)后作為霸權國家的美國在諸多國際制度創(chuàng)建過程中發(fā)揮領導作用的事實，將“領導權”和“霸權”這兩個概念交替使用。領導權直接或間接與霸權相聯(lián)系，但二者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現(xiàn)實中都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例如，有分析認為霸權是指“一個國家對其他國家具有壓倒性優(yōu)勢和影響”，更多地體現(xiàn)了客觀實力地位；而“領導權”則是引導和塑造集體行動的政治能力，更多地強調對集體行動的組織協(xié)調及共同目標的實現(xiàn)。雖然領導權要以一定的實力為基礎，但并不必然要求具備超強實力。如有學者認為德國在歐洲貨幣體系（ＥＭＳ）建立過程中，扮演的并不是霸權或主導權的角色，而是發(fā)揮引導、協(xié)調、塑造和承擔一定成本的領導角色。
　　
　　基歐漢也觀察到，解決世界政治中集體行動難題需要有國家發(fā)揮領導作用，以促進合作和全球問題的解決。領導國家通常通過建立多邊國際制度使其他國家分擔責任和成本。即便如此，在某一領域擁有領導權的國家仍將付出額外的成本，盡管它們傾向于回避這種負擔。特別是在民主國家，在沒有直接外部威脅的情況下，民眾通常不情愿為維持國際領導權而付費。且不論領導國家的政治制度與對外合作行為之間的關系，基歐漢至少指出了在國際事務的集體行動中領導權的一般性意義：第一，某一議題領域存在一個領導國家進行引導和協(xié)調有利于解決集體行動難題。第二，領導權一般針對國際多邊場合而言。第三，領導權是有成本的，即需要多付出，但他并沒有進一步論述相應的收益問題。 派智庫-Piffle365.com
　　
　　領導權的作用主要體現(xiàn)在集體事務之中。例如，唐世平發(fā)現(xiàn)，促進共同利益的制度建設領導權是國際領導權的一種表現(xiàn)。曹云華指出，在國際合作中領導權可以理解為“國際機制的制定者和維護者”，領導權是合作中參與國家選擇的結果。龐中英認為，“一個大國在國際制度中占據(jù)影響甚至支配地位，一旦提出、支持和推動某種動議，即擔當倡議者、支持者和推動者，就是發(fā)揮了領導作用”。因而，“國際領導就是對國際關系的組織、塑造和引導”。他的這種看法兼具結構性視角和行為視角，暗示大國的領導作用是能動的。
　　
　　領導權發(fā)揮作用的條件主要包括能力和意愿兩個方面，其中能力是必要條件，意愿是充分條件。威廉比安科（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Ｂｉａｎｃｏ）和羅伯特貝茨（ＲｏｂｅｒｔＨ．Ｂａｔｅｓ）認為，領導權的作用取決于其塑造互動環(huán)境的能力及為追隨者提供激勵的功能。伊肯伯里也認為，國際關系中領導權是“一國為了實現(xiàn)集體目標而使用自身權力資源組織協(xié)調（ｏｒｃｈｅｓｔｒａｔｅ）集體行動的能力”，其關鍵要素是權力（ｐｏｗｅｒ）和目的（ｐｕｒｐｏｓｅ）。在他看來，領導權只不過是對權力的更為高雅的描述，行使領導權既包括使其他國家做其不想做的事情，也包括直接或間接地塑造其他國家利益偏好與行為，使其他國家按照領導國家的需要界定其利益與政策目標。根據(jù)這種看法，這需要領導國家具有規(guī)劃設計關于適宜和有效政治秩序的能力。也有學者通過研究區(qū)域合作問題而發(fā)現(xiàn)，區(qū)域領導國家需具備一些重要的標準：有意愿并試圖成為區(qū)域合作的領導者、區(qū)域內其他國家的認可、將權力資源轉化為政治手段的能力，并且，區(qū)域領導國家應是區(qū)域安全的維護者和區(qū)域經(jīng)濟合作規(guī)則的制定者。 派智庫：政經(jīng)資訊專家
　　
　　對于領導權的類型，學界有一些不同的劃分方法。奧蘭揚將領導權分為結構型、企業(yè)家型和智力型；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ＪｏｓｅｐｈＳ．Ｎｙｅ）將領導權分為霸權領導、單邊主義領導和多邊主義領導；約翰伊肯伯里將領導權分為結構型領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制度型領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和情境型領導（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閻學通借鑒荀子的思想，將領導權的性質分為強權、霸權和王權。
　　
　　以上對領導權的類型劃分，實質是領導權的不同作用方式，雖然角度不同，但存在相似之處，大致可歸為物質實力型、組織技巧型和觀念塑造型三類。領導權概念的總結與辨析通過以上不同觀點，我們發(fā)現(xiàn)，多數(shù)學者認為國際關系中的領導權存在于引導、協(xié)調和塑造國際事務的集體行動的過程中，其作用方式包括強制、議程設置和觀念塑造，具體的策略有發(fā)起動議、指引目標、制定規(guī)則、設定議程、協(xié)調不同利益關系、承擔組織成本等。 派智庫：政經(jīng)資訊專家
　　
　　首先，國際關系中的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這一概念具有領導地位、領導能力、領導作用等不同的表述。其中，領導地位是國家間權力排序的體現(xiàn)，也可成為國家對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標；領導能力是領導作用的基礎，不同的領導能力具有不同的資源動員和資源轉換能力；領導作用是領導地位和領導能力的運用，處于領導地位的國家或機構通過不同形式實現(xiàn)對權力關系的調節(jié)。這三者在含義和指涉范圍上略有差異，體現(xiàn)了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的不同維度。在本文中，筆者將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主要理解成領導權，但在具體分析過程中根據(jù)需要也交替使用領導作用和領導能力。
　　
　　其次，從上述討論來看，一個國家取得和維持領導權應有三個基本要素：（１）有意愿在特定議題上發(fā)揮引導、協(xié)調和塑造的作用，并愿意承擔相應的成本；（２）具有一定的實力基礎，能夠承擔組織成本，吸引和帶動其他參與者；（３）有實際的行動策略，從而影響現(xiàn)實的權力與利益關系。換言之，即領導權的發(fā)揮需有意愿、有實力、有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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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領導權存在的前提是其他相關國家有意愿接受領導，沒有追隨就沒有領導，當然獲取支持的手段也比較多樣，可以是利益誘導、說服，也可以是威脅或強制。
　　
　　三、國際制度設計過程中領導權問題產(chǎn)生的邏輯
　　
　　設計國際制度或制定國際規(guī)則是國際社會比較普遍的現(xiàn)象，也是充滿斗爭和妥協(xié)的政治過程。奧蘭揚將國際制度形成的方式分為三類：自發(fā)式（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ｏｒ?ｄｅｒｓ）、談判式（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ｄｏｒｄｅｒｓ）和強加式（ｉｍｐｏｓｅｄｏｒｄｅｒｓ）。在國際關系實踐中，國家之間長期互動而形成并被廣泛接受的一些慣例性規(guī)則，是自發(fā)式的國際制度形成方式。與國家的政治或經(jīng)濟利益密切相關的國際制度一般經(jīng)由談判產(chǎn)生，如多邊貿易體制和聯(lián)合國海洋制度等。在實力嚴重不對稱時，強國將對自己有利的國際制度強加給相關國家，也是其維護自身利益的常見手段。如上文所述，在這些議價的過程中，領導與追隨的關系模式形成，是一項制度設計得以實現(xiàn)的關鍵。需要從邏輯上說明的問題是，領導與追隨的關系模式是如何形成的？領導權的存在如何保證制度設計的實現(xi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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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ㄒ唬﹪H制度設計過程中行為體的異質性與策略分化
　　
　　肯尼思華爾茲（ＫｅｎｎｅｔｈＮ．Ｗａｌｔｚ）對國際關系中一國發(fā)揮領導作用的機制和原因有著非常深刻的論述。他指出，在自助系統(tǒng)中，當大國均勢比較穩(wěn)定時，國家對相對收益的憂慮會減緩，擁有實力優(yōu)勢的國家能夠領導或促成集體行動，即便其他國家會因此獲得相對占優(yōu)的收益。全球問題需要多個國家共同合作解決，問題在于由誰來提供解決方式和承擔主要成本；如果沒有國家發(fā)揮領導作用并形成領導與追隨的合作關系，全球問題就難以解決。從這些論述可以推論，在無政府狀態(tài)的自助系統(tǒng)中，一國領導集體行動需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大國間形成穩(wěn)定的均勢，大國戰(zhàn)略關系比較穩(wěn)定；二是領導國擁有巨大的權力優(yōu)勢，即便其他國家從集體行動中獲得更多收益，也不會改變權力對比關系，也即該國的權力地位和安全不受損害�；鶜W漢也提到了霸權國愿意領導的動機問題，試圖從“愿意去領導和有能力去領導”的角度理解霸權，并提出應該探討在什么條件之下霸權國家會致力于規(guī)則和制度的建設以及其他國家為什么會服從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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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瑟奧爾森（ＭａｎｃｕｒＯｌｓｏｎ）的集體行動理論發(fā)現(xiàn)，克服難題的主要方法為縮小集團規(guī)模和提供獨立的選擇性激勵。就縮小集團規(guī)模而言，在國際制度設計中，采用“俱樂部模式”或者提高加入的條件是比較常見的選擇。至于選擇性激勵的途徑，奧爾森提出了“社會壓力”和“社會激勵”等方式。與奧爾森的觀點類似，瑪莎芬尼莫爾（ＭａｒｔｈａＦｉｎｎｅｍｏｒｅ）和凱瑟琳辛金克（ＫａｔｈｒｙｎＳｉｋｋｉｎｋ）認為在國際層面也存在“群體壓力”的現(xiàn)象。這種壓力的確會影響國家的行為，但是我們也需要意識到，無政府狀態(tài)下，只有這種壓力很難直接對國家行為產(chǎn)生實質影響。從歷史和現(xiàn)實看，在圍繞霸權國的不對稱合作中，霸權國家往往會提供選擇性激勵，這種策略因為有霸權國的權力為基礎而具有效果。
　　
　　也有一些經(jīng)濟學的研究采用博弈論等方法來論證領導者存在對于克服集體行動問題的必要性，并通過行為體之間異質性推導出行為體在互動過程中會出現(xiàn)策略的分化。異質性指互動過程中行為體的實力、偏好和知識等存在差異，行為體會根據(jù)各自情況和需求來選擇自己的策略，例如領導、追隨和搭便車等。其中，特定行為體基于實力和利益考慮主動發(fā)起、組織和協(xié)調行動，并愿意承擔額外的成本，使集體行動得以啟動。有學者認為，“只有參與者沒有組織者的集體行動永遠不可能實現(xiàn)”，因為領導權的存在對集體行動的啟動具有重要作用。有學者將領導權本身定義為“一種提供公益的能力”。當然，發(fā)揮領導作用需要付出額外的成本，但是擁有領導權也可以獲得額外的收益：一是集體結果達成之后，領導行為體可以享受由此帶來的好處；二是領導行為體可利用組織協(xié)調互動過程來引導集體結果偏向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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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以上不同的理論解讀，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由于實力和利益等因素的差異，在集體行動過程中行為體的策略選擇會出現(xiàn)分化，形成領導、追隨和搭便車等不同的選擇，而集體行動的啟動和維持需要有領導行為體的組織協(xié)調并承擔相應的成本。
　　
　　在國際制度設計的集體行動中，國家同樣具有異質性。由于議題特性、參與者議價能力與承擔成本能力的差異以及利益訴求等方面的差異，參與國之間也會出現(xiàn)策略分化。第一，特定議題對不同參與者的影響程度存在差異，不同參與者對特定議題的敏感度不同，達成一致的意愿不同，愿意妥協(xié)的程度也會不同。而且，即便在議題的影響相同的情況下，不同參與者的利益排序、對成本與收益的敏感性也會存在差異。第二，在制度設計過程中，參與者會面臨復雜的決策協(xié)調和議題設置問題，制度設計的成本需要由參與者承擔。同時，制度的運轉預期成本也需要由各成員依據(jù)共同接受的規(guī)則來分擔，而參與者之間承擔成本的意愿也存在差異。第三，參與者的權力和利益訴求存在差異，對互動環(huán)境和信息的掌握程度也不同。因而，在國際制度設計的集體行動過程中，參與國家的策略選擇會出現(xiàn)分化。 派智庫-Piffle365.com
　　
　　總之，根據(jù)上述國際關系和經(jīng)濟學的文獻研究，國際制度設計具有四個互相關聯(lián)的特點：國際制度對參與者具有功能性、分配性和非中性；國際制度設計是國家之間通過談判、妥協(xié)而達成合作的集體行動過程；制度設計的實現(xiàn)需要特定成員發(fā)揮領導作用，并承擔相應的成本；制度設計過程中異質性參與者會出現(xiàn)策略分化。
　　
　�。ǘ┎煌呗赃x擇的動因分析
　　
　　為進一步分析領導權問題何以影響國際制度設計，還需要說明參與者策略選擇的具體原因。據(jù)前所述，本文將參與者的不同策略選擇分為不參與、干擾、搭便車、追隨和領導等幾種類型，而其影響因素主要是能力（議價能力、承擔成本能力）和對制度安排的收益預期兩大類。
　　
　　不參與的原因比較復雜，可分為主動不參與和被動不參與。主動不參與可能是由于行為體不具有敏感性，比如某一預期創(chuàng)建的國際制度與其自身利益關聯(lián)度不高，或者預計該制度創(chuàng)建后對其影響較弱，也可能是由于內部利益集團的阻撓等。被動不參與指特定行為體被排除在某項國際制度設計活動之外，不被允許參與。特定行為體采取干擾策略的主要原因是其利益受到制度的創(chuàng)建和運行的消極影響，也可能是因為制度的設計沒有充分體現(xiàn)其利益需求，或者是因為在制度設計過程中沒有取得領導權而無法按照自己的意圖設計規(guī)則等。干擾的方式比較多，可以是在某項制度設計活動之外啟動其他的倡議以與之競爭，也可以是干擾既有制度設計的議程等。 派智庫：政經(jīng)資訊專家
　　
　　對于參與度比較高的搭便車和追隨，兩者的主要區(qū)別在于是否承擔成本。追隨是對制度設計中領導國的支持行為，一國采取追隨政策，可能是因為它想提升自己對制度設計的影響力，也可能是受到領導國的利誘或者強制。搭便車是指參與者不承擔制度設計的成本而獲得收益，與之相應，搭便車者在制度安排中獲得的影響力也會相對較低。
　　
　　對制度安排收益預期比較高，并且有較強議價和成本承擔能力的參與者，會選擇發(fā)揮領導作用。一定的物質實力基礎是參與國獲得領導權的關鍵，例如在國際貿易規(guī)則制定過程中，“每個國家都希望通過影響國際經(jīng)濟規(guī)則的制定而獲益”，但“一國對國際經(jīng)濟規(guī)則的影響力取決于該國能夠向世界提供多大的出口市場，一國進口規(guī)模越大，它對規(guī)則的影響力也就越大”。而且，其他國家會因為不遵守特定規(guī)則而付出較高的成本。當然，在國際關系中也存在實力相對較弱的一方利用大國競爭而獲得優(yōu)勢的事例。除了物質上的優(yōu)勢之外，對于想取得領導權的國家而言，軟實力資源也很重要。領導權是一種調節(jié)關系的權力，需要物質資源為基礎，也需要良好的國際聲譽和動員能力。在前面的論述中提到激勵措施是領導者獲取追隨者的關鍵，但如果激勵措施存在不確定性，就很難形成領導／追隨關系，而激勵措施的可信性受到領導國聲譽的影響。埃利諾奧斯特羅姆（ＥｌｉｎｏｒＯｓｔｒｏｍ）認為，在集體行動中，聲譽和信任、互惠存在相互正加強的關系，可以提高合作水平。閻學通的研究則進一步揭示，除了聲譽之外，國際吸引力和國際動員力也是一國獲取制度設計領導權的重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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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權力的使用必然需要相應的成本，當然也會帶來收益。一國采取領導制度設計過程的策略，雖然會付出一些額外成本，但按照自己的偏好塑造制度安排能帶來持續(xù)的長遠收益。例如，基歐漢指出一個國家建立自己發(fā)揮中心作用（ｐｌａｙｓａ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ｏｌｅ）的國際制度，是對權力資源的投資。這種“投資”需要領導國家對參與者多樣的策略選擇進行有效的協(xié)調，在此過程中承擔相應的額外成本，以換取額外的收益。
　　
　　（三）領導權對策略分化的協(xié)調
　　
　　國際制度設計過程中的策略分化是領導與追隨關系形成的基礎，也是領導權存在的前提。反過來說，領導權的存在則有助于克服策略分化帶來的問題，從而促使制度設計的順利實現(xiàn)。
　　
　　策略分化導致的問題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不同的策略選擇使得參與者對制度安排的需求趨于多樣化和復雜化，從而增加了協(xié)調一致的難度。第二，在制度的設計階段，需要有參與者承擔起組織談判的成本并放棄一部分利益，以便于妥協(xié)的達成，這些都是保證制度設計實現(xiàn)的必要成本。但是策略的分化使得參與者承擔成本意愿的差異擴大，增強了參與者回避成本的意愿，使成本的合理、有效分擔難以實現(xiàn)。第三，關于制度所帶來收益的分配，主要方式有按照權力分配、按照貢獻分配和按照需求分配。但是，策略分化使參與者之間預期收益差異度增強，也使參與者的成本承擔意愿與收益預期之間的匹配度降低，導致參與者之間難以就收益分配達成共識。而且，正如詹姆斯費倫（ＪａｍｅｓＤ．Ｆｅａｒｏｎ）的研究發(fā)現(xiàn)，參與者對制度安排的長遠收益期望越高，那么就越試圖使制度安排最符合自己的偏好，從而更難達成妥協(xié)。當然，參與者策略分化給制度設計增加的難度，還取決于策略分化的復雜程度和參與者的數(sh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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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策略分化帶來的以上問題，領導行為體的存在可以起到減緩或抑制的作用。首先，領導行為體可協(xié)調參與者多樣化的需求，尋求甚至塑造共識。其方式包括以利益交換或選擇性激勵的方式爭取追隨者，以利益讓渡的方式吸引搭便車者，以利益減損的方式抑制干擾者。其次，領導行為體可通過承擔成本的方式，保證制度設計的啟動和展開。其方式包括承擔制度設計活動的組織協(xié)調成本、主動進行利益讓步以促進妥協(xié)而付出的成本以及制度運作所需的成本。最后，領導行為體的存在可降低利益分配的沖突程度，在實力和成本分擔不均衡的情況下，按照實力和貢獻的原則進行利益分配，是一種易于接受的選擇，而且領導行為體有能力通過給予弱者特別優(yōu)待的方式來爭取支持。
　　
　　可以看出，領導行為體所需承擔的額外成本比較多樣，包括爭取追隨者的成本、吸引搭便車者的成本、抑制干擾者的成本、組織協(xié)調成本、利益單方妥協(xié)的成本、優(yōu)待弱實力參與者的成本等。那么領導行為體如何從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中收回“投資”呢？如前所述，擁有領導權的國家可以塑造國際制度安排從而使之更符合自己的利益需要。雖然發(fā)揮領導作用會付出成本，但按照自己的偏好塑造制度安排能帶來長遠的額外收益。領導行為體可以利用對制度運作的優(yōu)勢影響力，以多邊渠道拓展自己的國際影響力，并增強行動的合法性；可以將自己的理念和價值觀納入制度安排，從而增強國際話語權；可以選擇對自己有利的規(guī)則并使之多邊化，從而利用規(guī)則上的優(yōu)勢獲得額外乃至超額利益。 內容來自Piffle365.com
　　
　　以上對國際制度設計過程中的策略分化、領導權問題的出現(xiàn)以及領導權的存在對策略分化的協(xié)調等問題做了一般意義上的分析。但是，國際制度設計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在不同的階段領導權作用的方式和策略會有所變化。為了進一步說明領導權對國際制度設計的意義，下文探討制度設計的不同階段領導權所發(fā)揮的作用。
　　
　　四、領導權在國際制度設計過程中的作用
　　
　　對于制度設計的過程，有研究主觀博弈論的學者將達到博弈均衡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即“學習與博弈有關的知識和信息，建立包括博弈規(guī)則和博弈形式在內的博弈模型，進行博弈從而達到博弈均衡”。也有學者將制度形成的博弈過程分為表明意圖并宣布參與階段、圍繞組織的選擇進行談判階段和共同采取行動（提供成本）保證組織運行階段。而在“政策過程”分析視角方面，薛瀾和俞晗之將國際規(guī)則制定分為議程設置、政策內容制定和政策實施三個階段。 派智庫-Piffle365.com
　　
　　在眾多分析視角中，唐世平的“制度變遷的廣義理論”對社會制度的形成和變遷進行了一般意義上的歸納。該理論認為制度變遷分為五個階段：產(chǎn)生出關于特定制度安排的觀念，政治動員，爭奪規(guī)則制定權，創(chuàng)建規(guī)則，使規(guī)則合法、穩(wěn)定并進一步被復制。前四個階段為制度的形成過程，其中創(chuàng)建規(guī)則是制度形成的關鍵。在該理論視角中，制度設計權其實就是領導權的重要表現(xiàn)，爭奪制度設計權實質上就是爭奪制度設計過程的領導權。
　　
　　根據(jù)以上不同的分析視角，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制度設計的一般過程包括形成某種關于制度安排的觀念或認識，圍繞這種觀念或認識進行談判，從而確定制度安排的具體形式，最后采取措施保證制度能夠運行和穩(wěn)定，即“形成觀念設計制度制度化”這三個基本階段。以此類比，具體到國際制度設計領域，可將制度設計的一般過程歸納為形成動議（方案）、設計規(guī)則和運行安排三個基本環(huán)節(jié)。 本文來自派智庫
　　
　�。ㄒ唬┌l(fā)起動議階段
　　
　　形成動議是國際制度設計的最初階段，從歷史上看很多重要的國際制度都源于某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提出的動議，如“十四點計劃”、《大西洋憲章》、“懷特計劃”和“舒曼計劃”等。提出動議的目的是表達自己的政策主張或者關于某項議題的設想，以求獲得響應。為了獲得比較廣泛的響應，提出的國際制度建設構想和倡議一般具有原則性和靈活性，同時也盡可能照顧到多方的利益需求。
　　
　　在此階段，領導國家主要通過輿論動員和利益交換等方式凝聚共識，從而使自己提出的方案獲得響應、爭取參與者。提出倡議的方式在實踐中很靈活，可以是專家小組報告或政府提議，也可以是領導國單獨或聯(lián)合幾個國家提出。為了獲得響應，領導國需要主動承擔相應的組織成本，包括聯(lián)系與溝通、收集信息和起草方案等，還包括對其他潛在參與國進行利益引誘而進行的投入。當然，除了利益刺激之外，動議的吸引力和領導國的勸說技巧也很重要。無論是利益刺激還是觀念吸引，獲取支持的關鍵在于領導國提出的動議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潛在參與國的利益需要。當然，國際關系現(xiàn)實中也不乏大國憑借權力威脅和強制弱勢方接受自己提出的制度或規(guī)則。 內容來自Piffle365.com
　　
　　一個經(jīng)典的例子是，１９３２年英國在加拿大渥太華召開的帝國經(jīng)濟會議上確立了“帝國特惠制”，這嚴重阻礙了美國拓展海外市場。雖然美國通過１９３５年《美加互惠貿易條約》和１９３８年《美英互惠貿易條約》緩解了帝國特惠制帶來的壓力，但美國外交部門一直希望通過一項多邊貿易安排消除帝國特惠制帶來的貿易壁壘。二戰(zhàn)大幅削弱了英國的實力，因而在１９４１年羅斯福與丘吉爾的大西洋會晤中，美國國務院負責經(jīng)濟事務的薩姆納韋爾斯（ＳｕｍｎｅｒＷｅｌｌｓ）將此看作迫使英國在戰(zhàn)后貿易秩序安排上做出承諾的機會，堅持將“非歧視”加入《大西洋憲章》的第四條，作為安排戰(zhàn)后經(jīng)濟秩序的指導原則。丘吉爾認為“非歧視”指向《渥太華協(xié)定》，是英國所難以接受的。羅斯福認為關于戰(zhàn)后經(jīng)濟秩序安排的倡議應該突出原則性，并且為了與英國達成共識，他將“非歧視”修改為“在平等條件下”，這一靈活處理為丘吉爾所接受。但是在１９４１年至１９４２年的《美英互助協(xié)定》談判中，由于有求于美國，英國雖然很不情愿，仍被迫接受將“消除國際商業(yè)交往活動中一切形式的歧視政策，削減關稅和其他貿易壁壘”的原則納入?yún)f(xié)定的第七條。英國在第七條中的承諾，成為戰(zhàn)后美英建立多邊貿易體制談判的一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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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規(guī)則制定階段
　　
　　在某項動議獲得廣泛關注后，一些國家在發(fā)起國的組織下聚集起來，圍繞國際制度的安排進行談判，其中的核心規(guī)則為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原則。此階段為關鍵環(huán)節(jié)，國家之間斗爭比較激烈，能否成功進行制度設計取決于不同利益訴求的協(xié)調情況。在此階段，領導國家主要通過利益交換、爭取追隨和設置議程等方式，來使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符合自己的偏好。
　　
　　制度設計中的主要規(guī)則包括成員資格規(guī)定、決策程序設定、表決規(guī)則選擇、權利與義務分配，有些還包括危機應對方法和爭端解決程序。其中每一項規(guī)定都可能具有潛在的利益分配效應。在成員資格的規(guī)定方面，涉及是否給予創(chuàng)始成員國一定的特權，哪些國家有資格加入等問題。在決策方面，涉及由政府代表控制還是由專家團隊主導；如果由專家團隊主導日常決策，那么該如何遴選專家。在表決規(guī)則方面，主要問題是一國一票還是加權投票，是協(xié)商一致還是多數(shù)通過。加權投票多數(shù)通過對大國有利，比如美國在ＩＭＦ擁有實質性否決權。權利與義務分配方面涉及具體的政策協(xié)調，包括誰做出更多讓步和給予誰特殊優(yōu)待等問題。 Piffle365.com
　　
　　在該階段，領導權的發(fā)揮主要是通過利益交換與爭取追隨等方式獲得設置議程的權力，以控制規(guī)制的制定。議程設置主要是指在規(guī)則制定過程中關注哪些問題和不關注哪些問題，如何對關注問題的優(yōu)先程度進行排序。通過對議程的控制，領導國家可以使自己關切的問題被優(yōu)先關注和解決。例如，２００１年ＷＴＯ多哈部長會議宣言列舉的談判議題中，電子商務等并不是發(fā)展中國家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是“一攬子”談判規(guī)則使得這些發(fā)達國家關注的議題與發(fā)展中國家關注的議題相關聯(lián)。２００３年ＷＴＯ坎昆部長會議上，涉及國內規(guī)制問題的“新加坡議題”被納入優(yōu)先議程，發(fā)展中國家對此給予了強烈抵制。２０１１年全面啟動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xié)定（ＴＰＰ）談判中，美國主導談判進程，將“競爭中立”等自己偏好的規(guī)則納入議程。這項規(guī)則如果正式確立，將會限制中國國有企業(yè)在海外的商業(y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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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ㄈ┻\行安排階段
　　
　　國際制度設計一般要符合兩個原則：一是設計出來的制度安排能滿足需要，二是設計出來的制度能有效運轉。國家不會去參與設計一個對自己沒有用的國際制度，也不會參與設計一個無法有效運轉的制度，而且領導國家一般會采取措施保證自己對制度運作的影響力。一般情況下，國際制度除了核心的行為規(guī)則方面以外，都會設立特定的機構發(fā)揮監(jiān)督、協(xié)調、服務等作用，以保證國際制度的正常運行。如果是具有實體國際組織依托的制度，主要負責人的遴選以及運行所需費用的份額分配等就成為國際制度設計過程中必須解決的問題，也是領導國家施加影響或進行控制的關鍵方面。
　　
　　在制度運行上投入費用比例高的國家，根據(jù)不同的表決規(guī)則，能對決策過程和日常治理施加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因而資金份額分配往往成為大國較量的焦點。例如，２００３年中國提出“推動清邁倡議多邊化”的倡議，建議將清邁倡議下較為松散的雙邊貨幣互換機制整合為多邊資金救助機制，這一倡議得到了東南亞國家的支持。但是，在出資比例和與之相關的投票規(guī)則等敏感問題上，中日之間出現(xiàn)了分歧。中日的競爭使清邁倡議多邊化長期進展緩慢，直到２００８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才促使妥協(xié)達成。 Piffle365.com
　　
　　由于一項制度及其依托組織建立之后具有一定的自主性，管理人員直接影響著制度運轉的效率和風格，從而影響規(guī)則的實施情況。特別是專業(yè)技術領域的制度安排，技術專家及管理人員對日常治理擁有較高影響力，并在新的規(guī)則設計中發(fā)揮著重要作用。因而，占據(jù)核心職位更能直接地將本國意愿傳遞到多邊決策和治理層面，參與國家之間圍繞高級職位的競爭也更激烈。例如，在亞洲開發(fā)銀行中，日本占有最大的資金份額，長期占據(jù)行長職位，這導致亞洲開發(fā)銀行的投資項目在很大程度上服務于日本的國際政治利益。
　　
　　這三個基本環(huán)節(jié)從既有理論觀點中類比得出，也符合國際制度設計實踐的一般常識。當然存在例外情況，有些國際制度設計不存在形成動議環(huán)節(jié)；有些非正式的國際制度由于沒有常設機構，不存在需要成員國提供運行所需物質和人員支持的問題；對于諸邊協(xié)定（ｐｌｕｒ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成員國可選擇性加入，例如ＷＴＯ框架內的《民用航空器貿易協(xié)議》和《政府采購協(xié)議》就屬此種情形。當然，以上三個基本環(huán)節(jié)是針對單個國際制度的設計而言。由于國際社會中國際制度種類和數(shù)量日益增多，現(xiàn)實中出現(xiàn)了對不同制度之間關系進行設計的問題。在合作制度建設中，如何處理不同性質和不同成員參與的制度之間的關系尤為重要。針對這一問題，國際制度復雜性研究有著比較系統(tǒng)的論述。在國際制度密度比較高的情況下，分析領導權問題的影響時，不僅要分析它對單個國際制度設計的影響，還要考察它對不同制度之間關系設計的影響。例如，《柏林附加協(xié)議》是北約和歐盟共同安全與防務政策關系協(xié)調的基礎，美國對該協(xié)議的形成起了決定性作用。

本文來自派智庫

　　
　　五、結論
　　
　　自從國際制度理性設計研究興起之后，圍繞制度設計的研究開始向靈活性、議題范圍等規(guī)則層面、貿易和安全等議題領域細化，在國際層面的設計過程和國內層面的政治過程進行擴展。本文結合不同學科的分析視角，發(fā)現(xiàn)在集體行動中，異質性的參與者會發(fā)生策略分化。由于國際制度的特征和參與者之間實力和利益偏好的差異，國際制度設計過程中參與者也會出現(xiàn)領導、追隨和搭便車等策略分化，這一理論分析符合現(xiàn)實經(jīng)驗。
　　
　　在此基礎上，本文從權力政治路徑出發(fā)，結合國際制度設計研究中的集體行動與理性選擇等視角，進一步探討了領導權問題出現(xiàn)的理論邏輯，考察了領導權在不同制度設計環(huán)節(jié)的表現(xiàn)，初步發(fā)展了一個分析領導權問題影響國際制度設計的框架，從而有助于深化對國際制度設計過程的理解。從本文關于國際制度設計的理論分析中，可以推論出幾個具有政策參考價值的要點。 內容來自Piffle365.com
　　
　　第一，國際制度的設計需要有一個（或者多個）具有承擔相應成本意愿和能力的國家來發(fā)揮領導作用，引領和協(xié)調諸多國家之間的合作。
　　
　　第二，發(fā)揮領導作用的國家應認識到眾多參與者之間會出現(xiàn)策略分化，因而需要爭取追隨者，也需要允許搭便車者的參與，并在制度設計的不同環(huán)節(jié)靈活地調整策略。
　　
　　第三，國際制度設計中領導權競爭問題難以避免，雖然領導權的較量以實力為基礎，但也應該注意具體分析領導權競爭的不同特征，充分利用參與者之間的策略分化，擴大在參與者中的支持，增強在領導權競爭中的主動權。
　　
　�。玻埃埃改暌詠�，二十國集團的興起、金磚國家合作機制的發(fā)展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改革等，表明全球層面經(jīng)濟治理機制正處于重塑的過程之中，而區(qū)域層面的ＴＰＰ、跨大西洋貿易和投資伙伴關系協(xié)議（ＴＴＩＰ）以及區(qū)域全面經(jīng)濟伙伴關系（ＲＣＥＰ）等談判也日趨重要并引起人們關注。中國積極有為地倡議建立金磚國家開發(fā)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的合作機制，更成為世界關注的焦點話題。日益豐富的現(xiàn)實經(jīng)驗和實踐活動彰顯了國際制度設計相關理論研究的重要性，也為理論的發(fā)展提供了更為充足的素材和多元的視角。

派智庫：政經(jīng)資訊專家

（《世界經(jīng)濟與政治》，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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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關鍵詞：國際制度設計的領導權分析，由筆耕文化傳播整理發(fā)布。

本文編號：185107